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继往开来再造辉煌
——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赛福鼎·艾则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因此，毛泽东主席，以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具体的指导。
有幸的是，我参加了由党中央直接运作的从筹措、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深刻地感受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期盼。
时过４０多年，我愿将自己这段宝贵的回忆，作为一份礼物，奉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４０周年的庆典。
一
１９４９年８月，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罗志等同志取道苏联赴北平（即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不幸于８月２７日在苏联境内空难逝世。随后，毛泽东主席再次邀请三区革命政府派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我和阿里木江·哈肯木巴也夫、涂治等同志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出席会议。
９月８日，我们离开伊宁取道苏联于９月１１日到达我国的满洲里，１５日到达北京，受到林伯渠同志以及前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族代表的欢迎。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和乌兰夫同志设宴款待了我们。席间，周恩来同志和乌兰夫同志详细地询问了伊、塔、阿三区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过和现状。９月１８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们全体代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首先对我们前来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表示欢迎，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同志的遇难深表哀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我们党的领导人。他们平易近人、开朗豁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毛主席简要的报告了新疆的情况，转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以及对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新疆的渴盼。大家听得非常仔细。毛主席偶尔插话，讲到新疆历史的变迁，讲到新疆的风土人情，旁征博引、言简意赅，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全然是一副知识渊博、高瞻远瞩的气派。
９月１９日，周恩来总理第二次接见我，告诉我，新疆已经脱离国民党政府，同时，还就组建新疆省政府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在这之前，由于新疆地方当局的政治态度尚不十分明朗，我一直没有向中央领导同志谈及未来新疆省府的组建问题。所以，当周恩来总理征求我对组建新疆省政府的意见时，我将两年前民主革命党内部所讨论的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建议新的省政府应该体现“自治”的实质。
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自治是一定要实现的。怎么搞？我国的国家制度采取什么形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考虑。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国家。”
我接着请示周恩来总理：“在新疆将要成立的政府，名称应该是什么？”周恩来总理回答说：“目前暂时就叫省政府。你们回去后先成立政府，安排好当前的工作，名称问题以后再考虑。”
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我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安排在大会上发言。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乌鲁木齐各族群众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０月３日，首都各大报纸刊登了乌鲁木齐群众热烈庆祝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消息。随团翻译赵德林同志逐字逐句地将有关报道给我作了口头翻译。我的思绪随着赵德林同志口译的报道渐渐升腾，似乎也已置身于欢呼雀跃、载歌载舞的人群之中。 １０月４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组织新闻发布会，由我向首都新闻界介绍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经历。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发问最集中的问题是三区革命的经过以及新疆未来的归属。我回答说：“三区革命是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说到新疆未来的归属时，我说：“新疆过去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今天仍然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将来也永远是中国版图的组成部分。”记者对我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我对首都新闻界如此关注和了解新疆，也深感振奋和敬佩。
１０月１３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我：中共中央已经于１０月１２日决定组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同志任书记，徐立清同志任副书记。同时，还向我通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于１０月１３日抵达哈密，１５日启程向乌鲁木齐挺进的情况。１０月２０日下午，中央办公厅又向我通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于１０月２０日进驻乌鲁木齐，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等候当天的报纸，早饭后不久，我的秘书阿布拉尤夫同志从宾馆服务台拿回了当天的好几种报纸。赵德林同志一口气将全部报道为我作了口译。使我兴奋不已的是，各族人民在乌鲁木齐轰轰烈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的盛况，表明新疆已经真正意义上获得了解放。 １０月２２日，就在我们行将离京返新时，毛主席派人送来了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烈士撰写的碑文，委托我带回新疆书写在烈士们的纪念碑上。读过碑文之后，我请来人向毛泽东主席转告：我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烈士的家属，代表新疆各族人民感谢毛主席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烈士所作的高度评价，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嘱托，将这段光辉的文字书写在烈士们的纪念碑上。
