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豪情溢满大别山
新华社记者刘建新贾永本报记者钟嘉
从新县人武部二楼会议室的窗户向外望，大山近得要哈一下腰才看得到顶。人武部斜对门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新县在豫南，地处大别山西部，和湖北的红安、麻城，安徽的金寨等县，是当年大别山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６０多年后到新县，街道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遮荫，“建设文明山城”的横幅标语高挂在街心。尽管周围都是大山，这里的楼房却在拔地而起，水泥马路也在向四方伸展。
历史曾在这里留下过红色的脚印。大别山区从西北向东南，斜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处，分长江淮河两流域于南北。中国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期就到大别山发展自己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早在１９２７年，这里爆发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革命政权。１９３１年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期，曾拥有６座县城，２６个县政权，人口达３５０多万，面积４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曾发展到４万多人，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在革命形势恶化，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将留下的部队集中起来，重新建起红２５军，约有７０００人，并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恢复了几块根据地，红军队伍也得到了发展。１９３４年１１月，面对强大敌军的围剿，红２５军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新县西北方的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之途。
红２５军离开大别山区后，两个月里向西北经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这期间，红２５军经数次激战，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把敌人甩掉，显示出这支队伍的顽强。红２５军在鄂豫陕边区落下脚后，虽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坚持了建立根据地、发展红军的斗争。１９３５年７月１５日，红２５军辗转获得了遵义会议及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立即决定西征北上，会合陕甘红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第二天，红２５军４０００余人从秦岭北麓的沣浴口出发，继续长征。红２５军一路斩关夺隘，神速西进。进入甘肃后，切断西（安）兰（州）公路达１８天，打乱了敌军部署，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１９３５年９月，在得不到中央红军确切位置的情况下，红２５军独自进入陕北，与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结束了长征。这支从大别山出发长征的红２５军，是红军几路长征队伍中最小的一支，又远离中央，长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但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机敏的判断、灵活的战术，成为红军到达陕北最早的一支队伍。
当我们“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采访小分队准备出发重走长征路时，几位老将军特别嘱咐：你们采访长征路，不要忘了大别山！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诞生的地方；是红２５军出发长征的地方；大别山区的几个县，家家有烈士，村村有红军。在那里出了共和国３００多位将军，就以新县为例，当年的新县叫叶集，总人口不到１０万，却有５．５万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别山人的奋斗精神青史彪炳。
大别山人曾经很穷。革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长征，是为了解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大别山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经历的艰难曲折何止长征！就是改革开放的这十几年，大别山人为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也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古人对大别山有这样的描述：“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弹遥描处，只堪图画不堪停。”大别山区山大土薄，交通不便，经济发展长期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但是红军长征中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勇气、智慧与磊落精神在大别山是代代相传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当年红军的信念，也是今天各级政府的信念。
