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录
易学哲学与中西文化
——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教授
本报记者胡欣
记者：朱先生，最近读了您的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很有收获。中国哲学史从五四时期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以来，一直存在着经学与哲学分家的问题。您的著作突破了二者分家的局限，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您能不能谈一谈写作的初衷？
朱伯崑：就从书名说起罢！我的书是《易学哲学史》，不是“易学史”，也不是“哲学史”。易学史属于经学史，是研究易学的注释历史以及演变过程的；哲学史属于哲学。中国哲学史有自己的特色，它是和经学史搅合在一起的。历史上搞经学的人没有哲学素养，不讲哲学；现代人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撇开经学史讲哲学，缺乏中国自己的特色。我的书从经学的发展中探讨哲学问题，是个突破。当然，它探讨的是易学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不能完全代替哲学史。早先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觉得讲王弼的玄学不讲他的易学，讲程颐的理学不讲《程氏易传》，是个缺陷。我曾就这个问题跟冯先生谈过，他也承认我说的对；但又说易学属于经学史的范围，有专门的术语、问题和体系，很复杂，要弄清它，得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讲一般哲学史只能选一些概念、命题进行讨论。后来，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补了程颐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节。其他的，如张载、王夫之的哲学，其实都是围绕易学展开的。《正蒙》、《周易外传》，都是易学著作。总之，无论是讲理本论还是气本论，都离不开易学，因为理、气本身就是易学的问题。这几十年讲中国哲学史，都有脱开易学的不足，这是因为冯先生两卷本的哲学史开创了先例，后者都是照他的架子发挥。当时，我觉得研究中国哲学，不能避开易学，否则就不到家。１９６５年，我写《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一文，算是研究易学哲学的开始。８０年代初，我给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开易学哲学史的课程，在讲稿的基础上又用了８年的时间，才算把《易学哲学史》写出来。
记者：近些年易学研究在海内外很热。那么，易学、易学哲学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占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
朱伯崑：《易经》本身是个占卜的书，占卜是一种迷信，仅此不会有太大影响。《易传》把它哲理化了，这使得它能够对中国的哲学、文化产生影响。过去，读书人都读它，尤其是《易传》，这是官方规定的。对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它的阴阳观，阴阳本来是解释卦爻象的，但又不限于此。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任何变化都离不开阴阳，阴阳相反相成，《易传》的这种阴阳观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其次，中国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体系，基本上是围绕《易传》提出的范畴、命题展开的。如汉唐宇宙生成论体系的始基是元气概念，汉朝人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解释为宇宙的形成过程，太极即元气，是宇宙的本原；两仪是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一个从本原到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到宋朝，尤其是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提出后，“易有太极”又演变成了本体论体系。在朱熹那儿，从太极到天地万物不是一个时间过程，而是由本体显现为现象。离开易学，就说不清楚中国宇宙论、形而上学的发展。我的书里，主要讲了这些问题。《易》对科技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四书五经里真正与科学有关系的，只有《周易》经传。中国发明创造的理论可以说是《易》的“观象制器”说。象是卦象，也可以引申为物象。这个理论对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指导。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都是观察模拟自然现象创造出来的。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活字小方块，就是观古代的图章发明的。能观象也不简单，需要动脑筋。中国的科技思维，受易学的影响，有自己的特色。易学的阴阳是个功能概念，不是实体概念；五行也是从功能上讲的。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现象，重点是研究它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这是受《易传》影响形成的思维方式。中医是人体功能学，不是结构学。因为它不是结构的解剖和分析，而是讲各种生理器官都有什么功能。中医的经络就是功能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你无法通过解剖找到它在哪儿，但它确实有用。研究功能和过程容易形成整体意识，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不是把它分割开来。整体的、功能的思维，是中国科技思维的特色，这不同于西方原子论、粒子论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整体和分析两种思维方式，各有特色，可以互补。此外，易学对文学艺术也都有影响。
记者：易学的阴阳变易观和西方哲学中的矛盾观念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朱伯崑：过去，我们常常把阴阳变易与矛盾、对立统一等同起来，这是不准确的。阴阳不等于矛盾，阴阳观不是矛盾观。矛盾的内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如韩非那里，都是对立和排斥，不包括相辅相成的意思。这些年来我们把阴阳观与矛盾观等同起来，把阴阳观作为矛盾观的翻版，这样就失掉了中国辩证思维的特色。最近我们想把阴阳观作为“两元对待”；西方的矛盾观是以排斥和对抗为核心的，从古希腊起一直是这样。易学的阴阳观是“对待”，即对立双方相互依赖和补充，共同发展，不能分割。简单地说就是相反相成，相反相济。现在的新词叫“互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一思维方式可以和西方的矛盾观互补。
记者：我想，互补也可以说是和谐与共存，这个问题当今显得比过去重要了。“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交往中的和谐共存问题；“一国两制”也是一个共存的问题；“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是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问题。这样说是否妥当？
朱伯崑：对抗与和谐都是客观法则，忽视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但究竟重视什么，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价值取向是由客观时势决定的。战争时期，矛盾与斗争是最高原则；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则应给和谐以足够的重视。
记者：《易》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是靠算卦，孔子说“不占而已”，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现在国内有人自称“易学家”，用《易》来算命，出了很多算命、预测的书，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伯崑：过去文人读《易》，重视的是它的人文价值。“观象玩辞”，“玩”就是玩味、体会其中的哲理，提高境界；算命只是民间的事。眼下社会上流行的算命术，将会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学的文明而逐渐消失。宣传上也应该对此加以诱导。
记者：请您再谈谈易学研究的意义，以及您今后的研究设想？
朱伯崑：我对于易学，重视的是它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研究好了，可能会对当代科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起某种启发作用。刚才说到中国科技思维，虽然存在分析不够的缺点，但我感觉发扬其中的长处，可以补西方的不足。比如，西方偏重分析，尤其是近代以后。应该承认，分析思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不能抹煞，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光有分析是不够的，也需要整体思维。我们研究《周易》，就是要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一些借鉴。研究易学哲学，应该和２１世纪人类的科技思维、人类进步联系起来下功夫，使其具有生命力。
