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文学艺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张炯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抓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道理已日益为大家所深刻认识。最近，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进一步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出发，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艺术历来是人类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繁荣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学艺术虽然是审美意识形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创造，并获得不断发展的。但从原始时代文学艺术的萌芽起，它所产生的功用就不仅仅限于美感的怡悦。古老的神话作为人类历史生活的曲折的反映，如马克思所说，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其中不仅包含着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体现着人类从自身生存利益出发的善恶判断和理想追求。至于今天，文学艺术已经发展为人类精神创造的庞大而多彩的家族。无论是一首短诗或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所展开的艺术意象或意象体系，都不单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某种想象和幻想。它传达某种感情，往往还传达某种思想。杜甫的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表达的就是他的政治与道德理想。《红楼梦》不但透出佛教的“色空观念”，还谕扬某些反封建的意识。一部内容丰厚的文学作品，无不带有所产生时代的深刻的精神烙印，人们不仅从中可以看到特定时代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激荡，还能看到特定社会阶层的政治倾向、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美学趣味和哲学观念。艺术家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追求，更无不表现于他的作品中。他的全部思想倾向正是通过艺术形象的感人魅力而传达给读者并且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益。文学艺术在传播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古人所谓的“寓教于乐”。它本身就体现特定时代的某种精神文明的结晶。时至今日，文学艺术借助于高科技的传播手段，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实为其他精神产品罕能相比。通过电视台和光盘放映点播送的文艺节目，覆盖面与影响力之广大和普泛，是人所共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艺术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显著的贡献。像《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日》、《红岩》、《创业史》、《把一切献给党》、《向秀丽》、《雷锋之歌》以及新时期涌现的大量作品，都正是以其真实感人的艺术描写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风貌，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刻影响，造就了许多读者崭新的精神境界，促进了几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
当前，党和人民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动员起来，为促进这种文明的建设而不懈努力。文学艺术无疑应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为此，需要努力的方面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我以为是应该摆脱近些年文艺界存在的某些理论认识的误区。
自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便逐渐流行一种理论主张，提倡文艺创作要疏离现实，远离政治，消解思想；其后更有鼓吹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鼓吹文艺创作中的直觉主义和表现潜意识、性意识。从而影响到某些作家、艺术家只醉心于描写普通人的身边琐事、杯水风波，乃至床上体验。有些文艺作品不但理想失落，道德沦丧，甚至嘲弄崇高，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正当的关注和忧虑。有些批评家提出文学艺术不能没有理想，提出应该重建人文精神。而有的论者却与此相反，他们为上述创作现象唱赞歌，认为这样的文学创作有利于“消解中心意识形态”（或又称“主流意识形态”）。有人还有一种基于主体性哲学的文艺本质论，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情感”，是所谓“自由精神的存在形式”。他们宣布要“告别革命”，声称文艺决不应与政治产生关系，主张文艺创作不要理性，越朦胧越好，要“无意识”，要与“政治信仰分离或者根本无关”。他们竭力否定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从而也否定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密切关系。
这种论者所指的“中心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指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笑的是，他们一方面起劲地反对意识形态，装作自己是超越一切意识形态的样子，实际上他们鼓吹的正是又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并不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罢了。
这并不奇怪。人的精神看似自由，实则并非完全自由。因为，精神归根到底依存于存在。精神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即使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反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精神意识都取决于他所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以及他所继承的前人的思想资料。他的精神的自由驰骋不能不受到自己时代和阶级视野的认知限制。“告别革命”论者自身观点的演变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的深刻性。
尽管文艺创作中不乏非理性的因素，不乏直觉与潜意识的参与，但任何一个意识和意志清醒的人都不难认识到，文艺创作决非“白日做梦”。在文艺创作中，特别是内容丰厚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理性思维的参与是必然的。艺术家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他们的政治倾向、道德信念、宗教信仰、美学理想和哲学观点，无不自觉与不自觉地体现于作品中。这是为前人关于许许多多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的研究所证明了的。有人断言，理性的参与会使文艺作品丧失它的感人魅力。事实并非如此。恩格斯曾指出，欧洲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我国古代的伟大作家如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不也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伦理观点吗？如果作家真正具有艺术的才能，对生活又有很丰富的艺术感受，那么，理性非但不会损害他的创作，相反，正给他的创作带来深刻性，带来崇高的思想价值。
因而，我国的文学艺术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就不能不注意加强自己的思想性，不能不重视当代理性的参与，不能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作用。