１９９５年，新县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１１８８元。县里干部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小小心心算出来的，不敢掺水分；家里养几只鸡一口猪，那不能算进去。到山里的老百姓家里去看看，甘冽的泉水顺着管道流进红砖青瓦的小楼；电线拉进了深山里的每户农家；电视差转台建到了每一个乡。当火车隆隆从北京经过大别山直奔深圳时，大别山人托火车捎出山的，已不只是山林产品茶叶、板栗了，更多的是大别山人告慰先辈和烈士的那一份豪情。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本报、新华社和国防大学联合举办了“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采访活动。采访小分队的记者们采写了数十篇稿件，从中选出２６篇，自９月８日起至今天刊登在本报上。
这些文章向读者展示了红军长征中鏖战于硝烟弥漫战场的情景，反映了红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为改变本地区的面貌艰苦创业的事迹。
在这次活动中，采访小分队得到了沿途驻军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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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里的希望之光
新华社记者贾永刘建新本报记者董宏君
川滇交界处的杉东山海拔３８００米，王国友的家就住在２０００米左右的山腰间。这里离能通汽车的公路约３０公里。去年９月的一天，乡政府派人跋山涉水来到他家，将１２岁的王国友接下大山到希望小学寄读。
在社会各界捐助２０万元兴建的“长征希望小学”里，有１４０名像王国友这样从深山里走出来上学的彝、苗族学生。学校就坐落在距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仅５０米的地方，凭窗就能看到耸立在江边的那尊高举船桨的红军战士的巨大雕像。王国友说，在学校，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江对岸那座红军坟的故事：红军先锋连指导员孔开先率部巧夺金沙江后，又奉命攻打江对岸的通安重镇。战斗中，孔开先不幸身负重伤，被安置在一个名叫赵国友的彝族人家养伤。孔开先指导员成了赵家的启蒙老师，就在伤口恶化、牺牲前一天，他还在教赵家人识字写字。
芳草萋萋的红军墓和高高飘扬着国旗的希望小学，构成了长征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沿着红军长征路采访，这道风景线会时常撞入你的眼帘，撞出你的热泪，撞出你许多的遐想和感慨。
可以说，由愚昧无知走向文明的希望之光，早在３０年代就由头戴八角帽的红军点燃了。在白色恐怖的中国，没有哪一地办的学校能比红色根据地的多，没有哪一处的教育能像红色根据地那样蓬勃兴旺。在五次反“围剿”残酷的斗争岁月里，中央苏区创办的列宁中、小学就达３０５２所，学生８９７１０人；补习夜校６４６２所，就读人数９４５１７人；识字班３２３８８组，学员１５５３７１人。而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仅鄂西区就创办列宁小学２９２所，学生１３００多人。江西瑞金市光荣院９０高龄的陈发姑老人，回忆当年学文化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们识字班大多是妇女，大伙儿坐在煤油灯照亮的土房里，红军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着，从每个人的名字教起，从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字学起。”
红军踏上长征路，就将课堂搬到了行军路上。天天行军打仗怎样教士兵学文化？为此，张闻天心生一计：把生字写在每个战士的背包上，战士边行军，边认前面战士背包上的生字。
当许许多多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踏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欢快地走进那宽敞明净的教室时，张闻天发明的“行军识字法”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陌生和遥远。９０年代以来，在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的贵州省，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资兴建的希望小学就达５５所，“希望工程”已使５３７５９名失学儿童返回校园。而在红军长征经过时间最长的四川省，各界捐资逾３０００万元，建起了６０所希望小学，全省８５９６２名失学儿童在“１１”的献爱心助学活动中，有幸成为被资助对象而上了学。据了解，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等１１个省的适龄儿童就学率，已从“希望工程”活动前的６—８成，全部上升到９成以上。
红军长征路过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时，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与红军将领刘伯承歃血结盟，让出通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彝区北上抗日。与其他彝胞不同的是，身披“查尔瓦”（彝族的一种披风）的王作义却跟着红军队伍走了。“这一走，不仅走上了革命道路，也走进了一所大学校”。长征到达延安时，王作义已由不认识一个汉字的彝族奴隶娃子，成为认识几百个字的红军战士，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还专门为他照过相。
王作义的家乡大凉山冕宁县，有着一所“成功希望小学”，这是国防科工委捐资３０多万元兴建的，４００多名彝、苗、藏族儿童在这所学校里开始了他们新的童年。操作着当今世界最尖端科技键钮的科技人才们，同时也在红军走过的彝寨苗乡普及着最初级的文化教育。
人们以无私资助长征路上的“希望工程”这一义举，来回报这条曾将红军引向胜利、将中国引向光明的“红飘带”。在瑞金，我们看到了外交部的人员，向由新华社兴建的“新华希望小学”捐赠电脑等教学用具的情景；在红军长征总碑所在地四川松潘川主寺镇，我们看到由上海宝钢援建的希望小学教学大楼正在封顶；当我们来到被雪山草地环抱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采访时，深圳特区支持阿坝“希望工程”的５０万专款也恰巧汇到了州政府……
