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难忘中国情
——访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
许恒声
齐赫文斯基院士的住所离红场不太远，就在莫斯科河畔一幢苏维埃时代典型的高层公寓楼里。室内的摆设几乎全是中国式的：高悬在过道里的中国宫灯、贴在墙上的中国民间木刻年画和书法家启功的手迹；客厅里，周恩来总理５０年代在北京赠送给他的一对景泰蓝花瓶和郭沫若赠送的瓷塑“李白醉酒”端放在书柜里；书柜的上方是郑板桥的墨迹“难得糊涂”。另一面墙上，一幅高约２米，宽约１米的水墨画“鲤鱼跳龙门”，格外引人注目，齐赫文斯基院士说，这是他在中国工作时买下的，郭沫若５０年代来此作客时已考证，作品出自明朝名画家之手，距今已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
这位７６岁的院士，竟有５５年是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度过的。难怪他的家、他的言语中，无不透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情谊。他自豪地告诉我，中国东西南北中，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到过北京、上海、广州、延安、西安、乌鲁木齐、重庆、桂林、兰州、杭州、武汉、济南、青岛、珠海……许多城市，他还是新、旧中国变化的见证人。
齐赫文斯基院士１９３５年考入列宁格勒大学开始攻读汉语，是２８名同学中的佼佼者，１９３９年他担任过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汉语翻译，后来被派往中国，先后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北平总领事馆任职。院士今年已７６岁高龄，但他的举止十分利落，思维非常敏捷。谈起往事，谈起他在新、旧中国的经历，以及同中国这个“东方邻国”结下的不解之缘，他更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
齐赫文斯基院士深情地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有机会会见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时的情景。他讲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在北京郊区宴请和会见他和其他苏联朋友时的场面，讲到他作为苏联驻北京总领事，被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经历。他非常敬佩周恩来总理，他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那天清晨，在开国大典开始前数小时，以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苏联社会各界代表团乘火车从东北抵达北京站，这时，忙碌得一连４昼夜没合过眼的周恩来代表新中国政府前去迎接，使苏联朋友们非常感动……。新中国诞生后，齐赫文斯基成为首任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后来，他又担任了俄中友好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现在，他还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俄罗斯汉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齐赫文斯基院士在他一生的外交和学术生涯中，从未中断过他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执著追求和研究。他的学术著作《孙中山的外交政策梗概与实践》、《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改良运动与康有为》、《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和他所翻译的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１９４３年翻译的《狂人日记》，足以表明这位院士在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之深。１９９２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一生与中国》。尽管如此，这位花费了毕生精力从事汉学研究的院士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寒风中一双乞求的目光
刘爱成
“叮……”一声门铃，我们打开房门，一位中年黑人男子在门外的寒风中颤栗，一双乞求的目光盯着我们：“圣诞快乐！我叫汤姆，是退役老兵，因政府关门等不到福利支票，无法过节，能给我７美元吗？”在政府二度关门中迎来圣诞的美国，汤姆不是唯一的乞讨者。据报道，３００万退伍军人及家属受政府关门的影响，不能按时收到福利支票。此外，各州的医疗补助基金和福利基金也将难以按时支付。