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旧成分同时存在。一国两制的构想，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与竞争，必然使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多样化。但为了保障社会主义能够发展到未来的更高阶段，政治领域的共产党领导，经济领域的公有制为主体，思想文化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越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越不能动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就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动员了亿万人民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时代要进一步宣扬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和核心的意识形态，更属天经地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这都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论断，也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有纲领性的指示。应当说，这些指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是完全适用的。
文学艺术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可做贡献的领域十分宽广。它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去满足人民健康的审美需求，促进审美趣味的优化。因为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生成。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需要通过大力反映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作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特别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艺术形象，来更有力地弘扬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像孔繁森、张鸣岐、李润五以及徐虎等许多工作在不同岗位的先进人物，正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品格和脚踏实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感人精神。他们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楷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成功地塑造这种人物的典型形象，必将大大提高我国文学艺术的思想品位，赋予我国文学艺术以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近年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一些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并且一度泛滥于市场，这提醒我们必须研究和正确处理文艺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文艺领域对一切真正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品也理应颁布法令加以清理。当然，这样做时对具体作品要作出细致的分析，对害多利少与利多害少的作品要有所区别。对于绝大多数作品来说，恐怕主要得通过各种传媒的文艺评论去对读者与观众的需求加以引导。同时要不断完善文艺市场的机制，使之通过供求关系的调节，充分发挥促进健康的文艺创作得以繁荣昌盛的作用。我们相信，经过有关部门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的文学艺术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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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笔谈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
李润元
最近，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企业文化是落实这项重大战略任务的措施之一。如何有效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科学管理是前提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顺应现代管理科学，使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企业文化正是渗透于整个管理过程中的一种“软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是管理文化，企业制度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当一个企业还处在责权不清、管理无序的层次上时，其文化建设势必受到阻力，或者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下去。因此，必须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一方面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规范企业的运作，一方面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因素，制订和完善为员工所能接受的制度和规章，总结为员工所认同的企业精神，形成一种凝聚力，使企业充满生机。
二、领导亲自抓是关键
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是把握企业决策的组织者。企业文化融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管理方式，因此可以说，企业文化也是企业家文化。企业家的行为对企业文化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首先，企业经理处于领导地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促进企业文化活动的开展；其次，企业行为及其活动都为企业行政所左右，企业经理的行为和经营指导思想会对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企业经理来实现。
如果企业文化仅作为政工职能部门的倡导范围，涉及面也狭小，充其量只能在有限的局部中施展拳脚，甚至局限于员工的精神教育和文体生活。精神教育、文体活动的开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员工的热情，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但远远达不到用企业文化来实现管理的目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有通过领导，包括经理的倡导和培育才能落到实处，只有通过经理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企业文化才会融贯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才能在企业生根、开花、结果。
三、党的领导是保证
企业经营管理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体现了企业的全面管理，更离不开党的领导。
党组织扎根在基层，党员扎根在职工群众中，这是一大优势。党委一班人要团结协作，积极支持经理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使党委处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政治核心地位。同时把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导入企业文化建设，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群众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群众组织在企业中面广、人多、能量大，有着行政和党组织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我国企业中，特别是国有企业中，工会、共青团等围绕企业每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动员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职工道德教育、开展有益于身心的文化体育活动等，已成为一种传统。因此，只有在党领导下，群众团体密切配合，与企业行政形成合力，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全面铺开，才能取得成效。
