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领导艺术的探讨——
结构思维
顾杰
任何事物都具有特定的结构，并通过结构来表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谓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形式、结合方式或排列顺序。所谓结构思维，就是强调从系统的结构去认识客观事物，并从中寻找最优结构，以获取最佳系统效能的思维方法。其主要特点是：
整体性。事物的结构是由各个要素或部分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有机整体，它虽然离不开部分，但决不可以简单地还原于部分。巴掌打出去没有力量，拳头打出去就有力量，但这种力量是不可以还原于五个手指头的，也就是说，事物能够通过结构产生孤立部分所不具有的整体功能。
有序性。事物的要素或部分是按照特定的秩序组成结构的，并非是任意的凑合。这种有序性，是由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是一个井然有序、环环相扣的链条。
层次性。事物的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结构：太阳系中的恒星、行星、卫星各有自己的结构；而地球中的地核、地幔、地壳又同样各有自己的结构。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由农业、工业、商业等不同行业组成的，而其中每一行业又都有它的结构。
结构思维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结构能够比较正确地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功能。一个领导者进行决策必然进行理论思维，这就是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如果能够重视结构思维的研究和运用，肯定能够改变一些观念，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部分好，加起来的整体就一定很好”。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把它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这种思维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外国专家提出，当今时代科技的竞争，除了“硬件”和“软件”之外，还要加一个“组合件”。这种科技发展趋势要求今天的决策者更多地关注结构的研究，占领结构竞争的制高点，取得结构效益的主动权。
目前，许多令人困扰和棘手的矛盾，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结构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人才结构等等。所谓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性阶段，一个重要的内涵就在于它已从表层次的上规模、上速度深入到了深层次经济结构问题。如物价上涨过快与投资规模过大过快无疑分不开，而后者又与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不好有很大关系。据统计，１９９３年基础产业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３５．６％，农业只占２．２％。事实表明，农业投入的孱弱，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其后果是农产品供求矛盾加剧，推动物价继续上涨，加大了通货膨胀。因而，只有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农业投入，让农业升温，才能更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目前，国有企业的状况令人忧虑，其根本症结在于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和产品分工是在计划经济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面对市场经济的竞争、高科技的渗透、社会需求的变化，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不能再延续；长期以来的粗放型人海战术不再具有优势。因而，把注意力转向调整结构，已成为搞活国有企业的当务之急。一些有远见的地方领导在结构调整上动大手术，建立了汽车、钢铁、电子、通讯等一批新的支柱产业、主导产品，形成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带动了一大批老企业找到了出路，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不少地方注重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过程中，建立起了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与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之间的合理结构，各产业之间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多层次增值的产业链、企业群，使农民生产同样多的东西却能卖更多的钱，从而走出了“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怪圈。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个诸葛亮”，“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应如何理解呢？前者组合带来的是正效应，后者组合带来的是负效应。现代领导者的用人艺术正是通过前者体现出来的。一个好的人才集团应该具有年龄、知识、能力、性格等结构的互补效应。人才集团的组合是一门艺术，这种艺术性在于它通过优化的结构形成新的人才能量。如果能力单一，人才集团的总能量就会降低；如果年龄无差距，人才集团就会“同步老化”；如果性格雷同，就会增加摩擦和内耗。心理学上的一条原理是：“在完成简单的任务时，同质结构的群体效率较高，而在完成复杂的任务时，异质结构的群体有较高的效率。”如果人们不能够掌握结构思维，怎么能够组建领导班子的异质结构，提高领导效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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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下个世纪的农业向何处去——
绿色农业
章明在《绿色农业：２１世纪的潮流》一文中指出：下个世纪的农业向何处去？方兴未艾的“绿色农业”将成为那个世纪农业的领头雁。
一项跨国民意调查表明：８５％的工业国家人民认为环保是未来的第一大课题。绿色食品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有关专家预言：２１世纪农业是生态农业，２１世纪的食品是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的标志由太阳、绿叶、蓓蕾图案组成，已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统计，近年来绿色食品价格受市场调节上扬的约占６３％，其中６４％的产品价格上扬了１０％左右。目前，国际市场上对绿色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明显，其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４０％到２００％。英国具有生态标志的食品年销售额达５０００万英镑，意大利每年出口“清洁食品”价值达３０００亿里拉。为了国际市场竞争，泰国竭力把生产普通稻谷改为生产高级、优质和无化学污染的稻谷。据报道，今年该国开始在东北部地区约１．６万公顷农田上种植无化学污染的香稻。预料今年１１月份可收获约４万吨无化学污染的香稻。该国还打算将下一茬香稻的种植面积扩大到１６万公顷。计划中规定的“无化学污染”，即在收获期不准使用化肥和农药，但在收获期之前允许使用化肥和农药。香稻谷中残留化学物质的含量不得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最高限度。
在英国，“作物综合管理”计划以及它的种种变体正在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农业现象。这一计划是保证继续提供有益于健康的和人们可以买得起的食品，同时还要保护和改良英国乡村的土壤结构，保护野生动植物。从根本上讲，“作物综合管理”出于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思想。它认为农业是一种模糊科学，涉及到土壤类型的差异、作物病虫害、天气条件等诸种因素。它要求采取这种管理制度者考虑其农场的动植物群落的所有方面，选择对环境危害最小的农药和化肥，同时把它们的用量减到不影响效果的最低限度。作物综合管理制度符合潮流，其效应显著。在过去１０年中，英国农场所使用的农药中的药性最大的成份已减少了２０％以上，氮肥的使用量也减少了大约１５％。作为一种政策，比较正式地采用作物综合管理制度正在迅速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欧洲联盟有６个国家已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其他的国家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加入这个行列。而且，欧洲联盟委员会本身也急于使整个欧洲共同体全部都采用综合管理制度。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农业部即将提出一项称之为总体资源管理的计划，其实它是作物综合管理的另一个名称。据了解，以色列、新西兰、南非和南美的部分国家已有类似的计划。今年４月初，世界银行宣布，将拿出５０万美元，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将拿出５０万美元，用以推广虫害综合治理，这是内容更广的综合耕作概念的一部分。
