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小阔权又上学了
汪宗禧王学孝
年仅１２岁的山村小女孩王阔权，因父亲去世，生活失去了依靠，可她却仍想继续上学，于是她想到了去孤儿院。《天津日报》报道此事后，在天津市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各界各方人士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面临辍学的小阔权重新上学。
小阔权要去孤儿院
不久前，天津蓟县小港乡道古峪村１２岁的女孩王阔权，对采访她的记者央求道：“叔叔，您行行好，帮我找个地方，多远我也去。”记者问她：“你想去什么地方？”“孤儿院。”女孩脱口而出，好像早就把去处想好了。“为什么要去孤儿院？”“去孤儿院能上学。”为了上学，竟要离家去孤儿院，在场的人都惊奇不已。
“你这么小，不想家吗？”小阔权眼里滚出两行眼泪：“叔叔，您看我还有家吗？”
记者的话问到了小阔权的痛处。
在小阔权刚学会喊妈妈的时候，妈妈就撇下她远嫁他乡了，父亲把她拉扯到１１岁。去年１０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说：“阔权，今儿个到山上帮我摘柿子去。”小阔权去了，看见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柿子，她高兴地对着青山喊起来，卖掉这些柿子，明年的学费准能交上，说不定还能买冰棒儿吃呢。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背着一筐柿子的爸爸一脚踩空，摔下山涧。为救爸爸，她跑掉了鞋，磨破了嘴，请人、借钱、租车、做饭、照顾奶奶……然而爸爸在县医院躺了６个月后，撇下女儿和９０００元债务，撒手西去了。
妈妈找来了：“孩子，听妈的话，等你到妈那儿，我给你买辆自行车，让你上班去。”
阔权盯住山顶：“我不要上班，我得上学呢。”
“去吧，好孩子，妈求你了。”妈妈蹲下来想搂住女儿，小阔权坚决地说：“妈，你走吧，我不去！”
小阔权住的屋子有一面干墙还没垒起来，后院墙也塌了。
好在奶奶还有四个儿子。经老太太斡旋，小阔权的亲大爷、亲叔叔答应把阔权和她亡父的地包下来，并定了合同：今年交给阔权３００公斤玉米。等秋后村里收回爸爸那份地，明年小阔权得到的玉米就要减半了。今年“六一”，南开区宝龙巷小学每个孩子捐款一角，凑了１００元送给小阔权。村小学扣下７５元学费欠款，小阔权剩下２５元就再也不舍得花了，下个学期的书费还不够呢。
小阔权还想上学，可谁能保证她上学呢？难怪１２岁的女孩要去孤儿院。
记者离开那里的时候，女孩追出很远很远，一再央求：“叔叔，您就给我找个孤儿院吧，到那我保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
伸出援助之手
这段故事在《天津日报》登出后，记者办公室的电话接连不断，许多人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表示要帮助或收养小阔权。
老新闻工作者石坚拿出３００元钱，并取出自己珍藏的文房四宝和太阳能收音机，嘱咐记者马上送给小阔权。石老的老伴李辉也准备了一大包衣服让记者捎去。
老画家慕凌飞电话里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画一些画，搞一次义卖，为这孩子筹备学费。”听说记者当天去蓟县，老先生立即派儿子把２０００元送到了报社。慕老先生的儿子说：“我父亲看报时，眼泪都下来了。”
当《天津日报》送到市畜牧兽医站的时候，已是午饭时分，看了《一个想去孤儿院的女孩》，很多人潸然泪下，大家饭都不吃了，马上召开支委会商量如何救助小阔权。几十个人很快捐了６０００元。兽医站的几位同志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蓟县山区，把一份爱心送到小阔权手中。
一位离休多年的老同志一下午打来三次电话，一再请记者转告小阔权，他要收养她，将来让她上大学：“我们需要这样有志气的后代，她想学习，我供她，只要她上学，我什么都可以给她！”
给记者打电话的几十位女士几乎都哭了，有的甚至泣不成声，她们对小阔权充满同情与关切。不少人有收养小阔权的愿望。一个叫李丽娟的军工厂职工在电话里哭着说：“这篇报道，我一字一句读了好几遍，我太心疼这个孩子了，我一定要收养她。”为了说服我们，她把美国前总统林肯继母的故事都搬出来了，她说她一定能做一个无私的母亲。
天津监狱３名蓟县籍女犯也看到了《天津日报》。第二天，管教干部送来３名女犯捐给小阔权的１５０元钱和一封信，信中说：“作为家乡人，我们非常牵挂这个可怜的孩子，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每人从积攒起来的零用钱中拿出５０元资助孩子上学。”
小阔权和奶奶流泪了
七月的雨，时疾时缓，连绵不断。
当记者匆匆赶到天津畜牧兽医站的时候，兽医站的十几位同志早已奔赴在去蓟县山区的路上了。我们的车在中途追上了他们。副站长史迎春说：“我们周站长昨天开会给大伙念《一个想去孤儿院的女孩》，一边念一边抽泣。只用了半个小时，大伙就凑了６０００元。这不，连早饭都没吃就往蓟县赶了。”畜牧兽医专家、站长周礼贤指指车上的十几个人说：“我们的力量也许只能救助一个孩子，但为孩子尽了心尽了力，心里也就安宁了。”车上的十几个人大部分是女性，她们手中拿着书包、文具，脸上闪耀着只有母亲才有的善良圣洁的神采。
