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准预算管理论》评介
叶振鹏
鲁昕撰著的《准预算管理论》一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针对近年来有些人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主张由市场来全部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看法,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观点,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社会化的大分配与之相匹配。因此,要使国民经济高质量的运行,国家宏观调控和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该书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准预算理论,构成了对预算外资金理论的重大进步。该书作者认为,准预算管理的资金与原预算外资金有很大区别,主要是:(1)预算外资金包括国有企业按财务制度规定提取的折旧基金、企业技术开发基金等,而准预算收入是指凭借国家职能取得的收入,不包括企业的自主财力;(2)明确国家垄断性行业和企业以国家名义收取的费用、公共产品附加为准预算财力,因为国家并没有赋予一般的企业这种权力;(3)没有纳入国家预算的国有产权、使用权、经营权收入也属于准预算收入范围;(4)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是一种资金管理方法,而准预算收入是一种预算管理方法。资金管理方法所管理的是资金的收支,不能增加国家配置资源的能力,而预算管理方法不仅是管理资金的收支,而且国家参与这部分资金的分配,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都有重要的作用。准预算理论的提出,对实现国家预算外财力管理的规范化、系统化有着重要意义,是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质的飞跃。作者在客观地分析准预算存在的条件后明确指出,准预算管理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解决资源配置中国家分配主体地位下降的一种过渡措施,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形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准预算管理这种形式也会逐渐消失。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准预算管理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作用,因而它是在完成转变的历史使命中不可缺少的管理手段。此外,该书作者凭借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不仅提出了准预算理论,而且设计了较为完整的准预算操作方式,这对国家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城市形象设计理论研讨会综述
谭文
建设部干部管理学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金华市委、市政府前不久在浙江省金华市联合举办“全国城市形象设计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市有关领导和学者专家近百人。与会者探讨和交流了城市形象设计的理论和经验,日本专家介绍了日本及世界一些国家城市形象设计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的概况。
何谓“城市形象设计”?与会专家指出,所谓“城市形象”,包括两个部分:硬件系统部分,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标识、城市色彩(如雕塑、照明等)等等;软件系统部分,包括政府行为、干群关系、城市文明、城市活动、市民素质等等。近年来,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开展了城市形象设计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也存在着整体规划不足、个性特征不突出、重建设疏管理等问题,需要运用城市形象设计理论加以校正。与会者指出,城市形象设计的具体目标是,居住者自豪,来访者羡慕,建设、投资者满意。因此,开展城市形象设计工作,不仅对于城市的经济建设,而且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于城市形象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建设部专家提出了城市形象识别系统(CIS)理论,它是对企业形象设计理论(CI)的借鉴和拓展。其中,形象识别是核心,包括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强调突出鲜明的个性。而强调城市形象设计工作的系统性,则是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城市形象识别系统,不仅要求设计和制定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规定城市精神,而且要求规范政府行为和市民行为,同时要求城市视觉形象的定位,包括城市标志、城市空间形象和城市公益配置的定位。还有代表提出,城市形象设计应以城市的总体感受为出发点,多学科联合攻关。这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科研项目,又需要广泛的城市公民参与。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
虞德海
80年代初期,中央就提出了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其实质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中央再次突出而鲜明地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我国今后1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这就需要加以探讨,形成共识,才可能实施可行的对策。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经济体制的转变来推动。据调查,有的地方、部门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把体制转变与增长方式转变割裂开来,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当前,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效益不高的问题仍很突出,这固然有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的问题,但是,企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直接的原因。特别是一些大企业、老企业,设备技术都很陈旧,有些甚至还是五六十年的设备,能耗、物耗都很高,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一些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状态。至今为止,从总体上来讲,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还主要是靠高投入、规模扩张来实现的,同发达国家相比,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质量效益等方面,还都处于低水平的状态。显然,这是由于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没有最后的形成,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不顾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一味铺新摊子,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等等。这就是说,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之前,要实现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时期,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存,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势力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经济体制的转变来推动,没有体制的转变,也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如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是把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提出来,也就是把两个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放在改革上面,克服了经济增长问题上的“技术决定论”等倾向,这无疑是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要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创新,这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和条件。
2.大力推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促进两个转变同步进行。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推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把企业引上内涵发展的道路。近年来,我国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实际出发,逐步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学习邯郸钢铁总厂的管理经验,加快改变过去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与市场严重脱节的状态,通过模拟市场核算,使市场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到企业内部,并通过实行目标成本指标管理的方式,将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增添了企业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些地方、部门的企业基本上仍按照粗放型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政企不分,使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这就必须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企业需要推行现代化管理方式,包括大力推行和完善企业经理(书记)目标责任制及考核、审计制度、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等,使企业走上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为中心的新的经济运行规范,提高市场竞争力。只有通过体制的创新,推行现代化管理方式,把企业引上内涵发展的道路,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创建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尤其深圳等经济特区,组织实施了科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是,从整体上讲,我国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因素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比较低。究其原因还是依靠技术进步的机制还未得到完全确立,使一些地区企业的技术含量低,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就需要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使企业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体。