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5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

  珍贵的遗产深刻的启示
——写在《张闻天文集》出版的时刻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一生论著丰硕,但是过去由于长期遭受打击,文稿失散甚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闻天冤案得到平反。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从1980年开始对他的文稿进行发掘和整理,经过文集编辑组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他诞辰95周年的时刻,出版了这部《张闻天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四卷本。《文集》共收入文稿270篇,150余万字,差不多汇集了他各阶段的重要著作。这部文集的出版不仅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张闻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是与他不断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分不开的。它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是,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尊重科学,保持科学的探索精神。
张闻天在我们党内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领导人。他不仅有温文尔雅、谆谆善诱的学者风度,而且有始终如一的尊重科学、不断探索的科学态度。30年代,他摒弃王明“左”倾路线,转变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遵义会议的转折关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晚年,他身处逆境,仍然苦心钻研,在自己的笔记文稿中作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论述,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体现。无论是工作在中央,还是地方,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始终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大课题不懈地探索,《文集》四卷就是他一生这种探索的光辉记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是科学的政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其为政与科学态度应该是完全统一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期里,像张闻天这样科学对待政治的共产党人却身陷囹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前我们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说是一个无比崭新的科学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道路虽已指明,但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从各个方面求得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因此这项伟大事业固然需要大批的科技专家,但同时更需要一批不仅懂得科技知识,而且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于这项事业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政治家。而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给予人们的重要启示也正在于此。我们应当记取历史的教训,要使那些真正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干部能够不断地成长,并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这样国家才有前途,党才有希望。
第二,张闻天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一生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又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果。它给予人们的深刻启示是,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理论家的称号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封的。张闻天同志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我们党当之无愧的理论家。在遵义会议时他同毛泽东走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以其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战略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他在长征出发之前撰写的《红色中华》社论中,提出了三个重要论点。(一)在革命战争战略方针问题上,他批评了那种“直线式的”、“只要采取进攻”的“教条式的药方”,提出革命战争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方针。(二)在革命战争长短问题上,他否定了“一次性的”、“短时期的”估计,提出需要“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三)在斗争战线上他否定了那种只看“一个战线”的突击战斗,而是强调不平衡性,有些区域可能“遭受部分的挫折”,而在另一些区域则可能得到“空前的伟大胜利”。以上这些观点都为后来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所证实。
根据这些年对张闻天文稿的发掘,除了遵义会议之外,诸如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皖南事变以至抗日战争胜利这些党和革命发展的重大关头,这位杰出的理论家也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见解和主张,而这些见解和主张经过时间的检验都被证明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是富有远见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言所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六七十年代写下的一批社会主义论稿中的一系列论点,诸如反对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政治决定论,指明经济最终决定政治;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认定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和继承性;包产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议开放市场,恢复多种经济成份;要发扬民主,党内党外都要能听取不同的包括反面的意见;批评党内斗争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强调群众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标准,等等。这些观点都为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张闻天在如此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住时代前进的脉搏,提出一系列具有理论远见的主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点上做得比较好。一方面他有很深的理论功底,所以他能够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分析;另一方面他又一贯地重视调查研究,因而能够比较切实地把握情况,准确地发现问题。他的一生,既是好学不倦的一生,又是不断地深入实际,不断地调查研究的一生。他在这二者的结合上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第三,张闻天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充实的人生是与他既执著地追求理想,又充满了实干精神分不开的。它给予人们特别是有志青年的深刻启示是,必须坚持理想与实干的统一。