四、以人为本的制度管理
企业文化的载体是人，企业文化建设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从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出发，视职工为企业的主体，让全体员工参与管理，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加强监督，提高企业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与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相一致。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能废除必要的规章制度。抓好制度建设和实施严格的行为规范十分必要，否则将无章可循。如果只是制订了规章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或有章不循，规章制度则形同虚设，企业就会乱套，运作就会不灵，行为规范更无从谈起。
企业文化建设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制定完善的制度，并从领导到员工都严格地遵守执行，配合文化建设，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作者单位：深圳妈湾电力总公司企业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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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秀娟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近日联合召开“朱秀娟作品研讨会”。台湾作家朱秀娟十年来创作了多部反映台岛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由以上两家出版社联合在祖国大陆首次推出《雨荷》、《别有情怀》等小说。与会者对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风格进行了讨论。（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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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出版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红军长征纪实丛书》，其中包括《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朱少军、王晓阳）、《征程军魂——长征中的著名将领》（张琦）、《跨越雄关——长征中的重大战役》（陈伯江）、《战地女杰——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常敬竹）、《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苗晓平）、《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文显堂）、《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肖显社）。刘华清为本丛书作“总序”。最近，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与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书评座谈会，与会的有关领导、红军老战士和专家对本丛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作了高度的评价。（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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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行年会
10月上旬，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这次年会以“90年代文学的检视与研讨”为主题，从小说、诗歌、散文和批评等多种角度，探讨了新时期文学的主要走向和基本特色。与会者普遍认为，从小说的现实主义热潮、散文随笔的注重人文内涵、诗歌创作的追求平民化和批评界的开展人文精神讨论等倾向来看，文学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已站稳了脚跟，恢复了自信，并初步表现出既日益走向多样化，又逐步凸现主旋律的良性发展。当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新的社会和文学的现实，推动新的文学秩序的生长和新的文学状态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战略中，发挥自己应有的积极作用。朱寨当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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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创作繁荣与理论先导
朱辉军
近段时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创作，对文艺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指示。在最近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战略部署，对文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进一步的关键就得看文艺家本身了。优秀的文艺作品，真正的文艺精品，归根结底还是有赖于文艺家自己的辛勤耕耘和艰苦劳作。因此，文艺家要迅速进入状态，调动自己的丰厚的生活积累，发挥自己的深湛的艺术专长，潜心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出无愧于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和文艺精品来。
除此之外，我觉得，在这个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大变革时代，文艺家的思想观念意识的转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文艺家如果对这个伟大的时代，观念模糊、思想糊涂、意识混乱，就是再有生活根基、艺术专长，恐怕也无法真实地、深入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要繁荣，理论须先行。
这个提法很容易令人想到“主题先行”。其实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主题先行”，是没有生活基础便要求文艺家直接进入创作，并且是在作品中演绎抽象的概念，而这概念常常还是错误的。这样的“主题先行”焉能不将创作引入狭窄的死胡同？而我们这里的“理论先导”，首先就要求要有坚实的生活根基，在具体创作时还要将有关理论、思想、观念等与文艺家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水乳交融般结合起来。当然，这里的理论、思想、观念等的前提就必须是正确的科学的。
事实上，从整个人类文艺发展史看，当文艺家由自发的创作走向自觉的创作时，“理论先导”差不多也成了文艺的发展规律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都是先有理论或“宣言”（这不过是理论的一种形态），后有创作跟上来的。当然，他们的理论不一定全正确，或者说良莠杂陈，但从总体看，理论的指导作用十分重要。而当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诞生时，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几乎还在萌芽状态中。正是“先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指导维尔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走向了宽阔的文艺创作坦途，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艺术精品。
