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文学作品
“女娲”的传人
——献给我国军事医学巾帼群英
张石
很久很久以前，万物皆无，一片混沌。一位人首蛇躯的女神来到天池，照着水中自己的模样儿，用黄泥团出一个个娃娃，抛向大地。于是，便有了最初的人类。后来，她又炼五色石补坍塌的天洞，断龟足立四极撑起苍穹，使人类得以生息繁衍。这位人类的伟大母亲——女娲，在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之后，“不彰其功，不扬其声”，并且把自己分身为许许多多富有创造天赋的仙女，下凡来到人间……
有人说，世间一切“神话”都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编造出来的。然而，当你置身于共和国军事医学殿堂——军事医学科学院这片知识女性占４０％的热土上，当你目睹７００余巾帼自立于世界医学科技之巅的风采，当你亲耳聆听她们那一段段“红颜不让须眉”的动人故事，你一定会确信：中国流芳千年的“女娲”传说，决不仅仅是凭空编造的神话。
摘取药学的桂冠
“女娲”炼石补天，却无力让人类躲避疾病的灾祸。６０年代初，由于顽固的疟原虫对人类已有的抗疟药产生了抗药性，疟疾这个古老的幽灵又开始变本加厉地肆虐于东南亚、非洲和南美的许多国家及地区，使全球发病人数高达２亿之多，其中８０％患的是危及生命的恶性疟。美国、英国、印度等分别调集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组成“多国部队”，企图围剿疟贼，但一直未能找到万全之策。多少年来，发明理想的抗疟药成了世界各国药学家的最新追求。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４日，６２岁的我国女科学家邓蓉仙研究员健步走上世界卫生组织疟疾化疗会议讲台，庄重地向国际同行宣布：新型抗疟药——本芴醇亚油酸胶丸研制成功！临床疗效创下治愈率高达９５％、复发率低于５％的最佳纪录！这标志着中国彻底征服了疟疾恶魔，为人类卫生事业作出非凡贡献。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学者们为之欣然！尤其令各国科学家惊叹的是攻克这座药学堡垒的专家队伍，一半竟是“娘子军”，其中排在前６名的主要贡献者，有５位是女性。
“让我当全国抗疟药物合成专业组负责人那年，我正好４０岁。”如今已两鬓染霜的邓蓉仙，回忆起１９６７年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成立的“５．２３”全国抗疟大协作攻关组织时，依然兴奋不已：“我也不晓得这副担子有多重，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组织上信任，再难也要咬牙挑起来，绝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女同志不行。”
搞药难，难于上青天。即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发达国家研制一个创新药尚要费资上亿，耗时数载。当年邓蓉仙率领她的攻关组，却是在原日军马场遗留下来的马厩建造成的实验室里，摆开抗疟研究的“龙门阵”的，而在浩瀚的化学世界里捕捉到所需要的那种化合物的“苗头”，无异于大海捞针。这位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前苏联列宁格勒化学制药学院的副博士，凭着她那股子闯劲，开始了艰难的跋涉，终于在第１０个年头，从３００多种化学成分里，找到那个以“芴”为母体结构的神奇化合物。
要把这个“苗头”变成百姓口中之药，还要经历一个“万里长征”！这时，具有新药生物评价深厚造诣的滕翕和，在同样经历了１０余年抗疟药探索之后，与邓蓉仙走到了一条道上。两位同性同龄的抗疟专家把手紧握在一起。她们知道，如果这个“苗头”失败，将意味着她和她以及所有参加会战的７０多位战友的劳动付诸东流。她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作赌注的呀！
作为分工不同而又亲密无间的一对“领头雁”，邓蓉仙和滕翕和有着两个共同的信条：一是靠大家的合力去克服困难，此可谓智者的信条；二是任务越艰巨工作标准越要高，此可谓勇者的信条。正是在这种大智大勇的感召下，负责分题的钟景星、王云玲、卢志良等女将们发挥了自身的潜力，躲过暗礁，闯过险滩，竞相驶向胜利的彼岸。
漫漫２３年，他们用一生中最宝贵最华美的时光，铸造了一把驱散人间疟灾的利剑。耐人寻味的是，１９９０年国家第四次发明奖评审，当她们把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搬上评审会的讲坛时，在场所有的专家激动了：杰出的工作！卓越的水平！评审委员会打破国家发明奖评审以来的先例，决定将这项发明人申报二等奖的项目提高为一等奖，从而成为我国药学领域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国家发明一等奖！瑞士“汽巴—嘉基医药公司”慕名万里迢迢找到中国，签署了合作开发“复方本芴醇”口服片的协议。到目前，我国这一抗疟新药在国际上的专利已覆盖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一药”。
