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
简讯五则
△内容丰富的韩国文化周最近在北京举办。在北京饭店一层举办的韩国服装表演和人体造型艺术服装展让人们欣赏到传统式样与现代情趣。在世纪剧院上演的《宗庙祭礼乐》，现代舞蹈《阔》、《舞蹈及神韵》以及高丽亚那演唱团演唱的《手拉手》等节目使观众惊叹韩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发展方面做出的成就，也给中国舞蹈家不少启示。（陈文）
△为了感谢中央音乐学院王治隆教授近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东方金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演出公司在10月20日联合举办“金色小提琴——献给王治隆教授”音乐会。王教授年过七十，是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培养了许多小提琴家，他的学生曾先后二十余次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奖。（杭文）
△浙江曲艺团应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邀请，最近在京演出了大型滑稽戏《究竟谁是爹》，运用南方滑稽戏的独特艺术手段，浓缩了两个家庭在养育子女上的辛酸苦辣，生动地反映了抓好城镇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这个戏从今年2月开始登台至今已演出近300场。（周安）
△自10月11日起，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把职工在业余时间创作、排演的诗歌、散文、书法、美术、摄影、合唱等集中展示17天，以艺术节的形式塑造文化形象，表现企业和职工精神风貌。（王文）
△在中新联合发行《城市风光》邮票之际，中国邮票展览和新加坡邮票展览10月9日至13日分别在新加坡和中国苏州同时举办。为此，中国集邮总公司特发行加字小型张一枚，发行量100万枚。（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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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长征中的文艺
陈大鹏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收入了他观看红军剧社演出时所拍摄的剧照。他在看了由红军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儿童舞》后写道：“我生平见到的两个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他还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的确，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红军文艺工作者，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工作作风，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了文化娱乐和宣传鼓动工作，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中宣传队最常用的一种宣传方式是“宣传鼓动棚”，由宣传队员在部队经过的一些重要路口或地段上，用布扯起棚子，插上红旗，在棚里唱歌，说快板，呼口号，鼓动部队行军。这个方法简易、实用、效果好，它是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一个创造。有了宣传鼓动棚，行军路上，总是能看到宣传队员的身影。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在湘江边上设了一个宣传鼓动棚。宣传队员们打快板催促后面的部队赶快过江。在抢渡乌江时，宣传队员们冒雨组织了一个鼓动棚，动员部队在雨中跑步前进，动员群众扛竹排，找船夫，还编了一首歌来鼓舞士气。第三次设立宣传鼓动棚是在金沙江边上。宣传队员们喊口号动员部队向前赶，加快渡江的速度。第四次设鼓动棚是过雪山时，山高雪厚，空气稀薄，行走非常困难。宣传队员就在避风的地方设立鼓动点，动员部队不要休息，大声疾呼：“同志们，山上不能停留，坐下去就起不来了，不活动就会冻僵的，加油啊！翻过山就是胜利！”
宣传队员还在行军中教战士学文化。他们把一块小木板挂在前边战士的背包上，写几个字，行一次军就能认几个字。行军休息时，宣传队员画一幅漫画，内容很夸张，贴在路边或举在身后，使战士们笑声不断。
二、六军团初期的宣传演出很简单，没有正规的剧本、乐器，常常根据需要，几个人一凑，编几句顺口溜唱几支歌就算演出了。长征的特点是走路，红军指战员对宣传队的期望就是在行军中能听到演奏，听到歌声。宣传队的主要乐器是六件：二胡两把，口琴两支，月琴和笛子各一件。长征中演奏的乐器，全是传统曲目和民歌民谣。当时最受红军战士欢迎的乐曲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孟姜女》、《小放牛》、《绣荷包》等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2月28日第二次占领遵义，击溃了王家烈的部队。为庆祝这一胜利，红军利用旧曲填词编了一首《再占遵义歌》。红军自云南赶赴金沙江，唱了一首歌《金包谷》。还有一首流传至今的长征歌曲《渡金沙江胜利歌》，词作者是当时红一军团一师的宣传科长彭加伦。这首歌是他在向金沙江奔袭的行军路上创作的：“金沙江水哗啦啦响，长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洪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
在红军渡过大渡河后，陆定一、李伯钊创作了《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在毛尔盖，李伯钊又根据此歌编了《打骑兵舞》，运用歌舞的形式，指导战士们掌握打骑兵的要领。雪山草地挡不住红军的脚步，哪里有红军战士，哪里就有宣传队员的歌声。彭加伦在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后写了一首《战斗鼓动歌》：“红色战士呱呱叫，万里长征不辞劳，艰苦来奋斗，依嘟呀嘟喂嘟喂，艰苦来奋斗；天险的金沙江呀大渡河，雪山格草地粮食少，一起战胜了，依嘟呀嘟喂嘟喂，一起战胜了。”这首歌一直唱到吴起镇。