赶到蓟县小港乡道古峪村小阔权家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小阔权看到这么多人湿淋淋地站在自己面前，一时不知所措。记者告诉她：“阔权，你不是想上学吗？这些爷爷、叔叔、阿姨就是为你上学的事来的，他们给你送学费送文具来了。”小阔权含着泪走到每一个人面前喊“爷爷”、“叔叔”、“阿姨”。说不出的感激话，都在这些最简单的称呼里了。
阔权的奶奶抹着泪不住地念叨着：“我死了也能闭上眼了。”兽医站的同志把通信地址留在了小阔权的书包里，一再嘱咐：“每学期考试完，一定要把成绩给我们寄去，我们等着你的好成绩。”
考虑到孩子太小，没有理财能力，他们把这笔钱委托给小港乡团委代管。
一个山村女孩的遭遇，牵动着众多天津人的心弦。天津三中高一学生于小环这样写道：“生命纷涌着磨难与伤痛。小女孩的生命旅途走得艰辛而又执著。为了心灵深处的唯一追求——上学，一个年仅１２岁的女孩，竟要投奔孤儿院，其故事何等感人，其行为何等可敬……”
小阔权的遭遇是不幸的，但她毕竟是生活在充满阳光和爱心的社会里，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她、爱护她，使她面临辍学的时候，又能重返课堂。从这点上说，小阔权又是幸运的。从小阔权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社会良知的共鸣。（附图片）
压题照片：小阔权回到了课堂。
上图：热心的人们给小阔权捐赠文具。李江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多做“减法”事有成
——衡阳市委书记颜永盛一席谈
本报记者龚金星
颜永盛，大学毕业后即下基层。由公社书记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屈指已年逾五十。
像我这样不大不小的地方官员，十有八九说忙喊累，其实那大多是自找的。以我个人的体会，做领导的特别要学会怎样花费时间与精力，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多做“减法”。
想想看，当一把手的，若事无巨细一把抓，就是有三头六臂、一天４８小时也忙不过来。而一但减去了那些无须过问的琐碎小事，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大事，就可避免打乱仗，就会在工作中掌握主动。
我１９９３年刚调到衡阳来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有６８０万人口的农业大市，农业正处于徘徊状态。我心里特着急，便抛开其它杂务，一头扎了进去。
调查研究也有个“减法”问题，不能没有目的，更不能面面俱到。我当时带着农口部门的同志下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集中精力寻找在农业大面上徘徊的情况下发展较快的典型，并重点解剖了１２个不同类型的乡村，从中发现了这些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农业围绕市场转。
我把这一调查结果及时提交市委讨论，最后由市委作出了“面向市场，开发兴农”的决定，并进一步确定了五大开发重点（丘岗山地、庭院、大水面、中低产田、冬季农业），将开发兴农与引导农民走市场、形成规模产业优势以及农产品深加工等结合起来。
为使这一决策深入人心，我们召集了乡党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专讲开发兴农。说起开会作报告，我以为无论大会小会，都要一以贯之，不搞多重奏，不讲题外话。
工作中多用“减法”，于己，省时省心又省力，觉能睡，书能读，张弛有致；于下属，免了繁文缛节，少了无所适从；于事业，则可以克服事务主义，防止目标分散。何乐而不为？！（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人民是我们为政的出发点
——虞城县县委书记夏林一席谈
本报记者戴鹏
夏林，３９岁，研究生毕业，历任河南大学团委书记、共青团河南省委学校部长、民权县委副书记、商丘市市长、商丘地委宣传部长，１９９４年１月任虞城县委书记。
人民群众总喜欢把我们称作“父母官”，实际上，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人民乃为官者父母。因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决定了我们与人民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为政的基本出发点。
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而掌权，关键的一条是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也最通情达理，你了解了他，他才能接受你，你实实在在地给群众办事，群众就真心实意地拥护你。记得我到商丘市不久，一位老大娘给我送了一份特殊礼品，打开一看，非酒非烟，而是一包干死的蚊子，这主要反映道北解放河污染严重，蚊蝇滋生，危害人民健康的问题。我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现场办公，并八次亲赴工地督促检查，同时组织强有力的队伍对解放河进行改造，周围的群众听说后，欢欣鼓舞，自觉参战。短短两个月时间，解放河发生了很大变化，群众的疾苦解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也就密切了。
