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桂林文化城
张文学黎明智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许多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桂林成为一个重要的抗战文化中心，史称“桂林文化城”。一部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是一部桂林人民爱国主义的战斗史、发展史，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时代的特征。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动态过程，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当时，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抗日救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尊重、依靠、保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作用。历史经验证明，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桂林文化城，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特指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广州沦陷以后，到１９４４年９月湘桂大撤退之前这段时间里，桂林成为一个重要的抗战文化中心。
桂林文化城的历史
这个时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中共广西及桂林地方党组织和桂系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包括桂系）民主派建立起了良好的统战合作关系，他们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桂林，迅速营造了一个较为民主、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文化人纷纷云集桂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己任，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和桂林兵民融为一体，展开了一场既艰苦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桂林赢得了“抗战文化城”的美誉，史称“桂林文化城”。
桂林文化城的主要标志有三个：一是抗战文化力量空前壮大。据统计，当时活跃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有１０００多人，其中著名的人士达２００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汉、夏衍、艾青、胡愈之、范长江、马君武、梁漱溟、李四光、何香凝、徐悲鸿、张大千等。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文化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成了桂林抗战文化的中坚。他们同桂林文化人士和人民大众结成了最强大的抗日救亡大军，在各个领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二是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当时，桂林的书店、出版社有２００家，出版报纸、杂志２８９种，各类图书１０００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抗战书籍印数占全国出版总量的８０％。桂林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桂林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抗日的精神食粮，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大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三是抗战文艺运动异常活跃，普及面广，影响久远。当时，云集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以“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为使命，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为口号，以“演爱国戏，做爱国人”为座右铭，在战地、农村、工厂、学校、城市和岩洞，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创造了桂林乃至中国抗战文化史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史的伟大奇迹，诸如举行千人抗战歌曲大合唱、万人火炬歌咏大游行、倾城而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千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６０台剧目的演出，影响波及欧美的“西南剧展”等等，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活动。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广西、桂林成功的硕果。它为中国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抗日救亡，报效祖国，为配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特征及其深远的影响
考察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我们发现，一部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是一部桂林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的爱国主义的战斗史、发展史。桂林文化城的爱国主义，具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时代特征。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与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工作重心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抗日救国。当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包括桂系）民主派人士，无论是各界进步文化人，还是人民大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们同仇敌忾，联合携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充满爱国激情与战斗精神。桂林文化城的爱国主义，表现了当时桂林各界自觉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及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紧密统一在一起，使爱国主义建之于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爱国，必须抗日，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生动地体现了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民众化、自觉化的精神实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所具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救亡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这种爱国主义实现了传统爱国主义向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转换。
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桂林的成功实践。毛泽东同志说，桂系同蒋系有矛盾，要把他们相区别。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深邃。在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条件下，能否取得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对在广西建成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桂林抗日救亡运动展开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把桂系作为中间势力派来争取的政策，就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爱国与抗日的表现。所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桂林做桂系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与合作。在李克农同志的领导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地方党组织一道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度与国民党桂系密切合作，团结多方人士，使桂林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杨尚昆语），由此创造了桂林文化城的奇迹，即在广阔的国统区范围内营造了一块“特区”——一块特别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有利于发展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特区”。在皖南事变爆发，史称“白色恐怖”的那段非常时期，这个“特区”因其存在诸多独特的客观环境优势，抗日救亡活动在较短的时间里恢复开展起来，且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在这个“特区”，政治形势“低潮”，抗日救亡不“低”，显示了皖南事变后桂林文化城抗日救亡活动不同于重庆等地而令人振奋的奇迹。据统计，皖南事变爆发后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间，桂林文化城相继成立了我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剧社，新开设进步书店、出版社２０家，新出版进步刊物２０种，先其离开桂林的抗宣队又回到桂林。６年间，桂林文化城相继成立了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有广泛联系的组织，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汇集了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朝鲜、越南、香港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组织与国际友人，如爱泼斯坦、爱金生、史沫特莱、鹿地亘、胡志明、李斗山等国际知名人士，都曾同桂林人民并肩战斗。事实表明，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由不分长幼尊卑、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人士结成的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桂林文化城的爱国主义突破了只重宣传少数志士仁人的传统爱国主义，发展到调动、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忱，发展到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高度。这是桂林文化城之所以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是生动体现为爱护、保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作用。众所周知，桂林文化城形成的鲜明标志之一是名人荟萃。