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忠诚的人民公仆
——纪念胡锡奎同志百年诞辰
刘澜涛李葆华李运昌聂真
今年11月7日是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胡锡奎同志100周年诞辰。胡锡奎生于湖北孝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8年1月遭康生、“四人帮”逮捕入狱,1970年10月23日被迫害含恨逝世。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昭雪。
胡锡奎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忠诚奋斗的一生。他在国统区担任过中共北平、天津、唐山等城市地下党委书记;在解放区,担任过中共冀热辽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宣传部长、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长和热河省省委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被迫害前,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铮铮铁骨
胡锡奎同志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的,他在敌人的屠刀下表现出的英勇倔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1年他在北平被捕,直到1936年党组织营救出狱,共坐牢达五年半之久。被捕后,他受尽了折磨,经历了四次生死考验,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被捕初期,由于叛徒出卖,敌人掌握了确实证据,他只好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法庭上答辩。敌审判法官向他提出五个问题,他拒不回答。敌人气急败坏,把他打倒在地,他却轻蔑地抗议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审问我;我死都不怕,还怕你们打吗?”敌人无计可施,就给他钉上了重镣。他虽身处险境,仍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和形势教育。他宣传红军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宣传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这些,被叛徒向敌人告了密。胡锡奎被提审了。在法庭上,他咬紧牙关、矢口否认。敌人叫来叛徒当面对质,他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敌人喝令打他200军棍,霎时棍如雨下,他瘦小的身躯被打得阵阵抽搐,昏死过去,但始终一字不吐。敌人给他加钉了双镣双铐,架着他一拐一拐地回监,一路上他没有呻吟,此时此刻,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伤痛,而是怎样千方百计保护同志。
他曾四次经受生死考验。第一次是在敌人打他200军棍之后的9月间。敌人把胡锡奎等29名共产党员从狱中提出,集中到院子里,叫他们悔过自首。没人自首,就给每人挂上了死刑白布条,照了相,装上囚车,宣布开赴“天桥”(刑场)。他们个个没有惧色,没有眼泪,视死如归。汽车开出,敌人知道恐吓失败,转向开赴海陆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继续关押。
第二次是在1933年。敌人抛出了六个月审查一次的逼降花招。审查中,凡肯于自首的马上释放出狱;仍不自首反省的立即枪毙。第一次“审查”结束后,敌人挑出了胡锡奎等四人,说他们不仅不反省还在狱中“闹事”,宣布把他们押赴军法处枪毙。这次四人中有两人动摇了,自首出狱了。胡锡奎作好了慷慨就义的准备,还向另一位年轻的难友刘聚奎做思想工作,坚定了他的斗争意志。他们二人坚持斗争,敌人又失败了,毫无所获。只好又把他转押至草岚子监狱。
第三次是在草岚子监狱进行绝食斗争。1934年12月,狱中地下党支部为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决定发动绝食斗争。胡锡奎瘦弱多病,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毅然参加到绝食行列。几天之后,他全身浮肿,胃部阵阵痉挛,躺倒爬不起来,他仍咬牙坚持。到了第七天,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很弱了,生命垂危。但他不获胜利绝不复食的信念矢志不移。最后,斗争终于胜利了。敌人给许多重病号换上了三斤重的轻镣,改善了伙食,允许看指定的书报。
第四次生死考验是1935年。敌人派特务伪装成犯人打进监狱,窃取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的若干活动情报。据此,敌人列出了薄一波、刘澜涛、胡锡奎等12人的死刑名单,报国民党中央,准备处死,这些同志得知后,毫无惧色,从容召开了支部会议,作出了今后如何斗争的安排,大家准备从容就义。所幸为当时的时局所迫,宪兵三团仓惶撤走,而未及执行,这批同志才幸免于难。
说来遗憾,公开拿枪的敌人未能征服铁骨铮铮的胡锡奎,隐藏到革命阵营内的敌人却把胡锡奎置于死地了。
尽人皆知,“四人帮”这伙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谁敢于碰他们一碰,胡锡奎却“在太岁头上动土”。当造反派审问他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他严肃地反驳说:“我不是叛徒!”又问:“你不是谁是?”他义正词严地说:“王通才是叛徒!”王通者即陈伯达。情况报到了上边,“康办”立即下令,把胡锡奎同志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在狱中他受尽磨难,病入膏肓,含恨而去!
