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开拓与国际接轨的新兴学科
——访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
本报记者祝华新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中国国际贸促会代表团飞抵日内瓦，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年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会议。当时国内很多人对“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一词还比较陌生，贸促会把它首译为“知识产权”。“其实，如今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词翻译成‘智慧产权’或‘智力产权’也许更贴切一点，但２０多年来大家都习惯说‘知识产权’，约定俗成，也就不必变更了。”郑成思研究员无奈地笑了笑，这样解释道。
郑成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在他主持下的这个中心是我国高层次的知识产权研究机构。记者日前在该中心采访，强烈地感受到：虽然中国接触“知识产权”概念比较晚，但有关的学术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中国学者充满自信地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界的同行展开对话，并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发挥着重要影响。
利国利民的学问激动着学者的心
１９７９年的一天，国家出版局的版权研究组来了一位３０多岁的不速之客，自报家门说是社科院法学所的郑成思，对版权很有兴趣。现任中国版权局副局长的沈仁干谈起这段往事十分感慨：“当年我们搞版权研究几乎是白手起家，郑成思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翻译资料，参与著作权法草案的讨论。”
除了加盟版权研究组，郑成思还一口气翻译了８１个国家和地区的商标法。版权、商标、专利，作为全新的学问，许多基本概念都得从头翻译，仅卡片就做了几百张。例如“服务商标”不应按外文逐字译为“服务标记”；版权法应保护的是“著作”、是书中的思想内容，而不是“著作物”、不是书籍本身。如今这些概念已被法学界普遍接受。１９８１年，郑成思远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成为中国大陆最早专攻知识产权的留学生。
知识产权这门利国利民的学问牵动着中国学者的心。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郑成思受命筹建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时，一些对知识产权研究经年并颇有心得的学者纷纷来投：
原任北京市电子科技情报所副所长的李顺德，是我国首批专利代理人之一。他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北京计算机、集成电路、化工、医药产业的发展对策”的专题调研中发现：知识产权研究是一项“新兴的事业”，值得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今年才３７岁的周林曾在国家版权局工作，听说郑老师在招兵买马便跃跃欲试，理由是：“很多理论问题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没有搞清楚，非常需要一个团体集中一部分人专心致志地搞研究。”
西安交大信息工程系毕业生金渝林若不是１９８８年偶然参加了一个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研讨会，也许会一辈子都与计算机开发打交道了。不过既然与知识产权有缘，他明知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更加清贫，还是羡慕这里的“研究条件好，资料多”，投奔到知识产权中心麾下。
在中心的几位主要研究人员中，张玉瑞原先似乎离学术岗位最远。他本是《中国专利》杂志和《中国专利报》记者，经常带着新闻报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向郑成思请教。在商品大潮中他“背道而驰”，转换角色，拣起未必有很多人看得起的学问。
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渐入佳境
“西部歌王”王洛宾对于他搜集、改编和创作的民歌是否拥有版权，曾经引起争议，尤其是搜集的那部分争议更大。郑成思早在１９８５年就在国际知识产权界率先提出了“信息产权”这一概念，主张对于尚未达到“知识产权”程度的信息，搜集者也应拥有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王洛宾搜集的民歌就属于这种情况。直到去年，欧共体才把“信息产权”这个概念写入有关法律。
郑成思坦率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比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强得多，也不比起步较早的‘亚洲四小龙’差，但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水平是较低的。全国专门的研究人员又有成果的大概不会超过１００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但这并不排斥我们有的人、有的方面向世界水平靠拢，或者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张玉瑞近来悉心研究商业秘密保护法，是立法小组成员。他谈道，无论从拟议中的有关条款、还是从已往的司法判例来看，中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起码不低于美国的水平。各国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如果出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行为法之中，均没有“过失侵权”的规定。而我们酝酿中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将克服这一缺点。
今年初，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刻，郑成思作为中方专家出席。他凭借对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的精深研究，指出美方某些要求不符合Ｔｒｉｐｓ的规定。美方代表中几名曾经参与Ｔｒｉｐｓ起草的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只有中国人才知道中国到底需要什么