红四方面军解放通南巴后，最突出的问题是遍地烟毒。为了人民的健康，川陕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戒烟局，通令全区各地设立戒烟所。剧团和各部队宣传队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演唱《工农戒烟歌》：“工农呀，弟兄呀，静音听呀哈，唱个歌儿给你听，其中有原因呀，嗯嗯呀，其中有原因呀，洋烟啊，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们翻身呀，嗯嗯呀，不让我们翻身呀……”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会师的第三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到达达维。当天晚上，总政治部召开了联欢会，会堂设置在镇外三角巷，周恩来是会议主持人，他还亲自点燃了一个大汽灯，使会堂显得更加明亮。一方面军的各剧社以“军委文工团”的名义演出了李伯钊编的《千人当红军》的小剧和许多歌舞节目，李伯钊最拿手的是《红军舞》、《海军舞》，许多节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一再重演。
6月21日，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举行盛大联欢会，庆祝两大主力会师。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重要讲话后便和大家一起观看军委文工团演出的话剧《一只破草鞋》，演员们活泼生动、诙谐幽默的表演，笑得大家前仰后合。最后中央领导和战士们同声高唱《两大主力会合歌》。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举行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和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红四方面军剧团演出了《迎亲人》和《红军舞》等许多精彩节目。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甘泗淇主任等决定把二方面军宣传队改为剧社。贺龙亲自从部队和机关里挑选青年文艺骨干，使宣传队扩充到57人，并宣布把宣传队改名为“战斗剧社”。贺龙总指挥请“红军艺术家”李伯钊指导“战斗剧社”的建设和演员训练。
在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军团宣传部长和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也是红军文艺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吴起镇战斗后，他指示红四团团长杨成武，把该团在青石嘴战斗中缴获的布匹给战士剧社每人做一套新军衣，而当时部队的被服非常困难。这件事被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传为佳话。1937年2月邓小平给机关干部讲话时，发现大家唱《国际歌》南腔北调，音符也唱错。他就把大家集中起来，亲自教唱。
长征中焕发出来的文艺精神与长征一样，永存于我们的心中。（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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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拉开序幕
在我国政府行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时举办的“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经文化部批准于10月17日开赛。
这次活动是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央电视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本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24个单位共同举办的。大赛组织委员会由周谷城、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吴学谦、杨汝岱、安子介、马万祺等任名誉主任，穆青、范敬宜、高占祥等26位知名人士任顾问，孙轶青任主任。
“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中华诗词爱好者征稿，凡是欢庆香港回归祖国，颂扬中华民族，讴歌现代化建设，赞美光辉未来的古风、律绝、词曲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均可参赛，征稿截止日期为1997年1月31日。来稿统一寄北京市东城区北兵马司17号（邮编100009）“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办公室。
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并请书画名家就获奖作品进行再创作，编辑出版《“回归颂”——庆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诗书画集》；还拟精选部分获奖作品谱曲，1997年6月在北京举行“回归颂”诗词吟唱晚会，同时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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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色鲜明技艺高超
——听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
黄晓和
在中奥两国建交25年之际，世界著名的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再次来华访问演出，使“’96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的盛事达到了高潮，给北京广大听众提供了一次大饱耳福的机会。
这次维也纳艺术家的音乐会，在我看来，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展示了德奥音乐的光荣传统。演出曲目中除了有一部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外，全都是德奥作曲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古典时期的贝多芬，又有浪漫时期的勃拉姆斯、瓦格纳和约翰·施特劳斯，还有近现代的理查·施特劳斯。这些同属德奥学派的作曲家以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显示了德奥音乐传统的雄厚和丰富。
