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
内容提要：从人类文明史着眼，１８世纪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关键时期。在这一世纪，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着空前急剧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１９—２０世纪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在１８世纪就已经种下了重要的根由。对中国而言，１８世纪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认识中国的过去，并把握其未来。
为什么要研究１８世纪的中国与世界？１８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１８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新纪元。二三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前进，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全世界都在急流奔腾之中。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１７５０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产值增长４３０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当时，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１８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在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或即将开始，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连续发生。我们不能不问，这些变化、事件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将发生什么影响，将把世界各国引向何方？
研究１８世纪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来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开中国，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１８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侵略。先是掠夺南北美、非洲、印度、东南亚，最后来到中国。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区域，在古代被海洋分隔，现在走到了一起。发生了碰撞和冲突。１８世纪以后二三百年，世界和中国历史中充满了暴力、反抗和苦难。就中国来说，它是最后一个卷入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巨大文明实体。暴风骤雨的冲击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到１９世纪才发生鸦片战争。１８世纪中外关系中有小的纠纷、摩擦，还没有大的冲突战争。日常纠纷何以没有变成大的冲突，这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仁慈，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忙于欧洲事务、忙于对美洲、东南亚、印度的争夺，无暇顾及中国。并且中国本身是庞然大物，实力较强，殖民主义者还不能对中国动武，没有把握取胜。所以，１８世纪对中国是个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机会。研究１８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可以反思过去历史，把握今后机遇，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１８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和相似性
对１８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研究是长时段、大范围、多学科的研究，我们研究１８世纪，并不能完全抛开１７世纪和１９世纪、２０世纪，一些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它的发展趋向和历史意义。一些短暂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是浮现在历史表面的泡沫，只有掌握了长时段深层涌动的潜流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以下把１８世纪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各国（西欧和美国）略作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西方是当时最发达地区，西欧社会已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西方走在中国前面，但中国是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又值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相当强大，而西欧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业文明并未立即占有明显的优势。拿生产总值作比较：１７５０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比整个欧洲多１／３，比英国多６倍。至１８００年（清嘉庆五年），中国的制造业总值仍超过英法的４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超过英法１０倍，故人均产值已落后于英法。１８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１６８５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常关税钞收入银达１２０万两，至１７９５年（清乾隆六十年）达８４６万两，１１０年增长７倍，反映了商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市场的迅速扩大。作为资本主义重要标志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已经产生，１８世纪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城市集镇，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清朝是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与欧洲近代以前的中央专制政权有表面的类似，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仑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１８世纪，清朝大力经营和巩固边疆，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回部，管理西藏，开发东北、内蒙、新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境内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长期对立，缩小了中原和边疆地区的差距，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近代以前，美国与俄国也发生过边疆运动，对其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中国的边疆运动和美国、俄国迥异，美国开拓西部、俄国东进西伯利亚，是取得新领土的边疆扩张，而清朝收复台湾，进入新疆、西藏，是恢复原有版图的边疆统一。
１８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别