张玉瑞告诉记者：“有个德国学者问我，中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后，又准备颁布《商业秘密保护法》，是不是因为有外交上的压力？我觉得很可笑。要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自然需要制定完备的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只有中国政府、中国的学者才知道中国到底需要什么。”
郑成思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世界上最早保护版权的国家是谁吗？是我们中国。”南宋福建和两浙地方政府曾为朱熹的《近思录》等４本书发下“禁戢翻刊”的榜文，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份版权法律文件了。问题是我国古代习惯于以禁令形式保护部分出版者，个别情况下也延及作者，但没有建立一套诉诸成文法的全面保护制度，更未能在元代之后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用短短十几年时间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历程，现在的关键是增强执法力度。
记者注意到，在Ｔｒｉｐｓ中文译本中，郑成思申明“本书是译者的研究成果，享有著作权，未经许可使用该译文将构成侵权”。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从我做起”维护自身学术成果的“知识产权”，把自己的科学理念贯彻到个人生活中去，严谨如斯，板正如斯，令人莞尔。（附图片）
郑成思（中）在国际知识产权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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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壮乡绣球王
梁显文
绣球是过去婚俗中抛给爱人的定情物，广西靖西县新靖镇旧州街农民朱祖线进行一番改造，把它抛向了市场，使旧州绣球成为中外宾客争购的工艺品，每年为旧州街带来８０多万元的收入，父老乡亲们亲昵地称朱祖线为“绣球王”。
朱祖线今年４０岁，虽是个农夫，但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工笔画、剪纸、雕塑、制花灯、唱山歌、演壮剧样样在行。旧州街绣绣球、抛绣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绣球之乡。朱祖线上小学时就跟姨妈学会了绣绣球，但他改革了原来绣球大红大紫的老样式，使旧州绣球更玲珑精美。１９８４年朱祖线代表靖西县山歌手出席在南宁举行的广西三月三民歌节，他带去了自己亲手制作的绣球，在唱山歌时伴演，结果被一个美国人看中，想用３０美元买他手中的绣球。自治区民委的同志发现后，让他把绣球送到展厅展览，从此，旧州人孤芳自赏的绣球走出了闺阁。１９８９年夏天自治区民委部门把朱祖线绣的两个篮球大小的绣球送去加拿大做样品，之后，又从他手中购去一对绣球送给北京市民委。不久他的两个大绣球又被送到了日本，旧州绣球开始名扬天下。
朱祖线看到新式的绣球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便把自己的手艺手把手教给旧州街的许多乡亲。近几年来，有５２８户的旧州街就有４００多户绣绣球。这些绣球有的小如乒乓球、有的大似篮球，大家日夜不停地绣制，年产绣球１０万个仍满足不了国内外客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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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虽非汉家人爱说汉家语
——记九五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几名外国选手
本报记者杨武军
８月１９日至２７日在北京举行的’９５国际大专辩论会上，人们惊异地发现，几名黄头发的非华裔学生竟能用汉语与华裔选手唇枪舌剑地交锋，他们的汉语已学到了一定火候。
“我要发言。”南京大学队与香港中文大学队舌战刚罢，观众席上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队的克拉尔·多丽娜就举起了手，她要争取自由发言机会。３天前，她与队友一道竟辩倒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队，克拉尔用流利的汉语侃侃而谈，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昨天的半决赛中，南威尔士队终不敌台北辅仁大学队，失去了进一步比赛的机会。然而克拉尔辩兴正浓，今天她要抓住机会发言。
像克拉尔这样的非华裔选手，他们的汉语水平可不像常见的“老外”那样，只会说几句蹩脚的“你好”、“再见”。德国波恩大学队的梅开姆，今年２５岁，研习汉学已有５年。她现在做的硕士论文是中国佛教研究，她要读晦涩难懂的古佛经。队友欧福克，研究中国哲学，读过老子、庄子、孟子的著作，首场比赛，他引用孔子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支持自己“妇女需要更多关怀”的观点。队友史克礼，研究中国文学，现在在做庄子文学思想研究，他还读过许多中国现代小说，尤其喜欢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认为很“冲”。
外国人为什么要学汉语呢？“这可能是有缘吧。”金发碧眼的梅开姆说话已有几分“佛气”。戴眼镜的欧福克说话则更带理性，他从小接触了一些东方文化，认为东方文化非常神秘，很有韵味，上大学便选择了汉学系。
汉语好学吗？“很难，但很有意思。”欧福克和史克礼说。他们认为汉语是既简洁又模糊的语言，简洁性使得一句汉语能有很大信息量，比如翻译王维的一首诗，用德语要用几倍的篇幅。简洁性也带来了模糊性，有时难以准确理解，常常能把他们弄晕。“但汉语的魅力可能也在这里，不然为什么有人要用几倍的篇幅去翻译李白、王维的诗呢？”欧福克笑着说。
大专辩论会的日程安排得很紧，白天基本没什么自由时间，这使着迷中国文化的欧福克等人有些不满足。吃完晚饭，欧福克便与队友往月坛、地坛、日坛等公园跑，说是虽然看不太清，但也能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有一天上午，他们还钻空子跑到了北京的牛街，那里完整的四合院、古老的寺庙令他们大饱眼福。
