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白山黑水号角鸣
——记抗战中的东北作家群
江涛
６４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国东北被日寇侵占，东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义勇军、自卫军和农民自发组织的“大刀会”、“红枪会”等在各地坚持抗日。一大批东北作家也迅速集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彪炳于现代文坛的“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以笔为枪，投入民族救亡图存洪流中的；也是最早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日寇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心理感受以及不屈的抗争。他们之中，有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等３０多位。他们多是在“五四”运动推动下走上文坛的文学青年，他们的作品描绘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真相，塑造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形象，颂扬了可敬的民族气节。一部部抗日作品如一声声战斗的号角在白山黑水间吹响。
出生于辽宁西部山村的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冒着国民党反动政府叫嚣“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危险，毅然“从刀尖中钻出来”，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创作完成了最早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这部描写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英勇奋战的长篇小说，被鲁迅先生称赞为抗战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家饱含深情地描绘了东北的青山、沃野、溪水和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清风飘过的豆叶以及充满浓重生活气息的茅屋、炊烟、歌谣……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沉的乡情和倾诉不尽的“山河之痛”。《八月的乡村》“在千百万读者心中引起强大的爆发力”，激起了广大东北人民对故土的深切怀念，更引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它出版后，鲁迅先生托人带到苏联，先是有了俄译本，后又相继出版了日文、英文、德文等多种版本，成为中国的《毁灭》与《铁流》。
深深体味到东北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的女作家萧红，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出版了小说《生死场》。作家以东北农村社会为一个巨大的生死场，描摹出苦难深重的人民的诸种挣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使贫苦的农民趋于绝境。忍耐到极限的人们终于奋起反抗了，“为了生他们愿意去死”。他们不再是自生自灭的愚夫愚妇，而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着的英雄儿女了，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萧红以她的《生死场》充分展示了东北人民的精神风貌，形象地阐发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的崇高的生死观，让所有关注东北的人们了解到那“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生死场》被鲁迅先生称为“明丽和新鲜”而又“力透纸背”的作品，它的出版震撼了中国文坛，萧红和她的作品挟一股清丽凛冽的东北风走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东北作家群中除了萧军、萧红两位主将，还有一批为抗日军民擂鼓助威的号手。
舒群作为一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活动家，他的短篇小说如《黑人小诗集》、《一周间日记》等，都是揭露日伪统治下反动阶级的残暴与黑暗的。罗烽的小说《口供》写的是警车尖叫，成为人间地狱的哈尔滨的恐怖情形。这批抗日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在日寇越来越严厉的文化专制高压下，已无法在东北战斗了，便陆续流亡到关内各地，继续斗争。
一些留在东北坚持从事文学创作的革命作家，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发展自己。他们或秘密结成文学团体，利用当地报刊发表带有进步倾向的作品；或克服各种困难筹措资金，创办“同人刊物”，出版进步报刊与书籍，与日伪反动书刊抗衡；或以隐晦的形式与语言，避开日伪书报检查，在敌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时光流逝成往昔，最难磨灭是精神。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５０周年了，东北作家群的先辈们，不少人已经作古。但他们那种为了民族大义，勇吹号角的自我牺牲精神，连同他们的不朽作品必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第11版(文化)
专栏：
老干部著述“养老学”
本报讯黑龙江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７５岁老干部王兴华，新近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开创人生第二个春天——乐观主义养老学》。该书系统地回顾了中外名人的老年生活，揭示出高屋建瓴的老年智慧仍是一种有待进一步开发的人类资源。像恩格斯７４岁时续完《资本论》第三卷，陆游８０岁以后还写了大量诗作，歌德的《浮士德》创作于８１岁等。（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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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画家眼中的女性
左：《龙凤配》，袁耀敏作。刘备与孙夫人象征古代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女性处于从属地位，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现代女性有了婚姻自主权，才谈得上真正的美满婚姻。