深夜，我走进依然灯火通明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大楼，从那些加班夜战的身影中追寻着邓蓉仙、滕翕和及其战友们２３年拚搏的足迹，品味着她们成功与失败的甘苦，深思着其中的道理：真是“好事多磨”！在一间不大的实验室里，我见到正在伏案疾书的沈倍奋教授。她是国家“８６３”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仅有的两位女委员之一，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发现这个杰出人才并予举荐时，她刚过完４１岁的生日。这位连续完成１０余项高科技研究，５次荣获军队二等奖以上科技奖励的“高产”专家说：“科学并不偏爱女性，女人要做出男人同样的成绩，必须比男人付出更多的艰辛；科学又是公正的，女人只要加倍地努力，就一定会得到社会承认。”由此我想到她的名字：倍奋，加倍地勤奋！一个朴素而千真万确的真理。正是由于加倍的勤奋，这里的知识女性才先后有近千人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级科技奖励，完成了４００多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获奖成果。难怪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斯坦教授访问后啧啧称赞：“这里的妇女，了不起！”
洒向边关都是爱
在彭洪福教授家里，一直珍藏着一块造型酷似雪莲的美丽的石头。这块玲珑剔透的天然水晶石，来自遥远的喀喇昆仑山。
见到彭洪福，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面前这位身体弱小、面容清癯的老人，居然１３次登上被称作“世界屋脊”的新藏高原。最近一次是６年前，她７０高龄还率队深入新疆西藏高原腹地，把她和战友们研制的高山病治疗药“生花花粉”，送到守卫在喀喇昆仑山“生命禁区”边防线上的官兵手中。
“高原战士苦啊……”彭教授每每提起高原，总是这样感叹。这感叹表达了一种母爱的深沉。至今，彭教授还清楚地记得３０年前第一次去新疆，路遇的那个从高山哨卡往下急运的肺水肿患者。面对生命垂危的年轻战士，彭教授心如刀绞：“如果不能减轻高原官兵的痛苦，还要我们这些军事医学科学工作者干什么！”
这些年，彭洪福穿行于帕米尔高原的许多边防团队，每到一处就培养训练部队卫生骨干，给战士们讲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常识。但作为高原医学家，她的理想是给高原战士提供一种能够预防和治疗高山反应症的“灵丹妙药”。但这又谈何容易！外国专家已经在现代科学里转了一圈，始终都没有找到突破口，甚至有权威者断言，没有什么药物可以防治高山反应症。“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淤”。高山反应则是“人气不通天气”所致。彭洪福从祖国传统医学中受到启迪，茅塞顿开。１９７２年元旦过后，一种叫做“复方党参片”的中成药，从首都北京送到了驻守在祖国西部边陲官兵的口里。奇迹出现了：服药的战士越过平均海拔８０００米的风雪线，轻度高山反应者比往常减轻８５％以上，重症高山反应率竟为零！
“神药，神药！”边关将士们欣慰了，万里高原欣慰了！但谁能知道，为研制这“高山神药”耗尽心血的彭洪福，此时的体重只剩下３７公斤，血色素仅有正常人的一半！在研制复方党参的两年里，她因患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竟出来进去地住过８次医院！边关将士们感动了，巍峨的喀喇昆仑山感动了！就在那年要下高原的时候，一个快复员的老兵跑到“神仙湾”，取下了那块银光闪烁的水晶石，双手捧献给厚爱高原官兵的“彭妈妈”，祝愿她能像神仙一样健康长寿！
如果说彭洪福是因为那次路遇，使她与西部边疆的高原官兵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已年过半百、身患绝症的蒋兰芳披挂上阵北赴边关，则是为了还２０年前的一个心愿。
５０年代末，刚过而立之年的蒋兰芳作为东北大兴安岭林区的第一位“女使者”，来到边防部队的“男性王国”。每天日落时，蒋兰芳就燃起篝火，让巡逻归来的战士脱下棉鞋，她用秤一个个地称，观察其分量变化，记下吸水数据。当她捧起那一双双潮湿、腐烂、冰冷的军鞋，当她小心翼翼地给战士冻伤的手脚上药的时候，蒋兰芳常常心疼地流下眼泪。有天早晨，一个满脸稚气的战士欣喜地告诉蒋大姐，说他做梦穿了一身古代传说的“火龙衣”！蒋兰芳哽塞了，她深深地点着头，默默记下了这位小战士天真的梦想，并把这梦想带回了研究所。
