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电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
李少白
在历史上，人们曾经把电影看作一种科学技术，一种娱乐形式，或一种产业，一种艺术，一种教育和宣传；在我，更乐于把它当作一种文化来读解。对当代影片，人们在观看它们的时候，或许还没有这种明显的“文化”感受，而一旦接触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早期电影，你的这种感觉就会油然而生。当观看了Ｌ·卢米埃尔、Ｇ·梅里爱、Ｅ·Ｓ·鲍特、Ｄ·Ｗ·格里菲斯、Ｃ·卓别林、Ｌ·布努艾尔、Ｊ·伊文思、Ｆ·Ｗ·茂瑙、Ｃ·Ｔ·德莱叶、Ｊ·爱浦斯坦、Ｇ·杜拉克、Ｃ·Ｍ·爱森斯坦、Ｂ·Ｎ·普多夫金、Ｖ·Ｄ·斯约史特洛姆等人的无声片的时候，从那里，我们不是可以吮吸到英、法、美、苏、德、荷兰、丹麦、西班牙、瑞典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社会文化气息以及它们在深层次里所蕴有的久远的历史文化积淀吗？尤其是那些纪录片，它们给予我们的人类文化感受就更为深切。
电影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我们尤其不能忘了它的文化价值。在世界文化中电影具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位置。我们无意把电影在文化中的位置抬得太高，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说它的活动影像保留性，就要比文字、图片形态的文献资料具有它特有的文化、历史、时代与个人眼光的真实。
电影是一种文化财富。它的这种性质和意义，在电影于１９世纪末以活动画片的形式被发明出来并在游乐场里以每次付一分钱就可以一个人观看１５００余厘米的这样的画片的时候，并不一定被人们看得出来。但经过１００年后的今天，它的这种文化意义就不难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了。
我赞同电影是一种世界性语言的说法。电影在本国本土的放映，可以说是一种人际来往，一种文化熏染；而对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电影放映来说，就是族际和国际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了。中国从电影上了解别国；别国也从电影上了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双向文化选择也就是世界文化形成过程中一种积极的促进力量。在这里，电影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回首一下电影发展史，我们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促进的足迹吗？史书记载，１８９５年电影发明之后，Ｌ·卢米埃尔曾派出他的几十名专业人员，走向五大洲的许多国家，放映他们的影片并拍摄新的影片素材。这一举动的文化意义也就是把法国文化送往世界各地，同时又把各地文化带回法国。电影于此成了文化沟通的介质和载体。１８９６年，电影来到中国；经过近十年的放映外国影片，到１９０５年，由戏曲短片《定军山》开始，中国终于有了自己摄制的影片。电影在中国落户，在起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电影沟通的结果。
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早期影片已经为数不多了，大约不足其出品总量的１／１０。然而，就从这仅存的少数影片中——从最早的《掷果缘》，到最晚的无声片《春蚕》、《神女》、《小玩意》等，我们不是同样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吗？
诚然，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包含着极不相同的成分，有进步也有落后，有精华也有糟粕。电影无疑也反映了这文化的多彩面貌。因此，我们有必要分辨其中有益无害或无益有害的部分，而加以取舍。同样，电影实践也应自觉地担负起把本族本国的优秀文化奉献于人类的崇高使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
既然电影也是属于文化的，那么，族际和国际的电影交流就应当是平等的互惠的文化交流；而必须抹去强加在它上面的那种民族的和国家的文化歧视和文化殖民的性质。
记得，数十年前，中国文化巨人鲁迅先生有感于他看电影的现实曾写过如下一段话：“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预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文明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世界正在迈向２１世纪，但愿鲁迅曾经感受过的这种看电影的现实，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不再发生，都能成为永远的过去。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美术作品一定要美
蔡若虹
我国历来称１０月为小阳春，１０月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丰收季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是在１０月１０日通过、１０月１４日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我读后顿觉精神振奋，颇有大地春回之感。我认为，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它好比一个滚滚向前的巨轮，势必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推进到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同时，与精神文明建设血肉相连的美术创作活动，也势必要随着这个巨轮一齐转动。基于这种认识，我一方面觉得阳春送暖，另方面又觉得形势逼人；动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我们应当行动起来；在行动之前，首先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对美术创作的现状作一比较全面的检阅，看看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制定一个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的目标，丢下包袱，轻装前进。
