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副刊)
专栏:

树之思
苗得雨
当我望见那一排排树,总不移位地站在那里,设想我若是这些树株,可熬得站立不动的正直?
树木若整日不断移动,生活的空间会乱了标识,人若整天耐不住寂寞,当迷迷糊糊不辨东西。
请看科学家钻研时的全神贯注,请看创作家写作时的如醉如痴,事业才会长成高大的树。少些纷扰才多些吸取。


第11版(副刊)
专栏:

淳安人的志气
赵相如
我被轻轻的轻轻的声音扰醒了,起来收拢窗帷。打开落地大玻璃门,只见乳白的雾纱在渐渐散开,露出了令我眩目和心醉的美。
一望无际的千岛湖,明净得像一块硕大的碧玉。清清的涟漪在荡漾,楼和树映在湖面,连同水波一起激动地迎接一个涌现生命的时刻:东首,一抹霞云正在张翼,色彩由淡红转为粉红,又变成艳红,突然,一只火球在湖面跃起,整个千岛湖仿佛发出了欢呼,湖面立时彤光铺照,闪出十分柔和而又悦人的光波。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看着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绿茵茵的岛屿,不禁耳畔重又响起当地主人的介绍:“我们淳安的千岛湖,是个国宝。你看那湖水晶莹透彻,能见度达7米,属于国家一级水体;湖中星罗棋布的岛屿有1078个,个个千姿百态,葱郁叠翠;更奇的是,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山水画卷。身在淳安,可享尽大自然的厚爱。”《县志》告诉我:淳安昔日山瘠民贫,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共和国飘扬起五星红旗之后,淳安的面貌才有翻天覆地的改观,人民生活水平才有大幅度提高。1958年,为了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全县海拔108米以下地段统统变为水域。淳安人没有二话,满含热泪,离乡背井,既兴奋又留恋。他们以宽阔博大的胸襟、坚韧无私的品格,为国家作出了无法估量的牺牲,也为自己留下了诉说不尽的艰辛与苦涩。
红日冉冉东升。晨风推送湖水缓缓地缓缓地向湖岸滚来,波涛好似一朵朵盛开的玉兰,浪花拍击着砂石,发出了十分动人而有节奏的哗哗声。
淳安人赖以生存和对国家作贡献的粮田、世代勤劳所得的农田基本设施大部淹在水底,于是淳安人向山岭要田,他们用双手炸开大山、垒成石坝,砌成一块块田,还建造山塘蓄水,以解决山坞田、山坝田的灌溉。由于他们历经30多年的努力,如今全县粮食总产量已经超过建水电站之前的水平。
当千岛湖形成的时候,全县工商企业有255家被淹没,工业总产值下降近一半。如今淳安县多门类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食品、饮料、丝绸、纺织、化学、电子、木材加工都形成了系列产品。淳安无线电厂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大量出口,电视差转机畅销国内28个省市。去年全县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达16亿,人均3580元,这个数字比建水电站之前不知要高出几十倍,是有志气的淳安人创造的奇迹。
可是,淳安人喜欢与横向比。比一比,显出了潜力还没有挖够;比一比,才知道自己还属于“第三世界”的现实存在。淳安人反反复复掂量,他们决不愿让这一辈人的相对贫困传给下辈人。我来到了千岛湖镇的南山片,只见高楼耸立,一幢幢厂房、宾馆、医院、康复中心、商场像列队士兵,整齐地屹立在湖边山下。3年前,这儿还是荒山孤岛。淳安县领导在改革开放浪潮促动下,提出利用荒山荒岛甚至出让岛屿搞开发,以开发促发展。这一招很灵,新加坡就有人来买荒山,香港台湾都有企业家看中这儿的小岛,省内一些单位也来驻足,结果一些荒山孤岛出租了,县里得到一笔丰厚的资金搞全县公路、电力、住宅建设。南山片这个开发区里如今已经兴办起各种企业过百家,注册资金有8.6亿元!
千岛湖以其特有的山和水,成为国内最大的森林公园,县里同时把开发千岛湖作为振兴淳安经济的重头戏。他们在高山、远山营造松、杉、竹,在近山、低山开发果、桑、茶,使森林覆盖率达到76%。林木茂盛涵养了水源,净化了水质,这就是千岛湖为什么能达到一级水体的原因了。林木果树的开发,也使千岛湖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淳安人还利用水资源发展淡水养鱼,88种淡水鱼在这里自由回旋,每年有四五百万公斤的鲜鱼游向全国各地。千岛湖盛产鳙鱼,鳙鱼炖豆腐,在那儿不算名贵的菜,价格也便宜,可是鱼肉香、豆腐嫩,进入口中,“鲜”不胜收,乐不思归了。
黄昏时分的千岛湖,胭脂红的晚霞像绚丽的织锦在天边层叠铺展,千岛湖水闪烁着一片金粉,细浪不断发出呢喃,仿佛在说:“有志气,有志气……”