绿色耕种，指用电脑控制化学品的播撒数量。在耕种方面，机器人具有耕种精确的优点，它使用的化学品可降到最低限度。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德伍顿的唐·博特将一台微型４８６计算机安装在他的拖拉机驾驶室里。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一幅他的７００英亩农场上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示意图，并且精确地告诉他每一英亩土地所需要的化肥量。今年，博特还购买了一台价值３０００美元的接收器，从附近的一个发射塔接收无线电信号，这种接收器能解读卫星信号，告诉博特目前他所在的土地需要多少化肥，然后通过计算机控制自动播撒化肥。博特是被称为“精确种田”革命的第一次浪潮的代表。这种“精确种田”方法使用较少的杀虫剂和化肥，从而减少污染，增加收益。农民欣然接受了重型机器和化肥之后，现在正将计算机和卫星增加到他们的装备中来。
（摘自《中国科协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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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评述
春峰
张江明所著的《社会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解决当前哲学研究的某种“困惑”很有启发。本书着力探索一条哲学联系实际的途径，为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最大功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研究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课题，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避免哲学研究脱离社会主义实践的不足，从而使实际工作者感到研究哲学是工作的需要，使群众觉得哲学贴近现实生活。
为此，该书提出不仅要重视研究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而且要拓展和扩大为社会发展辩证法与发展理论研究，建立社会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联盟，以及同自然辩证法的联盟，并且同认识论研究相结合。在以社会主义辩证法为中心开展研究时，要层层深入，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般性社会主义辩证法，尤其要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辩证法，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辩证法的角度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充分发挥它的认识功能和指导功能。这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该书的跨度大、联系广，但都着重于应用社会主义辩证法分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紧跟时代的步伐和群众的实践。对于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于怎样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本书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了具体分析。特别是该书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发展，市场经济的共性与个性，农村经济的新矛盾和“两高一优”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见解；还阐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阐述了这个哲学的各个方面。
该书紧紧地把握“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分析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关系，要求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深刻认清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该书认为，认识路线同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必须把认识路线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哲学成为群众的认识工具，充分发挥其方法论的功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矛盾分析方法的辩证法精神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掌握社会主义辩证法，应用于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当继续为此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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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现状研讨会述要
近日，中央党校哲学部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现状”研讨会，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符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所谓国情，不仅包括现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哲学。现代的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因此，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传统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学者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国学热”的问题。“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略称。学者们指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世界了解的加深，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相比有所升温，出版了一些杂志，召开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一些学者批评国学研究过热了。而许多学者则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逐渐升温，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是几个人主观推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内涵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英美式的、苏联式的现代化模式，我们都尝试过，但都不成功。这就迫使我们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研究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很难探索出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接合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开展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内容。离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无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推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必须广泛地吸收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给予新的解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新儒家讲“返本开新”，离开生产谈道德，相当贫乏苍白。