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高尚的人
——学习和弘扬周恩来廉洁自律的风范
刘武生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２０个春秋了。２０年前，百万首都人民肃立十里长街，顶风冒雪，哭送周恩来灵车的动人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对周恩来怀念和敬仰之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与日俱增。
那么，周恩来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人民的颗颗爱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一）对待个人生活
衣着——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１９６３年，他出访亚非欧１４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帐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住房——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２６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１９５９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用车——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二）对待亲人和亲属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尽管这样，周恩来对邓颖超不但没有丝毫关照，反而要求格外严格。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周恩来始终不予考虑。他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１９７４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给压下来了。直到他去世后，１９７７年全国人大选举邓颖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她才知道毛泽东早有批示。１９８４年４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３级，我是５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６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１９６８年，周恩来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先后赴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劳动。由于他们表现好，１９７０年经当地群众推荐，按照正常手续，分别应征参军了。当他的侄女穿着新军装，高兴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母时，他一见面就问道：“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也不能搞。”经过耐心动员，他终于让侄女脱下了军装，重新返回内蒙古草原插队劳动。侄儿也听伯父母的话，痛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回延安插队劳动。
（三）对待干部子女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一些烈士遗孤。对这些烈士子女，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十分重视对干部子女培养教育。早在建国初期，他视察北京１０１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他说：“你们如果特殊化，脱离了群众，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周恩来的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很有教益的。
（四）对待身边工作人员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很关心、很热情，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很严，决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周恩来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外出开会或工作，只准带耳朵、眼睛，不准带嘴巴，也就是不准随便发表意见，以免人们误以为是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谁管的事，就该谁知道；不该知道的事，决不去打听。工作人员出差，不许购买内部供应的优惠廉价商品，不许收受礼物。
（五）对待请客送礼
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１９５２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谢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１９６１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１００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２５元钱后，让寄去５０元。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周总理常常恳切地教育和告诫领导干部，务必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教育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讲到过生活关时，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让我们响应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出的号召，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名著《纪念白求恩》，并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本文部分材料引自《人民公仆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我们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党的文献》、《忆邓大姐》。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日月经天风范永存
——读《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
杨放之
适逢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２０周年之际，读了李鹏总理题写书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以下简称《实录》），感到十分亲切。总理的音容笑貌又展现在我的面前。
《实录》记述了开国总理周恩来在新中国建国初期，领导人民政府除旧布新，治理国家的实践活动。
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是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彻底打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立起来的，没有现成模式可以遵循。因此，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如何设置，周恩来提出：一切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建立国家行政机构。周恩来始终坚持层次要少、工作效率要高的原则。他批评有些人爱讲排场，总想有一个摊子，有科长就得有科员，一个科员不像样子，必须要好几个。他说，世界上没有哪里规定，一个科里没有科员，科长就不算科长。同时，他表扬余心清局长说，他的典礼局只有他一个人，但事情一样做了。“机构要精简”是周恩来领导国家行政机构的一贯主张。
共和国刚成立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工农业生产亟需恢复，同时又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周恩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组织、管理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运行和实施。正如《实录》所记述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军事的和政治的侵略失败后，它们利用经济的、文化的特权，对新中国继续进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决定，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建立了人民海关，把国门“钥匙”掌握在人民手里。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各种果断措施，迅速涤荡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废除了各行业中长期存在着的封建把持制度，取缔了旧社会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妓院；制定婚姻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严格禁止毒害人民的鸦片烟毒。
面对着旧中国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工人、知识分子失业、学生失学和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周恩来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使失业人员和灾民及时得到妥善安置，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
面对着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周恩来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批又一批的国家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著名的、已为国际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周恩来不懈斗争，联合国终于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实录》还记述了周恩来为把我国尽快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建国初期他就提出愿意同一切愿意维护和平关系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并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争取外援。当时中国政府与锡兰政府（现斯里兰卡）签订了贸易协定，开始了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周恩来称之为：是世界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和平经济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是错误的。他还不断指示和要求各部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口号。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我们敢于提出这个口号，就证明我们是最有信心的，自尊的、能够自强的民族。
《实录》介绍了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集体领导、发扬民主等等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周恩来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处理实际工作中，特别注意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当我们的建设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的时候，他总是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形势，强调实事求是，纠正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坦诚讨论各抒己见》一节中，生动记述了他在政务会议上同各界人士开诚布公、平等讨论的情景，真实体现了他的民主作风和“肝胆相照”的精神。
《实录》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在建国初期，一方面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使工作人员办事有章可循，依法办事；另一方面，加强专门机构对国家各项工作和公务人员进行监督监察，严格纪律，保证政令的统一和权威，并通过具体事例教育干部奉公守法，廉洁从政，从而确保了人民政府的形象。１９５４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周恩来高尚的品德风范，优良的工作作风，鲜明的“公仆”意识，一贯不为自身索取，只为人民奉献的伟大精神，被中外世人所传颂所敬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他清楚自己的“公仆”身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是受人民委托而走上领导岗位的。因此，他工作的实质和基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领导者这种公仆的本质，决定了他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做出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实录》的作者虽然只以国务院会议资料为主线，记述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实践活动的一些侧面，但实际上反映了周恩来一贯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为系统研究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重要材料。
李鹏总理教育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要学习继承周恩来总理“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罗干同志指出：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工作了２６个春秋。他的崇高品德和哲人风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他亲手培育的国务院机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永远激励着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录》一书对周总理这些方面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都作了具体记述。做机关工作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很值得一读。 （作者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周恩来在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中的业绩