第11版(副刊)
专栏: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征文活动结束
为纪念红军长征及东征胜利六十周年,由解放军报社、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征文活动今天圆满结束。廖汉生、莫文骅、李德生、杨秀山、胡奇才、鲁瑞林、李水清、陈琮英、王定国等一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座谈会。共有二十九篇作品获奖。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在颁奖座谈会上讲了话。


第11版(副刊)
专栏:

“二十世纪桂冠诗丛”首发式举行
中国文学出版社和风入松书店日前联合举行“二十世纪桂冠诗丛”首发式。
“二十世纪桂冠诗丛”旨在满足国内广大诗歌爱好者的需要,推动新诗创作。入选诗人均为本世纪各大语种的大诗人且在中国未曾出版过较完备的诗集者。(文钊)


第11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质量与道德
李炳银
在当今的生活中,很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伪劣产品的盛行。于是乎,就有了各种各样有关产品质量的活动。例如,中央电视台与有关部门联合搞的“质量万里行”、各地各部门分别搞的多种打防措施和一些设法提高质量的方法等,就属于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开始搞时,还比较新鲜有效。时间长了,伪劣产品依旧很多,人们不免就有些松懈和麻痹。
前几日,与云南曲靖来的同志在一起说及此事,曲靖的同志说,他们厂今年也狠抓了产品的质量问题,搞了不少可能保持和提高质量的活动,其中也提出了“质量万里行”的口号。但是,在进行群众性的大讨论的过程中,有一位职工提了一个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很好。这位职工提出,应当把“质量万里行”改为“质量万年行”才好。我也认为这位职工的建议很好,虽然只是一字之改,但是,它的含义似乎就丰富深远得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只顾眼前效应的行为现象太多了。像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的这个宣传周、那个宣传月的活动,就是这样的行为。一项有益的宣传,自然是好的。但是,这宣传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目的。遗憾的是,有些同志把许多的宣传活动本身却看成了目的。结果,总是为了宣传而宣传,为了形式而形式。形式和目的几乎完全脱节了。曲靖这位职工的建议,初看也只是对原来口号中时限的延长,其实,它是一种对形式的有意忽略和对目的的自觉追求。
产品的质量关,最根本是从事产品生产的工人所掌握的。因此,要提高产品的质量,除了要坚决不断地对那些制假、造假的恶劣行为进行打击之外,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提高每一个职工的质量意识和自觉性。据说,曲靖那个厂的领导吸收了这位职工的意见,并对这位职工给予表扬。我以为,这是领导和群众两个质量意识与积极性的共鸣与结合,是人们自觉加强质量保证的行为。
我以为,我们不能把产品的质量问题单纯地看成一个经济问题,只是从生产行为方面去着眼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完全否认技术性工作在产品质量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产品的质量问题其实是个人的道德水平问题,它突出地表现着从事产品生产的人的道德水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他是绝不会忽视产品的质量的。这样的人,更不可想象他会去制假、造假。因此,在不少的时候,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比提高人的技术水平更能保证产品的质量。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是全国性的“质量万里行”,还是各地所搞的其他质量检查活动。尽管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终究不是一个万全之计。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途径,还在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和生产技术水平,而前者比起后者来,也许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第11版(副刊)
专栏:

沈阳市实施文化繁荣工程
沈阳市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以大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实施文化繁荣工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专业文化建设实施出精品、出人才的“十百千工程”,即十大精品、百位名家、千名新人。几年来共获省级以上比赛奖二百二十八项,其中国家奖一百一六十项、国际奖五项。《月牙五更》、《黑土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话剧《生命之光》等获“文华奖”。群众性文化活动以沈阳民间舞蹈节(秧歌节)、大中专学生艺术节为代表,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家庭文化活动常年不断。极大地丰富了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该市文化系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文化管理部门归口管理,文化表演团体的经费自给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给剧团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走出一条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之路。(徐文)


第11版(副刊)
专栏:

“像《铁流》一样写”
马德俊
在上海鲁迅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这张地图不大,上面用铅笔写着六安、黄安、商城、苏家埠、大别山、淠河、史河等城镇和山川河流的名称,还画着不少线条、箭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地图,而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地图,它记载着红军名将陈赓和革命文学大师鲁迅的两次会见,为红军革命史增添了一页色彩斑斓的篇章。
1932年10月下旬,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当时红军中医疗条件很差,党组织就秘密地把他送到上海治疗。
由于张国焘等人推行“左”倾政治、军事路线,从1932年7月到10月,仅仅3个月时间,便导致第四次反“围剿”过早失败了。但红四方面军将士在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中所表现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忠诚和冲锋陷阵的牺牲精神,使陈赓久久难以忘怀。他在治疗之余,常常找到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向他们讲述红四方面军将士勇猛杀敌的英勇事迹。他那充满激情、有血有肉的精彩描绘,顿使听众为之倾倒。当时在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还作了详细记录。朱镜我边记边想:红军战斗的艰苦和剧烈,实在是超过人们的想象程度,如果有一个作家能够把它写成长篇小说,一定能在政治上发挥很大的宣传作用。他很自然地想到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
朱镜我很快就把根据陈赓口述记录的材料油印出来,送给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冯雪峰是鲁迅十分信赖的学生和战友。他对这个材料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冯雪峰十分期待鲁迅先生能写一部反映苏区斗争的中、长篇小说,以暴露社会的黑暗,刻画阶级斗争必经的路程,以教育后代。他多次叮嘱宣传部的同志要注意收集些活的革命原始材料给鲁迅先生,以备他参考。现在陈赓提供的这些素材,通过鲁迅的文学修养和那枝犀利的笔锋,一定会写出像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所著的《铁流》那样的经典名著。况且鲁迅也帮助曹靖华校译过这部巨著。于是,他很快拜望了鲁迅,向他提出了这个请求。