我们为人民而掌权，但同时不能忽视依靠人民掌权。共产党为政，说到底，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为政的基本法宝。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在民权县挂职时，我主抓县城改造工作。当时工程量很大，资金严重不足，财政又拿不出钱来，怎么办？我们对全县人民进行了广泛发动，结果形成了全县范围的捐资热潮。每天，男女老少来指挥部捐资的络绎不绝，一位小学生把平常舍不得花、积攒多年的零花钱用背心包着，冒雨送到指挥部，连姓名也没留下。一位９０岁的老太太，让儿子用架子车拉着她跑了几十里地，把自己过生日的钱亲自送到我手中，甚至聋哑学校的孩子们也打着红旗，排着队来到指挥部送上自己的一份“爱心”……此情此景，我深为感动，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和可贵。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思想空了，就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汲取智慧；工作难了，就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解决问题；遇到顺境，就多听听群众的真实呼声，不使自己的头脑发热；遇到逆境，就到群众家坐坐，坚定自己的工作信念。这个习惯帮我解决了不少工作中的难题。
群众是可亲可敬的，群众中也有落后的一面。作为一名领导，我们不仅需要依靠群众，更要经常注意引导群众前进，因为我们是群众的主心骨和带头人嘛。１９９４年初，组织上派我到贫困县虞城任职，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沉甸甸的。作为全省最落后的县份之一，虞城的落后是明显的，但问题的症结在思想观念上，于是，我带领一班人下乡入厂，进村串户，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拿出了“一城四区十基地”的总体规划，拿出了“基础年、发展年、跳跃年”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以及新的工作运行机制。从治乱入手，从民营经济突破，以新的工作思路很快统一了全县人民的思想，稳定了局势，在大灾之年遏制了经济连年下滑的趋势。目前，虞城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已开始进入了地区先进行列。
十几年的为政生涯使我认识到：忧民则政通，欺民则得祸，人民永远是我们为政的出发点，坚持了它，就能保持我们党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能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并和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我离开民权县时，不少人冒着寒风相送。离开商丘市时，很多群众依依不舍。作为一名地方领导人，还有比这种认可更珍贵的吗？（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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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都市一瞥
京城建设大菜场
本报记者赵兴林
北京丰台花乡，一座被称为首都大菜篮子工程的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正在崛起。
在工地上，记者随市场管委会副主任孙志亮进入正在装修的两座交易大厅。它的顶部是球形网架，采用新塑板安装而成，透光明亮；一楼东西两侧是标准售货摊位，摊位后边是仓库；二楼则装配有现代信息传递设备。
孙志亮说：当前北京虽有几处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但因其规模小、设施简陋、小批量成交，难免带有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造成某些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上涨。正在建设中的这个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名字前冠以“中央”二字，其原因有三：一是建设规模在国内数得上，设计规划年成交量为５７亿公斤，相当于全市农产品年成交量的２／３，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交易市场的“龙头”。二是其建筑规模和服务设施是按首都城市人口增长率及消费水平增幅而确定的，势必发挥指导生产、引导消费的枢纽作用。三是它既是农产品交易中心、信息中心、价格中心，又是连结国内、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桥梁。
这个市场建设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系统性和可靠性等特点，同时又有适合目前生产力水平的生产者直接交易的形式，并能与国内外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联网。北京市政府做出具体规划并拿出一部分建设资金，积极鼓励投资者来建设、经营，一期工程采取招商建２３个交易大厅的信息一发布，便引来许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市菜蔬公司、市水产局、市气象局各中标２个，美国和香港、台湾客商争相投资建水果交易大厅，加拿大客商不仅要建花卉交易大厅，还要建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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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高州古郡的巨变