张闻天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远大的抱负,他19岁时就提出彻底推翻军阀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尔后,经过一番探索与思考,他选定了社会主义为彻底救国之路,坚定地表示愿意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做“一个小卒”。1922年他赴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初从美国回国,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此后,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险,也不论遭到多么严重的打击,他都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从未因个人得失而避险求安。30年代初,革命处于低潮,他不顾敌人严重的白色恐怖,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毅然回国,投入国内斗争;在根据地战争岁月里,他到战地前线作实地调查;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他是随着红军一步步走过来的一任党的总负责人;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他在局势最险恶的时候亲赴西安;延安整风期间,他率领调查团深入晋陕农村一年多进行实地调查;抗战胜利后,他又长途跋涉奔赴东北边陲肩负起开辟根据地的重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把一个土匪横行、满目疮痍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一个社会秩序安定,工农业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的东北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建国后,在从事外交工作中,他切实注重驻外使馆和外交部的业务建设,还不辞劳苦地巡视驻外使馆;最为难得的是庐山会议被罢官后,他不顾重病在身,在逆境中为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写下了数十万字笔记、文稿。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完成这个伟大建设事业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这就要求我们的青年人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苦干、实干的精神。张闻天这位老革命家是这方面的光辉典型,它对于教育青年一代,特别是培养优秀的青年干部尤其富有启示意义。它昭示人们,理想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种境界和力量,任何大事都是做不成的。正如张闻天所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什么样的理想才是有志之士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还是张闻天回答得好:“我们的理想是建筑在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东西。空中楼阁,究竟是幻想而不是理想。”“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但是,张闻天又说:“实现理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决不是一天两天以至一年两年的事,而需要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奋斗与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我们青年一代既要有理想,又要有脚踏实地、不畏艰难的实干精神的缘故。
第四,张闻天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他的优秀品德是与他注重自身的修养分不开的。它给予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深刻启示是,必须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
张闻天一贯注重自身修养。1921年他在《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一文中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张闻天一生所表现的优秀品德最为突出的是无私。
唯其无私才能做到坚持真理。遵义会议他挺身而出,庐山会议他逆流进言,“文化大革命”中他站出来为“61人案”澄清谬误。这三件事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突出表现。
唯其无私才能虚怀若谷,倾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承认自身错误,彻底改正错误,唯真,唯实,唯真理是从。他对自己30年代所犯错误从不隐讳,而且常常以此来告诫别人,真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
唯其无私才能做到不争名,不争利,顾全大局,能上能下。他在党中央负总责期间曾经两次主动让位:一次是长征途中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他曾一度表示可以让位给张国焘,毛泽东鉴于张国焘有野心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曾向毛泽东表示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当时毛泽东不主张提出这个问题,而他还是把主持全盘的工作让给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事后说,张闻天是不争名位的。后来他离开负责岗位后,就主动下到基层进行调查。抗战胜利后又主动请求到东北,担任了一个省的领导职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了大功的领导人,却仍然默默无闻地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耕耘。亲属因为不知他和他弟弟的下落,写信询问郭沫若,郭沫若在回复他亲属的一封信中说:“古人云‘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悬为道德之最高标准。中国革命深幸有如洛甫先生兄弟者多,故得庆成功。”
唯其无私,才能做到真正严于律己。张闻天在这一点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楷模,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而且最反对特殊化。建国初期他从东北调任到北京后经常教育子女,不要因为是革命干部家庭而有丝毫特殊。当政府进行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下放锻炼时,他带头把一个女儿从机关精简到工厂,一个儿子下放到新疆,女儿在工厂当打字员,儿子在边疆一呆就是10多年,直到父亲逝世,也没有能调回父亲身边。
唯其无私,才能在逆境中保持革命意志。张闻天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尤为难得。他庐山会议遭受打击后对党仍抱有感情,对前途仍抱有信心。就是在“文革”那样遭受折磨的情况下,他也不改初衷。他的传世之作,正是在这种感情和信念下写成的。病重之后,他感到唯一抱憾的是没有能为党和人民做多少工作,临终之前,非要终身伴侣刘英写下协议书,不留遗产给子女,答应在他去世后将“文革”中冻结的工资和积蓄数万元上交组织,作为他最后的党费。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无锡,这个日子距离“四人帮”垮台只有3个多月。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老革命家,可以说历尽了这个世纪中国的磨难,却没有能见到磨难之后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这位革命家生前时刻萦绕于怀的是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为人民奉献了一切,而个人却索取得极少。他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对于今日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斗的人们是一种激励。张闻天青年时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为举世以来所未有的大国!并且其他弱小的民族,也都要跟着起来。各国把所有的文化之华,贡献给世界上。”值得告慰于这位老革命家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牢记过去开创未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大连解放50周年
于学祥
50年前,伴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连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我们为大连解放后50年来的巨大变化自豪;同时也对大连解放前50年的殖民统治刻骨铭心。
殖民统治给大连人民带来的是历史性的灾难
帝国主义列强对大连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大连人民蒙受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1894年底,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攻陷旅顺口之后兽性大发,对手无寸铁的旅顺老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两万多同胞死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昔日和平宁静的小城顿时血流成河,幸存者不过几十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作为主要战场的大连,列强的铁蹄所到之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千家万户鬼唱歌。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中,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思想奴化,使大连人民饱受奴役剥削之苦难。不论侵略者怎样粉饰,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是什么“王道乐土”,而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桥头堡”、“策源地”和军需供应地。
当时的大连港是日本侵略者赖以掠夺东北资源的主要渠道。仅1922年至1931年,日本经大连港掠走大豆及其制品2195.8万吨,煤炭2129.5万吨,生铁1248.1万吨。对此,日本殖民统治者不加掩饰地称:“大连港作为满蒙之大门,为开拓帝国的光辉的未来,正担负重要使命。”