胡锡奎同志闯过了多次生死关,最后还是被“四人帮”整死了。他已长眠26年,但他的铮铮铁骨,将永垂青史。
忠诚公仆
胡锡奎同志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为人民而工作,堪称忠诚的人民公仆。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锡奎受党的委派,到冀东开展工作。先后担任京东和冀热边特委书记。
1938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晋察冀军区组织支队挺进冀东、热河,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以宋时轮、邓华为首的第四支队挺进冀东。为配合这一行动,胡锡奎和李运昌等深入农村和开滦矿区,组织农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开办游击训练班。先后组织了三次小规模游击战和开滦矿区三万五千人的大罢工。1938年夏、秋,胡锡奎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等共同组织领导了冀东20个县和开滦矿区20多万人的抗日大暴动。暴动以后组成的冀东抗日联军(李运昌任司令员、胡锡奎任政治部主任即政委),在挺进冀东的八路军配合下,攻占了平谷、蓟县、玉田、乐亭、卢龙、迁安等县及开滦矿区,摧毁了日寇汉奸在冀东建立的伪军和伪组织,攻占了车站,破坏了北宁线铁路。
这次抗日大暴动,直接配合了保卫武汉的正面抗战,鼓舞了敌后广大人民,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为创建冀热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冀东暴动的声势威胁平津、震撼华北,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党中央在知道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冀东抗日联军:“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
日寇投降后,胡锡奎奉命北上,担任新收复的热河省省委书记。那时承德市秩序很乱,我军、苏联红军、国民党支持的敌伪残余并存,夜晚市内还枪声不断。胡锡奎不理会个人安危,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只带一个警卫员就赶赴省委办公楼开始工作。人们既关心他的安全,也为他的无声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当时,热河各地国民党支持的伪军地主武装蜂起,残杀干部,砸我区政府,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入骨髓。胡锡奎曾多次深入基层,向群众调查座谈,群众十分高兴同这位省委书记“拉家常”,积极反映意见和要求。经过调研,他提出了大胆发动群众清算复仇运动,消灭日寇汉奸势力。运动开展了,群情激愤,汉奸特务国民党反动势力受到了应有的惩处。人民扬眉吐气,政权巩固了。毛泽东主席立即抓住这一成功经验,他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说:“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毛主席把胡锡奎创造的经验,作为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推广到了整个东北。
1949年初,全国即将解放,大批旧政权职员和许多知识分子不适应新中国的需要、新中国的建立,又亟需大批干部。为此,中央决定把华北局党校改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承担改造旧机关职员、培训新中国干部的责任。校长是刘澜涛,胡锡奎作为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在华北局领导下,亲自组织教学、思想改造各项工作。7月第一期1万多学员培训结束,他连续召开学员座谈会,广泛收集资料,研究分析经验教训,用了五个通宵,写出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经验》,经刘校长修改后上报给了中央。毛主席把这个报告批转到各中央局、省市,并批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1·2万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的学校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由于这一经验的批转,东北、华东、中南各地的人民革命大学相继建立,为新中国培训了大批干部。
应该说明,胡锡奎同志为人民革命需要而培训干部,是早已有之。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准备时期,他就亲自举办了抗日游击队的培训班,培训了很多领导骨干;1939年在晋察冀工作时,也曾亲自举办过短期培训班。都是他亲自编教材,并参与讲课。
更大规模地为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培训人才,还是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时期,历时13年,培养了本科、研究生、进修生5万多人。这些学员遍布神州大地,许多人成了地市以上的领导干部,也有的担任了中央和省市的主要领导。
胡锡奎同志时刻不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除了他亲自写文章、作报告外,勤于办刊物是他始终坚持的重要宣传手段。在办刊物中,他常常一篇一篇地审稿,从不马虎,这是领导干部很难做到的。
1926年,他在南京东南大学编辑出版了地下刊物《前进报》;1929年他在顺直省委创办了《北方红旗》;他被押于草岚子监狱时,还编辑了狱中的秘密刊物《红色十月》;1939年在北岳区党委负责主编了机关刊物《战线》,并兼任过《晋察冀日报》社长;1949年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虽然短暂,他还是创办了校刊《熔炉》,配合推动了学员的思想改造;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创办了《人民大学周报》,继而创办了《教学与研究》杂志,且每期亲自审稿。这个理论刊物,名扬国内外,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总结推广办学经验方面,曾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为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胡锡奎同志历来注意自己的学习提高。他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认真攻读马列主义,不但撰写文章,写文章又从来不叫“秘书代劳”。他年及花甲,依然早五六点起床读书,甚至还常常朗读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借以提高外文水平。
胡锡奎的一生是忘我工作的一生。人们很少见到他哪一天专门休息。他不休息,秘书和周围有关的同志,常常在非公时间被叫去交待工作。开始人们觉得不习惯,时间长了,看到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也就受到了无声的教育。
胡锡奎不愧是忠诚的人民公仆。
党员楷模
胡锡奎同志执行党的决议从不打折扣,不论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以至在敌人监狱中,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几十年中,工作职位、工作地区不时变动,升也好,降也好,他从无怨言。在人民大学工作时,北京市许多领导干部曾是他的部下,但他同样尊重,表现了坚强的组织观念。
