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生死不渝爱国情
——追记旅德艺术家周仲铮女士
刘华新
当我第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仲铮的时候，斯人已逝。我只在追悼会上见到她慈祥、宁静的笑。这是她遗像的安宁、满意的笑。她的确可以安静地去了——根据她的遗嘱，她的画和她收藏的上千件画作及手稿，将全部献给她心心念念的祖国。她的确可以放心地去了——她的遗体将安葬在她拳拳服膺的祖国。
周仲铮，这位享誉德国的华人作家、画家，今年８月３１日仙逝德国波恩，享年８８岁。她本是名门之后，祖父周馥曾官至山东巡抚、两广和两江总督。在她１５岁那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求学自由，离家出走。当时，她在《新民意报》上写诗作文，与父母公开辩论，终于和双亲达成三点协议，争得上天津北洋女师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她结识了邓颖超、许广平等人，成了女权运动中活跃的一员。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周仲铮事件”。１９２７年，她负笈留法，后来成为巴黎政治大学毕业的第一名中国女子。她还获得过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任助教。１９４０年，她来到德国，从事文学创作并担任柏林华侨学校校长。５０年代入汉堡艺术学院、斯图加特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生前为德国作家协会和画家协会会员、波恩市荣誉市民。
周仲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艺术家。１９５７年，她以自己早年经历为素材，用德文创作了一本小说《小舟》，轰动德国，成为当年最佳青年读物。小说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最后又被译成中文。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的第一个海外华人作家文库就是周仲铮文库。她的画作曾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多次展出，并先后在科隆、巴黎和罗马获得过金奖和银奖。
她远居异域，但爱国之心愈烈。抗战时期，她在荷兰作演讲，募捐医药，援助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又向德国各界作过数百场报告，介绍中国文化及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她的演讲实事求是，而且文化味浓厚，极受欢迎和推崇。她在１９８４年一篇回忆文章中说：“３３年来，我在西德讲演约３００余次。除了一次在一个小地方讲‘中国妇女今与昔’，第二天报上登文说我是红色宣传员外，其余的所得评论都极佳。”这３３年的报告共９００页，其复制品都寄到北京图书馆收藏。她始终爱国，但１９７２年前，中国与当时的西德尚无邦交，周仲铮虽有一定的名气和地位，仍觉得自己“像个游丝，毫无着落”。因此当中国大使馆在西德建立之后，她是最早赶去祝贺的知名华侨之一。她还以波恩国际妇女会会员的身份，一次即联络各国驻德外交官夫人和妇女界人士９９人，参观中国使馆新馆舍。她成了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国使馆的帮助下，周仲铮先后四次回国探亲。１９８８年秋第四次探亲时，邓颖超同志两次接见了她。第一次，她没有带丈夫、德国汉学家克本同去，以为邓大姐工作忙，邀她丈夫同见是一种客气。没想到邓大姐说：你先生赠了北京图书馆许多对我们国家有益的珍贵图书，他是中国的女婿，我是想认识他的。过后不久，邓大姐在中南海西花厅又一次接见了她们夫妇。这两次见面，成了周仲铮终生难忘的记忆。她悼念邓大姐的长篇文章《一封递不到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感情。
周仲铮夫妇赠给中国数家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作品及收藏品超过万件。她说，她唯一能为国效力的是赠送精神食粮。以北京艺术博物馆为例，接受周仲铮所赠手绘瓷盘及绘画艺术品达８２件，她丈夫克本所赠兔、猫等工艺品１３８１件，均作为永久性收藏。周仲铮一次向天津艺术博物馆赠画近３００幅。据北图蔡锡明同志撰文回忆，十几年间，周仲铮夫妇向北图赠送了大量西文图书，每年平均约５００种。赠书中不仅有她本人著作，还有历史、文学、艺术、国际关系等不同科目的图书；既有价格昂贵的多卷百科，也有两位老人亲手一页页复制的绝版书。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德国，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常常是拿出一个月退休金的一半去购书、复印书、寄书。