就在这天下午，毛主席决定在我们走之前，再和我们谈一次。我们来到中南海，毛主席和我们谈完主要问题后关切地问周总理：“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周总理答：“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毛主席似放心又似不放心地说：“好！今晚和苏联专家再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后再起飞。”为了我们的安全，毛主席亲自过问，使我极为感动。这时，我鼓足勇气，拿出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早就准备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批示。”
１０月２３日早８时，周总理打电话说：“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我们赶到机场，见周总理早已到了，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了。”说完将毛主席的批示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听。读完后，周总理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我，要我到酒泉后将批示交给彭德怀同志。
我在酒泉不仅面谒了彭德怀同志，还认识了王震同志以及后来和我长期共事的其他同志。虽然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然而交谈起来大家都显得似曾相识。
在酒泉，彭德怀同志就新疆省政府的组建问题，三区民族军的改编问题，以及新疆建党的问题，仔细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详细深入地谈了我对三区民族军改编以及在新疆建党的建议。关于组建省政府的问题，我转告了周恩来总理同我的谈话内容，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所表达的中央决策。
结束了与彭德怀同志在酒泉的会面，１０月２８日，我和我的同伴们飞抵乌鲁木齐。１０月３１日，我和阿里木江·哈肯木巴也夫以及早在９月１５日来乌鲁木齐的包尔汉·沙赫德拉、陶峙岳商谈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邓力群同志一起回到了伊宁，涂治同志留在了乌鲁木齐。 １０月６日，伊宁举行新盟积极分子、政府干部、民族军官佐、以及宗教人士大会，由我向大会传达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盛况和《共同纲领》的精神。
１１月１２日，在包尔汉·沙赫德拉的陪同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同志飞抵伊宁，专程参加三区革命五周年纪念大会。第二天，王震同志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向三区各族人民和民族军全体指战员，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驻疆全体人民解放军的问候，号召三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
会后，王震同志建议我尽快返回乌鲁木齐，以便商讨成立新疆省政府的事宜。
１１月２３日，我和邓力群同志同机返回乌鲁木齐。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我们就获悉，彭德怀同志将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身份，来乌鲁木齐主持研究新疆当前的工作；我还获悉，几年前曾与之打过许多交道的张治中也将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陪同彭德怀同志来乌鲁木齐。
由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的新疆各民族各阶层代表以及驻军代表会议，历时６天，于１２月３日结束。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议定：新疆的政府由３３名委员组成，下设十个厅、两个处、三个委员会，以及高等法院、人民银行、贸易等八个单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伊宁，向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传达了会议的各项决议。由于已经确认乌鲁木齐为新疆省政府所在地，设在伊宁的全疆性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均决定迁往乌鲁木齐。
我夜以继日安排各项善后事宜，遂率领内定参加省府工作的３１位同志于１２月１４日飞抵乌鲁木齐。１２月１６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任命包尔汉·沙赫德拉为新疆省主席，任命高锦纯和我为省府副主席，同时，任命了省府３３名委员。
１２月１７日，彭德怀同志召开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宣布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同时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同一天，新疆军区也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同志为新疆军区司令员，任命王震、陶峙岳和我为副司令员。第二天，即１２月２８日，乌鲁木齐举行庆祝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成立，欢迎彭德怀主任、张治中副主任的群众大会。
二
１９５０年元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目前施政方针》。这个施政方针是：一、确保本省和平，巩固社会治安；二、实现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三、坚决执行全国政协共同纲领中规定的民族政策；四、建立和加强各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五、整顿财政，整理税收；六、实行土地改革；七、发动与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人民团体，使之成为政府建设的有力支柱；八、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提倡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形式，普及国民教育，改进社会教育，发展医药卫生保健工作，根绝鸦片和赌博等社会恶习；九、巩固发展中苏友好关系。
在其后的日子里，施政纲领中的各项工作均得到了落实和贯彻，尤其是在培养和造就民族干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年９月１９日，新华社报道说：新疆十个专署，８０个县市的专员、县市长中，有７６位是少数民族干部。
１９５１年３月４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试行条例》（草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条例》（草案）征询意见的调查提纲。这是建国后我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举措之一。分局决定先在伊犁地区组织座谈，征求意见。
