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
张朝尊
内容提要：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是实现国民经济集约化经营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本生产力是人本身的生产力或知识形式的生产力，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它通过多方面的作用，强有力地推动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一要重视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二要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本。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把人力资源优势变为人力资本优势。
今后15年，我们国家要下大力量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著地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实现国民经济集约化经营的有效途径。
人力资本的特征
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物质资本生产力和人力资本生产力。物质资本生产力是指土地、资本品（工具、设备、原材料）或其他物质资源的投入而产生的生产力；人力资本生产力是指对人本身的投入而产生的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力资本生产力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本身的生产力”或“智慧生产力”或“知识形式的生产力”。简言之，所谓人本身的生产力，就是人本身的素质，特别是人本身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的含量。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具有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而要获得上述的人本身的生产力，就需要对人本身进行投入，从而形成人力资本概念。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亦即是人本身生产力的提高。人本身的生产力不仅体现在人本身，而且还可以渗透、体现在物质资本生产力的各个方面，如通过技术进步改善生产工具，提高原材料的质量，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等途径来提高物质资本生产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物质资本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磨损、自然腐蚀或损坏等原因，效率和收益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由于体现在人本身，它的积累越多，效率和收益越高，是递增的。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阶段，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的阶段，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增长，呈现出物质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的或决定的作用。而当人类社会经济进入到较发达或发达的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投入而增长，即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的或决定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形式生产力的产生和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具备了这种前提。因此，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应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下述几个方面的作用，强有力地推动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其自我递增效益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主体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人本身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因而就越有条件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投资者是个人、家庭、厂商、社区、地方还是国家，只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入，结果都会如此。
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推动经济增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自觉地建立和完善的。只有人力资本的积累，人本身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客观规律认识能力的提高，才有可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是一个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富有内在活力的最佳经济体制，它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运用和改善物质资本的效能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中一定的物质资本是必要的条件，但物质资本作用的发挥，必须有人力资本的配合。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人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就有条件改进生产工具或原材料的质量，使之发挥更大的效能，并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以推动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技术进步的首要体现者和第一推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第一生产力的首要体现者就是科学技术人才，没有大批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个第一生产力就不能产生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造就大批科学技术人才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同时，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经济增长。在同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条件下，经济管理（包括微观管理和宏观管理）搞得好或不好，其产出即经济增长是大不相同的。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使之科学化和现代化，没有大批的经营管理人才是不行的。只有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才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才，以促进经济管理科学化、现代化。
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
由上可见，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22页）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所占比重还不高，而且人力资本的质量总体上还相当低。这种情况说明，我们不仅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说明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潜力是很大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途径。当前，我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不足，因此，除在可能条件下加大国家投资外，应广泛动员个人、家庭、厂商、社区、地方等多方面的力量，来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发展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以最小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即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不同层次的各类人才。
医疗卫生、体育、防治危害人身生命污染等三部门的投资，以及失业救济、待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金投资等，是人力资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发展这些部门可以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社会保障，延长寿命，以充分发挥已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作用。