第二个特点是突出了标题性的音乐。曲目中除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属于无标题的纯器乐外，全部是有明确命题或情节的标题音乐。这种有具体内容和艺术形象的交响音乐，是欧洲浪漫主义乐派极力追求并取得的积极艺术成果，它对扩展音乐艺术的表现力和普及音乐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注意了轻重搭配，雅俗共赏。曲目中既有反映民族斗争史实的乐曲（如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又有表现神话题材、富有哲理内涵的作品（如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中的三个交响乐片断），还有刻画典型人物或挖掘内心情感的乐章（如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等。这些均属题材显著、内涵深邃的严肃音乐。同时，音乐会中又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轻松愉快、赏心悦目的音乐，那就是内容浅显、旋律动听、节奏明快的维也纳圆舞曲和波尔卡。奥地利的施特劳斯家族（约翰·施特劳斯及其父兄）在创作和表演这类音乐品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述三个特点说明维也纳爱乐乐团对这次访华演出非常重视，曲目的选择是经过周密思考而精心安排的。这些曲目既能满足中国广大听众的需求，又能充分展示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特色，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音乐会的演出非常成功，北京的听众完全被征服了。乐团演奏员们全身心的投入和无与伦比的技艺，祖宾·梅塔娴熟潇洒的指挥风度，小提琴独奏家美岛莉细腻动听的音色，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两场音乐会的下半场，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瓦格纳的歌剧《众神的黄昏》（四联歌剧《尼柏龙根的指环》的最后一部）中的三个交响乐片断，以描写神话中的救世英雄的死亡和理想天国的毁灭，来暗示权欲和金钱主宰的旧世界的末日必将来临，其震天动地的音响和深刻的哲理内涵，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而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和波尔卡，则以动听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表达了维也纳宁静优美的自然景色和喜悦幽默的生活情趣，听来令人心旷神怡。这两个半场的音乐最突出地显示了乐团演奏艺术的巨大潜力。无论是展现气势磅礴的乐思，还是表达轻松喜悦的情趣，都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这是乐团150余年演奏实践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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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敬老音乐会情深意浓
重阳风采联欢会老少同台
由中国文联主办、江苏潇翔集团和中国音协承办的“九九潇翔敬老音乐会”，最近在北京世纪剧院推出，颇受观众称赞。为迎接重阳节，感谢老一代艺术家为我国音乐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而举行的这次音乐会，演出了我国有声望的十位老音乐家的代表作。有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游击队歌》，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周巍峙的《志愿军战歌》，时乐濛的《歌唱二郎山》、《祖国万岁》，赵沨译配的《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瞿维的管弦乐《白毛女》组曲，李焕之的管弦乐《春节序曲》、歌曲《摸着石头过河》，瞿希贤的《蝶恋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沈亚威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战士的第二故乡》等。杨洪基、程桂兰、孙丽英、潘淑珍、戴玉强和北京七家艺术团体登台，杨鸿年、胡德风指挥。这十位音乐家年龄都在75岁以上，贺绿汀已94岁高龄。他们的作品是时代的象征，曾鼓舞过几代人。
为欢庆重阳节，由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主办的重阳风采联欢会也于最近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文化部的近2000位老同志欢聚一堂，观看了胡松华、刘秉义、姜嘉锵、盛中国、刘长瑜、莫德格玛等老艺术家的表演。文化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于今年2月成立，专门为离退休的老艺术家提供另一个施展才华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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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征路上又一曲赞歌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由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地区发起，长征沿线九省十个革命老区（赣州、龙岩、韶关、郴州、湘西、桂林、楚雄、阿坝、陇南、延安）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今日长征路摄影艺术联合展览，最近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前两届展览分别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和毛泽东同志百岁诞辰之际举办，颇有影响。这届展览一开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走长征路，关怀老区、和老区人民心连心的情景。