２０年过去了，世间沧桑中断了蒋兰芳的研究工作。待到科学春天到来时，她已是重病缠身。作为一个不幸的癌症患者，由于化疗观察不及时，又雪上加霜地留下了深部静脉炎的后遗症。初夏人们已轻衫薄纱，她却还包着一条厚厚的棉裤，岁月几乎剥夺了她继续从事寒区研究的资格。但一直把战士的梦想深埋在心底的蒋兰芳顾不得这些，像当年那样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根据氧化还原理论研究成功了产热鞋垫、产热手套、产热罐头、产热袋等一系列防寒装备。
北国冰封，万里雪飘。那是隆冬时节的一个午夜，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边境线上，身着保温的防寒衣装的边防战士们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暖意融融地驻守在露天的巡逻哨位上。“‘火龙衣’！我们有了‘火龙衣’！”战士们欢呼着，跳跃着。是的，蒋兰芳用她慈母般的爱缝织了这“火龙衣”，把古代的传说和战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重情的戍边士兵三呼：“科学家妈妈万岁！”
中华儿女多奇志
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班机上，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女博士赵彤言专心致志地照料着自己的小“俘虏”：她用棉球蘸上糖水，来喂养一只纱笼里的蚊子。就是这个喂蚊子的年轻姑娘，在１９届国际昆虫大会和第１３届国际热带病与疟疾大会上，以其对尖音库蚊“家族”的新发现而一鸣惊人，令国际同行刮目相看；她还首次在我国发现了骚扰库蚊，填补了中国蚊虫研究一项空白。
南开大学毕业的赵彤言，１９８５年考取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医学昆虫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便意味着这位文文静静的姑娘将要与蚊子长期打交道。她１９８９年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囚在笼里的这种学名叫“尖音库蚊”的家伙。为捕捉这品种稀有的人类“天敌”，赵彤言煞费苦心，吃尽苦头。
盛夏７月，蚊子最猖獗的时节。从没出过远门的赵彤言，壮着胆子只身来到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流放地新疆伊犁霍城，这里是“尖音库蚊”常出没的穴巢。日落黄昏，赵彤言从哨卡牵上一匹军马，来到离中苏边境只有数百米的一片丛林地带。那军马其实是来当“诱饵”用的，为的是“抓活的”。可不知怎的，“诱饵”失效，“尖音”不上当。小赵只得拿出昆虫学上的“绝招儿”——人帐诱，就是离地悬空一尺吊起一个不兜底的蚊帐，人在里边作诱饵，故意放蚊虫从底部飞进去咬人，然后缉拿归案。这“苦肉计”果真灵验，赵彤言刚一进帐，“尖音”便纷纷出动，扑进帐来。小赵又惊又喜，腿上一只，胳膊上一只，脚上、脖颈、脸颊……她手持吸蚊器忘我地在自己身上、帐壁及其空间吸呀、吸呀，收兵回来一数，居然活捉了上百只“尖音”。直到这时，她才忽然感到身上奇痒难忍，原来自己已经被“尖音”咬得浑身是疙瘩，胳膊上留下的黑斑，半年都没褪下去。 如今已有９个月身孕的赵彤言，仍忙碌在她的实验室里。问她为什么结婚八年才要孩子，赵彤言有些腼腆地说：“不是不想早要，可读完博士就承担了一项关于尖音库蚊复合组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完成后又马上申报了一项有关淡色库蚊（通常所说的‘家蚊子’）防治药物机理研究的项目，这些工作忙起来，别的就排不上号了……”在她心目中，蚊子似乎比孩子更重要。
女博士研究生彭瑞云，似乎有着同“蚊子博士”相近的境遇。８月１７日晚，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时候，她正在戈壁滩核试验现场的简易手术台上，忙着解剖她的实验动物。她和战友们一直忙到世妇会非政府论坛开幕那天的夜里，才一同从大西北回到北京。
说起惊心动魄的核试验，性格内向的彭瑞云脸上漾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激动。这位几年前地方医院颇受病人爱戴的内科大夫，如今改行当了军事病理学专业的博士，却干起了猴、狗、兔、鼠等实验动物的兽医“外科”。搞核试验生物效应研究的基本动物模型，是她从小就害怕的狗。何况新疆的牧羊犬个个长得壮，抬起前爪跟小伙子一样高，重的足有七八十斤！做它的病理研究，用小彭的话说：“活狗吓死人，死狗累死人。”但作为核爆前后布放回收动物的车长和动物病理解剖组长，她只能带头冲锋陷阵。说来蹊跷，那天命令一到，这位身高只有１米５几、体重不过４０来公斤的女“车长”，不知从哪里来的牛劲，抱起平时拖都拖不动的大狗在沙漠上飞跑，和她唯一的“部下”——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口气把那些装着两只牧羊犬的将近１００公斤重的铁笼子接连举上大卡车。小彭用医学术语解释，这叫应急条件下的“超常发挥”。彭瑞云已是第二次参加核试验，第一次的收获是她发现了放射线引起肝纤维化和硬化的病理现象，进而首次阐明了其病理过程的四个阶段，为放射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她的论文在日本国报告后引起很大反响。这回从核现场一回来，室里便收到了日方请求合作研究的意向书。