他在工作中,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十年动乱中,当造反派对吴玉章校长恣意攻击时,他立即承担过来说:“吴老年纪大了,我是学校的实际领导者,有问题应由我承担。”当造反派攻击下面干部时,他又说:“我是领导,他们是执行者,有问题我负责。”在当时那种万分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的头上,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对于他这种老党员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就连对他有意见的人,也不能不佩服。
胡锡奎同志生活上从来都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在白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自己,外出长衫礼帽,化装成有身份的人,背地里却啃窝窝头;在解放区,外出工作时和别人一样吃“号饭”。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时,分局党委决定取消小灶,一律吃大灶,还不准抽纸烟等等。他们几位身体病弱的老领导也吃粗粮、少菜、无肉的大灶。管理员看着心里实在难过,跑到伙房给炒了几个鸡蛋,结果是挨了一顿批评。
他在处理公私问题上是不贪不占,公私分明。解放初,还实行供给制。大学总务部门给了秘书一点钱,作为胡锡奎同志必要时买点东西开支用。秘书如实报告,他严肃指示,不准用一文学校公款。60年代,他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去南方视察,一路上有的地方机关送礼,他都直言拒绝。
胡锡奎同志很爱自己的子女,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大女儿胡昌明早年参加共产党,大儿子1938年在延安遭敌机轰炸牺牲。三个小女儿和二儿子一直在他身边。孩子小时上学,虽路途遥远,他也不准用汽车接送,让他们自己去坐公共汽车。他最后一次教育子女是在他“被揪斗”之后。他偷偷对儿子说:“我搞了几十年革命,一不是黑帮,二不是叛徒,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清的。”“你们不能因此而怀疑党,你们要坚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相信真理,不符合事实的东西终究会纠正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铮铮铁骨百折不挠
——深切怀念范忠祥将军
廖汉生杨秀山
范忠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光阴易逝,三年多的光阴洗刷了许多记忆,但忠祥同志那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一)
范忠祥同志1911年7月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目睹着旧中国的黑暗,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欺凌与压迫,他从小便立志改革。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1927年,他刚刚16岁时就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5月,已担任洪湖苏区乡赤卫队队长的范忠祥同志带领六十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多次负伤,三次重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3年初,在湖南省龙山县茨岩塘一次战斗中,范忠祥同志负了重伤,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每天还要行军打仗,重伤员一般都是给两块银元,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就有可能找不到队伍而离开革命。当组织上要安置他时,范忠祥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要银元,我要革命!就是爬,也要跟着队伍。”一连三个多月,部队每天行军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他拄着棍子,硬是咬着牙跟着部队行动。他的伤口化脓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他就把蛆洗掉继续走。因伤重走得慢,每天行军都要掉队,等他赶到宿营地时,其他同志早就休息了,而他还要挤掉伤口上的脓血水,找人帮助换药,往往休息不了多久部队就又要出发了。他的左肩上的残疾,就是这次战斗落下来的。建国后被评为二级甲等残废。范忠祥同志的这种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在红军部队中传为佳话。杨秀山同志和熟悉他的战友每提起他这段经历时,都佩服地说:“忠祥同志忠于党的事业,是个硬骨头。”
长征前夕,已担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的范忠祥同志,在招头寨战斗中被敌人弹片击中肺部,生命垂危。为了抢救他,军团卫生部的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有三四块小弹片无法从肺中取出。这些弹片伴随着他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60年的戎马生涯,直到他逝世火化后才留给了后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遗产,然而生前却多次向家人交代:“我走后要取出肺中的弹片,让孩子们永远不忘过去的艰苦岁月。”这些弹片,不仅是对子女们的教育,而且也是对后代进行老红军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
(二)
范忠祥同志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前只上过两年私塾。但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却非常重视学习,并逐步养成了勤奋求知、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从而很快从一名基层干部成长为我军的高级将领。
1934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之前,针对急需培养大批干部的情况,贺龙、关向应同志决定举办干部大队,先后挑选数十名骨干进行训练。当时,他被选调到了干部大队。在一面学习、一面行军作战、做群众工作的紧张日子里,他努力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虚心向教员和周围的同志请教,因而进步特别快,学习还未毕业就被提升为红九师宣传队队长。在担任宣传队长期间,他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带领大家以口头宣传、出布告、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为创建黔东苏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多次受到师和军团领导的表扬。
抗日战争时期,范忠祥同志先后担任一二○师特务团政委、晋绥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八分区副司令员。在部队深入敌后,战斗十分频繁,方方面面的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也从未放松过自己的学习。那时,部队的学习材料很少,但凡是能找到的对部队建设有参考作用的书或材料,他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他随身携带的一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不知看了多少遍,书上画满了道道杠杠。他当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每逢战斗间隙,都把团、营干部集中起来讲政治课,讲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部队建设之中。