在美国，圣诞和元旦就像中国的春节，本应是一年中最开心、热闹的节日，可是政府的部分关门给这个长达一周的节日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直接影响的当然是那些被迫停工的联邦政府公务员。这次政府从１２月１６日开始，关闭了９个部和３８个机构，被迫停工的有２８万人，这部分人虽有可能在今后补发工资，但眼下分文没有。别说他们拿不到工资，就是那些“必须上岗”的４８万人暂时也只能获得部分工资。
美国是一个靠借贷过日子的社会。这次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部分关门使许多人支付房屋贷款、汽车贷款、房租、水电、煤气及各种保险成了大问题，要打发节日就更困难了。国家统计局雇员吉利斯和太太同时被停工停薪，家里有３个孩子，这个节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糟糕透了。”“节日已是一省再省，但饭总得吃。看着用借款买来食物的帐单，我们真发愁，到哪儿去弄钱还债？”他们夫妇决定去申请失业救济。这是许多人的最后选择，失业办公室已是人如潮涌。美国劳工部长１月３日透露，由于政府部分部门关门，申请失业救济的联邦雇员已达９６０００人。一些联邦政府雇员１月３日聚集在美国务院门前进行抗议。
政府部分关门，许多办事机构不办公，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从各种证件到抵押贷款申请都难以办理。比如发放护照，除了特别紧急情况外，一律暂停发放，使得２０万人拿不到护照。而上次政府关闭更惨，再急的事也不行。１１月１４日，洛杉矶一菲律宾移民因父亲在原籍逝世，急着回菲律宾奔丧，却无法办理护照，急得她在政府机构前放声大哭……
有些机构虽然勉强开门，但也因拨款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而经费面临枯竭，许多计划无法进行。比如用于老人照顾的福利费用将很快用完，全国有６０万老人正面临无法得到食物、失去交通服务和医疗照顾的危险。
许多博物馆、国家公园、历史景点随之关闭，圣诞长假期间，无数游客被拒之门外。圣诞节期间，我们来到费城，这是美国宣布独立的地方，有许多古迹文物，但“独立”钟楼前一纸封门，上面写着“因没有拨款无法开放”。游人怨声载道。受旅游景点连累的是私人旅游公司和旅馆饭店，经理们叫苦不迭。
据内政部统计，各地国家公园关闭使当地旅游行业每天总共损失１４００多万美元收入，而政府的门票一天就损失８．６万美元。政府关门所造成的损失每天达４５００万美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客们仍在为“节省国家开支”而没完没了地辩论。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国兵走进图兹拉
胡锡进
波黑北部的图兹拉机场建在距市区约２０公里处。正门联合国部队的牌子已换成了“ＩＦＯＲ”（北约执行和平部队）的牌子。因为这里是美军所在地，最受人注目。门口布满铁丝网、沙袋和掩体，有些是联合国部队留下的，有些是新设的。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面对着大批记者及看热闹的当地人，所有进入机场的人都被全身搜遍。美国等１０来家世界大电视公司甚至对着机场门口安营扎寨，用木头搭起固定的“瞭望塔”，并在附近设了节目制作中心。
美军士兵如何想
美军与联合国部队士兵外表的区别是，不戴蓝盔，武器和身上的各种“配件”要比蓝盔士兵复杂得多，但更大的特点是不像法、英蓝盔军人那样小心谨慎。他们不躲闪记者，什么都说。美军主力是来自驻德国的第一装甲师，但弗罗斯特上尉特别要求我记下他的部队的番号：第３２５伞兵团第３营Ｃ组，并骄傲地说，他的１３０人来自意大利，是进驻图兹拉机场的第一支美军作战部队。对美军进入波黑后的安全问题，弗雷斯特上尉说，最担心的不是现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们会逐步松懈起来，“处在危险中自己却不知道”，从而失去在复杂环境中应有的机敏。因此，他每天都要提醒士兵：你正处在危险中。
在这里的美军士兵有２０万美元的人身保险。对身边的危险因素，每人都能列出一大串，但在多数士兵心中，地雷被列为首位（据说波黑各地埋着几百万颗地雷）。美国士兵大部分第一次来前南地区，在接受专门训练时，他们每人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内有关于波黑的基本常识，有向各族人致意的不同手势，还有用英语音标拼出的“你好”、“站住，否则我就要开枪”等当地语言的基本用语。装甲一师士兵墨菲虽然知道图兹拉的地理位置、波黑３个民族的基本情况，但当地语言一句也没记住。他２２岁，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他说，保证自己的安全，最重要的是听上司的指挥，别自己到处乱窜，但也别自己吓唬自己，搞得自己睡不着觉。
弗罗斯特手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站在碉堡上面，一个在碉堡的里面接受了我的采访。站在上面的那个名叫伊恩，２３岁，是个已有４年军龄的“老兵”。他说，波黑与他想象的差不多，到处是雪和树，与他执行过维和使命的中东地区相比，条件差多了。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宁愿再回中东去。但他的情绪显得挺好，说来波黑“也不错”，可以“长见识”。采访那天正是他妻子的预产期，他不能打电话，不知道妻子生没生，生男生女，但他觉着这样“也挺浪漫”。