为了实现易学的研究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这是个国际性的民间研究机构，海峡两岸以及韩日美等国学者参加。我们还组织了一个“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研究院以及研究会里聚集了搞古典文献的、哲学的和科技的三方面的学者，希望通过三者的结合，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推进易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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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理清今天把握明天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述要
钟青岩
怎样把握即将过去的１９９５年中国社会的纷纭众象？又怎样在迈入１９９６年之前就率先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翁杰明等主编的《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一书，及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研究报告。
该书对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的国家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预测，内容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工业、农业、财贸、通货膨胀、劳动就业、生活消费、民族、稳定、治安、法律、社会保障、知识产权、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音像制品、中央与地方关系、大陆与台湾关系、内地与香港关系、中美关系等等。该书汇集各种最新信息，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概括出未来１—２年内中国在前述重要领域的发展趋势，从中既可以看到纷繁复杂的具体变化，也可以高瞻远瞩，把握大局。
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国际经济合作日趋密切，我国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但我们也同时面临越来越深刻的来自国际上的经济、科技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在“八五”期间，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也产生不少新的矛盾与困难，如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和生产经营困难，农业基础薄弱，通货膨胀，粗放型经济造成的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社会保障问题，地区发展差异增大，经济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等等。这些影响和制约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如何处理和解决，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该书按照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来分析预测，这就为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信息可靠的科学依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一书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前瞻对策。如“围绕着‘九五’期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和基调必须确定下来，宏观调控目标的评价与新一轮经济动力的形成，会直接成为１９９６年社会政治进程重要组成部分”；“在１９９６年‘中央权威’的确立将更有赖于经济发展的实绩、政治改革的推进以及重大社会利益关系之合理合法的调节”；“在社会管理领域，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的逐步建立将有助于提高合理的行政体系的效能，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水平”；“各主要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和致富机会方面的差距，将继续成为利益摩擦的焦点”等。显然，这些预测可供各级领导进行决策时参考，为今年的工作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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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中国农业方向：
发展生态农业
王文学
内容提要：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道路，这既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农业发展战略的重大选择。发展生态农业，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要调整人和自然关系，促进人与环境、资源之间协调相处。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前进的永恒主题。它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生态农业之路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
１．生态农业强调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结合。生态农业要求人们必须树立新的农业经营思想，实行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能量密集、商品密集相交叉的集约经营，避免片面的集约化，精心谨慎地对待农业，通过精湛的农业工艺与农业生态工程，以便在小块土地上首先生产高额产品，再通过物质循环利用与加工使产品增殖。通过提高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增殖自然资源，以维持系统生产的高效益，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形成持续稳定高产的多元化农业。
２．生态农业表现为投入的节约性和农业风险的最低限。生态农业强调更多地发挥生物措施、生态措施的效能，通过生物群落的综合，多级、多层次、多向利用，实现最低的消耗，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能。生态农业表现为生态结构的不断进化，使各种生态因子的组合更为理想，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协调，对于生态系统内部的异变和外界环境的灾害性因素，具有更加理想的缓冲作用，增强了对于自然、经济、社会风险的承载能力，从而使农业风险减弱到最低限度。
３．生态农业强调生态系统内部生产潜力的深度开发。生态农业理论强调农业是一个开放系统，并且是非平衡系统。这要求我国必须打破传统农业的观念，从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人口——耕地——粮食的有序度不断降低的恶性循环中跳出来，由耕地农业发展到利用整个国土资源，着眼于国土和海域大陆架。通过食物链网络化以及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来达到充实生态位，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和物种多样性优势，实现可再生资源的连续利用，以弥补我国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不足，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扩大视野，充分利用太阳能，增加生产的产品和产量，真正实现林农牧渔副全面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也是农业指导思想上的革命。
４．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的商品生产。国内外生态农业的大量实践证明，把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链科学地结合为一体，发展合理的农产品加工业，一方面可以多层次地综合利用各种生态系统的生物产物，创造出国际国内市场需要的商品，实现价值的多次增殖；另一方面还能通过投入产出链或加工链的环节，促使人工安排的农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更加合理，使各种有机物和废物得到多层次利用，产出更多的生物产品，使农业发展进入资源——商品——资源的良性循环。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从事自给性生产，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如何将各地自然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商品优势，这是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应研究的重要内容。
