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坚定信心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转变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
张宝明
加快实现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九五”时期煤炭工业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也关系到下世纪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炭工业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多年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工业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主要表现:一是偏重数量和产量,不注重质量和经济效益。我国商品煤目前仍以原煤为主,洗选煤占原煤的比例只有22%。“三西”地区4亿吨原煤产量中有两亿吨未经洗选,等于每年随煤外运了2000万吨矸石,既占用了车皮,又浪费了运力。二是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人多效率低。从1980年到1994年,国有重点煤矿固定资产年均增长10.2%;而原煤产量年均增长只有2.2%。目前,国有重点煤矿职工总数340万人,年产原煤仅5亿吨,人均年产煤只有1吨多。这与先进的产煤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三是注重投资规模,忽视投资回报率。煤炭工业基本建设只注重增加生产能力,忽视经济效益,布局不够合理,产运销脱节。建设资金的使用上存在着“大锅饭”现象,“投资无底洞,工期马拉松,还贷无保证”,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四是产业结构不协调,缺乏市场竞争力。多数煤炭企业是单一产业、单一经营、单一品种,规模小,起点低。五是产业科技工作相对落后,缺乏现代化大生产意识。有些企业不重视科技进步,一些已经成熟的煤炭科技成果不能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煤炭工业的科技贡献率,目前约为23%左右,不仅低于工业战线一般水平,而且低于农业。六是企业管理粗放,基础工作薄弱。许多煤炭企业缺少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且管理机构臃肿、费用支出过大,管理基础薄弱、损失浪费严重。
党的十四大以来,煤炭工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扭亏增盈为目标,加大改革力度,减人提效,优化结构,加强管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当前制约煤炭工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为此,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真正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今后15年煤炭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针来抓。事实上,不论是生产、建设还是流通领域,不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不论是条件好的单位还是条件差的单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可能会有所区别,但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都应把这项重要的现实任务抓紧抓好。
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要求
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思路是,紧紧抓住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这个关键环节,进一步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把煤炭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努力提高煤炭企业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走出一条既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集约型发展道路。为推进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紧紧把握以下五点:
一是坚持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先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课题。在这方面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必须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为此,要认真领会中央提出的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转变粗放经营的思想,破除等靠要观念,强化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要按照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新发展思路,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煤炭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机制的转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坚持改革。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通过“三改一加强”,加快国有煤炭企业的结构调整,抓好大的,放活小的。要继续抓好煤炭基建投资体制的改革,重点是实行项目法人制度、增资减债制度和多方融资制度。同时,深化煤炭流通领域的改革,培育规范的煤炭市场;加快劳保统筹、住房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减轻企业的负担。
三是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扭亏增盈为目标。要把扭亏增盈作为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体现到各项工作中去,以实现“九五”期间国有重点煤矿总体扭亏的目标。
四是坚持重点突破,循序渐进。各地区煤炭生产发展状况不平衡。因此,煤炭工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步骤上,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大轰大嗡”。要根据各单位的实际,做好细致扎实的工作,选择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带一般,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工作步步深入。
五是坚持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领导、在班子、在干部。对长期打不开局面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要进行调整。同时,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解决好领导班子中存在的有关问题,下力气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
从煤炭工业实际情况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搞好煤炭生产的总量调控。产大于销,既不利于煤炭行业和企业的经济运行,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也造成能源的浪费。“九五”期间,我们将把煤炭生产总量调控作为转变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一环,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煤炭生产和经营,坚持以销定产,以运定产,以效益定产,把握发展速度,努力创造一个产销基本适应的煤炭供求关系。
二是调整煤炭开发布局,提高投资效益。要优先开发东部缺煤地区经济效益好的矿井,特别是接续矿井。结合煤炭外运通道建设,重点安排山西、陕西、内蒙古和贵州等煤炭调出基地的开发。有条件的地方要实行煤电同步建设,变输煤为输电。所有新建项目都要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学习推广“新集”经验,改革创新,优化设计,走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的路子。
三是搞好技术改造,注重内涵扩大再生产。现有煤炭企业的改造和扩建工作,要把着眼点放在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提高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上,避免简单扩大原有生产能力的做法。矿区改造要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为中心;矿井技术改造要以合理集中生产、建设高产高效矿井为重点;同时,要以提高单井规模和改善技术装备水平为中心环节,搞好乡镇煤矿的改造、整顿和联合,提高乡镇煤矿集约化生产水平。