京九铁路，这一纵贯我国南北的又一条大动脉，也是贯穿革命老区的一条新动脉。这次展出的《铁龙穿越红土地》、《坐上京九第一车》、《赣南老区圆了梦》等作品反映了老区人民的心情和风貌。（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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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征砚雕诗碑问世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当代书法大师舒同书毛泽东《七律·长征》砚雕诗碑近日完成。诗碑镌刻于四块高2．5米，宽0．5米的天然歙石之上，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书法砚雕作品，于10月20日在北京古玩城举行的’96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上与观众见面。（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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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典唱片
威尔弟的序曲与芭蕾音乐
耿纯
被世人誉为“歌剧之父”的威尔弟，是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1813年生于隆高勒，1901年在米兰辞世。威尔弟出身贫寒，一生未能进入音乐学院进行系统的学习，但由于其超凡的艺术天分与刻苦勤奋，成为音乐史上卓有成就的伟大艺术家。威尔弟一生中创作了数十部歌剧，创作了一系列的歌曲、合唱曲等。尤其是他所创作的《奥赛罗》、《阿依达》和《麦克白》等歌剧，早已成为后人楷模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
威尔弟的部分歌剧作品，后被改编成为芭蕾音乐。《威尔弟的序曲与芭蕾音乐》CD唱片，浓缩了威尔弟一生中的创作精华。该片共收录了威尔弟的11首作品，其中包括《命运的力量》、《阿罗尔多》、《纳布科》、《西西里晚祷》、《乔万娜·达尔科》、《奥贝尔托》、《露易斯·米勒》七首歌剧序曲和《奥赛罗》、《阿依达》、《麦克白》三段芭蕾音乐。该片的歌剧序曲由英国皇家爱乐交响乐团演奏。芭蕾音乐由勃龙格纳剧院交响乐团演奏。全片总长74分12秒。
担任乐队指挥的，是近年来享誉乐坛的理查德·柴理（又译为夏伊）。乐曲的演绎处理得体，富于激情。
该片录音质量不错，属于层次、细节都很好的清爽型。各个声部、各种乐器的音色准确，毫不含混。在大动态时，能够兼具力度与清晰度两方面的优点。
由于是两个交响乐团不同年代的作品，虽是同一位指挥家，同一个录音公司录制出版，该片前后两部分的音色与艺术表现仍有所不同。
寻找不同版本，探索其中的区别与奥妙，正是众多音乐爱好者的追求。
《威尔弟的序曲与芭蕾音乐》CD片由英国Decca公司出版发行，片号是：44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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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周一谈
大奖的作用
冯瑛冰
近年文艺界与观众见面最频繁的“节目”，大概要推评奖发奖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具一定规模的常设奖项，1989年有120余个，到目前已达200多个。其余地域性的、昙花一现的，更是难以数计，其花样也大有日翻日新之势。
这金奖那大赛，无不整得红红火火，多姿多彩。规模越搞越大，声势越造越高，发奖会越来越排场，奖品越来越贵重。可是，观众的反应呢？越来越淡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行家认为，主要原因是设奖的目的不端正。
毫无疑问，设奖应该是为了发现新人，表彰先进，鼓励创作。这可以说是金奖的真正含金量。这个含金量的高低，决定了这项奖的好坏。而现今的一些奖项，新人是发现了一些——尽管未必是最佳，尽管常常玩花招，鼓励创作却根本谈不上。奖发完了，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再往深里透析，相当数量的评奖，出面主办的文艺单位为的是经济效益，出钱协办或称赞助的企业则为的是提高知名度。至于比金子还宝贵的社会效益，则退而为铁为石了。
如此就造出一个怪现状：评奖越来越热闹，文艺创作却笼罩在越来越沉重的叹息声中。丧失了应有的效果，表面的一时的热闹还有什么意思呢？正像一棵果树，光开花不结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可是，为什么仍有不少人那么热衷于参赛夺奖呢？这就是“一奖遮百丑”的获奖效应在作怪了。
对文艺团体来说，不论一年创作了几出戏演出了多少场，只要拿个奖回来，上上下下就好交代了。而个人，有了金杯银牌，就如同有了舞台上的那一束追光，走到哪儿照到哪儿，照到哪儿亮到哪儿，名、利、地位都随之而来。不少演员获奖后，自我感觉良好无比，似乎艺术上的所有欠缺都由此补齐了，不再练功，并且拒绝参加正常演出，而忙于应酬出风头、走穴捞钱。因为这种种不可言之“妙”，所以争奖者极其踊跃，以至不择手段，“演出”了一场场闹剧甚至丑剧。
其实，一个演员得奖与否，对观众并不重要。观众喜爱的是你的真才实学，徒有虚名必遭唾弃。这就是本与末的关系，不容倒置。很多老艺术家一生未得过什么奖，可观众对他们的崇敬与日俱增，以至他们死后也念念不忘。所以说，最应该争取、最难得到也是最重要的奖励，当属观众的喝彩。
从设奖本身说，委实宜精不宜多。多则滥，多则贬值，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产生副作用。评奖一定要公平公正，杜绝一切歪风，不然同样会适得其反。有关人士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下气力治治当前评奖过滥的局面，坚决堵住乱设奖，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扎扎实实搞好几项全国性的大奖，譬如“五个一工程”奖等，使大奖具有权威性，用以鼓励那些创作出真正优秀作品的集体和个人，促进文艺繁荣。
第4版(副刊)
专栏：天地一瞬
窑洞前的孩子杜风摄
第4版(副刊)
专栏：星期画刊
由中国画研究院、山东艺术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柳子谷先生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柳子谷先生（1901—1986）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本次展出柳先生各时期作品百余件，50年代他与满健合作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也一并展出，上图为展品之一。（木土）
第4版(国际副刊)
专栏：
书法 王承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