以上是１８世纪中国与西方比较能看到相近的、类似的东西，是中国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共同性、相似性。同时也要看到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和差距，亦即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些不同和差距，决定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不同社会阶段。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至少有以下若干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比较先进的小块地区（如长江与珠江三角洲）被周围广阔的后进地区所包围、所制约，难以单独发展，难以打破传统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而西欧，许多独立的中、小国家同时并存，他们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法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立起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旗帜。此后一二百年，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影响，陆续跨进了工业社会。近代前夕的西欧专制王朝是一个多元的权力结构。专制王朝掌握政权，却需要仰赖城市工商业的财政支持，而教化权力又被教会掌握，政治体制又发展出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而１８世纪的清朝政权却是君主大权独揽，决不把权力分割给其他集团。中国官府严密地控制工商业。食盐和对外贸易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部门，只有官府特许的少数几家官商实行垄断经营；其它如丝织业、制瓷、冶铁也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缺少自由经营的机制和持续增长的活力。
１８世纪西方已出现具有相当实力的市民，可以参与制订城市法规、选举城市官吏、进而控制国会，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中国虽然也有城市，但首先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驻军要地，没有独立地位，并未取得自治权，不能成为抗衡官府的力量。我们看到巴黎的工商业者，曾和城市工人、平民一起反对法国王室，取得法国革命的胜利。而１８世纪中国的工商业主，却和官府一道，去镇压“叫歇”的工人和罢市的平民。１８世纪西欧盛行重商主义，政府鼓励人们航海探险，经商营利。而中国则重农抑商，工商业虽有相当发展，却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工商业仍处在卑微的地位。
１８世纪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如设立行商制度、实行一口贸易、限制人民出海，限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闭关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１８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订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完成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人们的臣民意识和等级观念，压抑其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
１８世纪欧洲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大师：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富兰克林、林耐，他们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对自然界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１７６９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突破，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有了这些发明创造以后，人类才能创造出近代大机器工厂，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倒退至蒙昧状态，不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研究自然界，不过是用来联系和解释人事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如地震、日蚀、星象，都和皇帝的仁政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界只引起微小的影响，这造成了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１８世纪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得罗、卢梭、斯密、康德等思想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中国的思想界仍局限在儒学的框架中固步自封。虽有若干反传统的思想因素，但力量微薄，影响不大。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为在美洲、欧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而中国在１８世纪的白莲教大起义，仍为地主和农民这一固有矛盾的重新爆发。它是旧时代走向黄昏的哀歌，并非新时代迎来晨曦的号角。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１８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１８世纪的中国并未显示出像西欧一样的迅速地引发社会质变的迹象。１８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１８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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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人才学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选什么样的人怎样选人
欧友祥
在新的历史时期，选什么样的人，怎样选人，是人才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诚如邓小平同志所一再强调的：“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这个重大的问题应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
古人说，国之兴，长于政；政之兴，在得人。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人才选得好，用得好，民族就兴旺，国家就富强，事业就发展，社会就进步，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选拔和起用了一批勇于开拓创新的各级领导干部，确保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当今是一个群雄竞起、竞争激烈的世界，科技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努力形成自己的优势，以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不难想见，我们要在２０００年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创造性工程，没有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的前赴后继、顽强拚博是不可能实现的。显然，跨世纪的历史使命，呼唤着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和生机勃勃的接班人。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干部标准。近几年来，人才学界探讨研究这个标准，认为这条标准就其内涵而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不断完善其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方针，就是新时期德才兼备原则的具体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四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革命化是前提、是灵魂，年轻化是基础，知识化和专业化是必备的条件。根据邓小平有关干部革命化的论述，其关键是要选用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公仆。