“我是一片落叶，落叶在寻找自己的树。”周仲铮生前的一首德文诗《落叶》这样说。周仲铮的丈夫克本先生两年前去世后已葬于北京，周仲铮也早在数年前就办好了回国安葬的手续。她将回归故土，连同她的作品和收藏品，连同她生死不渝的爱国情。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第七十一颗地雷和画笔
——记俄罗斯著名油画家普吉村·列昂尼特
秋石
这是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秋高气爽，蔚蓝色的苍穹下，在江苏昆山的千年古镇周庄，一位满头银发的异国老人用失去双手的臂肘夹着一支画笔，在一个窄窄的刚能容得下一个人站立的夹弄河埠头上，自如地、全神贯注地、一笔一笔在画布上描绘着那令成千上万中外游客流连忘返的东方神韵……
用臂肘夹笔绘画的老人名叫普吉村·列昂尼特，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著名油画家。金秋十月，他应江苏“东方画廊”之邀前来参加“俄罗斯著名油画家作品展览”。抵达南京不久，与其他４位同时代的俄罗斯油画家一起，又被好客的水乡人邀请前来参加周庄写生节活动。
普吉村·列昂尼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被人们誉为“画坛的保尔·柯察金”。
１９４４年，在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法西斯侵略军全面溃退。在位于列宁格勒近郊一个名叫普斯科夫的地方，当时还是１５岁中学生的普吉村·列昂尼特积极投入了排除德军地雷的斗争。接连数天，他先后排除了７０颗地雷，当排到第７１颗地雷时，地雷突然爆炸，他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他永远失去了双手……
“在失去双手的最初日子里，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感到一切全完了……”回顾往昔，普吉村·列昂尼特极为坦率地向笔者道出了当时的悲观心理。“后来，我读到了著名作家波列伏依写的中篇小说《一个真正人的功勋》，讲述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一位失去双腿的飞行员以非凡的毅力重上蓝天驾驶战鹰抗击法西斯入侵者的故事。当然，还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它给了我生存下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于是，我努力地投入了我自小喜欢的绘画艺术。当然，一开始，困难是很多很大的，我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又怎么能将一支画笔运用自如呢？然而，我以无腿飞行员和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几年后，我终于获得了成功。”
１９５１年，普吉村·列昂尼特修完了全部中学课程，以出色的美术成绩如愿以偿地被推荐入列宁格勒美术专业学校。５年后，这位无手画家再度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考入了令人向往的全苏最高美术学府——列宾绘画雕刻建筑美术学院绘画系，并且成为著名教授涅普林柴夫斯基画室的学员，学习深造了６年。
“我每画一张画，都要写上‘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的字样。我始终记得奥斯特洛夫斯基讲的这句话：当你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你应当学会活下去！”
从１９６４年起，普吉村·列昂尼特的作品开始参加全苏、全俄美术作品展览，并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作品也频频为原苏联各地博物馆收藏，法国、日本、美国、芬兰等十余个国家都介绍了这位无手画家的动人事迹，并收藏其作品。他的油画既有着严谨的造型和色彩，又处处体现出宽厚、生动和重表现的现代风格。
长期的磨练培育了普吉村·列昂尼特不惧艰难的精神和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
他成功的背后还有亲人给予的信任、鼓励和力量。
提及妻子，年近古稀的普吉村·列昂尼特的脸上充满幸福、感激和深深的爱。
他与捷娜·伊凡罗芙娜相识在列宁格勒郊外的一片原始森林里，那一年，中级师范学校毕业、任乡村幼儿教师的捷娜·伊凡罗芙娜刚满２０岁。尽管捷娜·伊凡罗芙娜的寡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决反对他俩的结合，但是从俩人认识的那一天起，捷娜·伊凡罗芙娜就是那样坚定、真挚地爱着他。
