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思念
洪学智
４月１０日，惊悉陈云同志不幸逝世，我心中极为悲痛。失去像他这样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敬重的老领导和爱戴的师长。
我与陈老是在东北战场上相识的。１９４５年９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决定，立即从关内派遣１０万军队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当时，我在新四军３师工作，随黄克诚同志进入东北。那时，陈云同志是北满分局书记、北满军区政委，后又是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我开始在北宁线、沈长线上率部抗击蒋介石部队北进，后又到黑龙江剿匪。剿匪告一段落后，到６纵任司令员，一直在陈老的领导下工作、战斗。陈云同志分析问题全面辩证，看问题高屋建瓴，有驾驭整个局势的伟大气魄和领导才干。当时，东北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争夺的一个焦点。陈云同志针对当时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困难局面，十分强调要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我军力量。他说，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增加我们的力量。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群众不起来，干部恐怕要当“华侨”，１０万主力也要打完的。他把这一思想贯穿在实际工作中，多次积极负责地向东北局和中央提出了关于我党我军取得东北胜利的真知灼见，并且为东北局起草了著名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七·七决议”，经过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央批准后，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蒋介石、杜聿明调集８个师，１０万余人，分三路进攻南满，企图“先南后北”，先攻占南满，稳住后方，转而攻占北满，以实现其占领全东北的妄想。危急时刻，东北局提出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并派陈云、肖劲光同志到南满领导党政军民坚持斗争。陈云同志到南满后，在七道江会议上，高瞻远瞩，精辟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权衡了南满部队的“去”“留”利弊。他说，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５个师撤到北满，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会有１０个师跟着进北满。就算我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则可牵制敌人４个军。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退还会损失一万多人，占我们南满部队人数的一半。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损失３／４，甚至４／５，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使杜聿明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况且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力挽狂澜，号召大家在困难的时期要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艰苦奋战，以新的姿态与敌人斗争到底！我北满主力部队为配合南满部队保卫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集中１纵、２纵、６纵等部队跨过松花江“三下江南”，与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形成南北战略呼应，使敌人南北调动，到处报急，顾此失彼，疲于应战，首尾不得相顾。
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我军歼灭了新１军新３０师８９团和１１３团，７１军８８师，１３军８９师，５４师１６２团，９１师２７２团，５２军１９５师５８４团、５８５团，６０军整２１师３团，约５个师的兵力。我党我军渡过了在东北最困难最危险的时期，为我军转入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陈云同志后又指挥南满的３纵、４纵和３个独立师等部队，开展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参加指挥了１９４８年的辽沈战役等，取得了赫赫战果。陈云同志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深谋远虑地提出了许多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后，陈云同志长期领导财政经济工作，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的才干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是熟知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此严峻形势下，陈云同志及时调整了财经工作方针，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１９５１年冬，彭德怀同志派我回国汇报志愿军前线情况。我回到北京后，先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第二天，又向陈云同志汇报，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留我吃了饭。我汇报时，陈云同志听得很仔细。他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和后方交通运输十分关切，焦急地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说，哪些问题你们在前面可以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我们后面解决，都要及时提出来，免得后方来不及准备。他还详细询问了前方敌我双方的态势和我军一年多来作战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志愿军总部的作战指挥很满意，连声说：“不容易，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啊！”
陈云同志对我一直很关心，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１９７７年，我恢复了工作，中央安排我到国防工办。国防工办与全国一样，百业待兴。陈老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十几年，你受到不公正对待，现在到国防工办工作，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国防工办摊子很大，困难很多，当前问题也不少，你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下决心整顿，首先要把班子调整好，把各方面关系理顺。他还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条幅鼓励我。