加强和发展职业培训、成人继续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对于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职业培训、成人继续教育能直接迅速地提高在业人员或再就业人员的科学文化技术素质和工作效率，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应该受到普遍重视。国外有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推行这项工作，实行“教育岗位税”制度，要求每个企业每年必须培训一定数量的学徒工，企业完不成规定的定额，要向政府上缴相应的税金，超额完成，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同时，扫除青壮年文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码条件和基础。
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除要重视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外，还要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本。在这方面，开展合理有序的人力流动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流动可以使各层次的人力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使他们到最需要自己、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这种流动也应在国际间进行，如采用优势吸引的办法，吸收国外人才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捷径，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吸收人才。我国在国外的留学生有好几十万人，华侨华人更多，应该运用这一方法，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人才。
在近代经济学说史上，曾有经济增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推行物质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理论表现。这个阶段上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因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等社会发展基本问题的解决，从而产生了经济增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区分。当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时，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也就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区分经济增长学和发展经济学了。
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马克思曾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和目的之一。因此，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不仅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共产主义到来所需物质文化条件的积累过程。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具有绝对优势。积极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经济增长，把人力资源优势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是无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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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本报记者 胡欣 刘国昌
东西古今之争，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东亚文化圈的百年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各国的近代史，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对这一历史过程的不断反思，无疑有助于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和借鉴。8月下旬，由人民日报社与韩国东亚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东方思想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汉城举行。18位中、韩、日、越、美等国的学者在会上发表演讲和评论，内容涉及儒学、佛学和道家文化。学者们纵观东方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注重东方各国乃至东西方文化之比较，着眼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之关系，探寻东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出了促进当代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任务。现将讨论观点综述如下。
一
虽然，现代文明最初是由西方传入东方的，然而，近年来随着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关东西文化互补的议论日益高涨。
北京大学陈鼓应教授指出，东方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对现实和人生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可供千年之后的人们提炼、吸收。其中影响较大的儒、道思想，在其理论和运作方法上都不主张走极端，老庄的“守中”，儒家的“中庸之道”，都提供了自处和处人时持中正、不过激、留余地、善自足的方法。遵循这一原则，在内可得到自我内心的平衡，在外有利于安邦友邻。19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哲人预见到人类文明的危机：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准，但也造成人的疏离感和内心的激扰不宁，造成了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东方文明对于营造和谐平静的内心世界，创造安定适意的人类环境，似可提供完整的理论依据。
韩国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对中国政治史上儒法两家治国之道的对立和互补关系作了精到的分析，指出，儒法两家，同道异趣，同以“致中和”为哲学基础，导致中华法系以“情理圆融”为原则，以道德为本、法刑为辅之特征。在处理现实问题时，中华法系注意“敷开长久之道”，把法律扩大为礼教风尚。而以实证为特征的西方法律虽有许多长处，却不能根治西方社会人生的基本问题，出现种种弊害。故有必要重提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以道德为社会管理之基础，使人知耻向善。
美国夏威夷大学罗杰·T·艾姆斯教授认为，东方传统受儒家注重人际关系因而侧重社会性观念的影响，主张个人、家庭、社会和政治的实现必须相互依存，在个人和社区之上存在着“更高的利益”。个人作为集团和社会的成员既施惠于人也受惠于人，他是“环境关系中的个人”，忠诚和责任围绕、激励着他，并规定了他的自身价值。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我”，相反，东方社会拥有解决西方社会矛盾的思想资源，有许多有益的东西可以增进一种更健全、更持久的民主观念。
二
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和佛学，在东亚各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流传关系，自然有许多共同点。然而，会上一些学者关于东方传统文化在不同国度所具有的民族特色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
日本东京大学沟口雄三教授以“公”伦理为例，辨析了“公”与“私”的概念在中、日伦理体系中的不同含义。他指出，“公”作为“私”的对立概念，意指国家、社会及公开；相反，家族、自我、隐密等等便是“私”。在这点上，日本和中国并无差别。然而，在中国，“公”还有公平、平等、均等等含义，“私”则有利己、偏私的含义。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完全不同。日本平安时代，“公”是对天皇而言，镰仓时代以后，“私”也是表示自我的第一人称。可以说，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和层次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为了终身雇佣自己的会社之“公”，越是资历老的社员，越是将会社置于自己家庭之上，他们被称为“企业战士”或“猛烈社员”。这种灭私奉公精神确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之一。
韩国佛教研究院院长李箕永考察了佛教在中、韩、日三国的不同特色，指出，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佛教在不同国度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在韩半岛，佛教受中国影响比较大，比较保守。而日本佛教的特点是比较自由奔放，独创性强。日本文化的80％是以佛教润色的，许多日常用语是佛教语言。“谢谢”和“对不起”都是佛教情绪的表现，“谢谢你的佳肴”中含有“像饿鬼那样驰走时感谢款待”之意。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日本人的知性和心态中有内疚感的根基。