数以千计的进步文化人是桂林文化城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是创造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赶出中国去，离不开知识分子。保护与重用知识分子，有利于抗日救国，因而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桂林，聚集了那么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法西斯勇士，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周密部署，归功于桂林人民对各方外来人才的渴求、接纳、安置与重用，归功于香港、广东和桂林党组织的协同努力。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凝聚着周恩来同志的心血与汗水。抗战时期，他三次到桂林指导工作。他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在他身上集中闪烁出桂林文化城爱国主义的精神光芒。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周恩来同志在来桂林指导工作前夕，在湖北荆门与白崇禧相遇，即与之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交谈。他建议白崇禧在桂林多用外省人才，治理广西，经营桂林。白崇禧采纳了这一建议，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如期成立，全国进步文化人顺利地旅居桂林，桂系所办的学校、所辖的决策咨询机构也广为招聘、重用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桂林的党组织始终把抵桂的进步文化人视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栋梁，关心、信任、依靠他们，保护他们。皖南事变爆发的时候，桂林的党组织及时将国民党顽固势力欲加迫害的进步文化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桂林的党组织又协同香港、广东的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南方局关于“想尽一切办法，把困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指示精神，迅速地将他们从香港营救出来，妥善安置于桂林，成功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深远的“秘密大营救”。据《抗日战争实录》一书介绍，这场大营救历时近２００天，行程万里，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８００余人。诸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张友渔、韩幽桐、廖沫沙、金仲华、杨刚、胡风、高士其、萨空了、梁漱溟等。这场秘密大营救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迹，也是桂林文化城创造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壮举。正因为桂林文化城有着重视知识分子，爱护、信任、重用知识分子的宽松的政治环境，所以才振奋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创造了抗日战争史上令后人赞叹不已的桂林文化城的辉煌，才玉成了这座闻名中外的反法西斯文化名城。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桂林文化城的爱国主义精神，理所当然地要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要把爱国主义强根固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使爱国感情、爱国观念、爱国行为建立在高度自觉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像当年战斗在桂林文化城的先辈那样，具有吸纳天下人才的广阔胸怀，关心、爱护、重用知识分子，发挥各界人士的积极作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要大力弘扬桂林文化城的传统爱国主义精神，营造良好的能吸引国内外投资者乐于在此从事经贸和一切公益事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把当今桂林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努力开创桂林文化城的新光辉。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使用“公有”和“社会所有”概念的
宋书声、王锡君和王学东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表述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几个概念辨析》一文中指出：在马恩著作中，“公有”（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Ｇｅｍ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ｕｍ）和“社会所有”（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这两个概念都是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使用的。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两者始终并用不悖，并且经常被同时使用甚至互换使用。其中“公有”的使用频率高于“社会所有”。
１８４３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公有制”（Ｇｅｍ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ｕｍ），接着在１８４５年《在爱比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又使用了公有制的另一种表达方式（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社会所有制（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是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首次使用的；在马克思恩格斯１８４８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上述两个概念首次同时出现。
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使用公有制概念的例子还查到三处。第一处见于《资本论》第１卷德文第１版和第２版；第二处是他１８６８年１月８日致恩格斯的信；另一处是他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４日为即将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起草的议程。
恩格斯使用公有制概念的次数更多。在１８７６年为《反杜林论》写的准备材料中和在《反杜林论》第１３章中，恩格斯多次提到公有制。为了反驳杜林对马克思的歪曲，恩格斯援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结尾处的一段话：“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同时使用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两个用语来称谓未来的所有制的。恩格斯在围绕这段引文同杜林争论时，也是同时交替使用了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两种措词。他在这一章的第３自然段中用的是“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第５自然段中用的是“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稍加比较，我们就可以确认，在这里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指的是同一个对象，讲的是同一个意思，不过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说法而已。
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中，也不乏使用公有制概念的例证。例如，他在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在逝世前一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明确地提出了“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
现在我们尝试根据以上所述谈几点看法：
１．马恩在论述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时，并非像有些同志说的那样只使用社会所有制一种概念，而是使用了多种概念和多种表述方式。除了“公有制”外，马恩还使用过公共占有（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ｒＢｅｓｉｔｚ，Ｇｅｍｅｉｎｂｅ—ｓｉｔｚ）、共同占有（ＢｅｓｉｔｚｄｅｒＧｅｓａｍｔｈｅｉｔ）、社会占有（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等用语，以及“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等多种多样的表述方法。
２．马恩在论述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时，对公有和社会所有这两个概念并未作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常常交替使用甚至同时并列使用，用来表达同一个含义。在《马恩全集》中，公共的（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和社会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这两个形容词，不仅在与所有制（Ｅｉｇｅｎｔｕｍ）搭配时有同义现象，而且在与其他一些词搭配时也有同义现象。例如，在《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曾谈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ａｕｓｇｅｂｅｕｔｅｔｅ，ａｌｓｏ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ｍｉｔｔｅｌ）”（《马恩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２６８页）。在《资本论》第２卷中，马克思曾在同一含义上交替使用“公有生产”（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和“社会的生产”（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两种措词（《马恩选集》第２卷第２９８、３４３页）。在《资本论》第３卷中，马克思曾谈到“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的转化”（参见《马恩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９４页）。这些例子证明，马恩交替使用“公有”和“社会所有”这两个概念不是偶然的错用，而是有意识地把它们当作同义语来使用。 ３．马恩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作为整体的全社会的所有制，其所有者是作为整体的全体劳动者，而不应当是无数个各自拥有独立所有权的经济实体。因为在他们看来，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可能趋于分散，而应当走向集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马恩选集》第３卷第１３０页）