欧福克他们希望毕业后能被留校，继续从事汉学研究。欧福克还希望他能做一些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他说：“歌德、席勒在中国为许多人所熟知，但在德国李白、杜甫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应该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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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将浭水变春醅以诗论酒说曹家
关于曹雪芹祖籍，有河北省丰润县一说。丰润古称浭阳县。县城北部的巍巍燕山脚下，有一脉自东向西的清泉，名为还乡河，古称浭水。如今，当地人用水酿出曹雪芹家酒。为什么把酒与曹雪芹联系在一起？历史上还真有一段文人以诗论酒的佳话。
相传，公元１１２７年秋，宋徽宗被金人俘掠北上，住在县城西十余里浭水河南岸的沙岩寺。这位国破家亡的皇帝，见浭水潺潺西去，似有还乡之意，不禁触景生情，凄然泪下，随即悲叹道：此水尚能还乡，而我且无回家之日了！后有人据此赋诗一首：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崚嶒大道旁；此狩至尊仍出塞，西流浭水自还乡。从此，浭水又名还乡河。
浭水属山泉之水，水质纯净甘甜，是酿酒之佳泉。浭阳曹氏家族为丰润县的名门旺族，家财不薄，生活考究，每逢宾朋欢聚、节日庆典，或戏墨赋诗之时，均以酒助兴。据丰润县志记载，早在明朝丰润曹家就在别业山庄凹凸村建造酒烧锅，凿石井、取沙石，过滤浭水酿制家浭酒，名为酒。经４００多年的沧桑岁月，当年的石井至今仍清泉溢淌。
到清朝初期，浭酒已流传于市，而且以质地上乘驰名京东。翻拣史书方志，可见明清许多仕宦及文人墨客都著有赞誉浭酒的诗文。清初文坛名家朱彝尊的《腾笑集》里有诗云：“渔阳松伞宝坻鱼浭酒吴船味不如。”曾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漕监察御史的曹雪芹祖父曹寅，著有赞浭酒诗数十首，在其《楝亭诗抄》卷一《饮浭酒》诗中曰：“眷言酌昆友，陶然知水奇。曲蘖岂一端，醇酎毋乃兹……”赞美浭酒色、味、香三绝，乃酒中佳品。据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丰润县志》卷九记载：“浭酒以还乡河水酿之，所以独异者，在不药不煮即以所漉生酒贮于瓮，初则淡而风致，窖久则香郁味醰，不觉使人自醉。韩慕卢宗伯督学京畿，饮之而甘，品为燕酒第一，作诗纪之。”这里提到的韩慕卢，官至礼部尚书，位六卿之一，故称“宗伯”，他对浭酒的评价很具权威性。
曹雪芹更是喜爱自家之酒，且以浭酒入诗文。直到晚年在红叶村著书《红楼梦》时，虽已是举家食粥，但仍以浭酒陪伴，写下了誉满中外的不朽作品。因此，他的好友郭敏在《赠雪芹》诗中云：“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史学家杨向奎、社会学家陆学艺、酿造专家秦晗章等全国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分别于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９日两次聚集河北丰润，对曹雪芹祖籍和曹氏家酒进行了详实考证，依据大量的史料和现存文物，专家学者们再次认定曹雪芹祖籍确系河北丰润，浭酒就是当年曹雪芹家族自制的专用家酒。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白酒专家秦晗章等还亲自撰写了《浭酒、曹雪芹祖籍》、《浭酒——曹雪芹家酒》等文章，公之于报端，引起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丰润县根据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将浭酒更名为曹雪芹家酒，先后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于１９９３年４月，正式组建了曹雪芹家酒总公司。如今，曹雪芹家酒似一位初出深闺的秀女，以其纯正的内在质量和高雅丰富的文化内涵，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荣获河北文化名酒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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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红”走到“明皇宫”
方可之
近日，路过北京十三陵明皇蜡像宫的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明皇宫”沉浸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之中：以近万把红伞为“颜料”、以明皇宫广场为“画纸”组成的大地走红艺术，塑造了一个绚丽辉煌的场面。
大地走红艺术是在青山绿水建筑物之间穿插万把红伞，意在将美好与吉祥洒向人间。由北京半球文化艺术中心组织的“走红”活动作为团中央发起的“爱祖国、爱家乡”跨世纪文明工程的一部分，已先后“走”过２０多个城市。
“走红”艺术的设计者邸乃壮先生认为，“走红”走到“明皇宫”，意味着现代艺术与历史文化的有机交融。明皇蜡像宫集蜡像雕塑艺术与影视声光技术于一体，以２６个形象逼真的场景，艺术地浓缩再现了明朝２７６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谓一部分厚重的“立体式历史教科书”，徜徉其间，令人流连忘返。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杨新先生说，“广场上绚丽的红色与宫内历史的画卷交相辉映，使人们在思索历史与憧憬未来的时空跨越中有所启迪，具有‘读史明志’的教育意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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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探访录
京沪粤部分学者回眸抗战烽火中国文化历尽劫波精魂不灭
记者：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往往表现出令世界惊叹的凝聚力。当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连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回国效力。您认为这种凝聚力来源于什么样的文化伦理传统？