学者们指出，东亚各国文化同源，更易对话与沟通，应当珍视这种文化的血缘关系，进一步加深理解，活跃文化交流。正如沟口雄三教授指出的，各国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而通过对他国情况的了解，有助于深切把握本国的传统特性。东亚各国伦理观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各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应当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三
绵延数千年的东方传统文化能否在现代工业社会保持和发扬，要看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否实现自我丰富和更新，能否与时代精神接轨，从而对当今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社科院张琢研究员以实地调查材料为据说明，东方传统文明哺育的民族团体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活力因素。中国从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主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在企业规模和经营管理素质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地缘和血缘关系，以及把经营管理与情感氛围相融合的企业管理方式，它从家族的温情文化中蜕变出来，更多地带有理性化的成分。他还列举海外华人经济实体以宗族和同乡相维系以及我国境外来华投资的80％来自华人资本等现象，说明东方传统文明哺育的民族团体精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社科院孔繁研究员指出，以孝悌、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张修身为本，以维护社会集体利益为上，这一人文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将传统伦理美德之礼义仁爱精神渗透到竞争机制之中，可以在经营者和生产者当中培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精神，摒弃唯利是图，鼓励生财有道。东亚国家的一些企业中不乏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越南社科院潘文阁教授则对儒学的社会作用持否定观点，认为儒学有反进化的一面。他提出不仅在越南近代史中儒学和儒者一直充当了软弱守旧的角色，而且儒家思想从性质和功能上与现代化是相悖的。他得出结论说，对于传统文化，盲目推崇和全盘否定同样是错误而有害的。学者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提示：不要盲目夸大儒学的作用和功能，应以冷静的分析态度对待传统，在发掘和阐释东方文化的普遍恒常价值的同时，也应指出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高丽大学申一澈教授则尖锐地指出，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他说，如果说100年前中、韩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背景下开始的，那时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主要是以东西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今天，这一矛盾已经更多更直接地表现为中、韩等东方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地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与传统的矛盾。显然，面对这样的挑战，东方文化和儒学传统需要进一步变革，在改革中得到坚持和发展，创造出一种既是传统又是现代的思想来。
清华大学钱逊教授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的认同。他认为，面对21世纪，我们思考东方传统文化的发扬所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改造而保持、发展传统，使传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在肯定传统的普遍价值的前提下，要自觉求变、求发展，在变中求其恒常，在发展中求其延续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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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他山之石可借一用
——《国外实用领导方法与艺术》简评
田夫
最近，孙钱章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国外实用领导方法与艺术》一书，是一部约180万字的大型图书。综观我国领导科学研究的情况，还比较缺乏对国外领导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系统考察、总结与借鉴。这本书弥补了在这方面的不足。书中对于国外领导科学理论及领导方式方法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国外领导科学的基本范畴、方法与艺术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涉及各种观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领导方法，突出了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领导观念、方法和手段的发展变化。它所介绍的许多内容，对于我们国内读者来说，有一种清新感。本书还从理论分析入手，对问题进行探讨评说。这样，本书既呈现了内容的广博、丰富和新颖，又反映出理论研究的深度，使其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和领导工作，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又有一些共同的普遍性。我们要在自己的实践中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科学，同时也需要注意有借鉴价值的领导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艺术。这本书介绍了国外领导者素质要求、决策、运筹、应变、公关、用人、权力监控等等诸多方面的方法艺术和手段，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可以从中拓宽眼界，获得有益的启发。
领导科学要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就需要避免刻板枯燥的概念表述，才更易于为实际领导工作者所阅读把握。这本书以它生动通俗的写法，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书中对每一个问题，除了理论分析之外，往往还引用一些国外领导者实际活动中发生的事例，注意与实际的生动结合，文笔简明，引人入胜。以较大的篇幅比较系统地评介国外领导科学理论、方法艺术，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这样的方式还是一种尝试。
不能说这本书已相当成熟完善。从内容上讲，不可能将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完全囊括其中，有些问题，也尚未涉及到，有待进一步探讨。总之，我们要有分析地吸收别国有用的成果、经验、教训，以丰富我们的领导科学。可以说，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可借一用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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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高扬时代主旋律
周迅在《高扬时代主旋律》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电视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怎样形成公众的共识，这是新闻媒介发挥舆论导向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新闻媒介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把精神文明宣传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充实精神文明宣传的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逐步深入、系统地进行宣传，编辑、记者要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采访重要报道。为此，中央电视台狠抓了张家港市精神文明建设系列报道；天津和平区“十佳”评选和表彰活动的系列报道；山东省烟台市建委和规划局试行公开承诺制度的专题报道，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北京市发布《文明市民公约》、《老将军种树》、《沙头角哨兵》、《徐虎和徐虎们》等报道。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时，注意宣传先进典型，用他们的成功实践，启迪人们的思路，吸引人们摒弃陈规陋习，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路。李国安是继焦裕禄、孔繁森之后又一个难得的领导干部的楷模。宣传好这个典型，不仅对部队建设，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央电视台派记者与李国安一道生活和工作。