结婚３７年来，他和妻子一直相亲相爱，生活非常美满。他和捷娜·伊凡罗芙娜生了一个儿子，现年３２岁的柯西嘉子承父业，是列宾绘画雕刻建筑美术学院油画系的研究生，今年５月才毕业。
普吉村·列昂尼特创作风格严谨，在他创作的５００余幅油画中，表现最多的主题乃是他的当森林管理员的父亲和农庄庄员的母亲，许多博物馆收藏了他以双亲为主题的油画，在中国内地和台湾也有他的画被收藏。这次在南京“东方画廊”展出了他在各个时期创作的２１幅油画。
当谈及对千年古镇周庄的印象时，老人激动地说：“我所见到的一切都像是在梦中一般！如果要我形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中国威尼斯！”
在周庄，他创作了多幅反映水乡古镇风貌的油画，其中最大的一幅——贞丰桥，留赠给了好客的周庄人。
这是普吉村·列昂尼特第一次来中国，也是他第一次跨出国门，曾有许多国家向他发出邀请并办妥了签证，但最终都没有成行。谈起这次中国之行的动力，他说：“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一想起三四十年前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学习的日子，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中国人对我太好了！而这次来中国，在上海，在南京，在周庄，人们对我们的接待非常热情，无可挑剔，我要永远记住这一切！”（附图片）
普吉村·列昂尼特在周庄写生。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欧洲旗的故事
张宝祥
当你在欧洲各国旅行的时候，到处可以看见一面蓝色的天幕上环饰着１２颗金星的旗帜在迎风飘扬，给人以庄严、美观与平和之感。这蓝色金星旗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欧洲旗。
最近，我和几个朋友应邀到在欧委会工作的大卫先生家里做客。席间有人问大卫：“欧盟现在已由１２国扩大到１５国，欧盟的旗帜上为什么还保留着原来的１２颗星，而不改为１５颗星呢？”
大卫先生笑着说：“把欧洲旗上金星的数目同欧盟成员国的数目等同起来是一种误会，因为欧盟现在挂的欧洲旗是欧洲的另一个组织——欧洲委员会的会旗，它象征着完美和整体性，象征着欧洲的统一和团结，同欧盟成员国的多少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他便向我们讲起了欧洲旗的故事。
欧洲委员会在１９４９年成立时就设想给欧洲确定一个象征着统一和团结的标志。
在欧洲旗的图案选择上，欧洲委员会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协商、争吵和斗争过程的。开始，提出的方案很多。欧洲委员会新闻局长勒维教授同斯特拉斯堡历史学家马丁先生联合提出的图案因带有“＋”字，被否决了，因为欧洲委员会不愿得罪非基督教徒。一位移居日本的德国人提出的图案是：旗帜的颜色为蓝色，旗中为一颗金星。他提出的旗帜的颜色被采纳了，但一颗星被否决了，因为当时比属刚果的国旗上就是一颗金星。为了表示欧洲的团结一致，人们对蓝底上环饰金星的图案达成了共识。
但在选择几颗星的问题上，意见又发生了分歧：１３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人们一致反对；１５颗星同德国的萨尔州州旗相似，德国反对；相反，法国坚决反对用１４颗星。最后，各国采纳了欧洲委员会秘书长莱昂·马夏尔提出的１２颗星的折中方案，因为１２颗星不具有政治含义，也不损害任何人，而且同黄道１２宫象征整个世界一样，１２颗星可象征整个欧洲。此外，１２还象征着完美无缺，正如一年有１２个月，一天有１２个时辰一样。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欧洲委员会议会一致向欧洲委员会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部长委员会建议，把一面蓝色的天幕上环饰着１２颗金星的旗帜作为欧洲委员会的会旗。同年１２月８日，欧洲委员会外长委员会接受了欧洲委员会议会的建议；１２月１３日，爱尔兰外交部长、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执行主席利亚姆·高斯格拉夫在法国巴黎米埃特城堡举行的仪式上，郑重宣布蓝色１２星旗为欧洲委员会的会旗。同一天，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总部的旗杆上，首次升起了这面象征着欧洲统一与团结的蓝色１２星旗。欧洲议会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１日通过决议，要求把上述蓝色金星旗作为欧盟的旗帜。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８日至２９日，欧盟理事会在米兰举行会议，会议同意欧洲议会的意见，决定把欧洲委员会的蓝色１２颗星旗作为欧盟的旗帜。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８日，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责成其秘书长通知欧盟，对欧盟决定使用他们的会旗表示赞同和高兴。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９日，欧盟委员会在它的布鲁塞尔办公大楼的旗杆上，正式升起了蓝色１２星旗——欧洲旗。