从历史上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并不是“内圣”的结果，宋明理学讲“内圣”，终于也没有出现盛世。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实际上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仅从日语有六万多个外来词上，就可以看出其吸收外来文化的广度。因而，必须立足于现实谈继承。还有学者以中日近代史实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交融的四个阶段。首先是以传统文化为媒介，接受外来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旗号是“尊王攘夷”、“王政复古”，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场封建改革，实质上却是资产阶级改革。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著作也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考据学的著作。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进入，可能受到西化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民权运动、“脱亚入欧”思潮等，就是其例。接下来是新旧文化广泛接触，充分融合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日本近代以来成功地探索出了适合于自己文化的经济模式，中国则还处在这一阶段中。最后将是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阶段，进而强调其普遍意义，向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模式挑战。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许多争论往往是由于对原典的误解造成的，应该加强对原典的研究。比如义利问题，一般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剥夺了老百姓正当的利益，实际上并非如此。儒家是“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儒家的“先义后利”直到朱熹，都主要是对统治者讲的，而对于一般老百姓，则强调“富之”、“制民之产”等。有的学者提出，不能片面强调真理的普遍性而忽视真理的特殊性，文化一元论往往是为西方中心论服务的，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加强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那种完全否认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来源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时间观，即认为过去的东西只停留于过去而与现在无关。实际上，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将来）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这种时间观是辩证的历史观的基础。也有学者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的四层内容：民神交通、天人合一、征服自然和人与自然相和谐。
（乔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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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转轨期商品流通的特点和有序化研讨会综述
在由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中国商报》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商品流通的特点和有序化”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国合商业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结构和多渠道的商品流通格局，非传统的新兴流通业有很大发展，对市场体制改革，推进流通业的发展，促进物资交流、繁荣市场、满足社会需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时期，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市场体系发育不大健全等原因，商品流通还不够规范。归纳起来，有以下一些问题：（一）市场繁荣，但价格较乱。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一些商家违背价值规律，任意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在价格管理上，存在只管国合商业企业而不大管其他流通机构的倾向，造成不公平待遇。（二）商品品种齐全，但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三）货畅其流，但环节过多，批零差价过大。轻视工农业等实业，种菜不如卖菜，写书不如卖书。（四）流通效益差，浪费较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五）商品流通中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阻碍了重要原材料的输出，优质产品的输入。
与会学者认为，流通领域需要深化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商品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商品流通也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国合商业企业特别是物资业，必须把自己调整到低成本、低利润、高服务水平的轨道上来，不要再幻想垄断型的独家经营。要进行价格改革，有价格落差，货才能流。价格差牵涉到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利益，如何掌握、控制、协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有的学者建议把商品重新划分为基本品、奢侈品、选购品、特殊品几类，分类管理，这对物畅其流，满足各方需要，调节利益关系很有益处。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法制建设、宏观调控等手段，规范交易行为。
（金新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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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
程必定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要从三个方面去全面认识和把握，即在经济层次上，是经济效益问题；在社会层次上，是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上，是保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十多年的快速增长，现在已到了要特别强调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时候了。党中央、国务院已明确指出，要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作为今年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但是，什么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人们的认识并不都是很清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说，经济增长的质量有着丰富的内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但最重要、最基本的，应从经济层次、社会层次、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来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