本报记者梁兆明
绿林果树绕护稻田，蔗地桑基簇拥鱼塘。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很难相信珠江三角洲美丽的田园景色已经扩展到４００公里外的粤西山水间。
蝉鸣荔熟的盛夏，记者来到粤西边陲的山区市高州。这始建于隋朝的古郡，是唐朝宦官高力士的故乡。他为取悦杨贵妃，千里迢迢进贡荔枝，让大诗人杜甫留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
高州全境８０％是山，人均耕地不到５分。东西北部是峰峦重叠的山区，林海覆盖山顶，山腰是连绵的果园，栽种着高州名产“白糖罂”荔枝和“储良广眼”龙眼、芒果、黄榄等杂果。群山环抱的中部低洼地，开挖出无数池塘蓄水养鱼，簇拥在池塘边的是当地名产“遁地雷”香蕉和蚕桑，果林桑基下生猪满栏，池塘里鹅鸭戏水，而南部平原盆地的百里稻田叠翻金浪。
据当地农民说，前不久有一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华侨旅游到此，疑是身在他们的故乡顺德。这里基础设施之好，与珠江三角洲也可媲美。一路上，汽车在平原盆地走的尽是平坦宽阔的水泥大道，爬山越岭也是柏油公路。
“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了，农民心里才踏实。”市委书记罗荫国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话闸子：高州几届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摆在头等位置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全市新建和拓宽改造公路年均以２００公里的速度推进，目前公路通车里程已达１７１３公里，平均每１００平方公里土地有５２公里公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能源以水电当家，８１座水电站开发了全境可开发利用水力资源总量的６０％，年发电２．３亿千瓦时。所有山乡通了电，每年还有２．１１亿千瓦时电量输入全省的大电网。电话进入了１．２万户农民家庭，自动寻呼系统已有８０００多用户，２５００多农民用上了“大哥大”。
昔日寂静的高州大山区，如今一派“大市场，大流通，大服务”的气势。仅从事果菜购销的农民就达３万多人，办起集贸市场７０多个，各种体制的收购站更是多如繁星。近年来开发性农业生产发展势如破竹，全境３７５万亩山地全部绿化了。山坡种植水果１０９万亩，其中４２万亩是荔枝，加上龙眼、香蕉等大宗水果，年产量在４４万吨以上，产值逾１１亿元，成为“全国水果第一县（市）”。目前，山地平均亩产值已从前几年的２２．６元提高到３１０元了。
粮产区的农民也生财有道，每年晚稻收刈后利用稻田冬闲赶种一茬蔬菜，菜头败叶肥田，造就沃土良田万顷。去年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产量仍达３０多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市２７个镇有２２个实现“吨谷镇”，加上蔬菜总产量３５万多吨，使全市耕地平均亩产值从几年前的６００元提高到２２００元。
今日的高州，农业总产值已突破２７亿元，居全国县（市）的第１２位。农民走上了富裕路，一路所见是别墅式的农民住宅群落。普通农家住上新房，都喜欢风趣地作个对比：“当年权倾朝野的高力士，千里迢迢进贡荔枝博妃子一笑，而家乡住的只不过是泥砖屋。”
昔日群山阻隔难见山外人，如今操着全国各地方言进入高州的客人一年不下５０万人次。其中的生意人看中了高州美好的田园景色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投资办起“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２２８家，产品一年创汇１２３７多万美元。目前全市拥有工业企业９１５４家，去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５０．８％；市级财政收入达１．３３亿元，增长２７％。高州已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并获“中国明星县（市）”殊荣。
高州“农业富民”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工业强市”的目标也在一步步临近。市长邹继海送别记者时说，今日的高州，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有１７７６元，如果加上其他收入就接近省定的小康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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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报道