“听说，核现场到处都有放射性沾染，影响生育，甚至出现畸形儿，你不怕吗？”我问正值育龄的彭瑞云。她莞尔一笑：“可能会有点影响，不过没那么严重，我们会很好地防护自己。”我又问：“搞军事病理又辛苦又危险，你不想再改改行？”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这已经是我的终生职业了。”
据了解，像赵彤言、彭瑞云这样的女博士女硕士，院里还有李桦、罗毅、钱小红等６０多位。在这群志存高远的“小字辈”们身上，寄托着我国军事医学明天的希望。望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军中女博士，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主席的那著名的诗句：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弄潮不让“须眉”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我们不仅看到了在科学前沿忘我拚搏为国争光的一代科技女将，而且还欣喜地结识了不少长于管理勇于改革的科技女帅。这里的女性将才荟萃，帅才辈出。
身高１米７几的肖文彬大校，是院里具有特殊身份并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一边是毒物药物研究所所长，一边又是北京四环制药厂厂长，老一点的专家教授平时既不叫她所长，也不叫她厂长，而是亲切地称她“大肖”。这位对神经毒防治药物颇有研究的学者，把她在斯德哥尔摩客座研究时领教的西方科技体制和管理经验，与本所本厂的实际联系起来，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科企结合”的改革之路，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四统一”科企运行机制，即统一目标的一所两制，统一领导的分工运作，统一配置的人员使用，统一协调的利益分配。从而为我国真正实现科工贸一体化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被舆论界称之为“四环模式”。几年来，肖文彬领导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捷报频传；她领导的“四环”药厂已向国家上缴利税上千万元，被列为全国医药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肖文彬本人荣获了“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银奖。有人问她：“作为一个女人，你是用什么魔方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业绩？”肖文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女人不在于超越男人，而在于超越自己。”
在院办公室会议室里，我见到了这个院党委常委中的两位女常委。一位是副院长晁福寰，她是我军目前最年轻的女少将；一位是科技部长王淑兰大校，她的这个职务相当于野战军参谋长。她们介绍说，该院是国务院去年底表彰的“全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先进单位”。这里的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岗位及历届学术委员会、学位职称评定委员会里，都有妇女干部和专家参政议政，全院承担的国家“８６３”计划、“八五”攻关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上百项高新技术课题，女将领衔的占３３．２％，另外有４０多名妇女骨干担任各类研究中心和研究室领导，这些身着文职军服的女学科带头人，同样是科研疆场的优秀“指挥官”。
我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的黄翠芬教授，早在１９８７年就被新组建的生物工程研究所聘为名誉所长，其实她并不“名誉”。面对当今世界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和国际间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这位１９５０年与丈夫偷乘黑船在太平洋漂泊５６天回归祖国的赤子，心里着急呀，她做梦都希望祖国的科技事业能够早一天腾飞起来！