在碉堡里面守着重机枪的是黑人士兵怀特，他１９岁，牢骚满腹。许多人说波黑美，他却哼着鼻子说：“那些人要是坐在这个又冷又潮的碉堡里，五六个小时不动地方，脚底下是水，就知道波黑美不美了。”他说，他当兵１年３个月，现在的税后工资１０４２美元，每月花掉１／４。他当兵是为了脱下军装后能免费上大学，但如果当初知道今天会来波黑，他宁肯去干别的。“我不喜欢波黑的地雷和天气，不喜欢从这个枪眼里看到小孩子冲我们做鬼脸，喊我听不懂的话。”在他看来，波黑“根本不关美国的事”，应该让联合国部队继续管下去，让欧洲士兵继续蹲这个碉堡，他和同伴则回到意大利去“继续晒太阳”。
图兹拉人如是说
在美军进驻前，图兹拉的居民至少在市府的号召下搞过两次“大扫除”。与波黑塞族人相反，这里的穆斯林大多对北约军队进驻波黑感到高兴。市长贝斯塔吉奇告诉我，他的城市希望美国军人不仅呆在基地，而且欢迎他们经常来城市里面逛逛，“花钱越多越好”。
让我多少有点惊讶的是，图兹拉人虽然欢迎美军，但说到美军来波黑的目的，他们也很直率。市长先生的回答是：美国要告诉世人，欧洲不行，但美国行。市民的回答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说“美国在巴尔干得到一个不花钱的军事基地”（官方说，美军交不交基地使用费的问题还在谈判）；有的说“因为美国国内的大选。”一家卖电器产品的小公司经理米尔萨德和他的朋友则说，无论波黑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大国的需要。米尔萨德甚至说：“大国一直在利用我们，现在该我们利用它们了。”他的妻子说，这么多美国兵来图兹拉，肯定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还顾不上想这种和平的后果。”
战前的图兹拉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化学工业基地，整个战争期间，城市建筑没遭大的破坏。但市民们都记得，１９９３年春至１９９４年春，波黑中部穆控区受克族封锁时，“一个金戒指换一公斤面粉”的情景。也忘不了１９９５年５月底，塞族军队的一枚炮弹落在市中心，炸死７１人的惨剧。美军部队进驻前，城市里风传“闹鬼”，据说一名警察夜里在那颗炸弹落下的地方看到一个没脸的姑娘；夜里，市内还常能听到令人恐惧的哭号。我在城市里住了两个夜晚，当然什么“鬼”也没见到。一位穆斯林官员说：“显然，这是战争结束后的特殊综合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人间处处有真情
姚立
在国外逗留时间长了，难免会遇到一些事情，其中有些虽是小事，却令我难以忘怀。渐渐地，不免产生一些感触，有所领悟。我借此机会将其中二三事讲给读者，或许，这会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生活在那方土地上的广大人民。
热心的西德小姑娘
那还是１０年前的６月，作为人民日报驻欧共体的记者，我和同事去德国斯图加特采访欧共体会议。在返回布鲁塞尔途中，我们想顺便取道特利尔，拜谒马克思的故居。哪承想，当车行至距特利尔仅３０公里处，一场车祸险些让我们见了马克思。多亏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使我们幸免于难。不过，同事的肋骨处受到挤压，略感疼痛，只好在附近的一处小镇医院接受检查。认真的西德医生看后认为，虽然没有发现问题，但需要留院观察两天，于是，我们只好在这乡村小镇呆了下来。
中午，我安顿好同事，走出医院寻找旅馆。街上行人寥寥，我操着“洋泾浜”式的英语寻问旅馆。无奈，被问的对方均摇头，对我的“ＤｏｙｏｕｓｐｅａｋＥｎｇｌｉｓｈ？”（你会说英语吗？）毫无反应。６月的骄阳直射大地，烤得我心如火燎。就在我手提行李，左顾右盼时，迎面走来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我怀着试探的心情上前问路，当对方终于用英语回答之后，我心中顿觉释然，赶紧说明了意图。姑娘爽快地带我去找旅馆。途中，她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告诉我，这是个小镇，难得来人，旅馆很少。说话间，我们来到旅馆前，可是看门的却是“铁将军”。姑娘说，下午３时才能有人，要我暂回医院。我想，万一下午来时语言再难以沟通，岂不又要费劲？姑娘大概看出了我的担心，自告奋勇地表示下午来帮我的忙。
两小时后，我如时来到约会地点，心中不免有些疑问：“她会来吗？”就在我将信将疑之时，姑娘的身影出现在街头：粉色彩裤、白色Ｔ恤衫。那娇小的身影此刻显得那样亲切，那样美丽。她真的来了。
此后的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望着她那离去的身影，我不止一次地默念着：“谢谢你，热心的小姑娘。”
卢森堡的经历
光阴荏苒。不久前，我去卢森堡采访，途中又有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那是个晴朗的夏日，长途驱车略感疲劳，于是我在一处阴凉地停车歇息，顺便从后备箱里取水喝。喝完水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就随手将车钥匙扔在后备箱里了，而且想也未想就随手关上了后备箱。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援助呢？就在我围车打转不知所措时，一对也在此歇息的夫妇走了过来。他们大概看出了我的窘境，于是主动过来，我如实相告。夫妇俩听了，也表示为难。不过，先生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大轿车建议，不妨请轿车司机帮忙，或许会有办法。