右：《重返伊甸园》，李虹作。人物形象大胆、情绪奔放，展现了90年代的妇女推进男女平等和社会发展的美好心愿。9月12日袁耀敏、李虹两人联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95女性油画展”，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上一份独特的礼物。
第11版(文化)
专栏：
人文精神与现代科技对话
——记华中理工大学的人文教育
本报记者杨明方
９月１７日上午，华中理工大学４０００多名新入学的９５级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首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中国语文水平测试。８月中旬，他们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同时也被告知：在校期间不通过语文水平测试，将不能获得学位证书。
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此举源于一位本科生写给杨叔子校长的一封信：“现在不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而作文不通，错别字成堆，连母语都不过关，能算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于是，一贯重视人文教育的华中理工大学，又走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一步。
人文讲座带动“人文工程”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５日晚，华工很多学生放下紧张的期末复习，一个仅２６０座的阶梯教室挤进５００多人。这是文学院第７１期人文讲座《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中的超前女性》，由该校建筑学院张良皋教授主讲。讲座持续两个多小时，每隔几分钟便有一阵掌声和笑声。这已是张教授的第三次讲座了，此前他还讲过《建筑大师曹雪芹和〈红楼梦〉》等。他的讲座融文学、艺术、历史、科技为一体，颇受同学们欢迎，听众一次比一次人多。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去年春创办人文讲座，绝大多数场合听众爆满。到目前为止，讲座已经开到第１３４期，１００多位校内外、海内外人士应邀登台主讲，听众总人数近４万人次。
人文讲座开办之初，不少人建议采取一些“时髦”的做法：找热门话题、开通俗讲座、请明星露面。主办者则认为，讲座的根本目的不是迎合好奇心，而是要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因此，绝大多数讲座是以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为主要尺度，在主题的选择上密切结合世纪之交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深层特点，着力体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交融和创生。
在科学界，常有一些科学家凭着共同的研究兴趣，自发地形成学术圈子，进行交流与协作。这种现象被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称作“无形学院”。
去年秋季以来，“无形学院”则成了华工学子的周末新去处。在这里，参加者自愿而来，以人文讲座的内容为核心，结合自己的阅读和思考相互交流。一位９２级女生很认真地说：“在那争辩声中，即使你一声不吭作听众，也会思想得到升华，自觉不自觉地卷入辩论之中。”
如果说讲座是火星，“无形学院”是火苗，火要烧下去，还需不断补充燃料。于是，人文讲座的主办者给大家推荐了１００本书，倡议每位理工科学生每学期至少应读一本文、史、哲方面的理论书籍和一部文学艺术作品。书目一经公布，大家反响强烈，图书馆名著被借一空。
以人文讲座为开端，辅之以“无形学院”、“读１００本书”活动，华中理工大学逐步建构起了讲座、交流、读书三位一体的“人文工程”！
“教育青年一代如何做人”
地处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建于１９５３年，在校学生超过１．７万人，素以工科见长。７０年代末，华工曾率先创办文科，旨在改变我国工程技术人才普遍存在的人文修养弱化的状况。
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一直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他最近还撰文指出，有可能对我国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除了目前教育经费紧张和教师待遇不高这类物质性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目标功利化的倾向。朱九思认为：“如何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关系到一个根本问题：教育青年一代如何做人。”
中科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现任校长杨叔子博士经常“有诗酬岁月”。他说，我们当然要向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学习，但也必须高度重视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曾在人文讲座上致辞：“学生进校来做什么？首先就是应学会做人，树立正确的理想、志向、人生态度，否则学习再好，却没有为国效力的思想意识，那又有何用？”因此，他上任伊始，便把华工的文科发展和人文教育放到突出位置。１９９４年１月，拥有１０多个文科系（所）的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成立。
文学院院长刘献君认为，人文讲座不仅具有学术功能，而且具有人文教育功能，它以“启迪思维、加强修养、开阔视野”为宗旨，尝试着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科技手段对话、以自信的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对话、以高远的大学文化与社会生活对话、以广阔的知识视野与专业体系对话，借此培育大学生的人文底蕴。
升腾着希望的文化绿洲
回想人文讲座开办之初，起步是艰难的。可贵的是许多同学即使在某些讲座初听起来很吃力时，也表现出执著的追求和崇尚，常常讲座结束了还围着主讲者提问、讨论甚至达一个小时之久；可贵的是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学者陆续登上讲台，往往是一个电话说来就自己来了，从未过问什么“出场价”。