回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引导我们的创作，我们的文艺家很难说不会迷失方向。事实上，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在文艺界中并不是没有糊涂认识和混乱思想。一些文艺家天真地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自然就会上去。更偏激的甚至认为，为了物质文明建设，不惜以牺牲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为代价。于是弃文从商者有之，迎合市场需求粗制滥造者有之。当然，也有一批纯真的道德主义者，以落后的田园牧歌来抵制、抗拒市场经济，充满着虚幻的理想激情。
所以，现在文艺界亟需理论的指导和引导。没有理论的“先行”，创作上将很难说不会出现思想观念意识的混乱。这里所说的理论，有两层意思：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而不是伪赝的、落后的、错误的；其次，除了与文艺创作直接相关的文艺理论之外，也包括社会理论、历史理论、哲学理论等。在今天这个变革时代，若不对社会、历史有深刻的认识、理解和感悟，就简直不知道从何下笔。
我们所说的这种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社会历史哲学理论及文艺理论，在今天当然首先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文艺思想。文艺家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首先就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而在武装别人之前，一定先要武装自己吧。其次，这种理论，也需要我们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这个伟大的时代，应当是一个出杰作、出巨著的时代，同时也应当是一个出思想、出理论的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富有创见的思想和理论不断发展之日，一定是杰作巨著产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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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美学思想中的审假
——重读鲁迅札记
孙荪
鲁迅的美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系统的论著形式表现的，但是，鲁迅的美学思想却是丰富深刻的。它散见于小说、杂文、讲演以及关于文学史的论述中。因为大多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甚至更多的是从历史、社会、人生现象出发，加以生发和升华，因而不仅带着充盈的生命血肉，而且具有某种原创性的特点：
鲁迅的美学思想，有一个十分尖锐深刻的东西，就是他把真、真实、真话放在审美的第一块基石的位置，作了十分充分的强调和反复的论述。
而鲁迅在论述真、真实、真话的同时，总是有大量解剖和批评“假”的论述，他以犀利的眼光和锋利的解剖刀来“审假”。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人物形象：假洋鬼子、假道学、假辫子、假维新、假革命和各式各样的伪君子们；不仅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更表达了一个彻底地不妥协的民主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崭新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态度。
美学上有所谓“审丑”，与审美相对应；我这里想转换一个词：“审假”。
当然可以说，假，也是一种丑，甚至一种恶；但是，又不能完全画等号，各有自己相对立、相对应的概念。从大概念来说，都是关于美学的范畴。美学可以包括真和善，当然，也就包含了审假和审恶。
我们通常说美学、审美，实际上包含对真、善、美的掌握；从辩证的角度讲，还必须包括对假、恶、丑的掌握。没有这后一个掌握，美学就是单薄的、脆弱的，甚至是不全面的。首先是真还是假，这确实是美学的第一道铁门槛。
敢说真话，直面人生，反对瞒和骗，鲁迅认为这是国民性改造和文学革新的要义。应当说，这也是鲁迅美学思想的基础。
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青年会有一个讲演，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古文的缺点，影响到一般国民以文章达意的艰难，因而造成无声的中国。鲁迅主张以白话文说话写作，“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中国”。他说：“——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全集4，15页）
鲁迅这里所说的发出“真的声音”和“较真的声音”，尽管其锋芒主要是针对中国文言文的局限和弊端而发的，但却表达了一种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
鲁迅在给一个青年作家的小说所作的序言中，进一步提出文学的首要要求是要“吐露本心”。他说：“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全集4，147页）
鲁迅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如果没有“真实”，也就谈不到“意识”。这个意识，不仅包括社会意识，也包括美学意识。鲁迅总是把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文学与美学问题结合在一起来剖析，把美的问题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使美获得深厚的根基。瞒和骗，欺人与自欺，当然都是假，都必然是、也只能是美的对立物。要美，必须要真，必须反假。
反对文学上的虚夸和泡沫，是鲁迅审假的基本内容。
鲁迅对文坛的虚夸风气深恶痛绝，写过许多文章批评这种现象，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的不良风气，同时兼及恶劣的世风。
鲁迅辛辣地指出，古代文学上的许多表达、文学的许多夸张，是需要“大打折扣”的。古代诗、文、史书中的拍马、隐瞒、夸大、装腔、撒谎等弊病，仍然在当今存在。使鲁迅更加痛恨的另一种，是文人们为了“名”而制造假文豪的卑劣活动。
一种是所谓文人的自我造假。如鲁迅指出的：剪贴，瞎抄，贩卖，假冒。“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
一种是专以牟利为目的的书商和所谓文人相结合进行的造假。这就更是五花八门。书商们可以依据形势的变化随时制造各种名目的“文豪”，鲁迅把这些广告上宣传出来的文豪讽刺为“‘商定’文豪”。
这样的文豪当然不会拿出真正的文学来，只会生产文字垃圾，甚至比垃圾更有害。如鲁迅所说，“可知道社会上有这样的东西，是费去了多少无聊的眼力。人们往往以为打牌，跳舞有害，实则这种文章的害还要大，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儿的。”（《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全集5，57页）
假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美的。假的东西也是不可能为读者所接受和欣赏的。鲁迅在《怎么写》一文中从读者的角度，分析了读者为什么会对一些作品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甚至起一种“幻灭之感”。他说，“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比如把戏法作成真的来做，或者以纯粹的隐私吸引读者，“装腔”，“做作”，也就是当今所谓“矫情”，那就糟了。如鲁迅所分析的，读者“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三闲集·怎么写》全集4，18—24页）一旦感到“仿佛受了欺骗”，便极易起幻灭之感，那就索然无味，真实也消失了，所谓美感、美，根本无从谈起。
这个假的破坏性是这样的大，它不仅是政治上的癌症、文化上的毒素，也是斩断文学生命根蒂的黑手，更是美的大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假的东西永远和真相对立而存在，真的东西也总是要和假相斗争而存在并发展，如同美与丑、善与恶一样。假，并没有因为鲁迅的批评而销声匿迹。
在当今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主义仍有很大市场的情况下，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故态复萌，在某些方面变本加厉，有些则花样翻新，它对文学的侵蚀和破坏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文学，同鲁迅当年面对的背景已根本不同，我们应当做得更好。当我们注意提高文学的美学品格的时候，不能不首先在“打假”、“防伪”上下功夫。
真若不保，美复何存？欲求其美，先得其真。
这应当成为我们的文学艺术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