首先，从经济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问题。经济增长的效益应从两个方面评价：一是对经济增长成果的评价，主要是看在一个增长阶段内，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是否取得合理的回报，亦即投入产出的大小，比如，就劳动、资金、技术三大基本投入要素来说，就是要看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用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二是对经济增长即期状态的评价，主要是看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和微观状态是否良好，亦即经济运行与管理效率的高低，比如，对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的合理程度，企业和生产者等微观经济主体对市场调节的适应程度，资金周转和循环的到位程度，以及物价上扬和通货膨胀的控制程度，等等。但是，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认识和把握，往往比较看重前一个方面而忽视后一个方面，由于后者是前者的实现条件，对后者的忽视也就限制了前者的实现，经济效益的保证程度就大为降低。实践也证明，我国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够理想的问题虽然主要表现在前者，但根本原因还是在后者，在于经济运行的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不高。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要特别重视从实现条件入手，不断提高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的效率。反映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是要由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反映在经济结构上，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是要对经济走向或经济景气的过热、过冷倾向进行及时有效的控制；反映在微观经济管理上，是要有科学的经营方略和严格、有效的管理规则。总之，要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取效益，通过提高效益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其次，从社会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核心问题是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仅要有经济效益，还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社会公正原则，有利于社会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社会公正来讲，经济增长要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原则，从总体上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而不是扩大这种贫富差距；就社会稳定来讲，经济增长要尽量减少可能付出的社会代价，对市场失效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能够得到有效防范和及时控制，经济增长的成果能真正成为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就社会进步来讲，经济增长要同时带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们在经济增长中不仅关心价格、利润和个人的收入，享受物质文明的成果；而且还要关心国家、集体、社会，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行为道德，逐步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享受精神文明的成果。从社会层次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社会公正、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诸方面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是经济增长成熟程度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
第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核心问题是保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一方面，人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经济增长不仅要提高人类改造自然而获得物质财富的能力；同时也要提高人类保护自然而增强持续发展的能力，使国民经济在资源的合理利用、物种的有效保护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损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系统。但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具有社会性和潜在性，而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本体性和近期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分散的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只从本体的近期利益出发增加生产，把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视为社会的事情、未来的事情而不顾。这样，即使经济增长了，微观经济主体也有了自己的效益，但资源和环境遭受破坏，持续发展的自然系统受到损伤，不仅危及当代人，还要危及后代人，这样的经济增长就得不偿失，因而就是没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真正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得到保护的经济增长，在有关法律、体制、政策的控制、引导和社会力量的约束下，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性、潜在性与经济利益的本体性、近期性的统一。因此，从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从经济层次、社会层次、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是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的。在人类处于向２１世纪迈进的现代社会，上述三个层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进步的社会制度为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社会进步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上，提供了优越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与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层次的要求相一致，同时也能逐步形成实现上述三个层次要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此在我国，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应将上述三个层次的要求作为一个整体，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不应该孰轻孰重、此先彼后而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够好，人们因此而普遍强调经济增长中的经济效益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认为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就是经济效益问题，那还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在我国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质量中二、三两个层次的问题已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次上所出现的问题，尤其不能忽视。在一些地方，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这与我们有些同志把经济效益问题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片面认识，是有一定联系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应该对增长质量的内涵有新的认识，对增长质量的要求有全面的把握。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完善法制、加快科技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层次、社会层次、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层次上，逐步培育和形成经济增长的质量机制，促进我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