１９８０年，我回到总后勤部工作。陈云同志见到我说，你又回到总后工作，这很好。目前国家的财政经济有困难，比例失调。中央要集中必要的财力发展经济。军队要体谅国家的困难，在军费比较少的情况下，搞好部队的建设和生活。我牢记陈老的嘱咐，把这一思想贯彻在总后的各项工作中。为鼓励和指导我做好工作，陈老又给我写了“百战沙场碎铁衣”一句唐诗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两个条幅。
陈老晚年仍时时刻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关心着军队的大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是党和人民的事业。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０日，我在上海看望陈老，他说：我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满怀信心，坚信一定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陈老还专门和我谈了要组织撰写四野战史和抓紧修建平津战役纪念馆问题。陈老谈到，四野战史要抓紧组织撰写，一定要写好。并要我负责撰写工作。我向陈老讲，自己水平有限，恐怕胜任不了。陈老说，你具体组织办，我可以当顾问。并让我征求彭真同志的意见。我向彭真同志报告后，经军委研究决定成立了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请陈云同志、彭真同志担任了总顾问。现在有关编写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同时陈老还谈到，平津战役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好平津战役纪念馆，对于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缅怀革命先烈，具有重大意义。后经中央批准，平津战役纪念馆已确定建在天津，有关筹建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去年５月陈老住院后，我到医院看望时，他还关切地问起撰写四野战史的进展情况。他老人家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仍然惦念着撰写战史的工作，我感动得流泪了。
陈云同志一生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是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陈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坚强党性、宝贵思想、高尚品质和朴实作风将作为精神财富，教育和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代人。我要牢记陈云同志的嘱托和教导，把他交办的工作办好，办扎实，这也是对陈老的最好祭奠。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念父亲席液池
席靖彭
在全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和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的父亲，前抗日同盟军３２军军长、抗日津南游击总司令、著名抗日爱国将领、１０３岁的席液池安然长逝。他静静地“睡”在鲜花丛中，望着他那饱经沧桑和刚毅慈祥的面孔，泪水逐渐朦胧了我的双眼。脑海中浮现出他叱咤风云、跃马扬鞭、痛击敌寇、毁家纾难、救国为民的战斗身影……
１８９２年，父亲出生在河北沧州盐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６岁时投身冯玉祥将军麾下，从学兵开始，先后任班、排、营、团、旅、师、军长及司令等职。父亲年轻时受家训及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从参军那一天起，他就发誓：为中国的独立与强盛，奉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后来父亲风风雨雨、戎马一生，始终没有背离过自己的誓言。
早年，父亲任排长时，随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驻守在湖南常德。常德是沅江上的一个港口，沅江上停有日本军舰，日本水兵经常下船到常德城中闲逛，按规定日本军人进常德市必须接受检查。一天，日本兵从军舰上下来，要进常德市，父亲指着城墙上贴的布告，向日军宣读有关规定，请日军接受检查，那伙日本水兵不听劝阻，硬往里闯。父亲大喝一声：“上刺刀”。只听“喀嚓、喀嚓”，士兵们都上了雪亮的刺刀。父亲严厉警告日军：如果不听命令，再向前一步，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一个满脸横肉的日军头目，扬手一拳向父亲面门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当时父亲上前虚迎一掌，下面一个利落漂亮的扫堂腿，把那个日军头目扫了一个四仰八叉，躺倒在地。那家伙恼羞成怒，爬起来怪叫一声，日军纷纷就要掏家伙，父亲一声令下：“兄弟们，给我扎”。守城的中国士兵平时早已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对那些日本水兵的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更忍无可忍，此时听到命令，个个如出山猛虎，顷刻之间八个日军已重伤三名，其余日军一看不妙，撒腿就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日本人采取外交攻势，威胁当时的政府，要求严惩“肇事者”、交出为首者。由于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冯将军为保护我父亲，就对外说已将我父亲撤职开除，其实是调往他部，晋升营长。
１９３１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在这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父亲挺身而出，出任抗日同盟军军长、抗日津南游击总司令、津浦北段护路司令等要职，为抗日筹集经费，父亲毅然决定变卖家产，他将自己多年置下的房地产、母亲的金银首饰，甚至孩子的长命锁都统统变卖。
组建同盟军期间，冯将军交给父亲游说蒙古王爷贵族的任务，建立抗日联盟、保证同盟军对日作战时，没有后顾之忧。接到任务，父亲把变卖家产所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了贵重礼品去拜谒蒙古王爷。他选择当时比较有实力和名望的阿拉善旗王为突破口，展开政治攻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阿王府，他向阿王爷介绍当时局势的严重性，晓以民族大义并陈说利害，希望阿王爷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为祖国作一些有益的事。听完父亲讲话之后，阿王爷当即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收复失地的爱国之举，并保证联系其他王爷及王亲贵族，共同努力，与抗日同盟军一起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去。