金重远（６１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自秦汉起，中国便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历史比起西欧各国来要早上近千年。这种天下一统的局面使中国文化带上同一性的特征。如尽管各地方言不同，奇妙的象形文字却使汉语具有同一的书写体，因此今天好几亿人口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全国的风俗习惯也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却精魂不灭。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方面对外来文化有某种抗拒力，同时也能在保留其主体的基础上，吸收后者的某些成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稳定性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确是不多见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和稳定性才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凝聚力，使它拆不散、打不垮。
杨义（４８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即事论理，从历史故事中懂得做人的道理。中国历史最讲究分清忠奸邪正，“孔子删《春秋》，乱臣贼子惧”。乱世中历史对人的心灵的冲撞比太平世界更加猛烈，人们首先要考虑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历史中是一个何等角色。当时，许多学者对宋末、明末的历史感同身受。留在北平的辅仁大学的陈垣发愤研究胡省三注的《资治通鉴》，从中看出很多“亡国之恨”和外敌“屠城之惨”。柳亚子搞南明史，阿英、于伶写南明史剧，郑振铎写有关文天祥、史可法的小说。文人如此，武人也从岳飞、关羽这些“武圣人”中汲取求仁求义的民族精神。在我看来，传统人虽然有点刻板，但他们不是嬉皮士，而是带着严肃的责任感做人。这种五千年不坠的责任感、历史感、道德感在当前民族复兴时期仍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相信，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再持续十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体意识、主体意识就会勃兴。
袁伟时（６３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对民族凝聚力要作具体分析。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也不容小觑。在以国家神道、武士道为支柱的天皇制政府控制下，日本国内反抗的呼声一直非常微弱。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维护正义的优秀传统。“朝闻道，夕死可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海内外一大批中华儿女不惜赴汤蹈火反抗日本侵略，不仅是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有维护正义的浩然正气。正因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反侵略的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爱国主义。民族的凝聚力不能停留在纯朴感情的水平上，更不能扭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前，以清廉的民主政治和法制使全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让市场经济及相应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冲破地区和民族的封闭性，让青少年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培育以理性和正义感为核心的爱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民族加强凝聚力的长治久安之道。
记者：战争驱使知识分子大规模走向民间，孕育出像《黄河大合唱》这样亦中亦西、雅俗共赏的作品。这对当前的雅俗文化之争有何启示？
许纪霖（３８岁，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如今中国的大众文化里面庸俗低级的东西的确存在，但这里是不是也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责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也深入大众（文化）之中呢？当然我们应该容许一部分学者、艺术家继续坚守在雅文化的阵地，政府和社会各界还需要扶持和资助他们。然而，对另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要有化雅为俗的魄力和能力，如此我们的大众文化才会有进步。
杨东平（４２岁，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任何有生命力的中国作品，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连。而且，这种民族文化并不是排外的。事实上，大合唱、话剧、木刻、漫画、电影等都是外来形式，正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初步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得以在中国扎根。
记者：抗战时期沿海高校大举内迁，一些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依然取得了不少重要学术成果，并培养出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一批优秀人才。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韧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您以为原因何在？