同时,政府要不断提高科技投入的比例,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断提高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还要建立技改基金机制等,实行政策倾斜,抓好名牌产品、企业的技术升级,大力推动企业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使其加快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才可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创建有利于规模经营的经济运行机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往往实行封闭式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导致分散投资,重复建设,生产要素不能得到优化组合和高效利用,以及形不成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协作基础上的规模经营,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劳动生产率不高,成本居高不下,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影响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一个更为开放的国内外市场必然使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而,改组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迅速实行规模经营,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一些规模大、技术高、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占有很大优势,它有利于技术开发与创新,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1990年以来,深圳市南山区成功地组建了“海王”、“方大”和“深南石化”等企业集团,发挥了集团优势,成为其经济支柱。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于发展规模经济。这就需要创建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的管理及其运行机制。一要通过政策引导,择优扶持,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实施集团战略,以拳头产品为龙头,以重点企业为依托,以资产联结为纽带,以组织结构调整为手段,采取“抓大放小”的企业改革办法,对现有技术水平低的企业进行转型、提高,对国有小企业实行重组、兼并,促进生产要素向大型企业集中,形成几类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二要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提高生产集中度,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三要在经营方向上向高新技术和先进工业发展,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重点发展诸如信息、新型建材、能源等主导产业,创造出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的产品。四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向规模经济企业的投资力度。但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总结和探索,促进我国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其骨干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论提高城市公民素质
夏航
内容提要:现代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决定了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我国城市规模急剧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迫切需要大力提高城市公民素质。这对于充分发挥城市的功能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遵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重在建设,提高城市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造就合格的现代城市公民,为建设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现代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提供良好的思想条件和智力支持。
进入90年代,在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正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新的城市大批涌现。伴随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一个突出问题已愈来愈引起人们关注,那就是市民素质与城市化的速度很不协调:一些市民现代意识淡漠,其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科技文化素养与现代城市的要求远不适应。加快提高市民素质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城市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城市既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地区,一个个巨大的城市群落正在创造着一个个经济上的活跃带,并成为现代文明的策源地。全国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对于广大农村腹地所产生的巨大辐射带动作用,不仅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而且还表现为传播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城市又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它努力吸纳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文明成果。显然,城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带动、示范和辐射作用。
发挥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必须通过城市公民去完成。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从现代城市的功能来看,提高国民素质必须首先提高城市市民素质。抓好城市公民素质建设,就抓住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在向现代化发展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世界著名学者英格尔斯在论及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时,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我国城市化的实践也表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市民现代化的过程。一个城市,只有当它的人民素质具备了现代品格,他们才足以担当建设城市现代化的重任。
对于我们来说,提高市民素质具有紧迫感和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区结构。城市人口具有一系列优越的福利保障,而农村人口不仅没有,同时在进城居住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极其严格限制。市民与农民形成了两种不同待遇和社会地位,造成一些市民的种种落后心态,诸如缺乏发展意志和竞争精神等,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乡融合的新型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阻力。因而,彻底消除市民的落后心态,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立自主、开拓进取、公平竞争、讲求效率和效益等现代意识,已成为城市两个文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同时,大量的农民进城,一方面把诚实勤劳、艰苦朴素等优良传统带到了城市,另一方面也将长期以来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落后文化观念带到了城市,并对城市文明水平的提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对进城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完成其向现代城市市民的转化,也是提高城市质量和文明水平的现实需要。
当前,城市领导者都把追求经济繁荣作为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的由于不能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抓商场、街道等城市硬件建设热情很高,抓以提高市民素质为核心的城市“软件”建设重视不够,以致有的城市设施日趋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秩序不太好,城市环境脏、乱、差。许多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不可能自动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也不可能自动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只有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才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我国城市发展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努力提高市民素质,为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更有利条件。
塑造合格的现代城市公民
提高市民素质总的要求,就是要遵循中央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城市公民。从我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基本思路应是,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强调提高市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又要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既要站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高度,重视培育市民的现代意识和观念,又要立足国情,强调继承革命传统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既要面向世界,学习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保持警觉,抵制西方有害文化的渗透和侵蚀;既要从市场经济的现实出发,重视培育市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精神,更要努力培育市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具体来讲,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正确的人生理想。理想是人的精神支柱,它主要反映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最高程度需求。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它集中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理想,首要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牢固树立起这个共同理想,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广大城市公民的自觉追求。
强烈的现代观念。现代观念是反映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增强我国市民的现代观念,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努力培养人们不断进取的竞争意识,勇于创新的开拓意识,积极的改革意识,讲求效率、真抓实干的时效意识,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开放意识,遵纪守法、公正平等的民主法制意识,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的科学文化意识,关心国家的意识,等等。只有广大市民牢固树立了这些现代观念,才可能成为现代城市的主体力量,从而加快推动城市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的构建。