通过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并抓拍到精彩的画面，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宣传报道了李国安的事迹，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好评。该文指出，新闻媒介应通过新闻、专题和典型报道等，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倡导新风。同时，旗帜鲜明地批评不良倾向，鞭挞社会歪风，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摘自《人民论坛》1996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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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科学决策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盛茂林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的事业，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地方领导特别是各级领导者驾驭经济工作遇到了新的挑战，决策工作愈来愈显示特殊重要的意义。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观念的转变，思路的转变，集中表现为决策方略的转变。常言道，为将之道，在于良谋。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快慢，首先取决于领导的科学决策水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论，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制定正确的实施战略，对于驾驭全局工作，其责任尤其重大。这重要的是要实行科学决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实践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要求，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各级领导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地把握本地区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善于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作出正确科学的决断，促进决策的最优化。实践证明，这有必要认真研究科学决策的有效方法。
1．坚持研究全局和局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1页）在经济工作的棋局中，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构成统一的矛盾体。领导者在决策工作中，不但要通观全局，吃透“上头”，而且要了解“下头”，把握局部，尤其要善于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化为适合于当地具体实际的行动方案，才能开展创造性的工作，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四面出击，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塘，应着力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方向性的战略决策；又要对具体工作如产业政策、生产布局、重点工程、基础设施等方面作出战术性决策，做到统筹兼顾，把宏观与微观决策统一起来。这样，就能够抓住本地区的大局，驾驭矛盾，总揽宏观，搞活微观，协调整个工作部署，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怎样寻找“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实施科学决策呢？这就要加强调查研究。人们常说，“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一个领导者只有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到经济建设第一线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对全局和局部的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并集中群众的智慧，从中提出决策思路，才能较为客观地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时作出科学决策。这里，有必要强调，主观必须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即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决策的方案。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0页）这应引以为戒。
2．坚持研究内情与外情相结合。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某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者的决策方式至今依然是“内向型”的。考虑经济发展时，他们只注重本地资源，不注意利用国际国内的两种资源；只注重本地市场，不注意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只注重启动内力，不注意借用外力，不善于在更大的空间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构筑自己的新优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不利于扩大视野，不利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一个地方要实现经济腾飞，必须在充分启动内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借助外力，把“内向型”的决策，转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外向型”决策上来。
3．坚持决策的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一班人的智慧，才能保证做出科学的决策。为此，必须摒弃“一言堂”式的决策方式，坚持决策民主化，要建立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决策制度。在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在每一项决策特别是事关全局的决策作出之前，要借助信息网络，并广开咨询渠道，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及时补充、完善决策内容，避免决策盲目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领导者要善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博采众长，积极组织专家学者为地方经济发展当高参，献良策。现在，各地领导普遍重视智囊团在决策中的作用，聘请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大批专家学者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顾问，为完善决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在汲取各方面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归纳、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在万策中求上策。因此，处于决断中心的各级领导班子的班长，应善于认识机遇和把握机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敢担风险，敢负责任，果断做出决策，以便有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4．坚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决策落实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实现。过去，我们有些工作，会议开了，文件发了，决议作了，就是难见实效。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进行了科学论证，做出了科学的决策，但其决策落实的目标任务、工作方针不够明确，所制定的措施方案也不够具体，加上缺乏严密的部署和组织工作。这就要求把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各地方、各部门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所做出的决策及其部署，既要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我们要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要办实事，求实效。各级领导还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保证决策的落实。这应当形成制度化、法制化。应清醒地看到，决策效益是最大的效益，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对执行决策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以起到典型示范和推动决策落实的作用；对执行决策不力或失误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要追究其责任。这样，对执行决策中出现的带倾向性的问题，才能及时得到纠正，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