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尽心尽职为百姓
——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委书记雷渊利一席谈
本报记者周立耘
雷渊利，现年４３岁，大学文化。历任湖南嘉禾县委宣传部长、临武县委副书记，郴县县长，１９９５年撤县设区，任郴州市苏仙区委书记。
群众心中有杆秤，能称出每一位“公仆”的分量。这是我在工作中最深的一点体会。我们事业的根基在老百姓那里，领导干部的人生坐标应定在服务群众上。
这些年我跟自己约法“三章”：保证一年当中有１／３以上的时间进工厂、下农村，保证每月安排一天接待群众来访，保证全年有一个月时间到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家中了解生活。去年，我们郴县改为郴州市苏仙区，为使广大干部更进一步贴近群众，我在全区机关干部中倡导开展“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活动。我自己身体力行，走贫访困１１０多户次，了解了许多群众的疾苦，不同程度地资助了一批困难家庭和群众。通过这一活动，全区１０００多机关干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达２０００多件次。
认真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而又不能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公仆的天职。长期以来，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９４年４月８日，同和乡黎源村六名坐船过渡上学的孩子被村前那条无情的河水吞噬了宝贵的生命。我闻讯赶去慰问，并奔走张罗，终于圆了黎源村人祖祖辈辈的建桥梦。
要做好群众工作，除了办实事好事外，关键是致力于在干部中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机制。近两年，我特别抓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有几个乡镇，一度财政拮据，打主意向群众伸手，我发现后，及时予以制止，并责成组织部门拉上一条“高压线”，规定上年的农民负担比例来年不能突破，谁突破了就摘谁的“乌纱帽”。１９９５年全区农民负担仅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２．５％。
为群众谋利益，从根本上说，是要发展本地经济。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能只是为了自己造政绩、快升迁，而应实实在在想办法、找出路。这两年我提出农业建基地、工业建集团、财政广开源、外经打基础的工作思路，通过抓落实，经济有了大的起色，１９９５年农民人均收入达１３７８元，比上年净增１３５元。（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一张报纸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中国少年报》做出了生动的回答。４５年风雨，几代报人，激励了亿万青少年的成长——
春风有形在少年
本报记者卢小飞
两个星期以前的一个会，至今让我心绪难宁。那是中国少年报创刊４５周年纪念会，类似这样的纪念会，年复一年不知多少单位要开多少次，而这个会，竟让我受到强烈震撼，会上听到的故事，让人对这份“小报”和它的报人肃然起敬。
少年报改变了她的命运
李莉，是中央统战部新分来的大学生，她的活泼、热情十分引人注意，人们都说她从小到大一直品学兼优，但却不知是一张报纸改变了她的命运。
１９８３年，李莉因为去扶一个摔倒在地的女孩，不幸被女孩手里的圆规刺伤了右眼。这件事，在那个宁静的四川小镇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她做得对，但为扶起别人而失去一只眼睛，又太不值得，还有人说她多管闲事，自找苦吃。小李莉难过极了，那年她才１０岁，不知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想起了少年报的知心姐姐，该去信问问她，这件事做得对不对。知心姐姐回信了，不仅肯定了她的助人为乐，还鼓励她向草原英雄小姐妹学习，向张海迪大姐姐学习。
不久，小李莉的事见报了，标题挺醒目：李莉的闲事该不该管？成千上万的小读者参加了这场讨论，少年报连登了好几期。随后，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一样飞到李莉身边，竟有３０００多封，人们赞扬她，鼓励她，她的心被温暖世界包围了。还有她想不到的，报社不仅派人专程到四川看她，还把她接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在北京期间，报社的叔叔、阿姨们都去慰问她，还跟她讲做人的道理。
一夜之间，小李莉长大了。她说：“我虽然因为做好事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获得了远比一只眼睛更丰富、更珍贵的东西。”回到四川后，李莉和知心姐姐的关系更密切了，频繁的通信使她不断获得动力，从小学到大学，她一直是三好生，还是“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四川省好队长”、“四川省新长征突击手”、“北京市优秀大学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如果说，这孩子原本是颗良种，那么，少年报不断“培土”、“施肥”滋养了小苗，特别当一场风雨几乎断送她的前程时，少年报让她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