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十分高兴。长期以来,他一直关心着红军的战斗情况,准备以中国红军为素材写一点东西,但由于白色恐怖和国民党新闻封锁,总是得不到确实的消息。这下子可真是好机会。听说口述这些材料的红军将领陈赓正在上海治病,鲁迅便几次通过冯雪峰邀请陈赓去他家谈谈。
10月底的一个下午,陈赓身着灰色线呢单袍,在冯雪峰、朱镜我的陪同下,乘出租车来到四川北路北川公寓鲁迅的住所。在第一次长谈中,陈赓向鲁迅介绍了位居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概况以及大大小小的战斗过程。创建于1927年11月的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已发展壮大到4.5万余人,建立起26个县的红色政权,根据地人口激增至350余万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块根据地。
听了陈赓关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与敌人顽强战斗的介绍,鲁迅对苏维埃和红军有了初步了解。鲁迅打算根据这些非常惊人的材料,像《铁流》似的写一部中、长篇小说,有战争气氛。由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战争经历,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为把这部红军题材的作品写好,鲁迅决定再约陈赓深谈一次。
陈赓第二次见鲁迅,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左联作家楼适夷陪同。时间大致在11月上旬。第二次相见,生疏感消失了,客套也免了。鲁迅亲自斟上茶后,谈话就开始了。为了便于讲解,使鲁迅听得更明确,陈赓从鲁迅书桌上拿起一张纸片,迅速而又准确地绘制了一张鄂豫皖苏区军事形势的草图。
此次会谈,陈赓着重讲了红四方面军反击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几次战斗。鲁迅抽着烟,侧着头,凝神地看着陈赓同志,全神贯注地听着。当他知道自己所熟悉的闰土式的贫苦而又软弱的农民在红色根据地已站起来当家作主并积极参加战斗时,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当陈赓说到红军战士冲锋时端着枪不避敌人子弹大喊“缴枪不杀”时,鲁迅插话说:这叫先声夺人啊!
鲁迅问,农民分了地主的土地,地主有没有反扑?他们是怎样反扑的?又问,现在农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卫生条件有没有改善?一个个问题,鲁迅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当陈赓谈到鄂豫皖苏区某些房子四面都开了窗子的时候,鲁迅高兴地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了。四面都开了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这是一个进步!
谈着谈着,暮色降临,一个下午过去了,许广平前来邀请用饭。鲁迅夫妇不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还特意打开一瓶久藏的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和陈赓等人共饮。鲁迅从心底里已经深深喜欢上这位博学善谈、诙谐幽默,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年轻的红军将领。
吃过饭,他们又继续热烈地谈了起来。鲁迅问,根据地人民是怎样支援红军作战的。陈赓告诉鲁迅,鄂豫皖苏区人民把红军看成自己的子弟兵,每次战斗后都有大批贫苦青年要求加入红军。每批战士入伍,各级苏维埃都要举行热情的参军大会,这使鲁迅先生感到特别新鲜。
陈赓的两次谈话,使鲁迅沉浸在写一个像《铁流》那样具有战争气氛的中、长篇构想中,考虑到写作的需要,也为了纪念这次谈话,他把陈赓亲手绘制的地图和冯雪峰送来的油印素材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后来鲁迅没有来得及把这本书写出来。但是,这段佳话,却在红军革命史上写下了比小说更为动人的篇章。