红军长征路大都在中西部省份偏远的山区，这里仍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失学儿童较多的地区，同时也是“希望工程”开展得最为活跃、希望小学最多的地区。正如贵州省青少年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肖莉女士所说的，长征路上的“希望工程”如同当年红军长征一样，路途遥远，充满艰辛，但更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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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
吴旗昂首新长征
新华社记者蔡晖周志方本报记者郭嘉
经历了风雨潇潇的会师楼和白雪染银的六盘山，在夜宿固原，领略了秋寒雪夜之后，我们终于带着一路的风霜和疲惫，绕过弯弯山路，把“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的旗帜插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吴旗镇的胜利山顶。我们的喜悦无以言表，几双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这座昔日的平台山顶，毛泽东主席指挥“切尾巴”战役的指挥所尽管不复存在，但枫叶形的杜梨独木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向我们述说了吴旗镇这座历史名城的过去和现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３６７天征战和跋山涉水，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吴起，并在此组织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一举歼灭和打跑了敌人企图尾随红军进入苏区的六个骑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切尾巴”战役大捷，宣告了红军长征的彻底胜利。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主席在吴起镇全军干部大会上对红军长征作了历史性的总结，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意义。１９４２年７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吴起镇设立吴旗县。
从此，吴旗这个响亮的名字便走出贫瘠的山谷。县人武部部长薛云峰对记者说，没到过吴旗的人，总把吴旗的环境想象得很美好。其实，穷既是吴旗的历史，也是吴旗的现实。顺着薛云峰手指的方向细细望去，吴旗镇东西不过３公里，到南北也只是４公里。城区面积最多１３平方公里，与胜利山隔河相望的燕窝山伸手可及，这两座雄狮般的大山造就了吴旗奇特的地理走形和平均１５００米的海拔。干旱、少雨，山梁荒芜，沟壑纵横，一望无际。就是这块土地，既创造了昨日让世界为之一惊的历史，也创造了今天让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当年，中央红军到达吴起时，这座只有１１户人家的小镇，除了燕窝山下的一排排窑洞和一座座土房外，再也没有什么建筑了。然而，靠红军艰苦奋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吴旗人硬是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建起了工厂，盖起了学校，修通了公路，架起了桥梁，开通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程控电话，在寸草不生的黄峁土梁植上了树、种上了草，修起了梯田。全县工农业生产年年迈新步，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配套完善的现代化电器、电话和汽车、摩托也开始走进吴旗人的家庭。１９９５年，吴旗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１．１５亿元，工农业总产值１．２２亿元，与１９９０年比增长４．７倍，年均递增４２％，农民人均收入７０５．６元。如今的吴旗镇，已是楼房连片，马路平展，商贸红火，读书声隆。谈起这日新月异的变化，县委副书记陈国昌说，“穷则思变”既是我们吴旗人的动力，也是我们吴旗人的行动。因为穷才要干。因为我们是吴旗人，不干点名堂出来不算是好汉。
７３岁的刘森甫曾是个“红小鬼”，这位当年的乡儿童团长，昔日的吴旗县长，尽管已退休多年，但作为历史的又一位见证人，讲起现如今县委实施的“重工、强农、兴商”的计划来，仍是那么头头是道。刘森甫老人告诉我们，为了让全县人民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光是“愁白了头发，熬红了眼”，而且扑下身子一个心眼带头干。这种干不再是昔日单纯的苦干和蛮干了。为了论证这个规划，县领导每人包一个乡，一沉下去就是两个月，一村一村地串，一户一户地跑。摸情况、献对策、听呼声、拿方案，县领导们身板跑瘦了，鞋跑烂了，个个都成“跑烂鞋”了。
“跑烂鞋”并不是老人的口头语，而是６０年前一位赤卫队员的“外号”。为了给刚刚到达吴起的中央红军筹粮、制衣，那位赤卫队员连夜跑遍了当时的六区一乡作宣传，边区人民群众为他的行动所感动，第二天就为红军送来了３万多公斤粮食、７００多头猪羊和３０多匹布。毛主席赞扬说，到了吴起就到了家。
尽管人们已经很少再讲起“跑烂鞋”的故事了，但为人民事业“跑烂鞋”的精神却在吴旗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涌动的商潮，使吴旗人走出了山沟沟，吴旗人在新的致富长征路上，甩掉的不仅仅是贫穷和落后。县委负责同志说，吴旗人正在翻越封闭“自我”的大山，走出了一条阳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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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到长城非好汉