关于美术创作的优点，早已有人提出了四个大字：兴旺繁荣。根据是三多：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多，各种各样的美术展览会多，各种各样的画刊画册多；这些都有具体的事实作证。至于缺点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美术精品较少，不美的美术作品很多。
精品的增多，是可以在加强生活实践、加强艺术修养、加强技术磨练，并在反复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解决的。可是美不美的问题却各有各的看法，需要共同讨论：什么是美？美的特征是什么？不美的作品有哪些表现？它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的讨论必须结合具体作品具体情况来加以说明。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美的首要特征，是具有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魅力；从这一特征出发，美的形象总是耐看的，总是令人过目不忘的，总是令人心花怒放的。
在我们众多的美术作品中，能够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的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那些不吸引人、不感染人、不鼓舞人的作品。举几个例子，比如：那些在画面上堆满了斑斑点点的土圪塔的作品，能够吸引人一看再看吗？比如：那些单调的、无表情的、杂乱无章的作品，能够令人过目不忘吗？比如：那些不健康的、不真实的、畸形怪状的作品，能够令人心花怒放吗？使人惊讶的是，这种作品成为互相影响、互相模仿、在展览会和画册中经常出现的、流行一时的风尚。前几年，有人对我说：“你们美术作品的最大毛病是平庸、平庸、令人无动于衷的平庸！”这句话一针见血。我想，美术作品的平庸无非是来自生活感受的平庸、艺术见解的平庸和造型手段的平庸。平日不读书，不看报，不练习基本功，不出外写生，不向姊妹艺术借鉴，不接近劳动人民，不在生活中观察体验和发现题材，而以模仿别人的作品为能事。这种创作习惯，正是产生平庸作品的根源，是一条与精品隔绝的死胡同，必须坚决地与它告别，坚决地改换一条新路。事实证明，这条新路早已横在我们面前，是一条通向美的源泉、通向精品丰收的康庄大道，是一条早已有很多美术家走过而且取得了优异成果的康庄大道，这就是加强生活实践、加强艺术修养、加强技术锻炼，三者不可缺一，并且经常不断地实践的康庄大道。所谓生活实践，主要是指深入生活基层和劳动群众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熟悉他们的精神风貌，从这里发现美的源泉。所谓艺术修养，主要是指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经常向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等姊妹艺术借鉴，作为创造美的形象的参考。所谓技术锻炼，主要是指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把写生、速写、默写等等活动当作日常功课，目标是要达到，不但可以画出眼前出现的事物，而且能够把记忆中、想象中的事物默写出来。这一点我们古代的画家早已做到了，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到。以上所说的生活、艺术、技巧这三门功课如果都能经常不断地实践，那么，精品的丰收是指日可待的。
美的形象必定是健康的、正常的、非病态的。美的形象必定是真实的、可信的、非弄虚作假的。然而在我们的美术作品中，却经常出现一种不健康、不真实、病态十足的形象。
画人，总是歪脖子怪脸、总是五官不正、总是手脚僵化姿态呆板；画房屋什物，总是违背透视法则地东倒西歪；画花草树木，总是零零落落萎靡不振。这种病态十足的形象在过去的各类作品中都曾经出现过，特别在连环画中更不少见。这种形象的产生，本来是８０年代中期自由化浪潮带来的西方现代流派中的一些垃圾的影响，却被我国的专家冠以“变形”、“稚拙感”、“农民画作风”等等美名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些美名是否和形象的实质相符，很值得大家研究。在我看来，所谓“变形”，应当是对描写对象的特点的高度夸张；离开了特点的夸张，离开了真实的伪造，必然会把“变形”变为畸形。所谓“稚拙感”，本来是儿童自由画的本色，是技术童年的自然流露，不但无疵，而且可爱。然而“稚拙感”出自成人之手，却是一种人造的天真，只能给人一种不真实的矫揉造作的印象，既无美感，而且令人生厌。所谓“农民画”作风，那更是无稽之谈，农民画的表现手法是高度的浪漫主义，造型虽然简略，但基本上是真实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与病态的畸形怪状毫无共同之点，我们不能歪曲农民画的作风。必须指出，以病态为美、以不真实为美，是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中一种悲观的厌世的颓废思潮的集中表现，与我们的乐观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是不应当向他们看齐的。现在，当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地位的时候，必须坚决地和这种不文明不健康的作风告别，走一条健康的文明的新路。
美是多样的，有各种不同情调的美，美的多样来自生活情调的多样和思想感情的多样。
在过去年代的美术作品中，具有不同情调的作品是很多的；例如：《开国大典》的壮丽（董希文作），《血衣》的悲凉（王式廓作），《载歌行》的欢快（黄胄作），《枣园的灯光》的清新（古元作），关山月的山水画中的明朗、优雅和昂扬，李可染山水画中的雄浑、深沉与恬静……等等等等，都是具有不同的情调特色、能令人过目不忘的作品。所谓情调，我认为是生活现象的一种表情，就如同人有喜怒哀乐等等的表情一样。美术作品最忌讳的是一副毫无表情的冷面孔；所谓平庸，就是冷面孔的代名词。这一点，我们的青年美术家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
