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戈壁弧光
钱之强
她有一个家,一个简陋而临时的家。
兰州至新疆复线建设会战,她必须参加,但不能搬迁这个家。
为了轻装,她低价抛售了自己的家具。
为了减少累赘,她把九岁的儿子送回陕西老家。
她跟随丈夫押车,从河北唐山启程,挟四千公里的风尘,经受十多天的颠簸,来到新疆哈密附近的茫茫戈壁滩。
是时,1992年年底,干燥而寒冷的冬天。
沙粒和尘埃与流动的空气搅和在一起,她和男职工一道,踩着齐脚脖的松土,搬运建点物资,在这千古荒漠上孕育生产力。
夜晚,棉帐篷在瀚海里掀动,沙土刮进来了,寒风钻进来了。她睡不着,用毛巾裹住头;她想儿子,咬住毛巾的一角哭了。
记不清吃了多少天方便面,记不清多少天没有吃上蔬菜。嘴唇起泡了、裂口了,口腔长疮了,鼻子流血了。脸上手上脱了几层皮,身上能搓出泥条来。
该她上岗了。她是工地电焊工,叫王兰芳,38岁。
工地电焊,说它是“冬天摆弄冰块,夏天抱着火炉”,并不为过。新建铁路工期要求的紧迫,培育了王兰芳性急如火的性格。有时一句鼓励话,会立即把她干活的火劲点燃。
在平板车上焊接铺轨机的滚筒,必须蹲着作业,一天又一天,前方等着用,连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的时间都没有了。一天下来,她站不起来了,只得先趴在车底板上,伸伸腿骨,才能慢慢地站起来,稍不小心又会摔下去。夜里是很冷的,脑子似冻木了,凭着一点清醒的意识,机械地也是很规范地走动手中的焊条。收工回到住地,抖一抖工装,地上厚厚一层灰渣;头发结成了疙瘩,梳子刚一使劲便绷断了。
夏季的哈密地区,整个儿一个大火炉。旷野里,没有一点遮挡,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人走在地面上烫脚,热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男职工可以光膀子干活,她这个电焊工还得穿戴严实。为了不影响戴面罩,只好不戴帽子,头部在烈日下曝晒,还要受上千度电弧的烧烤,作业时浑身精湿,几近虚脱。王兰芳把嘴唇咬出了血,心里默然在鼓励自己:就快焊完了,就快焊完了。我不能倒下,不能……不能影响前方铺轨。这段时间里,人们看到的王兰芳,衣裤上有几次被烧破,胳膊上有烫伤的水泡。
工地上弧光闪烁。面罩后面,是一副刚毅的面孔;工装裹着的,是一个充满女性柔美的世界。


第12版(副刊)
专栏:

  大山不语
陆占山
鲁家峪的山,这北方的山,冀东腹地的山,是那样苍劲、朴茂、豪放、雄强,就像这里土生土长的父老乡亲。
鲁家峪的山,层峦叠嶂,沟谷回环,岩洞密布;鲁家峪的石,危崖兀立,仪容冷峻,不怒而威。古往今来,他们的性子一直非常内向,从来不说话。山上覆盖的林木,蓊蓊郁郁,林间自是鸟的极乐世界。山涧多泉溪,或跌宕或淌泻,淙淙成韵。春季野花争放,秋季柿叶飞红,毕竟都短暂而有限;唯有这大山的缄默能达持久。面对他们,竟如面对革命博物馆奋斗者的群雕。
鲁家峪是6个分散的小自然村的总称,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9公里,位于丰(润)玉(田)遵(化)三县结合部。作为革命老区,早在1927年即诞生了党组织。凭借优越的地理形势和社情条件,1940年便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部署,把鲁家峪建成冀东中部介于盘山、腰带山之间的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对此终日惶恐不安,经常密派敌特,刺探情报,结果总是有来无回。出动小股兵力清乡,难免遭到出其不意的痛歼。日军二七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当时职务)气急败坏,调集各地据点数千之敌,由1941年4月至1942年5月前后五次对鲁家峪进行大屠杀、大扫荡,草木过火,石头过刀,烧杀淫掠,三光政策给鲁家峪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当时,灭门绝户的村村可见,落得孤寡伤残者在所多有。以鲁家峪之大,哪块石头没沾染血痕?哪条溪流没漂浮血花?哪个野垴荒坡,没飘传过令敌丧胆的歌。抗日战争胜利以至全国解放之后,许许多多曾在鲁家峪工作、战斗过,与这里父老乡亲同生死共患难的党政军干部,任岁月悠悠,天遥地远,却时刻系心于他们的第二家乡鲁家峪。
张俊金,这位抗日烽火年代的报国队员,正是英雄的大山之子!
话说1942年4月16日下午,由于叛徒马成金出卖,日军直扑北峪村,包围了村东的单阴背山,穷凶极恶地在北岩洞口施放毒瓦斯。张俊金等四十几名报国队员和村民,当机立断,与其都熏死在洞内,不如带头冲出,引开敌人,确保潜伏洞内的老区长他们县区干部及子弟兵伤员的安全。他们冲出洞门以后,立即被串绑押到一口白薯井旁,把其中张俊金等11人抽解开来,开始审讯。首先拿张小二开刀被活活砍死。第二个轮着张俊金,他夺路而跑,又被抓回,由于宁死不泄漏机密,结果被按在凳子上,正想杀他,可张俊金的旧棉袄领子太高太厚,两个日本兵急忙给往里掖,张俊金乱摇晃脑袋挣扎,乘机一歪嘴咬断一名日本兵的手指头,兽兵疼得嗷嗷叫。另一名日本兵从旁一抬脚把张俊金踢下薯井。随即对准井口连放两枪,全打在张俊金后背上,幸亏没中要害。接着又连杀9人,尸体全抛到井中。血水浸泡,尸体重压,再加枪伤、摔伤,折磨得张俊金昏死过去,稍稍苏醒后便使尽全身气力喊出一声:“救人哪!”此时,日已落山,日兵撤走。村民们捞出的张俊金,完全成了血人。转移到外地好不容易才养好伤。
1956年1月,张俊金收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的通知,马上动身抵达抚顺市。5月,在沈阳工人俱乐部开庭审判日本战犯,他作为冀东鲁家峪代表出庭作证。战犯铃木启久恰好站在他身边,仇敌见面分外眼红。他当时再也按捺不住满腔义愤,血泪往事聚集心头,恍然听到家乡所有大山一齐发出怒吼。他亮出大山似的脊背,亮出背上深如沟谷般的弹疤,吓得那往日的杀人魔王跪地叩头。
烟云散去,半个世纪时间的流水洗磨不掉痛楚的记忆。1995年春上,一位日本正直的青年作家由原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陪同,专程来鲁家峪考察,怀着尊敬和愧疚的心情,亲聆惨案幸存者张俊金现身述往。绵延起伏的大山依然缄默无语,一部悲壮的民族历史,在这里昂首沉思……