高尚的社会公德。社会公德是每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公德反映的有的可能是日常生活小事,然而又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共同需要。我们要从细微之处入手,为提高城市公民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打好基础。只有人人遵守了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包括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人们的利益也就受到了尊重和保护,从而才能有自己的利益。梁启超曾说过:“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像文明的礼仪是人们在公共交往活动中对他人表达礼让、尊重和友善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市民的道德情操。总之,一个城市公德水平高低,直接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整体素质水平。
牢固的公民法律意识。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淡化了社会成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化了的身份界限,使他们社会角色变换的机会增多、频率加大;作为市场的主体,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着平等的竞争。这都把不同社会成员共同的基本角色——‘公民’突现了出来,从而既对增强公民意识提出了客观要求,又为增强公民意识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公民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其中,法律意识是城市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要引导人们既能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又能运用法律同违法犯罪作斗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大量事实表明,很多社会矛盾和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公民不懂得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造成的。因此,开展法律教育,增强法律意识,使人们依法办事,依法律己,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将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优良的职业道德。各种各样的职业成为市民的基本人生舞台之一。职业道德是在一定的职业活动中所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点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在我们社会里,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都为他人服务。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对于从根本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反对假冒伪劣、欺诈行为,保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良好的家庭美德。家庭关系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仍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伦理道德将对家庭关系发挥积极能动作用。良好的伦理道德、家庭美德是高素质城市公民必备的品格。这就要大力引导广大市民正确处理家庭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诸方面关系,大力培养和发展夫妻之间的爱情、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使广大城市公民生活在和谐、幸福之中,为城市发展创造优良的人为环境。
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作为现代的城市,其市民应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才有可能表现出较高的精神文明程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整体上讲,目前我国城市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坚持不懈地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建设,提高市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这既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又反映了当今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这就必须把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做到逐步加大投入,着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诸如切实加强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美术馆、文化馆、影剧院等公益事业的建设,不断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优化育人环境,拓宽育人渠道;更要按照终生教育的要求,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办好普通教育,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抓好成人教育,实施全员培训工程,为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城市公民,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障。
综上所述,提高城市公民素质既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又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当前,要遵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重在建设,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给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在思路和方法上进行不断地探索,有效地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面向21世纪的合格的现代城市公民,为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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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日流通业比较》述要
林闻
由冯昭奎、小山周三主编的《中日流通业比较》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有关流通理论研究的专著,也是第一次有关流通的大型中日合作研究的成果。该书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流通开展比较研究,研究分析了日本从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兴起的以超级市场为中心的流通革命、从7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方便连锁店革命、从80年代兴起的流通信息化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我国流通业发展与改革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施琅学术研讨会述评学术动态
伟青
为纪念水师提督施琅逝世300周年,不久前,福建省泉州市政协、社科联与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施琅研讨会”。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全国各地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从国家统一大业的高度出发,就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等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施琅统一台湾所作贡献的问题。不少学者指出,施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公元1683年,他率领精兵数万人,从福建铜山平海沃(即今东山县宫前村)扬帆东征,收复了郑成功割据的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些学者认为,此前两个封建政权的长期对峙与争斗,妨害了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只有实现统一才能消除这些弊端。施琅率师平定了郑氏政权,客观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评价施琅的东征台湾,它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的学者还指出,施琅的平台活动,不仅符合清政府的利益,而且符合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如受益最多的福建、台湾地区,则多是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尤其是施琅力主留台、建台的主张,其意义更为深远,它不仅推动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台湾地位的巩固及防御外敌的入侵。
二、关于施琅和郑成功、康熙帝、李光地、姚启圣等人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郑成功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而施琅则为了使台湾统一于祖国大家庭中作出突出的贡献,从而成为郑成功伟大事业的继承者。施琅和郑成功都是值得肯定的杰出人物。
对于施琅与康熙帝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康熙帝经过长期考查,授施琅予以重任,保证了征台的胜利。施琅功成之后,又对其多加保护,这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与会学者对李光地举荐施琅征台的功绩,看法比较一致。认为李光地也是主张保台的,他把贯彻康熙当年重要圣训、圣谕,与解决久议不决的台湾弃、守问题融会一体,他维护了当时政局安定和版图的统一,功不可泯。
关于施琅与姚启圣的关系。有的学者在肯定姚启圣保荐施琅征台的同时,也指出施琅之所以请求单独征台,是因为他深知姚启圣等人尽管也都力主统一台湾,但涉及具体的战略战术,看法并不一致。施琅独立主持军务,才能免受掣肘。这是施琅在澎湖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学者对施琅征台的战略战术、施琅的海防思想及其事迹未能广泛传扬的原因等问题也都作了探讨。
综观这次施琅研究学术讨论会,主要围绕着施琅统一台湾的重大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讨,从而对施琅是爱国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这次会议对与施琅有关的人和事也多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去阐述这些问题。这就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施琅的研究,弘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但是,这次学术讨论会对施琅入台后的活动研究较少;对施琅如何管理其台湾勋业地的问题也涉及较少。这些问题有待史学界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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