美是和谐的，美从对立的统一中求得和谐；这是指美术作品的形式来说的。例如，明与暗的对照，虚与实的对照，动与静的对照，冷与热的对照，疏与密的对照……等等等等，都是从矛盾中求得统一，从对立中求得谐和，就如同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一样。表现形式的胡拼乱凑与乱杂无章，就和乐曲中的噪音一样，是形式构成中的大忌。这一点，青年美术家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的。
美和丑是势不两立的，以丑代美，标志着艺术生命的灭亡。
我们必须看清，以丑代美的首创者在西方，是西方腐朽阶级的享乐主义的变种，是享乐主义走到山穷水尽以后拿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它的表现不但丑态毕露，而且荒诞不经；它的目的就是为不文明、不合理、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丑陋行为打开一条出路，它的标本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所谓行动艺术。在我国８０年代后期的中国美术馆里，不是也出现过那些“人孵鸡蛋”、“抛避孕套”、“向作品开枪”之类的丑态吗？它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我国完全不得人心，我不担心它会卷土重来。我担心的是那来自西方经常在电视中出现的动画片（卡通）的最新动态，它已经离开了早期的米老鼠、唐老鸭、白雪公主之类的那种基本上保持着真实和健康的造型，进入了不但丑恶而且凶残恐怖的末路。我在这里预先警告，这种丑术是千万不能模仿的。模仿是技术童年的必经之路，我不排斥模仿，但对模仿的对象必须有认真的选择。前几年，我们国产的动画片《三个和尚》，造型具有中国特色，寓意也很深刻，是动画片中的精品，也应该是青年作者们仿效的最好对象。目前，我们以美术为主的儿童读物和动画片，正处在万象更新的重要时刻，我提出一个口号：不模仿西方，走自己的道路，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型目标前进！
我们美术界有一种常见病，这就是颇为流行的“赶时髦”的毛病。而追赶的时髦对象，又往往是西方的洋垃圾，我们美术作品中曾经出现的那些病态的丑恶的现象，都是从洋垃圾那里带来的。时髦掩盖着丑恶，时髦埋伏着危机，以洋垃圾为追赶对象的赶时髦，事实上已经变成了赶时疫、赶灾难。对这一令人痛心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我希望把赶时髦改变为赶生活、赶艺术、赶精品就好了。我想，在２１世纪到来之际，不美的美术作品大大地减少，名副其实的美术作品在数量上占压倒多数，那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期待着这一新的局面到来。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人新作
执著于大地的抒写
——简评张继的小说
吴义勤
在近两年的文坛上，山东青年作家张继的创作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每一部作品都能保持相当的艺术水准和艺术分量。无论是中篇小说《黄坡秋景》、《乡选》、《流水情节》，还是短篇小说《村长的玉米》、《杀羊》、《村长与鱼》、《跑婚》，都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厚的思想蕴涵和独特的艺术品格而赢得了广泛的反响。一个年仅２９岁的农民作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是相当不易的。
张继小说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对当今农村生活和农民心态的出色把握和表现上。作为一个真正从农村最底层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张继有着几十年农村生活的丰富体验，他对他脚下的那一方土地和人民有着真切的同情和理解。他热爱生活，热爱养育他的土地，并总是从自己熟悉的鲁南大地上汲取创作的灵感。某种意义上，张继是一个真正靠生活写作的作家、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作家，他对生活的执著、对于土地的执著都赋予了他的小说坚实、厚重的特异品格，这种品格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张继有着敏锐的艺术触角，他笔下的“乡土”既有着原生态的生活真实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而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生活现实和农民精神状态的把握和准确表现可以说是贯穿张继全部小说的一个基本脉络。一方面，张继对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挖掘。《跑婚》在９０年代农村家族宗法传统干涉、扼杀青年男女爱情的荒诞图景中凸现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农民深层精神心理的滞后之间的触目矛盾。《杀羊》在村长为召集村人开会而不得不以喝羊汤相诱惑的喜剧性场面中，我们固然也能感受到作家对于形式主义作风的批判和讽刺，但占据小说中心的其实还是对农民的那种愚昧、朴实而狡猾的生存心理的透视。另一方面，张继小说的成功还在于他塑造了一批有时代特征和“新意”的农村基层干部——村长、乡长、书记等的典型形象。作家对这些人物的现实困境、心理矛盾和人格积淀进行了多层面的开掘和揭示，展示了他们在经济大潮和权力漩涡中的精神真实，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深刻性。更重要的是，张继的小说，从民间甚至农民的立场对纷纭的社会景象和人物的行为、心理现实进行观照，不拔高也不贬低。这有助于揭示人物心理的复杂性，使人物性格更为真实丰满。这也是张继朴实的小说形态总是具有某种深层的文化“意味”的一个原因。这方面，中篇小说《黄坡秋景》和《乡选》无疑是两篇优秀的代表作。前者在乡党委书记黄大发仕途受挫的特殊背景上展开，通过他在三秋大忙、救治病牛、计划生育现场会等事件中的务实而又机智的表演，生动展示了黄大发的个人欲望与责任良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巧妙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真实生活画面中把人物性格心理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凸现了出来。后者则以刘春明“乡选”前后与赵宏昌的斗智斗勇和种种尴尬、无奈为经纬把乡村经济改革阵痛中的干部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可以看出，张继对这些人物是相当熟悉的，他对他们生存心理的剖析无疑切进了我们时代文化心理的本质和核心。