当时的大连工业被日本殖民当局所垄断,“九·一八”事变之后,为适应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在大连的金属机械、钢铁,特别是化学工业迅速膨胀,直接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需要,总资本达26.7亿美元,而华商工厂则大部分停工或半停工,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当时的大连财政也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的。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大连的财政支出中即增设“满蒙事件费”,当年调拨57万日元,第二年调拨312万元,并一直持续到1937年。又如“七七”事变后,大连财政又马上增加“北支事件费”,当年拨款109万元并逐年增加,到1944年已达1.24亿元,占大连当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这种巨大的财政支出使大连的人民饱受煎熬,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旅顺大屠杀留下的堆堆白骨,旅顺监狱的种种酷刑,大连港红房子中国劳工的悲惨生活,以及全州龙王庙的万人坑等,无不记载着斑斑血泪,无不都在告诉我们,殖民主义统治带给大连的是巨大的历史性灾难,而绝不是什么繁荣。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这历史的灾难,不愿做亡国奴的大连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大连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更是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据统计,仅1926和1927年两年,党领导下的大连工人罢工达103起,计2.6万多人次。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斗争也一直没有中断。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抗日英雄金伯阳为代表的许多党的优秀儿女就诞生在大连这块土地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大连人民的解放是党领导大连人民英勇斗争的必然结果。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大连带来历史性的进步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也是灾难深重的大连人民新生活的开始。解放了的大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苏联红军密切配合,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阴谋,战胜了国民党经济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清除了殖民统治遗留的种种污秽,迅速恢复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大连地区的经济恢复工作已取得很大成就,基本上稳定了城乡人民生活。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大连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当时的大连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了国家“一五”计划指标,成为建国初期全国经济恢复最快的城市之一。
1956年至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十分坎坷,有成功,也有失误,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显示出来,全党上下经受了错误和挫折的考验。但这不等于说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以大连为例,尽管前进道路曲折,但在20年的建设中,工农业总产值上升了近一倍,地方财政收入上升了近十倍,初步奠定了大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17年的努力,今日的大连已令世人瞩目,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前6年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市场体系发育初具规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各项配套改革全面展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对外开放规模扩大、领域拓宽、层次提高,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以近5年为例,其外贸自营出口创汇、新批利用外资项目分别是前5年的4.2倍、6.3倍。到去年底,全市共有外商投资企业4186家,实际利用外资已达43.2亿美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10年的开放、开发,已取得显著成效,重要经济指标居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前列,成为大连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大连已成为东北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为大连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推动了大连社会的全面进步。大连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意气风发。
从抗日战争胜利、大连人民获得解放到今天,大连又经历了一个50年,这50年同解放前殖民统治的50年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大连今天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生动地向世人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大连带来历史性的社会全面进步。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今天的大连,开始了自己新的历史征程。如何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找准大连在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再创大连辉煌是全市人民面临的重大课题。
为了再创大连辉煌,中共大连市委审时度势,确定了今后经济工作四个发展战略:一是,坚持外向牵动战略。加快推动对外开放向大规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以开放促进改革的深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二是,坚持口岸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东北亚地区的交通枢纽,完善现代化口岸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商贸、旅游、信息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功能的转换。三是,坚持科教兴市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四是,坚持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促进大连不同类型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推进大连同辽宁各市及东北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发挥其在辽宁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为内地的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我们认为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积极探索三者之间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新思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效益的关系,在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运行质量的全面提高;正确处理当前发展与持续发展的关系,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理顺产业间的内部关系,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正确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坚决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正确处理建设与管理的关系,在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我们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情况,形成新思路,再创经济发展新优势,促进大连经济尽快登上新台阶。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上个世纪末,大连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奇耻大辱中进入20世纪;百年后的今天,大连正以崭新的形象在现代化建设中崛起,以改革开放带来的自信和自强,昂首阔步奔向21世纪。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把大连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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