３月中旬，座谈会在伊宁举行。会议开始，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会议的整体进程一直是正常的。只是到了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个别人的发言明显地超出了讨论的范围，构成了严重的错误言论。
３月２８日，新疆分局向中央报告了伊宁会议的情况和问题，建议４月初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在党内统一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认识。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复电新疆分局同意在４月初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并指出，对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民族干部要加以鼓励；对少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和作适当的批评。
４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举行。会议历时一周，于４月１９日结束。这次会议为我们在新疆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１９５２年初，王震同志从北京开会回来，向我传达说：“毛主席请你就新疆的区域自治问题提出个具体的方案。”我说：“这件事，还是等中央作出决定后再谈吧。”王震同志说：“中央是听听你的意见。我看，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
我内心非常感激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信任，于是，经过认真思考，我向毛主席书面报告了我的初步设想。我在致毛主席的报告中没提“联邦”的问题，也没有提“加盟（或自治）共和国”的问题。我建议新疆省级自治单位的名称叫“新疆维吾尔自治政府”，并就政府的组织机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件形成后，我请王震同志将这个文件提交分局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在分局常委会讨论后上报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听候中央的指示。
同年８月９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８月２２日，举行了新疆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决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正式成立新疆省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是包尔汉·沙赫德拉，副主任是高锦纯、我、安尼瓦尔·加库林。
同年４月２日，王恩茂同志在分局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指示：新疆有１３个民族，其中，又以维吾尔族为主。因此，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维吾尔族必须主动照顾其他兄弟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不仅要照顾各民族目前的居住情况，而且必须照顾他们将来发展的条件。对于实施区域自治的步骤，中央明确指示：将“自下而上”更改为“由小而大”。
党中央关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指示，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进程中的重要步骤。
为认真地贯彻党中央部署，６月１日到９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的计划》，计划规定：新疆全省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的自治区，其他民族的区域自治包括：行署级自治单位１个、专署级自治单位４个、县级自治单位６个、乡级自治单位１５个，共２６个。这个计划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新疆省人民政府于１２月２２日颁布了《关于新疆区域自治实施办法》。
到１９５３年年底，建立乡级自治单位的工作顺利结束。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５日，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成立，自此开始了县级自治单位的组建工作。当自治单位上升到行署和专署级的时候，在划分区域范围的工作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现象。我不得不出面作各方面的工作。我反复强调：“中央的指示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必须把思想统一到这一点上来。”我解释说：“像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他们祖祖辈辈在深山草原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在流动学校上学，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应该把他们请到固定的房屋来住，请他们下山来从事牧业生产，也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也应该建立工厂，建立固定的学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在把伊犁划归哈萨克自治州，把阿图什划归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问题上，我说服维吾尔族干部：气量要大一些，在新疆，维吾尔族为主，因此，维吾尔族应该帮助其他少数民族。最后，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了中央的精神上来，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３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成立。７月１３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７月１４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７月１５日，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到此，组建四个专署级自治单位的任务顺利完成。１１月２７日，行署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宣告成立。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就其程序而言，已经进入成立省级自治单位的阶段。
三
１９５５年初，我和包尔汉·沙赫德拉在北京开会，习仲勋同志约见我们。习仲勋同志对我们说：“毛主席要我征求你们两位的意见，将来新疆叫新疆自治区如何？”