第12版(副刊)
专栏:

  窗花
耿翔
或许是命里有缘,每次到陕北,都能遇上一些让我彻底动心的剪纸人,并且在回城后的好长时间里,仍一心想着她们的面容。就是这次踏雪北上,在除了雪,几乎无别的色泽可寻的时候,也有一些生动透了的窗花,会突然从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里,亮在一条官道上。
说句真话,最初让我倾倒,并把窗花看得神物似的,是在好奇地抓住一位剪纸老人的双手的那一次。现在坐下来,坐在这一目了然的雪塬上,用没有尘土的心想一想,我迎着风的脊背,也会透出一层很热的汗来。
那时,我就坐在她的对面,看她像侍弄土地一样,在一块红纸上剪些什么。一剪一剪,随着一阵嚓嚓的剪刀之声,红粉似的纸屑,落了一怀。她每动一次剪刀,我的心都会收缩一次。在陕北,能让心一次次收缩的东西太多了。细数一下,有一路冲激出来的壶口瀑布,有打动整面山坡的安塞腰鼓,有躺在沙漠中的红石峡,有悬在黄河上的白云山,还有绥德的狮子,清涧的石板,以及从每一道沟里,甚或每一块庄稼地里,都会随时响起来的信天游。而唯一让我的心收缩得发疼的,是她为我剪一幅窗花的全过程。
守在她安详的神态里,我最初的浮躁,也像多余的纸片,被一剪一剪地铰去了,剩下的,正如从她手上成型的窗花,完全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东西。我不想说破,她剪给我的那一对窗花叫什么,但我要说,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很美的传说。那是在陕北的山坡上,比荞麦和苜蓿花还开得热烈的传说呵。那传说中的主角,正盘腿坐在一方土炕上,内心热烈如火、亦平淡如水地为我铰着她的故事……
看着窗花,我突然想起,陕北人在如此严实的窑洞里,为什么要安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在这么大的门窗上,为什么要贴这么多的窗花?应该这样说,在他们守望的家园里,几孔温穆的窑洞,仅仅是一部分。而更广大的,还是他们一生躬耕着的土地。他们住在窑洞里,圈在脚地上的一年的收成,不能把他们送入梦乡。只有这些贴在窗户上、囊尽各种风物的窗花,才会让他们觉出,日子在这片贫瘠之乡,还过得很瓷实。因此,再不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忘记在贴得拥挤的窗棂上,再添些新窗花上去。
我深刻地记得,许多剪纸艺人只要一握起剪刀,就进入一种半颠状态。有的剪到入神时,一两天不吃不喝。有的边剪边唱,嘴里尽是些无字语的歌。看着他们,你一定会想,真正的艺术在哪里?真正的大师又是谁?对于这群以食为天之民,剪刀的分量,会比镰刀重么?我还深刻地记得,最好是在有风的日子里,能在贴满窗花的地方呆会儿,看风吹过窗纸时,那些各式各样的窗花,是怎么活过来的?也许,我会剪掉含蓄,很直接地告诉你:最好是用摸过土豆的手,摸摸这些窗花,否则,再好的悟性,也会被什么隔着。
在陕北,这些出现在剪刀下,一看就勾魂的俗物,让人一眼望出一条吐纳百川的文化之河。这里的凡是叫得很响的艺术,决不是风花雪月,墨香能染。那些锤钎凿出的石狮子,那些木槌敲击的牛皮鼓,有哪一样,不像在黄土上种植五谷,需要的是木和铁合一的工具?是的,陕北人男耕女织,他们手里握着木头,握着铁,这是他们向土地索取衣食的最基本的方式。由此,我在对这些窗花惊叹之余,最为看重的,就是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具:一把普通的剪子。
在这些婆姨们手上,一把剪子,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它能真实或者夸张地铰出存在于陕北的所有物像。特别是她们的文化与想象的极大反差,却能创造出一些很抽象的窗花,谁会相信,这是出自于一群走在庄稼身边的女人之手?有时,我更愿意这样说:窗花,是一种与人俱存的艺术。陕北婆姨,或许是代替上苍,把它复原在这块黄土茫茫、黄水汤汤的人世上。(附图片)
庆祝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剪纸) 张佃生


第12版(副刊)
专栏:

寰宇翱翔(摄影) 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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