４．马恩在构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时使用的是抽象法，即舍弃个别的、非本质的属性，直接揭示其一般原则和本质特征。他们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可建立起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关系。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建立马恩所设想的那种完全的、单一的、纯粹形态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关系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因此，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不能盲目地急于追求“一大二公”，也不能否定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和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党从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未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逐步创造条件。
（摘自《求是》１９９５年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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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转型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
朱华友
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日前在南京召开。５０余位与会者就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区域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突出课题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行政分割不仅是全国的现象，而且正成为中国经济一体化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障碍。因此，区域共同发展是当前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与会学者认为，不平衡发展仍是中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对此，我们既要注意研究与解决不平衡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不应夸大区域发展已经和可能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一定阶段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不平衡发展中寻求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逐步实现向均衡发展的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应当有客观的认识。虽然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二元结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存在，但由于不同的国情，其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恰当处理“效率与公平”、“近期与长远”的关系问题。
有些学者指出，区域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建筑都市圈。如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与环渤海地区都市圈等。原有的行政性地区分割阻碍了协作的有效开展，而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形成统一的市场。建构都市区域的经济意义主要是建构共同市场。
二、区域发展与经济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后，区域间的外部交易变成内部交易，交易成本便可大大降低。外部竞争变为内部协调，竞争费用便可大大降低。因此，区域一体化所形成的合力不是两者力量的简单相加，而会产生更大的生产力。有的学者指出，要进一步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仍然存在着的程度不等的分割封闭状态，充分利用国内外、区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真正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这就要积极创造条件，提高经济区域市场化、科技化、规模化和外向化的程度，推动经济区域联合开发向高水平、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有些学者认为，区域发展必须处理好集中与扩散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动态比较利益高和潜在市场容量大的优势，大量吸引国际的资金、产业、技术、贸易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分层次、分阶段强化扩散效应。首先，要加强国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资金、技术扩散，沿着经济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线路，将国内发达地区部分较低层次的产业和接受国际转移的产业以及资金、技术，分层次地逐步扩散和辐射。通过这种扩散提高中国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分工格局。其次，要通过加强与国际的分工和合作，在接受转移的同时，扩大劳务输出、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在与亚太区域和其他地区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中发展和壮大自己。
三、城市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与会学者指出，８０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动力是工业化，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城市化，尤其要依托中心城市优势，实现经济区域联合。我国城市的发展滞后，已经制约了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滞后导致我国乡镇企业的布局过于分散，失去了工业企业相对集中的“集聚效应”。城市化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不快，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难于优化。
一些学者强调，过去我们只对中小城市提“发展”，而对大城市讲控制，从而导致大中城市增长率明显低于小城市与小城镇数量的增加。大城市是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心，大城市也要积极发展。现在许多城市带动不了周围的小城镇与农村，好比“小马拉大车”，其重要原因在于城市规模过小。他们指出，沿海发展战略应由工业化整体推进经济增长转入城市化推进经济增长。城市化的重点是产业的重新安排，城市不是制造业中心，城市应重点着力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应逐步向城市周围农村转移。
四、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与会学者认为，区域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发展是我国目前的一大问题。在改革和发展的初期选择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模式有助于启动经济发展，并且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结构性基础。但实施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也带来了一个较为显著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而社会发展的滞后加剧，就会在较长时间内损害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看，社会发展应该与经济发展取得均衡，两者之间只有逐步达到一种基本的均衡，才能使发展达到整体满足的程度。
有的学者强调，加强都市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规划，是实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共同体是经济整合的先决条件。国际上有一种提法叫“增长以外的增长”，意即不能光讲经济数量指标，而应包括生活质量等社会发展指标。因此，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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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第一生产力论》
黄顺基
由李庆臻等著的《第一生产力论》（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对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作出了全面的、系统的和深入的论述。它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抓住科学技术这个核心问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发挥。
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实质上就是节约时间，在单位时间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发展生产力。作者坚持这个基本观点，在本书中，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学技术与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劳动者的素质的关系中，得出科学技术对节约时间的巨大作用。作者还对科学技术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提高，作出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对科学技术对于剩余价值的影响，作出了新的、深入的分析，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促进剩余生产部门、对促使剩余价值生产的主体以及对促使剩余价值的物质载体等发生的变化。这些分析和论述对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要有中介。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为中介，通过转化而联系的。作者坚持这个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具体地研究了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生产的转化过程，提出了其中的原则——需要原则、创新原则、可行性原则和效能原则；提出了通过中试阶段，组织科技攻关，以实现高、精、尖技术的产业化。作者还结合当前发达国家从资本输出转向技术输出的趋势，着重分析了开发成功的技术，在国内与国外的转让和转移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作者在本书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首先阐明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改变了在第二次大战以前主要以钢产量为主要指标的做法。然后，着重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实际，进行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作者比较详尽论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农业直接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因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作者从新的角度对农业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加深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