革命化的标准不仅能够确保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而且是防止祸起萧墙的战略措施，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在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新一代接班人身上，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快节奏，没有年轻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就无法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作用；同样，光有年轻化、革命化，没有专业知识，外行领导内行，势必贻误改革和建设事业。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坚决贯彻干部“四化”方针，选用的干部必须集品德、能力（含精力）和专业知识于一身，这样的领导干部，才能胜任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但是，用什么样的尺度衡量一个干部呢？笔者认为，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向人们昭示：考察一个干部的德才和政绩，要看他对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贡献。由此可见，“四化”的干部方针，“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构成了干部标准的完整体系。这为我们选拔干部、用好干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重要依据。
值得强调的是，邓小平不仅提出“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怎样选人”的问题。这就是，必须是人民公认的，有政绩的。
贯彻人民公认的原则，应当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用干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他们对干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情况感受最直接、体验最深刻。选人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这是防止用人的随意性的重要保证。人民公认的原则为我们选拔、起用优秀人才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因而要注意破除神秘化、封闭式的用人观念和用人方式，树立民主开放的观念，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念和人才必须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环境中才能脱颖而出的观念，活跃选人的思想，拓宽识人的渠道。
贯彻注重实绩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实践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绩是干部德才素质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是干部的主观努力见之于工作实践的一种客观结果。看一个干部的德才，归根到底要看其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对社会、对人民所作的实际贡献。我们应以贡献定取舍，凭实绩论功过，彻底否定“无过便是功”的观念，选用那些真抓实干，为人民办实事的人；而不是那种只说不干，好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的人；也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实干干出来的。注重实绩，就是要形成一个鼓励务实的用人导向，造就既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精通本职业务；既有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又有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等等，这样一种高素质、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实干家。
贯彻人民公认、注重实绩的路线，必须不拘一格选人才。这就是要注意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观念，识人用人要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这对领导干部来说，一定要有举大功不记小过、举大善不疵细瑕的胸怀，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真正做到惟才是用。总而言之，我们要营造一种让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大胆起用那些德才兼备、且有突出政绩的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只有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业才能够兴旺发达，不断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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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真伪科学辨识理论与对策研讨会综述
吴延涪郑积源
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北京工业大学科协、社科部于今年６月１６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真伪科学辨识理论与对策研讨会”，２０多位专家学者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为指导，着重研讨了如下问题：
一、怎样从理论和实践上辨识真伪科学的本质与形式
与会学者指出，尽管科学一词在中外权威辞书中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中外科学家对科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也有比较肯定的看法，即作为科学其最本质的东西在于它的新的发现、新的结论能被同行专家按其原样的条件和实验设计的规范实验所检验、所证实，从而具有反复验证性和可重复显现性。有的人则把反科学、伪科学称为最新科学，而实则回避或拒绝规范科学实验检验和有权威的同行专家的科学鉴定，或者用违背科学实验准则、程序的试验去取代规范科学实验，而具有经不住真正的科学实验检验的不可检验性和以假冒真的欺骗性。因而规范科学实验和科学原理分析是辨识真伪科学最有力的武器。
近些年来，有人大肆宣传所谓“神人”、“超人”，还有什么“水变油”等发明。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对此，学者们认为，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反科学、伪科学的具体特点
这是研讨最热烈的问题。学者们根据真实的录像资料和已被揭穿的种种反科学、伪科学表演，认为目前反科学、伪科学有以下的具体特点：
１．打着继承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旗号，钻科学研究空白区，以所谓“超自然力”冒充最新科学发现，使实质是愚昧、丑陋、封建迷信的东西披上了科学外衣，宣称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新现象，以此来蒙骗无知者。
２．骗取名人信任，利用名人效应招摇过市。这是因为反科学、伪科学以伪、假装扮自己，容易被人识破，使它不得不到科学范围之外去寻求支持。如有人居然伪造名人题字来宣传其“神功”等。事实表明，利用或伪造名人效应是一些人以反科学、伪科学成名和骗取社会承认的手段。
３．用常人不易识破的手法、方法、技巧去设计表演或假试验，用自我证明的“证据”去取代规范科学实验，逃避、拒绝内行专家的真正科学鉴定。这是反科学、伪科学最易蒙骗人的特点之一。
４．打着发展科学的旗号，肆意否定被千百万次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最基本科学原理，为其制造的荒唐的假试验结果寻找自圆其说的依据。如有人为了给“水变油”、“永动机”等立据，居然声称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光速极限等科学原理是错误的。而另一方面则随心所欲套用现代科学最新名词，不伦不类地解释令人难以置信的所谓“发现”的“异象”。
５．扬言“心诚则灵”，“不信就不灵”，是反科学、伪科学唯心论的核心思想，是掩盖其虚伪和骗人的手法。