全国解放后,范忠祥同志于1950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四基地司令员,1955年4月调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以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为了尽快熟悉和掌握炮兵技术,凭着不到初小毕业的文化基础,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居然学完了小学、初中和部分高中的数学课程,很快变成内行。在一次炮兵群射击演习中,他的指挥受到了在场的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
范忠祥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他襟怀坦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时时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是贺龙同志的老部下而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被诬陷为“二月兵变分子”,遭非法关押达五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决抵制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当审查人员实行“车轮战”,软硬兼施地逼他揭发所谓贺龙、许光达同志的问题时,他大义凛然的表示,我是跟着贺龙出来闹革命的,你们说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所以也不能随便讲。为此,他被扣上“贺龙死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备受摧残。
1975年恢复工作后,由军队炮兵司令员改任政治委员。有的同志担心他担任正军职已二十多年,“文革”中受到影响,对工作安排可能不满意,提出向军委反映一下。他听后坦然地表示,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战争年代与我一起出来的战友已经剩下不多了,想想他们,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他不顾年迈体弱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建设中去了。
范忠祥同志建国后一直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但他从不搞特殊化,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生活简朴,粗茶淡饭,下部队检查工作时经常同连队战士一道就餐,到机关吃饭也都是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凡超标准招待的不仅不吃,而且还会批评人家。他身上的毛衣和内衣一穿就是十多年,补了又补。他用的家具大多还是公家50年代配发的,几十年一贯制,以至于沙发的弹簧都坏了,坐下去硌人。机关管理部门的同志几次想给他换一下,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范忠祥同志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一向很严。他经常教育孩子们遇事要依靠组织,不要依赖父母,要向工农子弟看齐,多为党和人民作贡献。他教育子女的做法和经验,早在60年代就被北京军区《战友报》向全军区推广过。他从不为自己的子女和家属拉关系,走后门,搞特殊。1975年他重新恢复工作时,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当兵或工作,当组织上主动出面要帮他调回一个子女照顾他时,竟多次被他堵了回去。在他的六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靠忠祥同志的“关照”成长的。对待家人是这样,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他要求工作人员不准以他的名义谋私,也不准搞任何形式的特殊照顾。
范忠祥同志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崇高品质和道德风范将给人留下永久的思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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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红军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马文瑞贺晋年王世泰吴岱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年了。经过漫长艰难的努力,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西北,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空前壮举。
各路红军的长征是分头进行的,又是互相协同,互相支援的。西北红军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今天,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西北红军迎接各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前后后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初期,党在陕西、甘肃积极开展军事活动,与南方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1927年10月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我党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接着又先后组织发动了渭华、旬邑、耀县等大小几十次武装起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初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底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继而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此时,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蓬勃开展起来。1932年秋,建立了延川游击队,1933年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此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十多支游击支队,开辟了大批红色村庄和游击区,后来发展成为陕北根据地。1935年1月,陕北游击队联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此期间,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北根据地建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西北革命根据地。