杨东平：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同样是灾难性的。战前１０８所专科以上高校，被轰炸、占领，被迁移、停顿者达９４所。抗战的第一年，大学减少１５．７％，高校教师减少２５．２％，学生减少２５．６％。但是，在颠沛流离和连天烽火之中，高等教育的确创造了某种“奇迹”。到１９４５年，高校数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比战前增长了３３所（增３０．５％），教师增长了４７．９％，学生增长了９９．２％，毕业生增长了５７．９％。以西南联大为典型，培养了一大批建国后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学术是一种缓慢积累的过程，只有充满必胜的自信，才能在民族自救的同时不忘民族自立不可缺失的另一基础——发展教育和学术，在战争环境中即开始培养建国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坚贞不屈的精神品格以及一种健全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竺可桢一再强调：“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丁守和（６８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战初期，曾有人提出：全国实行“战时教育”，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使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但另一些人主张：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而是常态教育，战时需作平时看，原有教育必须维持。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大学生之必要。结果后一种论点占了上风，允许大学生缓服兵役，给国立大中学的学生发放贷学金。常书鸿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是在战时。连物质条件那么艰苦的延安也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由徐特立出任院长。教育科学文化是千秋大业，既要着眼于现在，也要着眼于未来。“文革”时期一度连大学都不要了，实在是一种短见。
记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坛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情调；而３０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使现实主义文学大行其道。抗战爆发后，“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更是蔚为潮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您认为这种转向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杨义：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上海这两座抗战前的文化中心相继陷落，文化中心散落和转移到重庆、桂林、延安、昆明、香港乃至孤岛般的上海租界。过去狭隘的文人圈子破裂了，这就迫使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把自己的文学追求通俗化。民族灾难来了，再醉心于象牙塔中的雕虫小技，自己也会惭愧。很多文人改变了角色，放下原有的创作计划，去搞宣传鼓动。以《骆驼祥子》享誉文坛的老舍写起了快板书、大鼓词。当时大家都觉得民族命运比个人的艺术命运更重要。对那个时代的作品，我非常尊敬，文学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是永远值得尊敬的。
在新的文化中心延安，作家深入民众和乡村，以明朗的心境去体验和发掘土地的儿子们美好的心灵和品格。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开辟了以广泛的民间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为诉求对象的新文艺的历史潮流。《小二黑结婚》曾经启发了多少乡村儿女的情感；《地雷阵》曾经激发了多少民兵的斗志；《吕梁英雄传》何等风靡于山沟田垄。任何想了解现代中国农村怎样从昨天变成今天的人，不可不读一读解放区的小说。此外，１９４１年以后，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也出现了像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一批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性作品。总之，抗战时期是小说大面积丰收的时代，绝不是某些海外论者所说的“凋零期”。
记者：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注重气节，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失足附逆，落下千古骂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为什么道德比文章更重要？
黄瑚（４０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重气节、重道德胜过重文章，这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之一。他们把自身气节的砥砺提到关系民俗良劣、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清初李顒说过：“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国家无好风俗，皆缘士不顾名节。”明人薛则说得更严重：“士无气节，则国势奄奄以就尽。”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将文章视作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流传至今的伟大作品大都出于人格高尚的作者，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而且，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每当劫难之际，那些高扬气节、道德的文章确实成了抵御外侮的重要武器。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励了当时和后代多少志士仁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明亡后发愤著书，为民族复兴留下一线生机，思想上对清末志士影响甚巨。
许纪霖：一个大学者，在小是小非问题上可以原谅他的糊涂，在事关道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欧洲人很尊重海德格尔的哲学，但对他在纳粹时期的政治失足表现出十分严肃的追究态度。这给人以警醒：一个大学者或大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是非感的公民。（附图片）
金重远袁伟时许纪霖杨东平丁守和杨义黄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