抗日同盟军组建，冯将军委任父亲为第３２军（骑兵军）军长，在对日作战中，父亲发挥出他的指挥才能和骑兵作战的优势，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当日本人探听到抗日同盟军筹组的消息后，就想先发制人，趁抗日同盟军刚刚组建、立足未稳，将其彻底消灭。他们纠集大批人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同盟军的集结地扑来。父亲得到日军进攻的情报后，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局，决定：一方面，电告冯将军有所准备；一方面，命令３２军迅速向敌人后方迂回，利用骑兵行动快捷的特点，如尖刀一般插入敌军后方，继而又把全军化为若干支队，四面出击，切断日军给养，突袭日军各级指挥部，避实就虚、突袭奇击，大距离换位，一时间敌军后方大乱，日军先头部队不敢继续冒进，只得放慢进攻速度。这样就为抗日同盟军的战前准备赢得了时间。后来，父亲率第３２军还与吉鸿昌将军相互呼应，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抗日同盟军最后在蒋介石的压迫和破坏下，被迫解散，父亲回家养病。“七七事变”发生后，父亲胸中的爱国热血再次沸腾，他第二次变卖家产、毁家纾难，寻找冯玉祥将军抗日，冯将军任命父亲为中将高参及抗日津南游击总司令。他指挥部队到处破坏日军运输通道，烧毁日军的粮站和弹药库，袭击日军的作战指挥部等。当时日军对父亲恨之入骨，曾悬赏黄金数百两，取父亲的人头。
１９４６年，父亲到傅作义将军的总司令部任高参，同年加入民革（前身）。父亲在风雨战乱的一生中，逐渐认识到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１９４８年，毅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１９４９年，随同傅作义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为保卫北京这一文化古都作出贡献。后分配到内务部（现为民政部）工作。
亲爱的父亲，人民将崇敬和纪念您这位１０３岁的世纪老人；崇敬您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崇敬您那颗伟大的民族自尊、自强、自信之心！
安息吧！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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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血泊中的一朵奇花
——谈孩子剧团
吴新稼
“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是茅盾先生１９３８年在武汉所写的《记孩子剧团》一文的赞语。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上海。成千上万的受难同胞，从沪东向沪西逃来。其中有一群孩子，他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姊妹，失去了师长，住到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由于他们受过中共地下党员的抗日救亡教育，对当前的民族灾难和应有的态度有较好的认识。他们不悲哀，不失望，在难民收容所里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受到难胞们的热烈欢迎。这一情况被中共地下党知道了，派了一个青年党员去帮助他们。于是，９月３日，孩子剧团诞生了。
工作两个月后，上海失守了。党组织在３０多个团员中，选定２２人带到武汉去，可是敌人封锁了吴淞口，进出的难民船要搜查抗日分子。孩子们化装成难胞分作五批，逃过了敌人的搜查，从上海到南通。在南通演出了五六天，受到同胞们和东北军将士的热烈欢迎。可是敌人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方向进攻，已经打到江阴。南通成了敌人后方。长江上，任何船只不准行驶。孩子们只好乘两条木船，从白蒲、泰县到扬州。想不到敌人已打到扬州对岸的镇江。火光冲天，炮声震地，木船又被扣。孩子们只好急忙向北方奔走。从高邮、宝应、淮阴、淮安到陇海铁路邳县，再转平汉铁路，经郑州到达武汉。本来，从上海到武汉，乘轮船只需三天。可是孩子们用了５０多天。正如茅盾先生所写：“少说也三千里路程。……他们逃过敌人的虎口，越过兵荒马乱的火线，在敌人的机关枪火网下钻过，……”还应该说，沿路买不到吃的，喝的，经常住在不能避风雪的难民棚里，有病也无法医治，更不用说理发，洗澡，换衣，……多么艰险困苦的三千里！大大超过了孩子们所能承受的面临生死考验的三千里！（需知从１１月中旬出发到翌年１月到达，正是隆冬季节）茅盾先生又写道：“然而凭着他们的勇敢和坚决，居然到了目的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１９３８年１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欢迎孩子剧团的会上，也深情地说：“我们在长征的时候，也有些小鬼，像彭桂生、吴志坚（指“八办”的小八路战士）他们。可是他们是和我们这些大人一道滚过来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我们把他们抱过来，背过来的。可是他们呢（指孩子剧团），一个大人也没有（当时最小的８岁，最大的１６岁，那个党员也只有２９岁），在敌人的炮火下，突破敌人的封锁，走了数千里路，沿途还要演出做宣传工作，硬是跑到武汉来了，真是不容易啊！”
这些孩子于１９３８年４月，由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收编，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他们“踏遍了祖国的原野，走过了长江大河，像马群奔驰在山巅，像海燕飞翔在天迹。”（他们自己创作的歌词）这朵“奇花”，在伟大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努力做了些工作，留下了娇艳的痕迹，直到１９４２年９月才在重庆被迫结束。（当时是新任第三厅厅长派了一个上校军官来任团长。强制“劫”收，孩子们纷纷退出了。）从１９３７年９月成立，到１９４２年结束，正好是五年。五年来，他们经历了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８个省、市。行程约２万多里，演出四五百场次，观众无法统计。先后加入过孩子剧团约１００余人。
邓颖超同志在１９８０年３月给原孩子剧团的同志的信中说得好：“几十年来，你们经历战火纷飞的年代，分散在多方学习、工作、成长，最后又经住十年浩劫的严峻的考验。你们不但受到了各种锻炼，而且成长了，绝大多数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成绩，取得了收获。你们无负于你们自己的奋斗，也无负于党和人民和老一辈革命战士的希望。”
这是最好的评语和鼓励！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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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关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