彝良天麻路
本报记者任维东
天气炎热的七月，吉普车在大山里艰难地爬行。“天麻天麻，神仙播种，土地发芽。”在去往著名的天麻之乡小草坝村的路上，彝良县科委主任马晏向记者讲述了这个以往颇为流行的民谣。如今有了科技之神，天麻的神秘感被打破，已经很少有人再说它了。
彝良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乌蒙山区，居住着彝族、苗族等１８个民族。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文盲率高，经济发展滞后，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但是，彝良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和许多珍稀植物。其中，珍贵的中药材野生天麻就名闻天下。据史料记载，小草坝地区群众采挖天麻已有２００多年的历史。清乾隆五十年，四川宜宾知府派专人来小草坝采购天麻，作为贡品献给皇帝祝寿，从此天麻被誉为“天财地宝”。
天麻到底好在哪里呢？长期从事天麻栽培研究的马晏介绍说，天麻的功效是健脑，主治高血压、眩晕、头疼、口眼歪斜、肢体麻木、小儿惊厥等症。另据报道，日本用天麻治疗老年性痴呆症，总有效率达８０％以上，而目前世界人口趋于老龄化，患老年性痴呆症的人逐渐增多。因此，云南天麻在国际市场上一直是抢手货。１９７８年，在广州交易会上，用丝线缀成宝塔型陈设的彝良天麻被冠以“中国小草坝天麻”，标价每吨１２万美元。
由于大量采挖，现在野生天麻已是越来越少。云南省的科技工作者从６０年代起就开始了天麻人工栽培研究。当初，不光当地的农民不相信，一些干部也怀疑天麻是否能够人工栽培。通过不断探索和研究，直到８０年代才获得了成功。
６０年代末毕业于贵州大学的马晏头疼的是天麻栽培后成功率太低。起先，他只知道天麻是与密环菌伴生（或共生）的兰科植物，以为只要处理好天麻与密环菌、菌材三者之间的营养关系，就可以获得天麻的高产、稳产，而实际栽培中却往往出现空塘或种子萌发率低的现象，最高萌发率不过３—７％。后来马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天麻种子萌发菌”的信息，才恍然大悟，便土法上马搞起了萌发菌分离实验。
凭着１０多年来对天麻栽培的研究经验，他们终于成功地分离出了萌发菌。萌发菌的作用就在于促进天麻种子的萌发，这使彝良县人工栽培天麻走向成熟阶段，天麻栽培的成功率大大提高，空塘现象明显减少。
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特别是将天麻作为一项可以致富的产业来开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麻还能当饭吃？”县里从干部到群众，不少人疑虑重重。
为了统一思想、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１９９２年，中共彝良县委、县政府在全县进行了三天解放思想大讨论，决定靠山吃山，提出了大力发展以种植天麻为龙头的绿色产业的思路。县科委先后在四个乡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技术培训，参训者从乡长到农民达２０００多人次，人工种植天麻就这样在彝良大规模展开了。目前，全县已经形成了４０００多亩的天麻种植基地。
天麻是长在地下的，在地表无法看到。人工栽培后，在野外生长，是小草坝天麻的一大特色，这样既扩大了规模，又保持了野生天麻的原有功效。马晏指着长满杂草和灌木丛的山坡说：“那里边到处都种有天麻。”
为种天麻而把电视机搬上山，并盖了一座小房子的中年农民彭远林放下手里的活，带大家参观了草棚里的天麻果。他告诉记者，他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跟朋友和县科委的同志学习种天麻，现在已经种了近５亩，还没有收获（天麻成熟期一般要３—４年）。看得出来，他对种植天麻的前景十分乐观。
当地种天麻最早、收获最多的农民张天华则对记者说：“我种天麻已有１５年了，到现在种了１５亩，有３０００塘。”记者问他收入怎样，他说，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卖天麻，光去年就卖了１．５万元，家里还种了五六亩地。
据乡长傅壮明介绍，这个乡聚居着彝族、苗族、回族和汉族，几乎家家都种天麻，现有２０多户年收入上万元，不少农民的茅草房换成了新瓦房，而且老百姓现在都相信科学，学习天麻种植技术的热情很高，还成立了天麻研究会。
令人欣喜的是，在市场经济熏陶下，山里人还学会了对天麻进行系列开发和深加工。县里专门成立了功能保健食品开发公司，设计了年产２０—３０万瓶天麻酒、２０—３０万瓶天麻蜂蜜、１—２万盒盒装天麻生产线。他们开发的天麻系列产品已走向国际市场，其中天麻酒与盒装天麻还在国际上获得了金奖和银奖。以天麻为主要药用原料的滇东北制药厂也在积极筹建中。
开发天麻资源现已成为彝良县各级干部的共识，这个项目还被正式列入了中国西南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
人称“天麻迷”的县委书记陈家朝说：“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苦战八年，靠山致富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到２０００年，天麻栽培将扩大到１万亩，开发天麻是彝良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