那一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应邀来到黄翠芬的实验室，听了他们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科研经验后赞赏地说：“这个办法好，搞现代科技靠各守一摊的小炉匠怎么行呢！”是啊，黄翠芬很早就自觉地意识到，现在已不是爱迪生时代，科学上的突破更需要打开群体智慧的宝库。她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开始致力于整个学科的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黄翠芬以她对未来生物高技术发展走向特有的洞察力，在７０年代末就带领大家创建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室，从而使我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如今，以这个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研究所已取得数十项生物高技术成果。更可喜的是，在黄翠芬的“帅”旗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生物工程人才队伍正成长起来，并将成为２１世纪支撑我国军事医学立足国际舞台的方面军。
今年元月，军事医学科学院隆重举行表彰大会，当７４岁的黄翠芬与另外两位教授登上“伯乐奖”的颁奖台时，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长时间的掌声！这是人民的褒奖，时代的强音！
不朽的丰碑
有人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在他身后才能做出公允的评判。张培英已去世四年有余，但这里的人们都无不怀念着她。只有中专文凭但却获得了５项国家和军队科技成果奖的女高级实验师刘耀清说：“我们院的每一项成果里，都有老张的功劳。”在她的热忱建议下，我特意来到全国闻名的“培英校外辅导站”，沉重地向那位伟大女性凝固的铜像致敬！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中国妇女倡导的“四自”精神，在张培英壮丽的人生里得到了最高境界的升华。
命运有时是残酷的。４０年代曾抢救和保护过闻一多先生的云大进步学生张培英，１０年后正当她在新中国军事医学征途上迅跑的时候，一场意外的大火使她身致重残。组织上安排她休息，这位经受全身５０％烧伤和植皮截指“炼狱”般疗伤之苦都没掉一滴眼泪的刚强女性，失声地哭了。她用十指九残的手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我不要职务，不要待遇，只要能为党工作，干什么都行……”看到孩子们满院里疯跑打闹，她顿生一个念头：自己不能搞科研，可以为科研一线的同志分忧呀！从此，她便以一等伤残之躯挑起了大院近千名中小学生校外辅导的担子，一直挑到她的人生尽头……
这里的老老少少都不会忘记那一天，院召开纪念建党７０周年大会，张培英在会上向党倾诉着一个女儿的衷肠：“共产党员活着的价值，就在于奉献，否则活着就没有意义。这几年，我因为心脏病和小脑出血几次住院抢救治疗。越在这时，越感到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越要加倍……”话没说完就倒下了，倒在了讲台上，倒在了鲜红的党旗下。医生护士在安放她的遗体时惊愕地发现：这位生前曾无数次向青少年教育事业成百上千地捐款的老人，竟是穿着用旧床单拼缝起来的背心离开人世的！有人统计过，张培英逝世前的１０年间，辅导站先后送出７００多个孩子参加高考，有５００多个跨进了大学门坎，１００多个考入了中专，无一人待业。这里的孩子“三好学生”占１／５，是学校正常比例的２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听了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后，亲笔为她题词：“向张培英同志学习，把一切献给党。”
回望这座沉默无言的特殊军营，心中不禁无限感慨：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个科学女神林立的圣地！这里的每一个女性都曾留下过一串闪光的足迹，她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倘若神话中的女娲是以她特有的神威创造了人类，而今天我国军事医学领域的巾帼群英，则是用她们的才学、智慧和美德创造着人类文明，物质的文明，精神的文明。我崇拜神话里的女娲，更敬爱现实中这群可歌可泣的科学女神！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逛街的女人
龙龙
女人爱逛街
逛街的女人和岁月走在一起
岁月就有了亮亮的眼睛
逛街女人
诞生季节的颜色——
一簇簇春、一丛丛秋
让所有的笑声晶莹