四是以产定人,确保煤炭生产不亏损。煤炭工业粗放经营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职工人数多、效率低,原煤成本中的活劳动消耗居高不下。对此,要加大改革力度,精干主业,剥离辅助,分离“三线”,分灶吃饭,推动煤炭工业减人提效、扭亏增盈的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五是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在调整产业结构上,要继续贯彻“以煤为本,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煤电、煤化工等,积极开发利用与煤共生伴生矿物,加快发展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重视开发建设骨干项目,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拳头产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多种经营要因地制宜,既要搞第二、第三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发展第一产业。
六是实施科教兴煤战略,提高煤炭工业的科技含量。以建设高产高效矿井为重点,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建立技术创新机制,使国有重点煤矿真正成为煤炭行业科技进步的主体。要集中力量抓好煤炭科技攻关,在水煤浆和煤炭液化技术、高产高效矿井综合配套技术、放顶煤综采技术、锚杆支护技术、重大事故的防治技术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要认真抓好煤炭职工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以适应煤炭工业现代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七是强化企业管理,挖掘内部潜力。要坚持以往各类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加强定员、定额以及质量标准化等基础工作。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赋予企业管理以新的内容。要学习推广邯钢的经验,建立成本否决的激励机制,节支降耗,提高效益。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资本论〉续篇探索》
由汤在新任主编、张钟朴和成保良任副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一书,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系统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入手,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搞清楚马克思生前准备撰写《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册政治经济学著作计划”的来龙去脉。当时,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计划,但有关方法、思路、观点和提示,散见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和通信之中。该书将“六册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想,从总体上呈现了出来。这就使人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也为我们研究当代国内外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根据。
该书在挖掘和再现马克思重要经济思想的同时,研究和阐发了关于资本一般的理论,关于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理论,关于国家经济职能的理论,关于对外贸易、国际价值和比较优势的理论,关于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等等。这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该书还有助于进一步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
(卫兴华)


第9版(理论)
专栏:

  辛亥时期志士仁人为何选择革命?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李文海刘仰东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曾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后,就有一些人“说些风凉话”,对他和其他先烈们进行“讥笑糟蹋”。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专门写了《战士和苍蝇》一文,悲愤地指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当然,这是70年前的一桩公案了。
时光流逝到现在,仅仅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孙中山确实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似乎已不足以成为肯定孙中山的理由和根据了,因为有些论者已经“发现”,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罪过。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对还是错,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平心静气地来研究问题,倒不如看看当时的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革命?是好乱成性,“发疯发狂”?是出于“狂热与幼稚”?还是回答时代的呼唤,顺应历史的潮流?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
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这是就社会而言。就个人来说,选择革命或接受革命,也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叙述过他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由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承认,他早期曾投身于“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运动,只是在多次碰壁之后,“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904年,他在题为《支那问题真解》的英文稿中又一次指出:“我辈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支那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当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联系到孙中山在发起组织兴中会之前不到半年时间,还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希望李鸿章“采择施行”,而李鸿章未予采纳这一事实,孙中山上面所讲的心路历程,确实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在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中,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也都是因为“时机拶逼”而成的。黄兴“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只是在自立军起义惨遭残酷镇压后,“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章太炎在投身革命之前,也是一个活跃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希望“以革政挽革命”。他上书李鸿章,入幕张之洞,希望他们“转旋逆流”,实行改良,变法图强。一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他才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逐步下定了革命的决心。这样一种思想变化的过程,在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中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
上面的事实足可说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一伙迷恋暴力的好事之徒。他们眼见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侵凌荼毒之下,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们曾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和平改良,直到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不过是虚妄的幻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走上以暴力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的道路,以便驱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革命者曾反复作过说明。例如,有一篇文章就直截了当地说:“革命流血,原非人生所乐为,激则生变,亦万不得已之苦衷耳!”革命者对于亡国灭种的忧虑既不是杞人忧天,他们投身于革命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