“新武器”让战士爱不释手
解放军战士蔡朝东，从前线打仗回来做了“理解万岁”的报告，在一代青年人身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小蔡也成了优秀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者。可有谁能想到，这理解中居然有一份来自天真的儿童。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云南某部指挥部收到好几大包慰问品，在指挥部工作的蔡朝东一眼就瞧见“中国少年报”几个字，打开那个包裹一看，里面装的全是信，是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委托少年报转交的。小蔡把这包信背到了部队前沿，想不到它们竟成了战士们的精神食粮。有一封来自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的信，在战士们手里传来传去，谁都爱不释手。信是９岁的关亚杰同学写的，信中说：“亲爱的解放军叔叔，老师给我们讲了，你们在前线打仗，保卫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每天都有叔叔流血牺牲，我很难过。我给你们设计了一种新式武器，用这种武器打敌人，一次就把他们全部打死了！”这封信的下半部是他画的新式武器：一辆履带式战车，上面安装着手枪、步枪、冲锋枪、高射炮、火箭炮、地雷、手榴弹、加农炮、雷达、导弹……底下注明：“水陆两用”。
战士们几乎是流着泪读完这封信的，而看到结尾，每每又会心一笑，说：“这孩子太理解我们了！童心可爱呀！”
１９８６年，在知心姐姐的帮助下，来北京做报告的蔡朝东找到了关亚杰。想不到，一见面，关亚杰先拿出一张图纸，说：“上次设计的不太先进，最近我又改进了许多。”
如今，蔡朝东已经是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而这段往事他依然时常提起。他说，少年报架起了一座“心桥”，少年的期待也是人生的动力。
手拉手，在中国传播希望
刘玉玲是在山里读的小学，爸爸妈妈那时都在太行山深处的军工厂工作，学校条件很差。为了让女儿了解外面的世界，爸爸翻山越岭到县城订了份少年报，谁想到，无数的机遇、创造竟也随之而来。
刚刚上小学的刘玉玲喜欢给同学们读报，读报使她成了一个热心的小干部，报上那个爱做好事的小虎子是她最早认识的朋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三年级的时候，玉玲随父母搬到石家庄，生活环境变了，学习条件变了，但她难忘井陉山区的伙伴。五年级的时候，她回了一趟井陉县，教室依旧是黑洞洞的，桌椅依旧是石板砌的。城乡的巨大反差让她难过，她想帮助山里的小朋友，可一个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她决定在少先队里发起给山里的小朋友捐献文具的活动，同学们纷纷响应，可毕竟是杯水车薪。她又想起联合附近的几所小学给少年报写信，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
不久，“与老区小朋友共享节日快乐”的倡议书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十几天内，井陉县团委和文教局就接到了全国１４个省市寄来的两万多件礼物和贺信。这一年，玉玲所在的石家庄东村里小学和井陉县雁过口小学结成姊妹学校，他们班４５名同学和老区同学结成“互帮互学”对子，这是“手拉手”活动的开端，刘玉玲也成了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之一。如今，在中国少年报推动下，全国已经有了１６００万对“手拉手”小朋友，它对一代少年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在他们未来成材的时候会看得更清楚。
现在，刘玉玲已经是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她说：“手拉手活动，让我看到我们少年报的力量有多强大。”与少年报的那段因缘，也注定是她生命中的华彩乐章。（附图片）
题图：江泽民和李鹏同志与参加中国少年报“手拉手”活动的小朋友欢聚在中南海。
张志刚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录
抱憾滇池游
本报记者鲍洪俊
初访云南，经不住“五百里滇池”的诱惑，行装甫卸，便急忙赶往春城西南那片理应烟波浩渺的所在。
汽车出市区数里，驶上一段垂柳夹堤的公路。公路两边是一片绿草丰茂、水光闪烁、似水乡不是水乡、似草原又非草原的旷野。司机是位５０年代初由川入滇的老昆明。他告诉我，我们脚下的土地其实就是滇池的范围了。文革中，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围湖造田，一个偌大的滇池，填去２／５，只剩２９７平方公里。填出的土地过于肥沃，根本长不成庄稼；修建房屋，又因地基腐蚀性太大，难遂人愿。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一片荒芜。
叹息声中，司机戛然刹车，说：“滇池到了”！
我匆忙下车，踏上一道水泥砌就的堤岸。举目西望，在对岸碧鸡山的挤压下，滇池变成了一条狭长的扭向西南的水面，全然感受不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壮观气势了！是时西北风刮得正劲，推搡着如墨的池水扑向岸边，涌起几米高的黑浪。水珠飞溅，打湿了我的面庞。水中散发出的一股腥臭味令我反胃。
难道祖先留给我们的那个千百年来一直神奇地调节着春城气候的滇池，就是这般浊浪滔滔吗？