５．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保持和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无论是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都存在地域和地区差别，对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强求生态农业建设内容的同一。显然，必须加强调查研究，进行生态农业设计，才能切实做到因地制宜。生态农业的物质投入是广义的，要求因地、因时、因物投入，强调物质投入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以农业系统的经济状况和生态结构决定物质投入结构，创造无污染农业。
６．生态农业立体结构模式多样，适合中国地形与环境条件复杂的特点。生态农业强调进行生物种群的时空优化，构成模式多样的农业立体结构，如农田多层次农业结构模式，复合农业群落，以及山地带状农业组合等。
自８０年代初生态农业在我国正式提出以来已１０多年了。由于生态农业的基本理论和特点顺应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战略的要求，很快被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所接受，同时也得到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１９８２年国家环境部门开始布置生态农业试点。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提出：要认真保护农业环境，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同年，国家环境部门又与农牧渔业部联合召开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经验交流会。１９８５年５月，农牧渔业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１９８５年，国务院环委会转发了《关于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要求省、地、县各级政府，都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开展生态农业试点工作，把推广生态农业，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８７年５月，农牧渔业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１９９１年５月，农业部、林业部、国家环保局、中国生态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共同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林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因此，生态农业在我国发展很快，生态经济建设已经进入到以县为单元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阶段。到１９９１年，估计全国有生态农业试点县近１００个，试点乡镇３００个，试点村、场５００个左右，总数约９００多个，总面积约３０万平方公里，试点区人口达２６００万，试点面积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２．２％。北京大兴县的留民营村、山东淄博市的西单村、山西闻喜县、湖北京山县、河北迁安县等地生态农业建设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科学已经揭示，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把握了这种趋势和方向，并全力以赴付诸实施，我们就能把握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发展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的重大战略选择
目前，世界农业正处在一个新的探索时期，许多国家，在能源紧张、生态危机和人口剧增的考验下，特别是“石油农业”的弊病和缺陷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一系列新的农业思想和农业道路相继出现。重新认识农业，开拓农业新的领域，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生态农业命题的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不同的农业战略选择和农业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明确地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发展农业，进行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三大前提。１９９４年，我国制订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成为今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是对古今中外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一次新的飞跃，即由把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奴隶”而加以无情地“掠夺”和“索取”，进入人与环境、资源之间协调相处，荣损与共，相依为命，共同发展的新时期，有人称之为生态时代。近１０多年来，我国从事农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进行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试验和实践，涌现出一批生态农户、生态乡村以及初具规模的生态县域，这些成功的经验预示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因此，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道路，既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农业发展战略的重大选择。
发展生态农业，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其作用是保障、引导、促进生态农业的蓬勃兴起，健康发展。一是要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大力普及生态农业知识，不断提高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的生态意识和思想认识，使生态农业建设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搞好总体规划。生态农业建设，要同实施“九五”计划与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同步进行。三是加强组织领导。要在调整人和自然关系的若干重大领域，特别是人口控制、环境保护、资源能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取得扎实的成果。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应把这个问题摆上议事和工作日程，使方方面面形成合力，上上下下共同努力，从组织机制上保证生态农业建设顺利进行。四是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始终把依靠科学技术、推进科技进步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真正做到科学规划、科学组织、科学治理、科学利用、科学开发，使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真正渗透到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去，成为建设生态农业的第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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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国第六次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张兴民严世军周振林