新华社记者周志方蔡晖本报记者郭嘉
深秋，突如其来的一场初雪，把六盘山裹了个透白。我们一行迎着瑟瑟寒风，踏着红军当年进发的鼓点，登上了这座令人景仰的名山。
位于陕甘宁交界处的六盘山，是红军进入陕北前的最后一处高山，它绵延百余里，主峰海拔２９４２米。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１９３５年８月，我红二十五军第二阶段长征翻越此山转向陕北。１０月７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陕甘支队过六盘山，毛泽东登上山顶扫视群峰，兴致勃勃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里可观三省，快到陕北了，现在天高云淡，红旗漫卷，景色多好啊！”据此，他写下了长征路上的传世之作《清平乐·六盘山》。
六盘山是长征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它作为一种永不泯灭的记忆留在了许多长征参加者的心中。那一年，王宗槐将军正好２０岁，望着胜利的旗帜，他和那些同样年轻的战友们油然生出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当这批年轻的军人越过六盘山，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没有不能翻越的山了。
６０年后，我们在这座不朽的山下的某特种部队伞降训练场，意外地遇到了王宗槐将军的儿子王亚中上校。他正好出生于父亲向大西北进军第二次路过六盘山的那一年。今天，他紧握着从父辈手中接过的钢枪，立志把先辈的足迹延伸得更远。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同样激励着六盘山下的各族儿女。
六盘山统属西海固地区。昔日，因巨人的一声天问而闻名的六盘山，现如今同样因恶劣的自然条件令世人注目。然而，这里的各族群众从未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向贫困宣战，做创业强者。
干旱的西海固，自古就有“苦瘠甲天下”之说。千百年来，黄土塬上风沙来去，苦难来去，希望来去。我们所采访的长城塬村便是这样的一块“苦角”。
徒步走上长城塬，一望无垠的平地却在山的脊梁上。一位老人指着自己家门口的一条大沟对我们说：６０年前，红军路过时，这儿还是平展展一片，后来洪水将这里冲开了一道渠，再后来就冲成了一条沟，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宽。大自然如此的“杰作”在长城塬不知有多少。村主任杨铎升介绍说，这几年塬上连年干旱，年降水量不足４００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毫米。有“三年两头旱，五年一大旱”之说，尽管人均有地６．８亩之多，但土地资源利用率十分低，浪费严重。
为了弥补干旱造成的农业损失，塬上人想方设法种植一些耐旱经济作物，从９０年代开始，塬上已有几户人试种烤烟。张世福是花园子组最早种植烤烟的烟农之一，他给我们讲述了种植烤烟中缺水的艰辛和苦楚。他家每年育烟苗１０００—１２００株，约５亩。从育苗到移植大田，每亩至少浇水４次，约百桶水，这些水都要靠驴驮或雇车去拉。浇水时节，女儿天天守在沟里的泉边刮水，他赶着驴往上驮，往返一次２．５公里路，后来，天旱泉水刮不上了，他就雇车到３０多里路的茹河去拉，全家８口人忙乎了一年，不算人力，收入了３０００多元。张世福说，这些钱是我们全家人用汗水“泡”出来的。在与旱灾的不断抗争中，长城塬人显示出的是一种持久的耐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始终坚信，这片肥沃的土地不会永远因缺水而沉睡下去。事实上，长城塬村的一群“主心骨”已经或正在将这片沉睡的土地唤醒。１９９３年长城塬村党支部改选，３５岁的李玉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工作一经展开，全村４０多名党员的心磁石般凝聚在一起。拍卖“四荒”地，长城塬村率先搞试点，在西海固打响第一炮，使４９００多亩荒地一次性全部治理绿化。这里的成功经验，纷纷被各县效仿。地委书记芮存章对长城塬村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大加赞扬。眼下，长城塬村有了自己的农民技术学校、党团员活动室、青年之家、村医疗站，机构健全，活动有序。据悉，投资４６００多万元的长城塬引水工程业已上马，这项工程建成后，除解决塬上人畜饮水外，可发展水浇地２．１万亩，仅此一项每年可增粮食４００万公斤。当我们问起长城塬的发展前景时，李玉荣书记自豪地说，长城塬村是毛主席长征途中住过的地方，当年自然条件那么恶劣，红军官兵却能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如今，我们没有理由怨天尤人，只要我们信心不减，作风不散，勤勉不懒，就一定能使群众过上好日子。我们支部“一班人”发誓，不富“长城”非好汉。
李玉荣的一番话，使我们油然生起一股崇敬。虽然，岁月的风尘使古老的长城失去了昔日风采，但在这片平坦的黄土塬上，又铸就出一个新的“长城”，它抵御着旱魔的肆虐，堵挡着风沙的袭击，是长城塬上人民脱贫致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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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山故雨润新绿
新华社记者岳林才本报记者邹大毅吴亚明
１９９６年７月，我们怀揣一面题有“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几个大字的红旗，从成都出发，奔向大巴山区，去追寻那条红飘带。
朝辞蓉城，东渡涪江、嘉陵江，夜走仪陇，经１６个小时风尘颠簸，次日凌晨，才抵巴中。此时虽已人困马乏、皮紧肉疼，却生出一种幸运感。我们无缘体会当年“红飘带”的壮观，但却尝到“红飘带”的沉重。６０年前，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入川，越大巴山天险，渡嘉陵江激流，又徒步西进长征，在“巴山楚水凄凉地”里周旋，在生死之间穿梭，把人类的体能、意志和生命力发挥到何等极致！也唯其在这封闭艰险、贫穷落后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在生存或死亡之间的狭路上挥师奋进，这一切才具有了辉煌的价值和壮烈的气势，“红飘带”也才变得凝重。