“滇池水变黑还是今人作的孽”，一位当地人士告诉我说，几十年来，本已填湖殆半的滇池，又成为昆明城倾泄污水的垃圾池。随着污水的增多，湖中的鱼儿日渐减少，目前几乎绝迹；清澈的湖水逐渐浑浊，终成黑墨一般。８０年代初，尚能在滇池游泳，而今，只能望池兴叹了！
伫立滇池之滨，我的心中升起无限怅惘、万分痛惜。黑浪翻滚的滇池在我眼前，渐渐变幻成一块贴在云贵高原上的刺目疮疤。我觉得心如刀扎。
我抱憾，曾经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填出的滇池土地，并未给昆明人带来渴望的粮食；而一度给春城人带来生产与生活方便的滇池，已向春城关闭了方便之门。
对大自然的野蛮攫取，必然要遭受大自然的加倍报复。据昆明市一位副市长介绍，为了还后代一个碧清的滇池，国家已经下决心投资３０亿元根治滇池污染。３０亿元！在存在着几千万失学儿童、贫困人口的中国，这本是一笔不必花的巨资啊！
告别昆明，我的心一直沉甸甸的。今天，我们诚然不会再干填围滇池、污染滇池那样的蠢事，可是我们还会不会在新的时空里上演新的悲剧？衡诸现实，这决不是杞人忧天。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十年磨一剑
本报记者赵相如钱志新
１０年前靠１０００多元转业费起步的施世伟，如今已办起了一个拥有３０００万元注册资金、下属８家企业、利税近千万元的电子集团。
施世伟１８岁当兵，３１岁调回故乡浙江永康市人武部工作。不安于现状的他不久就扔掉了铁饭碗，勇敢地向上级打了报告，把当时负债１０多万元的永康市电子机械厂承包下来！
他意识到，当今世界是电子世界，只有把电子融入机械里，企业才有希望。他走进上海科技市场，一下子被“起重机超载限止器”的技术转让吸引住了，这个产品正是电子与机械融为一体的产品，是市场上的缺门货，技术要求高，生产难度大，而且有较大的风险。他不惜借贷，把这项技术买下来。经过几个月奋战，产品出来了，他把产品送到上海宝钢，将三台限止器分别装在５吨、１０吨、３０吨的吊车上。３个月后，宝钢的专家向施世伟说：“你为我们送来了安全生产的忠实卫士。”
这一安全保护装置的电子机械产品一下子被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冶金、船舶、煤矿、石油等行业广泛采用，还被授予全国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当人家都夸他有眼光时，他说：“眼光与知识是亲兄弟，有眼光没有知识的人，如同一只没有羽毛的鸟，欲飞飞不动；有知识没有眼光的人，宛如沙漠中的鸵鸟，想飞飞不远；眼光与知识嫁接，就能使企业的效益腾飞。”
由于出生在农村，幼年时家境不好，施世伟的小学时光许多是在牛背上度过的。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下田干活。入伍后，他把点滴时间用来补习文化。朝来夕去，苦学成才，在部队先后取得了初中、高中、大学文凭。转业进厂后，他自感“壶里酒浅”，坚持在自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迈进知识的殿堂，取得了经济师职称。
施世伟在求变中务实，在创新中务实，其前提是坚持不懈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他至今还保持着部队养成的习惯，每天无论工作多忙都坚持读报、看电视新闻、听中央台早间新闻节目，他每年订阅３０多份报纸，２０多种刊物杂志，每年要购买近万元书籍，就连乘车外出，也要及时打开收音机听经济信息和新闻广播。
求变，求实，不断奋进，是施世伟所领导的电子集团奋勇拼搏的精神动力。他告诉我们：企业现在刚刚起步，以前只是打了个基础，在“九五”期间企业要搞好投资，使现有产品上批量，形成规模效益。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善待批评
东方峻
前不久我采写了一篇批评稿《见死不救心何安》，刊登在《人民日报》“各地传真”版上。文章揭露了在海南东线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中，个别人道德沦丧、见死不救的丑恶行为。采访的起因，是有感于这次车祸中公安干警、交通警察、医疗人员、附近群众前赴后继、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想按照“救灾新闻”的老套路，写一篇“歌德”式特写。没想到对此深入采访之后，又引发出见报稿中触目惊心的内容。
稿件见报后那几天，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海南各界的反映，结果使我大感意外。海南的同志看见我，都说：“怎能见死不救？批评得好！特区的形象让这些不争气的人玷污了！”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同志在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扶贫工作会议的飞机上看到报纸后，当即提笔批示：“坚决查处！”海南省公安厅、定安县的领导毫不含糊，立即组织调查，很快就有了“查处结果”。
事情到此，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欣慰之余不免生出几许感慨。毋庸讳言，近些年，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被少数干部淡化遗忘，他们不能冷静对待批评。其实，批评也是一种机遇，批评的结果往往是推动了工作，为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的被批评者树立了形象，赢得了声誉。但愿有更多的领导干部像海南的领导同志那样善待批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傲立潮头引巨轮
本报记者范伟国