司机是个荷兰人，不讲英文。那位先生只好替我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司机表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拆下后座，通过接板的缝隙拿出钥匙。他说干就干，拿出工具拆了起来。就在拆卸过程中，他一不小心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可我的车上又没有急救盒，先前的那位先生二话没说，跑回车上拿来了创可贴，为司机包扎。十指连心，我望着他疼痛的样子，心里感到无比的歉疚。但司机毫无怨言。待卸下后座，我们才发现问题远未解决。因为在接板上面只有两个小洞。勉强伸进胳膊，而后备箱很深，手根本够不着钥匙。
这时，车上的乘客们来了，当他们明白事情的经过后，不但没有催促司机上路，反而纷纷七手八脚上前帮忙。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加入进来，发挥胳膊细长的优势。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钥匙被一男孩拿了出来，但他的胳膊却被划了一道血印。
大家都为这胜利的结局感到高兴，我望着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心中感激万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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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话说金里奇上封面
美国众院议长金里奇当选为１９９５年《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他的照片赫然刊登于岁末年初的《时代》杂志的双周特刊上。
《时代》杂志认为，金里奇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重心，改变了自罗斯福以来依靠联邦政府解决问题的政治传统，改变了华盛顿观察现实的思路。
金里奇入主美国国会众院后，以“和美国订约”为口号，以一种咄咄逼人的个人风格，在美国掀起了一场保守主义改革的旋风。他推动了以削减政府开支为核心的预算平衡法案的通过，使美国财政赤字的老大难问题成为必须解决的定案，现在的争议点只是时间和力度的问题。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福利制度改革、强化治安、减少资本税等法案，使美国国会成为历史上空前活跃、对行政当局步步紧逼的一届国会。而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则处于左支右绌，忙于应付之态。在１９９５年，金里奇成为闪光灯前的常客，反衬得克林顿倒有淡出之势。
１９９５年的美国社会思潮特点是保守主义回潮。面对财政天文赤字、犯罪浪潮、福利制度难以维持、道德价值失落与崩坏等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出现了向保守主义找出路的倾向。金里奇在这一时刻应运而出。保守主义的特点本来是较多面向历史和面对现实，但金里奇却是个创造理想乌托邦的布道者，他把传统价值和信息时代结合起来。他鼓吹一种摆脱福利国家和联邦大政府官僚制的新社会，一种摆脱贫困、暴力和道德败坏的新社会，一种更新的美国文明，一种完全的乌托邦。金里奇的理想色彩恰恰适应了美国社会的特征和需要，美国人有较强的道德自负感和使命感，用《时代》杂志的话说，在美国，理想是一种必需之物，是全国能动力发挥的有效形式，尽管这一理想所追索的目标可能只是一个乌有之境的辉煌。
在１９９５年，金里奇刻意制造惊人之举，被称为“炸弹投掷手”，媒体曝光频度颇高。奇怪的是，他个人的民意支持指数却相当低，据民意调查统计，对金里奇有好感的美国人只占２４％，而克林顿却高达６１％；愿意金里奇将来当总统的人只占９％，持否定态度的人却高达８０％；认为金里奇挺聪明的人占７２％，但认为他值得信任的人只有２４％；６３％的人认为他观点太极端，４９％的人认为他可怕。金里奇本人认为，他的强处和弱点都是一个，即以强烈的个人色彩对待非个人性的事务。他以强烈的确信和个人色彩改造了国会，推动了自己的计划，同时，他那咄咄逼人的风格却让许多人对他不喜欢或敬而远之。
金里奇试图改变６０多年来美国政治治理的方式，并且用相当激进的方式。他在１９９５年颇有成效地将美国向保守主义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于是他成了历史性人物，成了时代杂志的１９９５年封面人物。美国人在１９９５年有许多不满和焦虑，对联邦政府乱花钱不满，对社会道德败坏不满，对工资不长不满，对公共学校管理不善不满，等等。金里奇将这种不满和焦虑转为一种行动的动力，并因此提出了保守主义社会的目标。