童小鹏
１９４８年４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胜利结束转战陕北后，来到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又亲自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战场的反蒋斗争，同时受命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亲自布置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与他们面商建国大计，日以继夜地为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进行准备工作。当时我经常要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这些情况了解较多。在周恩来同志逝世２０周年时候，我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崇敬和悼念。
“五一”口号与民主人士北上
当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介石政权朝不保夕，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中共中央于４月３０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响亮地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的号召切合时宜，反映民心，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响应。
“五一”号召发出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进行。７月底，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到解放区。
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８月２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地下党组织做接送工作。钱之光到港，即和方方、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作周密研究。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７７人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他在给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不引人注意，决定分批护送，由负责同志陪同下船，并派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钱之光完成准备工作后，报告了中央。周恩来复电同意行动计划。第一批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乃器等，于９月２９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第二批是搭乘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曹孟君、韩练成等。轮船在大东沟停泊，东北局负责同志前去迎接，经安东（今丹东）转哈尔滨。第三批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梅龚彬、孙起孟等３０余人，是人数较多的一批，于１２月２６日离港，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到达大连，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第四批是３月１４日出发的，有黄炎培、俞寰澄、盛丕华等。这时天津、北平都已解放，他们在天津上岸，２５日到北平，董必武、李维汉等到火车站迎接。至此，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胜利完成。
与此同时，周恩来部署在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的驻地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山东转石家庄；在平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沧州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到１１月底，来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吴晗、周新民、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等。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组织他们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来到东北的民主人士，也由高岗、李富春组织两次这样的座谈会，并就政协的召集、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达成协议。
从李家庄到北平
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离西柏坡２．５公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一批批民主人士到来，小村子变得异常热闹。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６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李家庄。一下车就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齐燕铭招呼大家进入一间泥墙未干的会议室就座。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谦逊地说：“本来就应该来看望各位先生并当面请教，因为战事紧急抽不出身来，好在统战部随时将各位先生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我现在就向大家报告一些情况。”他讲了解放战争的情况后说，战争的发展很快，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蒋介石。天津已于昨天解放，正在争取早日解放北平。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周恩来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１月３１日，北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周恩来指示统战部派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立即前往北平，准备接待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２月２日，他们启程了，吴晗、雷洁琼等１５人同行，这是先行赴北平的第一批民主人士。２月１０日，原住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北平。１４日，林伯渠从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２５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一行３５人，乘专列抵达北平。
这时准备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尚未到北平的已不多了。早在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电宋庆龄，请她“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８月２８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火车站欢迎。侨领陈嘉庚也于６月４日抵平。
新政协紧锣密鼓进行准备
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成熟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反复协商后，定于６月１１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１５至１９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担任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１６日晚上，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新政协筹备会下设６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大会宣言，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３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
协商政协代表是一项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碰到有争议还得由他出面去商谈。新政协要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阵容就必须扩大，要做到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而且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反动分子混入。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还花了３个月工夫才最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名单。代表共分五类，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前４类共４５个单位，正式代表５１０名，候补代表７７名；第５类特邀代表７５名，共计６６２名。
代表名单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它的极其广泛性。它既包括各党派、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的代表，同时又包括从辛亥革命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如特邀代表的第一名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还有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老同盟会员张难先、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和司法总长江庸，也有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有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有文化教育艺术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伟、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二是反映了严肃的政治标准。如党派单位共有１４个，除共产党外，有１０个是响应“五一”号召的，又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是既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在６６２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４４％，各民主党派成员占３０％，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占２６％。确定代表名单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反复协商三个多月才在筹备会常委会第８次会议上通过，这反映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家。
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
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之前，周恩来对各项准备工作从会场的布置、文件的印发、座位的安排到警卫工作等都亲自检查。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时，庄严宣告：“占人类１／４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第二天，周恩来作《共同纲领》起草经过的报告。
９月３０日大会选出了６５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１０月１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于是他又集中精力组织新中国的第一届“内阁”。
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必须考虑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民主人士任职名单大都是由他提出来报告中央批准的。那时我在统战部工作，深知他费尽心思，深谋远虑，力尽综合平衡之功。他和毛泽东都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因为傅在绥远时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其次，劝说过去几十年一直不愿做官的黄炎培担任公职，亲自到黄炎培家中拜访。黄炎培仍抱定初衷说：“１９４６年我６８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７２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再次是提议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长。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出任农业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继之投入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中共一大曾在他家召开的。此外，周恩来请了在旧社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专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部、委主要负责人名单：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李维汉为秘书长。２１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１１人；下属３４个机构的１０９个正副职务中，民主人士占４９个，其中正职１５个。对以上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总理不愧为‘周’（指考虑问题周到、完备）总理啊！”在召开新政协、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真是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业绩。（附图片）
１９６０年４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胡厥文握手交谈。本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