从商场大厦的窗口溢出
沿新兴的大街浩瀚
成一地繁华的风景
逛街女人很认真
有时用心去掂掂“价廉物美”
有时也为自己的男人
捧回一点体贴
或为宝贝女儿挑一件欢喜
也有些男人的脚步
偶尔会跟上自己的女人
去踩踩逛大街的韵律
去赶赶超级市场的潮汐
于是，这都市因有女人逛街
又添了几分飘逸几分俏丽
所有的橱窗透明出一种言语
逛街女人很会公开流行色的秘密
逛街女人是这个大都市生活的缩影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跨越高栏
石良谭理
北风呼啸，雪花飘舞。
油田钻井工人穿着打得透湿、涂满泥浆的“道道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工棚。正在油田作调查研究的周国泰，看着浑身泥水，满脸油污，冻得发抖的钻井工人，心里顿时觉得沉重起来。他让工人脱下身上的工作服放在磅秤上。
“称一称，看这件衣服有多少斤？”周国泰说。
“看！这件原来只有３斤重的棉工作服，打湿了变成七八斤重。晾干后变成硬邦邦的壳子。冬天不防寒，油污洗不掉，刮风透心凉……”工人们向周国泰诉说着。
周国泰正是为解决这个难题到油田来的。他是总后装备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副所长兼技术开发部的总经理。技术开发部自１９８８年成立以后，周国泰和其他几位老总们觉得重任在肩，难于安睡。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入伍２０多年来，特别是到总后装备部担任科研技术工作以后，脑子里总是想着一个问题：如何运用科技力量，解决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在军需科研上有所突破。于是他带领开发部的科研人员分赴林场、矿山、铁路、油田和部队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探索技术开发的现实课题。这回到油田调查，看到石油工人们仍然穿着几十年一贯制的“道道服”，既不防水，又不防油，钻机一开动，泥浆四处溅，工人们浑身泥水，一脸油污，成了“油泥猴”，他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难过。但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遇。他在大学是学高分子化学的，到部队后从事服装功能研究，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何不抓住这个机会，作一次大胆的尝试呢？有人说，“你是搞部队装备的，何须去管油田的事呢？”周国泰具有一种“不安分”的性格。他想，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工人，而石油又是与任何人的生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何妨在这个领域试一试呢？于是他同开发部的科研人员们商量，下决心着手研究“抗油拒水防护服”。
计划是有了，但要解决这样重大的技术课题又谈何容易？！周国泰知道，这项研究涉及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高分子学和服装功效学等十多个学科。这在美国都被列入高科技领域，属边沿科学。这种防护服要解决的难题是：既要油污沾不上、泥水打不湿，又要透气、防湿保暖。开始，他们采用国际通用的布料涂层法。但试制出来的产品总是不理想，在低温下仍然发硬，透气性能也不太好。周国泰决定推倒重来，他和攻关组的科技人员另辟蹊径，先后搞了１００多种配方，每个配方都经过几十道工序，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而每一次试验和每一个数据的取得又不知道经过多少磨难和艰辛。有一次，为了试验服装的保暖功效，周国泰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大兴安岭的博克图，在寒冷的冬夜呆在野外不准动弹，静静地挨冻一个夜晚，从而取得了可靠的数据。这样，从大兴安岭、哈尔滨、承德到洞庭湖，经历了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试验，研制了适应不同地域穿着的冬夏系列抗油拒水防护服。经过全国１０多个油田５０多万套（件）的试穿试验，证明各项性能良好，荣获１９９３年国家劳动部劳动保护科技进步一等奖。１年多来，已有１５０多万人次穿上了这种新型的油田防护服。油田工人们摆脱了过去“道道服”的沉重负担，穿着这种新工作服又轻又暖，他们都称它为“暖心服”。周国泰听到工人们的评价，觉得这比什么奖赏都要高，是金钱买不到的。课题组的同志们也都不由自主会心地笑了。