中国港口史将记住这一天。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６日，世界上最大的七条散货矿船之一、３０万吨级的大凤凰轮首次平稳靠泊宁波北仑港。“大凤凰”船长３３３米，宽６２米，甲板比两个足球场还大；装载了２０多万吨矿砂，实际吃水１８．６米，相当于船在水下有６层楼的高度。它的安全靠岸，标志着我国大陆港口不能靠泊特大吨级船舶已成为历史。
欢庆之际，人们不由得将钦佩的目光投向身着蓝色制服的领航员们。
长期以来，外国船长们对中国人的领航水平一直持怀疑态度。宁波港高级领航员张锁珍怎么也忘不了，８０年代初，第一批巴西矿船、巴拿马油轮到宁波港时，外籍船长傲慢的神态、挑剔的目光。
事实常常会向妄自尊大的人猛击一掌。１９８９年３月的一天，英国５万吨级超大型豪华旅游船堪培拉号轮，满载１６００名游客首抵中国。那天凌晨，张锁珍领航，在大雾中，成功地通过虾峙门航道，准确地将大船轻轻靠上北仑港。先期到码头迎候的外国船务公司代表喜出望外，对这高超的领航技艺直跷大拇指。
有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宁波港已有１５０多年的历史，但成为大港口，却是近几年的事。领航员对引航５万吨级以上的大船，还缺乏技术上的准备和实践的机会。于是，他们一有余暇，便苦练专业英语，广泛搜集国内外超大型船舶驾驶的最新技术，同时，积累气象、潮流、航道、泊位等各类技术数据，预备了多种靠泊处理方案。
１９９５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宁波港一级领航员汪忠良指挥一条英籍矿船，靠泊北仑港。不料，起锚不久就雾气弥漫。站在驾驶室，连船头都看不清。
夜间靠泊，因为参照物模糊，大型船舶较难控制，国际航运界把它列为禁区。现在遇上浓雾，难度更大，一向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船长，此时也沉不住气了。
汪忠良镇定地对船长说：“没问题，继续前进！”他根据原先准备的特殊情况处理方案和经验，小心地控制着船速和靠泊角度，把船稳稳地靠在码头，创出了夜间大雾中靠泊的新纪录。
宁波镇海港化工泊位的前沿掉头区比较小，５０００吨级以上的货轮无法原地掉头，而拓宽航道费用又很大。领航员们大胆尝试，在国内首次实施万吨轮倒拖出港。
轮船在倒驶时，它的舵基本不起作用，它的方向主要靠一侧拖轮推拉的力度大小来掌握，分寸比较难把握。一级领航员汪忠良和林昆明挑起了这一重担，首次倒拖的是大家伙——１．５万吨级的女皇号，这条船长１３２米，宽３０米，加上拖轮，把航道的有效位置都占满了，稍一不慎就要擦着海底。两个领航员走钢丝一般小心翼翼，一左一右瞭望指挥，终于成功地退着走了７００多米。由于领航员的大胆探索，码头的潜力挖了出来，２．８万吨级的化工船鹿特丹号成了这里的常客。
在英国版的《航路指南》上有这样一段言简意赅的介绍：“中国宁波港领航员年龄较轻，操纵熟练。”来自服务对象的赞扬，无疑是最大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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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治标治本抓减负
——山东省宁阳县委书记王平一席谈
本报记者贾建舟刘磊
王平，１９５２年生，大专毕业，历任肥城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泰安市委办公室主任等职，１９９５年起任中共宁阳县委书记。
去年组织上委派我到宁阳任县委书记。临行前，在市委门口恰遇几十名群众，一位熟人打趣说：“宁阳群众来迎接你了。”一打听，方知是宁阳的群众来市委集体上访，要求减轻负担。一路上，这件事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
到宁阳后，每天都收到不少群众来信，８０％的内容都是反映农民负担问题的。后来到一个村调查，发现这个村的人均收入不足１５００元，而农民负担竟高达２４３元。通过进一步了解，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不只是个别村的现象。为此，我们马上召集常委会，明确提出了“四个不变”：即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不变；把农民负担控制在５％以内的目标不变；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不变；一票否决制度不变。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重新印发《农民负担监督卡》，让群众对监督卡以外的负担坚决抵制；清理清查各种形式的升级达标活动，减少开支项目；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推行农村集体资金“双代管”制度，实行政务、财务公开；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明确乡、镇、村及执纪执法部门的责任，把农民负担是否减下来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关键在于发展经济。我们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模式，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葛石的大枣，华丰的苹果，蒋集、南驿的生姜，伏山、白马、东疏、泗店的蔬菜等，都形成了区域化主导产业的特色农业。（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厦门远跳。张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