第11版(副刊)
专栏:

中国水墨
冯源
相逢是一种缘分,正如小镇之于我。这仿佛是命里注定了的。
小镇坐落在浅丘与高山的皱纹间,一条清江由远及近飘然而至,镇西将之一剖为二,镇东又把它合抱为一,东西有木桥联姻,四围是杂树交错,如果没有那些高低错落的平屋小楼的点染,小镇就是一块毫不起眼的寂寞的沙洲。小镇没有现代特色的通衢大道,也不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仅一条石板铺就的不甚开阔的路。路面铺展平整,镇头镇尾相连,又缓缓向镇心微倾着延伸着,小镇便有了一种向心的聚合和一幅毫不张扬的景致。小镇人说,石板路上烙着曾有过的辉煌和历史,是小镇的中枢,是小镇的脊柱。人行其上,果然有神风盈袖骨气贯内。路的两边串联着零零散散的商店茶馆、酒肆旅舍,一律是木造的,因为木质各不相同,打烊时挪桌移凳、关门闭户的声音和男男女女吆五喝六的叫喊,错错杂杂,扬扬落落,浑如一曲天然的交响。小镇的人们便在这样的交响中,商来易往,打器铸具,说茶论食,对弈玩牌……小镇向你展示出它全部的自然和质朴,而最自然和质朴的又常常是最本质的,也最具有生命的质感和创造的底蕴。
夜晚的小镇是一幅浓墨的山水,但它不是山水大师们雕镂的凝固的变形的。鸡犬之声刺破夜的沉寂,虫豸在江畔和丘上的草木间吟唱着自然和欢乐,清江用色彩的语言从容不迫地诉说。江上没有吊脚楼,却有自己的“水榭”,里面点点灯盏和偶尔的男人的烟头的燃烧,有一种不是渔火胜似渔火的灵妙的意境。水榭里也不时闪出女人的身影,或倾水入江激起轰隆,或抑扬短木捣衣声声,或是透出几声唤人的吆喝喂禽的亲昵。月光朗照的日子,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子孙便说着那些月光也会倾听的朴实的话,讲着那些纯洁的故事;没有月光的晚上,他们自己就是话题的中心故事的主人,月亮就是他们自己,而那些话题和故事却比月亮更加明朗更为清纯。夜很深的时候,还有男人在江上或井里摇起清脆的汲水声,许多新鲜的话题和故事就这样被摇起,并不断演绎为绿色的庄稼丰收的喜悦,演绎为小镇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夜色褪去,走进晨光的小镇便是一幅白描出的水墨,是那种充满着生气和灵性的水墨。因为较之水墨,它富于灵动的气韵和鲜活的生命;较之一般生命,它富于那种自得自适的放达和顺乎心意的超然;较之貌似的超然,它又具有笃厚的质朴,那种凝结着生命意志与创造活力的质朴。阳光中的小镇又是一幅拒俗的水墨。它不青睐时髦,也不攀附摩登,它遵循自己立世的原则,筑造了独立的品格、个性和清洁的精神,又并非与世隔绝的孤傲和自大。站在山顶看白天的小镇,看它集市正酣的情状,无疑是一种对朴实之美的欣赏而会放飞想象。青青石板托举起涌动的生灵,平屋小楼随人潮摇漾,小桥流水依偎相诉,诸禽为主人的笑意伴奏着……小镇以它自己的语言向人们向外面的世界叙述,以它简练的笔法勾勒出质地纯朴的生命至境。也正是如此境界,小镇能够坦然地面对风云际会的世界,能够真诚地笑迎时代的新异,爱心拥抱走进自己胸襟的人们,默默无闻地迈步向前。
是谁说过:最具有地域性的就最具有民族性;是谁又说过:最具有民族性的就最具有世界性。小镇就正是这样一幅最具有地域的生命魂力和民族的创造气魄的水墨,一幅地地道道的中国水墨。


第11版(副刊)
专栏:

高高的红叶
朱相如
刚刚登陆
秋风就香甜了
其实
你是十月的脚印
骨质脉络
像历史也像阡陌
鼓荡生命的潮汛
为希望和成熟
而发热而充血
最先为大秋的丰腴
醉红了脸
手掌般地往上举着
把天空举得更高更高
一朵朵小小火焰
烧红了一个季节
因为那是一颗颗心的投影叠印出秋熟的风景
每一张叶片
都形像一片土地
在高山之上
在江河之上
也在岁月之上啊
那是
我的祖国


第11版(副刊)
专栏:

遥遥北极村
王学孝
北极村,极富神秘的地方。
昔日,全国地图上常常忽略将它标出。近年,随着旅游热潮的风起,它才在地图上飘落下一个黑芝麻粒。村庄里,古风淳朴,静谧清新。打破其静谧的是鸟啭和学堂里传出的琅琅书声,还有那背倚的黑龙江涛声及江轮的隆隆机声。
可别小觑了隐藏在茫茫林海深处的这个数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夏至降临时节,倏忽间,就喧闹起来,数千上万人潮水般涌来,他们来自京津,来自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天涯海角,赶来一睹一年一现的五彩纷呈而又神奇的北极光。白夜,更是它独特的景观,是时,人们可以在子夜捧书阅卷,挥笔书写,情同白日。
很可惜,我们是在“夏公”南归后十数日抵达,失去了一睹极光的良机,然而,风光依旧,镌刻“北极村”的白玉石碑和“神州北极”的擎柱石,却是伴江永驻的。我们下车未及歇脚,漠河乡党委副书记胡继秀就把我们领到这里。伫立江边,背靠“神州北极”石柱,遥望对岸,郁郁葱葱的山林,那边是俄罗斯。
我身着茄克衫,虽有阳光曝晒,仍觉凉风习习。几日前离开天津时刚交“中伏”,酷热难当,而这里却是秋光融融,判若两个世界。时值7月下旬,小麦刚刚打包孕穗,至于成熟收割,要到9月初了。
关于这里的时令,久居此地的一位清代诗人有过形象的描写:“春残花始艳,秋老麦初芒,岭积千秋雪,花飞六月霜。”
说到祖国边陲北极村的气候,我把它概括为一个字:冷。身旁一位老“北极”立即纠正,只对了一半,曰:这里的极致低温达零下52.3摄氏度,而夏天最高气温曾有过38.2摄氏度的纪录。温差竟高达90摄氏度。我为之惊讶!不知是否已收载吉尼斯纪录。
一切都那么新鲜。
胡继秀向我们介绍漠河情况,像小学生背书似的:本乡有三个自然村,东边一个叫北红村,距此120公里,西边一个洛古河村,83公里,全乡1.5万亩耕地,3084人,去年人均收入2450元,乡所在地北极村开着20家饭店,一所中心学校,学生600人。
时下正是暑假,透过紧闭的校门,我们望见,教室是两层红砖楼房,校园洁净,操场宽阔,设施是很不错的。
我们走访了北极村几户人家,呆得时间最长的莫过周儒锵家。
周儒锵在北极村,可算得传奇人物,也是个老北极了。他既不种田,不伐木,也不打鱼,他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职业——观风云,漠河国家基准气候站站长。
来前,地县的同志曾向我讲起过他的事迹。50年代初,作为志愿军娃娃兵,他跨过鸭绿江,复员转业他没有回家乡广州,而留在沈阳。60年代初,被派到漠河,他一手建起气候站,从此,在这“高寒禁区”牢牢扎下根。不容易啊,这个生长在珠江三角洲的南国红豆,却在北疆冻土地生根、开花、结果。30多年来,他曾有4次机会,可以升迁,可到大城市,可飞返广州,可离开这“高寒禁区”,但他没有,江南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不为美景诱惑,也不为亲朋劝说动心,唯一使他铁心的,就是他一手创建起的漠河气候站,是国家的需要,是北极村的魅力,气候站需要建在这里,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陆地的最北端,高寒禁区。
漠河气候站,每天8次向北京气象中心传发情报,周儒锵从没有一次迟测、漏测、迟报、漏报,没有出过一次责任事故。34年如一日,实实在在,容不得半点虚假,一日两日、一年两年,一般人可以做到,而周儒锵做到的是34年,99280次啊!这一数字犹如北极光闪烁着人生的光辉,谱写着一曲赞歌。
人们称赞周儒锵是把握“北极”气象的人。那是1982年7月31日,要发生日全蚀。我国100多名天文工作者,几天前就汇聚到最佳观测点北极村。天公不作美,当天晚开始转阴下雨,次日清晨仍阴云密布,人们沮丧地准备撤离。在这紧要时刻,周儒锵站出来,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预计8时以后,云层便可逐渐变薄,随之消退,10时后能见到太阳。而日全蚀时间是上午10时28分至11时08分。观测队半信半疑地把装上车的仪器又搬了下来。10时刚过,太阳果然露头了,10时28分出现日蚀,观测队员不失时机地记录下日全蚀全过程。
如今,周儒锵虽然退休,但并不意味着人尽曲终,早在十年前,他就琢磨着谱写续曲,而且曲调更为高昂。
江南水乡好,漠河很寂寞,但他却选择了寂寞;南方气候好,北疆太寒冷,但他却选择了寒冷;城市很繁华,北极太艰苦,但他却选择了艰苦。
这就是周儒锵,南国来的“北极人”!


第11版(副刊)
专栏:

新蔗(油画) 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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