周国泰生在吉林农村，一副老实敦厚的长相，却具有“不安分”的性格。他的“不安分”，不是有什么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而是不安于现状、勇于探索，是一种进攻型的性格。他不爱随大溜，人云亦云，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独辟蹊径。他常说，别人搞过的我不搞，社会上热门的我不凑热闹。他总是要别出心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油田防护服”取得成功之后，周国泰和他的同事们都没有得意自满。他们又把目光瞅准另一个目标。他们想，作为一个军需装备研究部门，应该为部队的装备做些什么呢？周国泰从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又抓住了一个新的机遇。他了解到，我国一些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门，如武警、公安、缉私、海关等单位，急需一些特殊防护服装。他知道，这些东西西方国家能够生产，但他们对我们实行封锁。即使不封锁，也价格昂贵。于是周国泰和科研攻关组的同事们又着手另一项研究——防弹系列服装的研制与开发。周国泰知道，这项研究比油田防护服的研究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其关键是要有一种特殊的钢片，这种钢片必须同时具有轻、硬、韧的特性。周国泰又亲自出马，自任攻关组长，科技人员先后进行了１００余次试验，不断调整参数，改进配方。每出一炉钢都要轧出２００多个钢片，进行不同距离的实弹射击试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一种防弹性能好、防护面积大、重量轻的５４式防弹背心终于面世，为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的安全防护创造了良好条件。这一新型的防护装备的广泛运用，不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打入了美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国际市场。这项科研成果，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成功的背后总是经历过多少磨难和风险。周国泰是个科研骨干，也是一位经营实业家。他的头脑里好像安装了两部机器，一部是在科研时开动的机器，一部是在经营时开动的机器。他有过这样的体验。１９８８年，在抗油拒水防护服进入中试时，与某油田订了２万套服装加工合同。谁知投入生产时，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仅材料一项就要赔进７０万元。周国泰着急了。他哪里来这些钱。这是计划外项目，没有科研经费，流动资金是借来的，服装絮片是赊来的，连办公室的算盘和帐本都是用卖废报纸的钱买来的。怎么挡得住这么大的风浪呢？他急得没办法，只好去向合同单位诉说。油田领导拍拍周国泰的肩膀：“嘿！别着急，你们一心一意为石油工人着想，不要说７０万，就是１００万我们也全补了。”周国泰真是喜出望外。这一次他虽渡过了难关，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想，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是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和竞争能力。周国泰说：“科技成果只有最终走上市场成为商品并占领市场，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走上市场的要诀是科技开发形成系列，把产品变成竞争力很强的商品。为此就要不断创新，做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制一代。”这也许就是他的经营之道，成功之道。所以他经常重复地对他的同事们说。这个靠２０００元借款起家的科研开发部，７年来累计创收超过亿元，上交利润７０００多万，成了科、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
在周国泰那张可以称为现代化的办公桌上，却放着别的总经理们所没有的一件东西：氧气瓶。原来，外表非常壮实且正年富力强的周国泰，却患有心脏病，胃、脾、肝也有毛病，医生给他戴上了“过度疲劳综合症”的帽子。他常常感到有使不完的劲，经常通日通宵地劳累，但一停下来，就觉得疲劳不堪，有时一回家便倒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那当医生的妻子常常像护理病人一样给他盖被子。他住了几次医院，但一出院，又像猛虎一般，不知疲倦地到处奔波。 周国泰又不安分了，他虽然取得成功，但他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人们相信，他有了创造“暖心服”那种精神，他会越过一层层高栏，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