我对毛泽东主席如此重视我们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开诚布公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自治不是给山川、河流的，而是给某个民族的。所以，它叫‘民族区域自治’，因此，‘新疆自治区’这个名称不太合适。”我说完后，习仲勋当场表示说：“好，我向毛主席报告你的意见。”过了两天，习仲勋又约见我和包尔汉·沙赫德拉，告诉我们说：“毛主席同意赛福鼎同志的意见，应该叫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又过了几天，我遇见李维汉同志，他对我说：“习仲勋向毛主席报告了你的意见后，毛主席作了认真的考虑说：‘赛福鼎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同年２月２８日，新疆分局也致电党中央，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的新疆还是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好。４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电复新疆分局，决定实行区域自治后的新疆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９月１２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消新疆省建制的决议》。９月１９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汇报。当天，前来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董必武同志飞抵乌鲁木齐。王恩茂同志、包尔汉·沙赫德拉同志和我，以及省府委员，乌鲁木齐的各族各界代表等数百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了董必武同志。其后，来自广西、吉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大会的代表，也先后抵达乌鲁木齐。稍后，专程前来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苏联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也抵达乌鲁木齐。
９月２０日至３０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会议通过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董必武同志指示的决议》，《坚决拥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消新疆省建制的决议〉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副主席高锦纯、买买提明·伊敏诺夫、帕提汗·苏古尔巴也夫，以及３７名委员。
１０月１日，乌鲁木齐各族各界６万多人在人民广场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４０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对于人生来讲，则是一个漫长的时段，转眼间我已经是８０高龄的人了。这４０年间，我全神贯注地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分享了祖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丰硕成果；经历了我们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也获得了我一生中极富哲理的切身体验。这就是：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时候起，便勇敢而忠诚地担起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重任。经过２８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成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以忘我的精神和辛勤的工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正是我们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赢得了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前程。
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所揭示的，是我国深刻的历史经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祖辈相传、坚持不懈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辱，严格地说，都系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程度。完全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的祖国便能声名显赫、业绩辉煌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备受侵略和凌辱的状况，就是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结果。因此，我们一定要遵循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教导，坚决地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三、稳定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无疑是个永恒的主题。稳定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不可失衡的关系。它们的和谐所造就的，便是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它们的失衡所带来的便是国家任人掠夺，百姓流离失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所营造的凝聚力，是我们实现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证。这种凝聚力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在新的物质境界和新的精神境界继续丰富和营造这种凝聚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坚决维护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加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一代人对祖国应尽的神圣义务。
第10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万里边防云和月
——新疆边防部队艰苦戍边纪实
新华社记者陈茂林胥金章本报记者李德民
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与９个国家毗邻。新疆军区边防战士几十年如一日，克服各种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铁心戍边，忠实地守卫着６７００多公里边防线，把对祖国、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无限忠诚，铸上巍巍天山，铸在茫茫荒漠。
为了祖国母亲永远安宁