其次，张继小说的价值还更主要的体现在他的朴实的写作姿态上。他朴素地写人物、朴素地写生活、朴素地讲故事，没有丝毫的故弄玄虚和“新潮”游戏色彩。张继的小说往往都有一个令人回味的故事，作家善于从很小的地方去开掘，常常把很小的东西写得很大、很丰满、很有戏剧性，甚至他小说的结构也都是采取了戏剧化的结构。同时，张继的小说又极有心理深度和心理色彩，但他的小说从来不进行抽象的心理分析和宣泄，即使写心理活动也都是充满了情节性和动作性，《村长的玉米》中平四想象村长跌到水塘里向他求助的心理细节就可以说是一出生动的心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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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文化兴业
——深航实施企业文化战略的启示
企业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的生命群体，严格的制度，科学、规范的管理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全部，只有同时培育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企业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人的潜能，使企业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发展。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建立以激励机制为主导、约束监督机制相配合的柔性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员工的潜能，使员工成为企业的真正主人，是深圳航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深航有着与国内其他航空公司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总经理到普通员工都是“没拿救生圈的志愿下海者”，公司从这一特点出发，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确立了“以人为本，同机共济”的立足点。几年来，深航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每个员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各种机制。
深航的领导层认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不是写到纸上便可以奏效的，它来自员工的内心深处，企业只有真正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他们才会与企业“同机共济”。深航采取的各种有效做法不仅为企业营造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同时也激励了员工与企业共命运的主人翁责任感。
注重对员工进行多种形式的培训也是深航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深航的员工队伍平均年龄只有２９岁，他们迫切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为此，公司将培训工作目标纳入企业发展纲要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开航一年半，全部航班任务都是由公司自己培养的机长、飞行员担任，机务、航务、乘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以人为本，同机共济”的企业文化建设为深航营造了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航航材管理电脑软件的开发，出自深航年纪不到３０岁的年轻工程师们之手，使美国波音公司的专家深为赞叹。
管理的现代化是企业文化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深航在建立之初就注意把企业文化建设渗透在整个管理过程中，不断推进管理方式的变革。开航后，深航在生产运营管理体系上，建立了生产指挥系统，实现了管理重心向生产作业现场下移的管理变革；在组织结构设计中，把飞行部、维修工程部作为企业的关键职能，重点突出以此为中心的内控机制。这种管理方式的变革，有效地保证了各项生产安全、高效、有序地进行。
在内部管理上，制定了严格的岗位目标责任制，并层层签订军令状，严格执行。在人事制度上，深航推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制定了《员工下岗、辞退、待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以岗位竞争激励和约束监督机制为主要方式的管理体系。深航还重视推进企业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进程，使企业基础管理逐步走上了科学、合理、规范的轨道。这种把企业精神、价值尺度、职业责任、职业道德、法制观念、自我荣誉等行为准则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范畴，使职工努力走到“自我约束、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管理目标中的做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深航公司成立之初，正是国内民航运输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之时。深航领导意识到首先要转变观念，在全体员工中努力培育“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使员工明白“深情一片，航程万里”不仅是深航的一句口号，同时也是深航对企业发展的一种定位。