学者们认为，抓住上述几点，真伪泾渭分明。认真了解和研究伪科学本质及特征，对揭穿其欺骗性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反科学、伪科学的危害性及对策
学者们一致指出，反科学、伪科学对社会危害广而深，深受其害的首先是科学事业本身。如真正的气功研究与治疗被扭曲了，作为中医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气功科学和真正的人体科学研究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同时，那些热衷于以反科学、伪科学行骗的人，否定了求实、创新、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严重污染了科研的社会大环境。学者们认为，反科学、伪科学使民众灵魂受到了腐蚀，直接危及科教兴国。那些带有帮派邪教性质的反科学、伪科学派别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拜金主义的驱动，使种种反科学、伪科学纷纷出笼。反科学、伪科学盛行与有的新闻媒介猎奇报道，大肆渲染，少数领导人的支持，国民文化科学素质低，文盲、科盲比例大，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神秘主义仍有市场等因素，是有重要关系的。
显然，揭穿反科学、伪科学迫在眉睫，要认真研究对策。学者们指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高举科学旗帜，引导教育人民，净化社会环境，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战胜反科学和伪科学。这首先要揭露种种形式反科学、伪科学的真面目，揭穿其伪、假、骗的手法。科学界、理论界要奋起“打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对于利用反科学、伪科学搞封建迷信、诈骗钱财，破坏社会治安的，要依法严加惩处，且用事实澄清，以教育人民。其次，要大力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这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几年来科普工作的削弱，阵地的缩小，科普投入的滑坡，是反科学、伪科学盛行的原因之一。与会学者强调，各级政府必须把科普工作列入科教兴国的计划，组织一支向反科学、伪科学宣战的强有力的科普作家队伍，加强科普机构和科普出版事业。同时，各级报刊要针对反科学、伪科学的实例，大力进行科学思想、科学思维方法、科学知识的宣传，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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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银行债权变股权不可行
张彦文在《银行债权变股权不可行》一文中指出：债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权利，分属信用范畴和投资范畴。银行将对企业的债权变为持有企业的股权，是对自己的债权人（主要是个人储蓄户和公共储蓄户）经济权利的一种侵犯，有悖于法律和信用原则。贷款与投资，对于银行来说虽然都属于资产运用，但二者却有重大的差异。贷款作为信用行为，要求有借有还，并按照固定的利率支付利息；投资作为一种资本经营，不存在归还本金的问题，而是享有投资利润。专业银行的债权变股权，势必造成资产与负债双方结构上的错位与失衡，危及银行信用基础。提出债权变股权的思路，是欲转移贷款风险，消解不良债权。但不良债权的产生，主要是企业经营不景气，无力归还贷款和支付利息。贷款变为股份，对企业经营无补。银行参与企业经营，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公平是银行经营的重要原则，是客户选择银行和公众评价银行的重要砝码。银行债权变股权，即是宣告银行与企业结为利益共同体，必将使公众特别是那些与银行只有一般信用关系的企业对银行的公平产生怀疑。事实上，这种利益关系确实能够引发银行经营上的不公平行为。
（摘自《中国城市金融》一九九五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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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评介
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二战史专著，１９８２年初版即深得读者好评。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作者又对初版作了全面增补。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场大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对德、意、日法西斯怎样发动这场战争，对战争的起点、性质、转折点和同盟国怎样打败法西斯，有缜密的论证和深刻的分析。对欧、非、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各个战场的论述，也按其具体情况，力求详略得当，恰如其分；对于政治、经济和外交在战争中作用的剖析，特别是对社会制度不同的英国、美国及苏联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求同存异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史实的剖析，不无独到之处。
该书对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用大量史实证明，中国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牵制、消耗和歼灭了大量日本侵略军，抗击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２／３以上，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前苏联军队和亚太地区的英美军队。中国远征军两度出征缅甸，为打败缅甸北部日军作出了贡献。作者还以铁的史实，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暴行，把刽子手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分析了二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大国对德、意、日法西斯推行绥靖政策。作者以史实证明：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为了保全既得利益，不惜牺牲弱小民族以满足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贪欲，企图将侵略者点燃的战火引向苏联。然而，法西斯侵略者欲壑难填，战火最后烧到英法美身上。二战中的这段绥靖主义历史从反面教育人们，对于侵略势力和霸权主义，必须在他们开始发动侵略时就坚决予以制止，否则养虎贻患，将使人类陷入浩劫之中。这是值得今天世界各国记取的。
（孙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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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新论》述要
武纪荣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领导科学新论》一书，最近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领导科学是研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领导的特点及活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能不能卓有成效地承担起领导工作，对于各级领导者来说，直接关系到他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该书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领导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领导承担的新使命，对领导的本质、领导体制和领导班子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具体阐述了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十个观念、七个素质、六种思维方式、三项领导作风。作者对领导工作中调查研究的方法、科学决策的原则、程序、领导协调的原则、方式以及领导艺术、领导方法、领导监督等方面也都做了详细的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