听过讲座的同学把新的话题、新的思路，带到班级里、带到人际交流中、带到学生宿舍熄灯之后常有的“卧谈会”上。一位同学说：“平时我们埋头学习，考虑的多是个人出路、毕业分配等，听了人文讲座，发现世界的天地如此广阔，国内外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研究，跳出了个人圈子。”有一位学工的同学，割舍不了从小对文学的爱好，有时真想弃工从文，听了几次人文讲座之后，“发现学工和学文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相辅相成”。
“每逢人文讲座，总能发现外校同学，有的甚至来自３０多里外的高校。”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首席主持人姚国华介绍说。一位邻校学生几乎每天中午都要来看看有没有人文讲座海报，听讲座已经成了他专业学习之外最重要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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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腹有诗书气自华
方可之
与一位教授闲谈，他拿出一封赴海外留学不久的弟子的来信：“恩师多年教诲，令我耿耿于怀。”教授叹道：“如此语文水平，不知是颂是骂，倒真的让我‘耿耿于怀’起来。”
平心而论，我国大学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普遍还是较高的，很多同学学得很扎实、很艰苦、很认真。
然而，有些同学特别是理、工、农医、外语等专业的同学，在注重专业学习的同时，却忽略了加强人文知识的修养，不仅说话写文章缺少生气和文采，甚至影响到他们生活的质量和品味。
宋朝诗人黄庭坚曾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其意思是，读书等于与俊才为友，受其熏染，逐渐地就形成了书卷气；否则陷身于世网尘劳，困扰于名缰利索，苦恼烦心，焉能语言有味？
在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中，孔子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君子所应具备的素质，其宗旨可以说是要塑造全面发展的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使我们的教育缺乏最新科学技术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如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日益深刻地影响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整个社会都应该充分重视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但目前在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不够的同时，又出现了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不仅在校学生存在这个问题，在已走向社会的理工农医类院校毕业生中，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有些外国学者提出，应该警惕把科技凌驾于整个文化之上的“科技沙文主义”。
其实，重视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轻视人文修养。看似与温饱无关的人文知识，实际上关系到人的精神生活和灵魂的塑造。它要探讨和解释的，往往不是一般的物质实利问题，而是人怎样做才能避免“反文化”行为，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涵养、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文化”人，进而建设一种“艺术的人生”，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的人文精神建设提供了无比丰厚的源泉。从先秦诸子思想，到儒佛道经典；从源远流长的诗歌与史志，到近古以来蔚为大观的小说与奇书……其间所包含的古老、卓绝、神奇乃至神秘的智慧，其中所洋溢的立功立德、成仁成义、爱国爱家的精神，都应该得到科学而充分的继承。
其实，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在人文修养方面也有着颇深的造诣，华罗庚、苏步青的诗文是很有名的，杨振宁、李政道的讲演也每每以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打动炎黄子孙的心。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的理工科学生，不仅不会影响在本专业上发挥作用，而且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大学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最佳土壤，它应当给人以超越时下社会具体需要的全面的文化素养。然而目前大学里泾渭分明的文理分科的做法，使得文科学生具有的理科素养，以及理科学生具有的人文素养，几乎都只是中学时的那点底子。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文理分科的做法，已在相当一部分中学推行，这对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殊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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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明的用语，热情的服务，高度的敬业精神从何而来？请看北京十路公共汽车四七○二车组的故事——
多说半句话
段功伟
不久前，北京一位乘客在１０路公共汽车上问乘务员：“换９路车在哪儿下？”乘务员回答：“在北京站口下。”乘客正欲下车，乘务员又加一句：“您一直往前走，过十字路口５０米就能看到。”乘客十分感动：乘务员的提醒，使他少走十几分钟冤枉路，心里暖乎乎的。他把这趟车的服务特点归纳为５个字：多说半句话。
这位乘客指的是“青年文明号”４７０２车组。８月３１日，笔者坐上这趟车，进行了跟踪调查。
一上车，便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在车的最前方，横挂着一幅标语“青春献公交，文明献社会”，那幅“青年文明号”锦匾十分醒目，３本鲜红的“意见簿”在车厢里晃晃悠悠，翻开一看才知并非摆设，里面竟全是赞扬、感谢的话……
“总会碰上什么毛病吧？”我暗地里提醒自己，但最后还是没有遇到，因为那些多说的感人的“半句话”随车播撒了一路——
路过天安门广场，女乘务员崔旭用清脆的声音说：“今天降旗的时间是１８∶５０，明天升旗时间是５∶４２，大家可以观看。”
车到西单时，她说：“今天是８月３１日，西单站可以换月票。”
当车驶进佟麟阁路时，她没忘提醒乘客：“前面要连续拐弯，请坐好。”
…………
令人感动的是，崔旭报站时，还不忘外国朋友，要用英语重复一遍中文原意。