金里奇的改革目标是明确的，也是狭隘的，有风险的，他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但并没有获得普遍的社会共识。他的目标简而言之就是要打碎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结构，其成功的机会难以测度，风险与反抗却近在眼前，作为时代杂志１９９５年人物，金里奇到了１９９６年，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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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年钟声里的伯利恒
刘水明
当１９９６年悠扬的新年钟声在伯利恒耶稣诞生教堂敲响的时候，这座以色列人占领了２８年的宗教古城已回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手中。虽然元旦还不是巴勒斯坦人传统意义上的新年，但洋溢在巴勒斯坦人脸上的笑容，２８年来从未像现在这样灿烂。
岁尾年头，巴勒斯坦人纵情庆祝解放的沸腾热浪，自北而南，从一个城市席卷另一个城市——杰宁、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卡勒基利亚、伯利恒、拉姆拉……人们喜迎和平的祥云飘临一座座历尽沧桑的古城，欢呼自由安宁的阳光重新抚慰一片片饱经忧患的土地。
以色列军队每撤出一座城市，那里的巴勒斯坦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早早地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庆祝筹备委员会，动员市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打扫街道，清除垃圾，安彩灯，插旗帜，贴标语，油漆店铺门面，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他们要以最隆重的方式，告别长达２８年多的以色列军事占领，迎接巴警战士的进驻。以色列军警的撤出，一般都不事先宣布具体时间，为了让更多市民目睹那历史性的场面，许多年轻人自告奋勇，日夜轮流守候在交通要道和军警中心附近，看到以军撤离便奔走相告，高呼口号。去年１２月１３日凌晨，当最后一名以军士兵提前离开约旦河西岸最大城市纳布卢斯时，数以万计的市民不顾冬夜寒冷，纷纷涌向街头，加入庆祝游行的人流中。
约旦河西岸每解放一座城市，市民的狂欢都要持续多日，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莅临视察和充满激情的演讲，则往往使那里的气氛推向高潮。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在胜利的喜悦中聚集一堂。人人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个个胸怀对未来生活的万般憧憬。
伯利恒是传说中“基督的故乡”，它南距圣城耶路撒冷约１０公里。２８年来，伯利恒市民一直企盼的，是在看不到一名荷枪实弹的巡逻兵，没有一辆以军巡逻车的氛围中度过“平安夜”。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位名叫易卜拉欣的巴警普通战士道出了万千巴勒斯坦人的心声：“没有什么比祖国更加宝贵的了，我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
伯利恒以色列军警中心附设的拘留所，是军事占领的见证，以军撤离伯利恒的当天，在一所大学任教的法拉吉教授马上租来推土机，将军警中心拘留所那堵禁锢和扼杀自由的铁丝网围墙全部推倒。２０岁的巴勒斯坦青年阿里指着一间低矮的小屋说：“我曾在这里被关押８天，那等于熬过８年啊！这番经历，我没齿难忘。”
刚刚过去的圣诞夜，伯利恒到处张灯结彩，火树银花。巴勒斯坦基督徒们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他们甚至将红袍白须、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像与满脸络腮胡子的阿拉法特像并排挂在一起（见题图），以表示他们给伯利恒带来的欢乐和祝福。２３日，在耶稣诞生教堂门前，阿拉法特的夫人苏哈抱着不满５个月的女儿扎哈瓦，点亮了用松枝彩灯扎成的圣诞树，这棵伯利恒最大的圣诞树，被人亲切地称为“新生树”。苏哈对记者说：“阿拉法特曾做梦举着橄榄枝进入伯利恒，今天，他的这一梦想成了现实。”在伯利恒，阿拉法特除发表演讲外，还与巴勒斯坦基督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一起，虔诚地参加了传统的圣诞弥撒。
１２月２７日，以军又撤出离耶路撒冷只有１６公里的拉姆拉。这是以军撤出的第６座城市。次日，阿拉法特主席发表谈话，感谢佩雷斯总理和以政府信守诺言，将约旦河西岸６座城市如期移交巴方。人们满意地看到，迄今巴以扩大自治的协议实施顺利，这是双方协同合作的结果。为避免冲突，以军撤出巴人聚居的城市前，都要宣布那里为“封闭军事区”，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入，并尽量缩短撤出时间。而在以军撤离时，巴勒斯坦警察又手拉手组成保护人墙，防止少数头脑不够冷静的巴人向以军进行报复袭击。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以色列军警离开伯利恒时，两名天真烂漫的巴勒斯坦男孩把手中的鲜花，伸向徐徐开动的军用吉普车，充分表达了下一代巴勒斯坦人要与以色列人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