大卫先生在介绍完欧洲旗的由来后说：“为什么有些人把旗上的金星数目同欧盟成员国的数目混为一谈了呢？这主要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给人们造成的假象，因为欧盟至１９８６年已扩大为１２国，而欧盟正好又是从１９８６年５月底开始使用１２星欧洲旗的，所以，不了解欧洲旗由来的人便把１２国和１２颗星连在一起了。这是一种误会。这说明欧盟在宣传方面做得还不够，它还应该加强对自身的宣传。”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法国的“酒道”
杨汝生
来到法国之后，大大小小的宴会参加了不少，法国人在饮酒方面的讲究，渐渐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我敢说，法国的“酒道”绝不亚于日本的“茶道”。
法国酒类之繁多，常常令人瞠目。然而最有名的还是干邑白兰地、香槟酒和红葡萄酒。法国人饮酒的学问，同样令人称道。
一餐中可以饮不同的酒，前后次序分得清清楚楚。大致上可分为饭前酒，又叫开胃酒，餐间酒和饭后酒。饭前酒多为马爹利、威士忌加冰块、枣子酒和甜酒等。还有一种用野草莓做的果汁加大量白酒或香槟兑的酒，也常在饭前饮用，很是好喝。伴饭前酒的是小饼干、咸橄榄、开心果和花生米等。饭前酒一般是坐在沙发上饮，客人来到之后，主人往往将上述酒类端出，供客人挑选。然后，边饮边聊。有时话匣子一打开，单是饭前酒就花去一两个小时。餐间酒是在餐桌上喝的，常以红、白葡萄酒为主。按法国的规矩，主菜为肉食要饮红酒，主菜若是海鲜，则应饮白酒。也有饮用粉红酒的。红酒在餐前两个小时便摆在桌上，让它的温度与室内温度趋同，这样才能真正尝到醇香。因为餐馆和大部分法国人的家里都有酒窖，地窖的温度常比室内低。白酒同香槟一样多为冻饮，应置一冰桶内。有一种叫“索泰尔”的白葡萄酒较为名贵，许多人只在吃鹅肝酱时才饮这种酒。饭后酒多为烈性酒，据说这可帮助消食。只有此时白兰地才派上用场。主人和客人坐在沙发上，每人一小杯，边饮边品边聊，把盏尽兴，深宵方散。在法国朋友家里，很少见到拿出整瓶白兰地的，一瓶白兰地往往能招待几次客人，更没见过在餐间豪饮白兰地的。若是赶上喜庆事，一定离不了香槟酒。随着开启瓶塞的“嘣”响和溢出的泡沫，人们会情不自禁发出一阵鼓掌欢呼。法国酒瓶的商标要求严格，不仅印有酒名、产地、度数，还有装瓶年份等。
尽管法国是白兰地和香槟酒的故乡，但法国人也很少享用这种美酿。法国人喝的最多的还是红酒。这种酒是用红葡萄酿造的，全国许多地方都能生产，且物美价廉，又能防止肥胖和心血管病，所以备受法国人青睐。葡萄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当年酒的质量。每年酿的第一批红酒上市时会向全国公告。人们争相购买品尝新酒。餐馆也挂出新酒已到的牌子，以招徕客人。尝试第一口新酒的人还有幸在电视上露面。
法国人的酒杯也很讲究。喝香槟、红酒和威士忌的杯子各不相同。在正式的宴会餐桌上，每人面前至少摆放三个高脚酒杯。一个杯子供喝水用，两个杯子供喝红酒或白酒用。换酒必须换杯，以免串味。笔者今年曾在香槟地区参加一个美食节，一共喝了不同年代不同名称的五种香槟酒，每人面前放了一片酒杯。
法国人饮酒的礼仪也有独到之处。法国酒９０％以上都用软木做瓶塞，据说好酒要用长木塞。若是在法国人家里做客，饮用红、白葡萄酒时，主人打开瓶塞后会习惯地先倒入自己杯里一点点，然后再往客人的杯里倒。这并非是对客人的不敬，而恰恰相反。因为一瓶酒开封后，主人应首先品尝少许，以确认酒的品牌及味道是否纯正，以示对客人的尊敬。若是在餐馆饮用葡萄酒，侍者会当客人的面把酒瓶打开，并倒入点酒人杯中一点。点酒人先审视酒的颜色，再尝一下酒的味道，待点酒人点头确认是好酒后，侍者才开始斟酒。若是酒质欠佳，客人有权要求更换。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夜宿斯马拉
章云
刚好是掌灯时分，我住进了西撒哈拉中部斯马拉城的那家名叫“马格里布”的旅馆。白天在大沙漠里跑了几百公里，人已经很累了，只能在这里过夜。今天又是“拉麻丹”斋月结束前第三天。按当地传统，晚上要吃类似中国除夕那样的年夜饭。
一进旅馆的大门，一位年轻人就迎了上来。他自称是当地的新闻官，叫穆斯塔法，专门前来陪同我的。少年老成的穆斯塔法告诉我，今晚家家户户都愿意有客人来，更欢迎我这个来自遥远国家的客人了。我为自己选了个好日子到撒哈拉沙漠来感到庆幸。