这种经营观和价值观，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和规范作用，深航在空中服务上也树立了自己的特色。人们从空姐的微笑中，从她们点点滴滴细致周到的服务中，体味到深航人的文化内蕴。
（王友农刘传忠周清平）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马桥词典（长篇小说）
作者韩少功作家出版社出版
马桥是作家虚构的一个地方，是古楚国文人流放地，也是作者当年知青生活的劳动之地。
马桥人日常用语的汇总达１５０个词汇。作品以这些词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这些均与南方一个僻远的山村马桥有关，涉及马桥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民情。一个词条或为一段人物小传，或似一幅场景素描，或如一幕抒情小品，或是一段文化随笔，或干脆是一节词语考索。由此，作品深入到特定地域中的社会历史和人物故事中，描绘出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
作品没有常见的中心事件和人物贯穿始终，打破时间线性的结构。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对民间语汇中创造的文化内涵的探究是作者着意为之的。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作家对历史文化探寻的创作思路和理性感悟。
三年前，《世界文学》曾译介过塞尔维亚作家的《扎哈尔词典》。它是描写早已消亡的古扎哈尔王国的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新近出版的《马桥词典》是否借鉴和模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少功以民间语言的特有魅力的形式，进入马桥，复活了“文革”期间一个小小山村的人文记忆。（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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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黄传会反贫困题材报告文学”研讨会举行
海军作家黄传会近年来推出了《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忧患八千万》三部有关反贫困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近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在京联合举行“黄传会反贫困题材报告文学”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忧患意识，深入到我国二十一个省（区）的六十个贫困县采访，为失学少年的境况呼吁，为乡村教师的敬业精神讴歌，为中国人民的反贫困壮举呐喊。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鲜明的社会意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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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当前现实主义文学问题”讨论会召开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作家关注社会变革、贴近现实生活、揭示新的矛盾冲突，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新的活力。从年初以来，文坛陆续发表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出版了一些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概括时代和社会矛盾的优秀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学的推进成为一九九六年文坛的主流和新风景。为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作家出版社、《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于十一月十九日在京召开“当前现实主义文学问题”讨论会。
与会者认为，表现现实生活的变革，成为众多作家的不懈追求，在文坛逐渐形成一种阵势。对这股新的文学潮流如何界定，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意义以及存在的若干不足等，与会者就此进行了讨论。
近期已经引起文坛注意的谈歌、何申和关仁山等作家的作品《大厂》、《大厂续篇》、《穷人》、《折腾》、《九月还乡》、《破产》等，在会上再次成为谈论的话题。与会评论家们认为，刘醒龙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反映近十八年来农村变革的中篇小说，特别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威风凛凛》，以冷峻的笔墨，正视农村现实的变革和困难，描写了几个呼之欲出的当代农民和教师形象，在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脚步走得扎实。天津老作家王家斌的新作《百年海狼》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关注，认为这是一部近年来出现的难得的好作品，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作品的结构和不同海狼人物的塑造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成就。青海青年作家井石的长篇《麻尼台》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河湟地区的西部农村改革的画面，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主人公历尽艰险，甚至与代表了传统观念的父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小说把人物的纠葛与斑斓的河湟民俗风情、深厚的历史融为一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