非难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说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破坏和建设的关系,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谈得极多的老问题,辛亥革命时期讨论过,五四运动时期讨论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讨论过。现在再来重复这个问题和答案,实在有点像“炒冷饭”,没有多少味道。所以,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革命固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人们以及社会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要沉重千百倍。
辛亥革命的直接锋芒所向,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呢?我们可以引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的一段话:“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类似这样的话,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俯拾皆是。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革命派为制造“紧张状态”而有意作出的“渲染”和“煽动”,是危言耸听。那么,我们来看看主张和平改良的梁启超是怎么说的。他在1902年著文说:“呜呼,国事不可问矣,其现象之混浊,其前途之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真有点“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派头。他与革命派的不同,只在于他认为专制政体是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推翻的,历史对他的看法作出了确切的回答。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要么服从和承认现存的统治秩序,听凭专制统治者对他们宰割欺凌,予取予求;要么作专制统治的叛逆,用革命暴力打破这种统治秩序,别无其它选择。当然,对我们现在一些人来说,没有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生活过的切身体验,如果再缺乏一点起码的历史感,要深刻理解当时人们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的心情,确也不那么容易。不过,自诩为长于读书和思考并正式作为“理性的”学术见解提出,却完全无视如此丰富生动、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实际,硬把革命派对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斗争,说成是“非理性的情绪”,甚至“畸形心态”的反映,未免有点厚诬古人了。
我们还可以谈一点更加实际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指斥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诸多罪恶中,有一条是统治者只顾自己骄奢淫逸,“于我民之水旱馑饥,毫不为之轸念”;而在他们的统治下,“水旱迭臻”,“几于无岁无之”。这完全是事实。例如,从清朝开始建立后的200年间(1644—1844),黄河共决口364次。道光以后,更是“无岁不溃”。各种水、旱、蝗、震、风、霜、雪、疫之灾,交相迭出,弄得“民不堪命,转徙流亡”,“流离于道路,物故者十八九”。事实上,一次大灾荒,死亡人数常常不亚于一次革命或一场战争。就以光绪三、四年(1877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来说,这次旱灾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并波及江苏、安徽、四川北部及甘肃东部。在总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树木枯槁,青草绝迹,更没有任何庄稼,真所谓“赤地万里”。据统计,这次灾荒造成饥饿而死的竟达1000万人!灾荒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是,灾荒造成的后果如此严重,则不能不更多地从政治的、社会的方面去寻找根源。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结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辛亥时期的革命派明确地告诉人们:“专制之淫威”,使“人命贱于鸡犬”。这样腐朽而又暴虐的反动政权,除了坚决推翻它之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吗?
革命志士仁人大多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
据说,“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使“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这里涉及到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也值得稍稍讨论一下。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例,当时的志士仁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理念和精神状态,走向革命的呢?
我们很难发现当时的热血青年是因抽象的“革命”教条或“道义压力”而投身革命的事实。相反,吸引他们信仰革命并勇于牺牲的,却往往是极为真挚的、深切的对于同志、对于父老乡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心。比如,在黄花岗起义中英勇牺牲的方声洞,在起义前写信给他父亲与妻子,表示“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他并不是铁石心肠,而是充满了对家人的眷恋之情。他告诉父亲:“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幸有涛兄及诸孙在,则儿或可稍安于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后,切不可过于伤心,以碍福体,则儿罪更大矣!”他解释自己慷慨赴死的缘由:“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死中求生也。儿今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在这里,革命的激情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如此和谐地统一,浓烈的亲情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如此和谐地统一。至今读来还不由得对它产生至深的敬意。又如,与方声洞同时牺牲的另一位革命先烈林觉民,起义前也曾给他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书》,其中说:“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可以看出,作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他们不是在任何“道义压力”下去迎接死亡的。对妻子的深沉感情同对社会进步的热切追求交织在一起,体现了超越自我的博大的一面,升华成了一种更加高尚的革命情操。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志士仁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博大情怀。这种情怀,同“发疯发狂”或“冷酷无情”之类的字眼,实在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根据历史事实,探究辛亥时期的志士仁人为什么选择革命?这种选择的根据和合理性是什么?用革命的方式还是用改良的方式,用暴力方式还是用和平方式去争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二者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如果脱离了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抽象地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荒唐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说革命任何时候都好或都坏,同说改良任何时候都好或都坏一样,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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