由全国领导科学学会筹委会和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的全国第六次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于不久前在海口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从事领导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１００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近百篇。与会者探讨了加强领导科学学科建设问题，并着重就“领导科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市场经济与领导观念的变革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领导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求领导观念的变革，这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与会学者认为，必须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观念，强化以下领导观念：一是市场观念。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领导者必须破除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确立市场观念，在领导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坚持市场导向，把研究市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服务市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使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最本质的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技术，还是人才，都要在竞争中接受检验，优胜劣汰。所以，领导者必须树立竞争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求异创新，在正当的竞争中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竞争中创造辉煌业绩。三是效益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投资决策、生产决策、管理决策，都必须以效益为中心，追求效益最大化。领导者树立正确的效益观念，要处理好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坚持效益和速度的统一，避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把经济效益作为检验领导工作实绩的尺子，又要看其行为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效果。四是人才观念。市场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的智力及其有效的组织和调动。领导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发展社会生产的第一要素，领导者要善于发现人才，保护人才，吸引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成长，为人才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五是服务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所以，领导者必须树立服务观念，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从投资环境、生产、销售的全过程积极为企业提供信息和优质服务，用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要通过信息服务、市场服务、科技服务，引导农民走向市场；要做人民忠实的公仆，反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腐败行为。
二、市场经济与领导行为方式的转换
与会者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领导者必须调整和转变行为方式，以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不同类型的领导方式取决于不同的领导对象和领导环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承认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经济活动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进行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作用。所以，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集权的、行政命令的、指令性的、直接管理的领导方式，必然让位于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以间接管理为主的领导方式；必然让位于以基础服务、信息服务、市场服务、环境服务为主的服务型领导方式；必然让位于通过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协调、监督的领导方式；等等。
与会者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活动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功利性、自主性、风险性、竞争性、开放性、法制性等，在领导活动中要注意政治上的原则性、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坚定性、领导过程的服务性、战略运筹的超前性、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决策的法制性等。有的学者认为，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要善于运用过渡性的领导方式，即注意集权与分权、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法律政策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结合。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领导行为方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创造性思维方式、敏锐超前的认知、健全崇高的人格、勤奋务实的作风。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队伍建设
目前，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但是，一些厂长（经理）缺乏搞好经营管理的内驱力，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是体制问题和人的问题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企业领导制度改革的同时，必须把造就企业家队伍作为当务之急。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基础工作：一是确立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营造适宜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二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创造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三是建立科学的人才培训机制，全面开发企业家人才资源；四是改革企业人事任用制度，建立合理的企业家选拔机制；五是建立和完善企业家队伍管理制度，为企业家队伍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四、市场经济与科学决策
有的学者提出，目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期，新旧体制的转换加快、冲突加剧，使领导决策带有鲜明的探索性、非规则性、区域制约性等特点，造成决策的风险性大、干扰多、利益冲突激烈。因此，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取得最佳的决策效益，领导者在决策时要十分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１．要把国家各项政策方针当做最重要的信息源，并敏锐地预测它的变化。一般地讲，领导者只能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决策和在政策范围内探索。只有理解和把握了政策，决策才不会“撞墙”；只有领会了“大政策”的精神实质，自己制订出的“小政策”才能运作自如，取得良好的业绩。如果领导者缺乏对国家政策的通晓和把握，作决策时要么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没有创造性和决策效益，要么误入歧途，好心办坏事，造成大的决策失误。
２．谋之有据，谋之有章。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者的决策空间大大拓展，决策自主程度大大提高，因而多谋已成为领导者日显重要的领导素质。但多谋并非随心所欲，而必须谋之有据，谋之有章。首先，动机要端正。即要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位置摆正，防止打个人小算盘，出馊主意。其次，招法要高，谋之能行。领导决策都是针对重大事项和棘手问题作出的，因而一个领导者的谋必须棋高一着，才能较好地解决问题。所以，这种谋应是可行的、管用的。如果“只开处方却抓不来药”，那就毫无意义。其三，要谋之有矩，谋之于众。遵章而谋与吸纳众人的智慧是领导者多谋、善谋的应有之义，尤其是在信息多源的今天，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领导者必须把咨询机制纳入自己筹谋的过程中，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
３．断之有识，断之有胆。风险性和竞争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的重要特点，往往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一着失误，满盘皆输。因而各级领导者在作决策时，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还要有远见卓识和过人的胆魄。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复杂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勇气，不断提高决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