巴中好像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展示着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变迁。古老的篇章和崭新的篇章在这里叠加，红色的篇章和绿色的篇章在这里承传。这里有一大奇观，就是相当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红军凿刻的全国苏区中最多最大的石刻红色标语，最大者乃海拔１１００米高的佛尔岩石壁上“平分土地”四字，每字高５．７米，宽４．９米，余者如“赤化全川”、“争取苏维埃中国”、“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等等。当年红军攀崖悬索，刀凿斧琢，刻成这气吞山河、恢宏磅礴的巨幅标语。历经６０多年风雨，不蚀不朽，巍然如故。
在采访巴中地委书记韩忠信时，他说：“新巴中的发展和建设，仍然遵循着红四方面军的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这句话，揭示了巴中地区历史的传承关系。红四方面军的训词直到今天，其内在的能量、感召力依然那么强劲，那么震撼人心。巴中地区把６０多年前铸就的精神能源注入９０年代经济腾飞的发动机上，再次把巴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推上了一条革命性的道路。“革命”二字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是和旧世界、和贫穷落后的决裂，而且是红军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弘扬和扩展。
巴中地区是１９９３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距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建立正好整整６０年。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他们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都是新区，闭塞，一穷二白；都是三年发展，红军建设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在战争环境里建立了一个农业发展、工业齐全、经贸繁荣、政治稳定的红色政权；而巴中地区三年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商贸企业蓬勃发展、财政金融运行良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韩忠信书记讲的又一个话题，印证了历史的传承关系。当年，红四方面军在这里闹红色革命；今天，巴中人民在这里闹起了“三色革命”——以兴修公路、微型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为主的“黄色革命”，以推广地膜覆盖为代表、科学种田的“白色革命”和以植树造林把绿色银行搬上山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当年，红色革命是向三座大山宣战，今天，“三色革命”是向贫困落后宣战。其中，以“黄色革命”在规模、程度、难度和参与上最能体现出“三色革命”与红色革命的内在联系。
１９３２年底，红四方面军１．４万人由陕入川，翻越大巴山，攻占两河口，沿通江河南下，解放了通江。１９９５年底，通江县５万筑路大军沿着一条与红军入川路线逆向平行、相距不远的路线，摆开战场，北上大巴山，扩建通前路（通江县—陕西南郑县前进乡），打通由川入陕的交通干线。
历史的叠现，有着革命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背景的不同，但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闪烁着“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光辉。通前路工地上，老区人民催人泪下的奉献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证实了这一点。
６０多年前，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就动员组织群众进行交通建设，一边反围攻，一边搭桥修路，两年多，修建了四大交通干线和通往区乡的便道。巴中地区成立后，动员全区人民自力更生大办交通，也是两年多，改建干线公路４３０公里，二级公路实现零的突破，达到２２２公里，三级公路从２８公里增加到２８１公里，次高级以上的水泥路、沥青路达２５０公里，建设大中桥梁６２座，挖通西华山隧道近千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贫困的巴中地区缺资金、技术、人才，然而，他们最富有的，就是不减当年勇的红军精神！
在诺江镇阳望山，我们盘山而上，去看微型水利工程。有名的巴山细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清洗着青山绿野。幽静的山谷里断断续续地回荡着炸山石的隆隆炮声、打钢钎的叮叮当当声和带着巴山山歌风味的打夯号子声，清脆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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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国防大学师生在“追寻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路上新长征”的红旗引导下，通过甘肃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门。彭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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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政委王茂润中将与延安八一敬老院85岁的老红军柴福耀亲切交谈。杨俊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