饭厅里的节日气氛更是热乎，长方餐桌上摆满了甜食、水果和各色饮料，餐桌周围坐着许多人，可能都是住旅店的。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长途旅行的打扮，一些穿着带斗篷的沙漠大袍，另一些头上还缠着发黑了的白色头巾。从打扮上我分不清他们中哪些是当地人，哪些是外国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是这里最正宗的外国人。因此，当我一进入餐厅时，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并都站将起来，向我表示欢迎。我像当地人那样，走将过去，同他们逐个握手。他们与我握手后，都将手放在了胸口，嘴里念着“杀了马来供”（“给你平安”的意思）。我也念了一句“马来供杀啦”（“平安给你”的意思），以回报他们的好意。
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斋月期间每晚只能先用一点点心和饮料，要到深夜才能吃正餐。这时，斯马拉主要大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人们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热闹的商业街区。我们拥挤其间，慢慢地随着人流往前涌去。深居沙漠的人们在这里突然看到了一个亚洲人，惊讶之状是不言而喻的，几乎人人都向我投来了好奇而友善的目光。这里毕竟是沙漠的中心，人们的衣着打扮似乎还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男青年们虽然也有上身夹克衫、下身牛仔裤的，但大多数男人们都是头缠头巾，身穿长袍。由于这里是沙漠的深处，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呈古铜色。女人们很少有时装打扮的，不是穿“吉拉布”（一种带斗篷的摩洛哥女袍），就是纱巾缠身，五颜六色的都有，把条街道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在世界任何地方那样，这里也是一样的社会群生相：商人们在高声叫卖，顾客们在讨价还价，年轻人在追赶时髦，小孩子在追逐嬉闹。尽管这里远离世界的中心，但人们照样以自己的时间放牧、祷告、上街、过节，以自己的方式吃饭、穿衣、结婚、生活。他们好像很高兴，既没有为远离现代文明而遗憾，也没有为生活水平的低下而抱怨。看着这些身穿长袍、面容敦厚的近乎愚昧的牧人，看着这些黑红的脸蛋上闪着乌黑眼珠的小孩和那些打扮质朴到近乎自然的青年男女们，我心中原本的同情，似乎有点被羡慕所代替了。
入夜，当人们陆续回家进餐后，沙漠中的城市又逐渐恢复了平静，只有清真寺的宣礼塔上还传来阿訇要求人们作最后一次晚祷的呼声。我们在热烈的阿拉伯乐曲声中，开始了斋月结束前的晚餐。我一边用手抓吃盘中的骆驼肉，一边还在回味着刚才街上的所见所闻。我问穆斯塔法：“听说这里曾是伊斯兰的圣城，你能给我讲讲它的历史吗？”他呷了一口酸奶后，慢条斯理地答道：“是的，斯马拉同其它沙漠里的城市不一样，它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他说，由于它处于撒哈拉古商道上，自古以来，沙漠的驮队和商客们，无论是北上马拉喀什，南下廷巴克图，都要在这里歇脚。一些伊斯兰学者也随之前来传经布道，使斯马拉城成了这一地区的宗教中心，经济也逐步繁荣起来，一时间，这里城市繁华、人烟辐辏，居民最多时曾达５０００多人。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沿海交通运输的发展，它的地位逐渐衰落了。它现在只是茫茫沙漠中的一个驿站，但牧民们还把它当作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夜已经深了，我怎么也没法入睡，索性起来，走到楼下的咖啡座。没等我落座，已有人向我打招呼，原来是穆斯塔法也没去睡觉。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同我聊天。他总是那样慢条斯理，说起话来像个阿拉伯的先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若有所思地问我：“你见过沙漠的星空吗？”我说：“是的，我在中国西北的柴达木沙漠中住过。但那儿的星空似乎同这里的不一样，可能是寒冷的关系，那儿的星星好像离我们远远的。”他接着说：“是嘛？但你看，这儿的星空好像特别低似的，你几乎可以碰到那些晶亮的像玻璃球似的星星了。”随着他的话语，我把目光从街道移向了天空。撒哈拉沙漠的夜空果然不同一般，深蓝色的苍穹下，夜幕低垂，星月交辉。节日的灯火把近处白色的阿拉伯民居和远处大海波涛似的沙丘投影到绸缎似的天幕上，真像曾在这里旅行过的台湾作家三毛说的那样，像一幅“如梦魅似神秘”的“超现实画派”的作品。我想，是的，今晚我就是在这样美丽而神秘的星空下度过这令人难忘的斋月之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