一位乘客问崔旭：“在西单站下，过不过十字路口？”“过”，她简明地作答，但随即又问：“您去哪儿呢？”这一句，使自己“多”说了一堆指路的话。
乘务员对车上的乘客多说半句话，对车下的行人也一样。在北京站停车时，一个游客突然跑上车问崔旭：“附近有４０３车站吗？”正忙碌的她说“有”后，又补充半句：“在马路斜对面。”乘客感激地离开了。
１０路车横贯十里长街，每天仅一辆车的客运量就达几千人次，工作可谓繁重。“为什么能不厌其烦地多说半句话呢？”我问崔旭。她回答说：“大概是因为热爱吧。”
我很感动。透过这种对本职工作的虔诚，可以看到乘务员对乘客发自内心的关怀。４７０２车组早在１９８４年就被北京团市委授予“青年文明号”。１０多年来，外面的环境一变再变，车组的人员换了七八次，但这个车组闪光的传统一以贯之，年年是公交系统的先进。是什么支撑着这些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在如此平凡、繁重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尽职，又是什么促使他们将一种职业的道德要求提升为热爱，崔旭这样的年轻人也许并未着意深想。但她和车组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时，老同志耐心地介绍本车组历史时充满自豪的情景。对他们而言，热情服务，耐心周到，直至多说几句话的习惯，已经超越了一种单纯的职业要求。这不只是简单地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当作工资奖金的来源，更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新型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为人民服务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
车组的这种精神得到乘客的认同。去年，一位老大娘带着小孙女在复兴门等车，眼见七八辆车陆续靠站、开出，老大娘却并不上车。有乘客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大娘回答：不等到４７０２车组就不坐！后来，老大娘终于等到了４７０２号车，一上车就对姑娘叨唠这事：“我就等你们的车。”车组的司乘人员听后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同样，在几乎每天一封的表扬信上，许许多多乘客像这位大娘一样，对车组有一种出自内心的依恋。
４７０２车组的服务精神、职业道德从何而来？从车组优良的传统教育而来，从严格的上岗培训而来，从规范的现代管理而来。这个车组司乘人员的平均年龄仅２２岁，他们能赢得全国公交系统第一个“青年文明号”，荣誉保持１０多年，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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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原抒画韵
——记藏族女画家翔秋志玛
窦笠
见到翔秋志玛，是在她明亮的画室里。那时，康巴高原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她身后金碧辉煌的唐卡画上，翔秋举办的画展刚刚在海峡对岸掀起灼人的热潮。
翔秋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第一个女画家。１９６５年，１８岁的翔秋从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毕业后，就回到了给予她生命乳汁与灵感的康巴故土。
康巴大地崎岖的土地上，几十年来印满了翔秋的身影。翔秋出入于本民族独特的艺术建构之中，痴情地沉浸在藏族佛教的唐卡画、壁画、佛经木刻艺术所营造的文化氛围里，她惊喜地发现，这些民族的艺术样式虽然种类各不相同，但透过画面上的众多情节、艺术形象传递出的情感及道德教化，让人在单纯、宁静、庄重的远古文化氛围中，领略到理想与现实、客观与主观和谐统一的美好境界。广阔的康巴高原落后的交通状况使翔秋必须花费相当的精力才能亲近她的梦想——认识、理解、创新藏画艺术。在许许多多恶劣的天气里，在曲折的山道上，康巴藏民都会看到这位文静女子娇小的身影。多少次翔秋从康定城的家里背上行囊独自上路，顶着康巴高原灼人的骄阳和漫天风沙，在外面一呆就是数十天。这种痴迷和执著，耗尽了她菲薄的收入，也最终拆散了她的家庭。翔秋独自拉扯着两个女儿，生活更艰难，但也更单纯，艺术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
长期的积累促发了翔秋对艺术的思考。她怎么也难忘记一次全国民族地区绘画艺术展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面对展品忧心忡忡的话语：我们的民族画家如果只为研习艺术技巧而丢失了民族传统，那将是民族文化的不幸！经过反反复复的绘画、比较，翔秋渐渐意识到，民族传统绘画由于地区和民族意识及选择上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征，必须从书本上的美学观念中挣脱出来，到民族传统和民间艺术中去寻觅艺术的根，才能闯出一条崭新的艺术道路。
于是自８０年代起，翔秋和她的画友们开始尝试创新唐卡画。他们决心把有着１０００多年历史的藏族唐卡画从仅局限于宗教的固有表现内容中解放出来，运用其另具一格的民族绘画形式，去反映藏族人民的新生活，成为一种“新唐卡”。
翔秋用女性独特的敏锐和感受，清点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绘出了展现康藏各地区人民生活的优美图画。其中的新唐卡梳妆图入选第７届全国美展，赴香港、阿尔及利亚展出。她的作品《雪山愚公》、《帐篷小学》、《迎亲人》、《康定情歌》、《踏花归》以绚烂的色彩和表现力，使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幻化出夺人心魄的魅力。她与人合作的新藏画《岭！格萨尔王》获国家级金奖，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１９９４年金秋，翔秋的画在海峡对岸引起轰动。先后有４０００多人参观，许多人说“第一次看到藏族绘画，画面美极了”，“从未见过色彩这样鲜艳、强烈的绘画作品，它闪烁着兴奋、跳跃的激情”。翔秋的作品《牧人》被台湾一家纪念馆收藏。
翔秋和她的同伴们创作的“新唐卡”受到了美术界专家的重视。吴作人先生誉之为“藏画瑰宝，华夏一绝。”美学家王朝闻称：“新时代的藏族艺术家，在艺术上辩证地处理被动性和主动性的关系，保证了绘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和谐统一，从特定的生活侧面入手，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崭新的贡献。”
正在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有一幅由中国５６个民族女画家合作绘制的《孔雀牡丹图》，其中就有着翔秋代表四川的藏族女画家绘上的绚烂笔触。翔秋告诉笔者：“我的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