新疆军区戍守的边防线，漫长而又艰难，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风沙肆虐，人迹罕至。在这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站岗、巡逻、训练、施工，官兵随时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
在喀喇昆仑山下的一座军营里，记者碰到刚从山上换防下来不久的三营营长熊仁彪。这个营的几个边防站，设在海拔４２００至５３００多米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上。封山期达半年之久，空气中氧气含量至多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可是他们在这里一守就是多年。
有年盛夏，熊仁彪带领一支小分队，前往冰达坂无人区勘察。他们是第一次踏上那片海拔超过６０００米的神秘之地，只能摸索前进。由于严重高山反应，人人都头疼、恶心，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路面结着厚厚的冰，汽车打滑跑不动，大家用镐刨，用钢钎砸，破冰开路，一段１０公里的路，整整走两天。直到第三天傍晚，终于到达预定地点。
恶劣的自然环境，艰巨的守防任务，时时威胁着我们的战士。可是，为了祖国的安宁，他们行进在巡逻路上，挺立在哨位上，从不懈怠。军区有关领导告诉记者，这些年仅在巡逻中遇到雪崩光荣献身的官兵就有２０多人，还有的干部战士冻伤后被截肢。驻守在“雪山孤岛”上的战士，有的突发急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雪域高原。但死亡和伤残，没有吓退我们的战士。
红山嘴边防连副连长施洪飞，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雪山中度过的。他所在连队负责巡逻的８００多公里，蜿蜒在冰峰雪岭之中，全线要经过２７条河流和３０多座雪山，大部分是无人区。每次巡逻，施洪飞总是奋勇带队。一天，他又带领巡逻分队出发了。连日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使他的旧病复发，腹部阵阵绞痛，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战士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马背上摔下来，心疼地劝他返回连队治疗。他斩钉截铁地说：“巡逻任务没完成，我怎么提前回去呢！”他拖着病体，硬是爬完了３０多座海拔３０００米以上的雪峰，巡查完最后一个界碑。
第２６天傍晚，当他带队回到驻地时，一头栽倒在马下，再也没能爬起来……
在广大边防官兵的心目中，巡逻是神圣的任务。军官转业、战士退伍之前，总要争取再巡逻一次，最后一次看看自己日夜护卫的界碑。他们说：我们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边关，就是为了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永远鲜红，为了让祖国母亲永远安宁！
人家“下海”我“上山”
边疆不可一日无防，不少官兵无法正常探亲休假；由于山高路远，一些青年军官难以恋爱成家，更多的官兵不能为妻子儿女和父母双亲尽到自己义务；更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远离亲人带来的寂寞和孤单……尽管这样，一代代边防官兵却像红柳、雪松那样，把根深深植于边防。记者问起一些边防官兵，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在边防建功立业？他们的回答是朴实的：苦总要有人吃，国总要有人保。
在边防某团，战士提起团长郭凤林，都说他是条尽忠报国的硬汉子。记者慕名采访了他。他入伍２０多年，一直在边防没挪过窝，而且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海拔４５００米以上的雪山上。担任团领导后，他仍然坚持每年至少上两次山，每次最短２０多天，长则两三个月。他担任连长的神仙湾哨卡，被中央军委授予“喀喇昆仑钢铁哨卡”；他参加过３年边防建设施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海拔近５０００米的班公湖上，组建起全军第一个高原水上中队，先后１０多次立功受奖。问起今后的打算，他爽快地回答，听从组织安排，要是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想多守几年防。
社会上“经商热”、“下海潮”在西北边防线上也有一定影响。然而，广大边防官兵牢记肩负的责任，把国家利益摆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他们有个说法是：人家“下海”我“上山”。
帕米尔守防部队营长徐锦元携妻儿回到阔别６年的江南老家探亲。家乡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他惊叹不已，更让他惊喜的是兄弟姐妹们家庭的巨变。这几年，他们办公司，生意兴隆，家家盖起了小洋楼，都有巨额存款。家人们向他提出：你在帕米尔守了１５年防，过去全家人都支持你。现在，你义务也尽了，大家都盼着你能早日转业，一块“下海”，全家发财。
徐锦元不是没有想过“下海”，想想这些年自己吃过的苦，他也曾暗暗动过心。但他想得更多的是边防军人的职责。他对家人说：“看到你们和周围的人富起来，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也正是边防官兵所企盼的。但眼下叫我‘下海’，我做不到。国家建设需要‘下海’的，更需要我们‘上山’的。”
一连几天，任凭家人如何劝说，徐锦元始终不改初衷。告别亲人后，他又回到边防线上。
哨卡就是战士的家
风雪边防线上的哨卡既是艰苦的要塞，又是充满着温暖的家。这温暖的战士之家，是指战员们多年艰苦奋斗的结果。
在某边防团，团领导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些年，上级拨款为神仙湾哨卡改善执勤和生活设施。由于施工技术要求高，难度大，他们专门聘请一支以能吃苦著称的地方施工队上山。可是没几天，由于高山反应，一些人吃不消了。尽管工钱一再加码，可不出一个月，跑得只剩下一名包工头和两个木匠。他们说，命都快丢掉了，要钱干什么？没有办法，官兵们只得自己干。他们一点点地把水泥、钢筋、木材运上山，又满山遍野寻找砂石。大家和泥、抹灰，赶在霜冻之前建起了哨楼、坑道、石阶路和菜窖，经上级检查，施工质量全部符合要求。
三岔口边防站设在人称“新疆寒极”的阿尔泰山脚下，周围是深山峡谷，周围百里没有人烟。５０年代末，几十名年轻战士带着三峰骆驼一口锅、一顶帐篷七杆枪，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首激昂的歌曲来这里安营扎寨。大家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硬是一锤一钎地劈开半个山坡，建起了一排营房。从此，一代代官兵巡逻执勤之余，挖渠引水，开荒种地，植树种草，使内地的时令蔬菜在这里落了户，雪山脚下破天荒地有了绿荫。夏季，远处冰峰矗立，雪岭连绵，边防站营区内外却胡杨树挺拔，花红柳绿，一派生机盎然，给这难有生命的世界注入了青春活力。
边防官兵们就是依靠这样一种精神，在部队领导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断改善执勤和生活条件。如今漫步在边防线上就会看到，当年那些一脚可以踹垮的石片战壕，一膀子可以扛倒的泥垒岗楼，已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浇注的坚固工事。所有的边防哨卡都通了公路、电话，用上了电。官兵们住上了保暖的营房，大多数连队都拥有图书室、健身房、篮球场、娱乐室，吃水、洗澡难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战士们说，大环境我们目前奈何不得，但是小环境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近，一批五六十年代的“老边防”重返故地参观，忆往事，看今天，个个激动不已。他们说，有这样的好小伙子继续在这里守防，我们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