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国民党陕甘当局动用数万军队,对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陕甘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分别指挥下,经过数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谢子长同志在指挥河口战斗时负伤,后伤情恶化壮烈牺牲。
1935年2月,正值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艰难行进在长征途中时,蒋介石纠集陕、甘、宁、晋等省6个师,加上地方反动民团计10万之众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的“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经历十余次激烈战斗,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3000余人,解放了安定、延长等6座县城。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联成一片,根据地外围的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红军主力由2000余人扩充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由1500余人扩大到4000余人。根据地面积包括游击区达到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便不惜血本再次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达15万之众,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大规模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面对15倍于我的敌人,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集中主力部队,于1935年8月,在吴堡慕家塬和绥德地区痛击西渡黄河的阎锡山部,消灭敌军2000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初战告捷。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牵制了大批敌军,客观上策应了红军的长征。
1935年9月,西北红军迎来了先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同西北红军会师后,在陕北永坪镇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建立后,由徐海东、刘志丹指挥于同年10月1日至12日先后在劳山、榆林桥发动两次重大战役,给前来“围剿”的张学良部以沉重打击,击毙其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俘一○七师团长高福源,毙俘敌7000人。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敌人电文中有“共匪中央及匪军主力已到甘肃通渭地区,有进入陕北之迹象”的消息,红十五军团立即确定部队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重视,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党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1933年左右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党组织、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主席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号召大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并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主席、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北的情况。10月19日,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后改为吴旗)镇。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各路红军胜利会师
此时,中央红军仅剩8000余人。红二十五军约3400人。西北红军连同地方游击队近万人。三支红军的会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11月6日中央决定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团结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主席评价说:“直罗镇一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党中央于1935年12月以后,陆续将原西北根据地内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和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1936年,中央和红军总部先后组织东征和西征战役,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在东征战役中,刘志丹指挥部队在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壮烈牺牲。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1935年10月初,正当西北根据地军民反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刻,王明“左”倾路线波及西北根据地。在很短时间内,刘志丹、习仲勋等数十名党政军负责人先后被捕,一些干部惨遭杀害。红军和根据地处在十分危机的境地。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到达吴旗,得知此情况后,及时派人制止这场灾难。西北军民欢天喜地,民歌唱出万众心声:“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中央红军初到吴旗时,陕北的气候已经很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单衣,急需粮食和各种给养,也需要补充兵员。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节衣缩食,掀起为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解决给养和兵员问题的热潮。仅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完成军粮970余担,赤源一县筹措军费1600块银元。千千万万的妇女夜以继日缝衣做鞋袜,解决了部队过冬被服问题。仅延川一县,就提供军服3000套。数以万计的男青年积极踊跃参军。那热烈的境况,正像陕北民歌唱的“一道道的山来、一道道的川,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千家万户把门儿开,快把咱们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西北军民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从此,中国革命以西北根据地为依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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