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蒋孔阳
文艺理论属于文化的范围。文化这东西，有如天上的空气和地下的水，到处流动、传播和渗透，以至无孔不入。中国文化历来都是在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交流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目前古今巨变、中外交汇的形势下，我国的文艺理论也只能是走古今中外的路。也就是说，一方面现代化，对外开放，接受西方的文艺理论；另一方面，发扬已有的民族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兴起于春秋战国，奠基于两汉，发展到现在。这当中，曾经二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可以说其势汹汹，锐不可当。然而，奇怪的是，当佛教文化以其压倒的优势传入中原之际，儒道传统的文艺理论，却似乎岿然不动。拿刘勰这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师来说，他处于佛教文化的包围之中，住到佛寺，依托佛僧，精研佛经，并著有《灭惑论》等佛教著作，思想不能不深受佛教的影响。但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仍然继续在宣传“原道”、“征圣”的观点，继续在鼓吹“人禀七情，感物斯应”的思想。这不仅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更为发扬了本民族的特点。
到了明中叶以后，西方以其更为强大的文化优势席卷中国。文艺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感悟式的片言只语或灵思妙悟，逐步为西方讲究逻辑分析和综合的理论体系所代替。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一个个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经典著作，并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的名词术语，以至中国传统的一些名词术语，反而不为人知，不为人用。就这样，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使之从古代的走向了现代的，从玄学的走向了科学的。如果说，刘勰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中，保存了中国传统的古代文艺理论，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儒、道、佛糅合的阶段；那么，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到来，则使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思维的观点到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于这一转变，我们应当怎样看呢？我们又将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谈清楚的。此地，只谈几点零星的意见，以供参考。
首先，对“中国特色”不要作狭隘的理解，也不要作固定的理解，而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阿Ｑ正传》是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而后写出来的，但既然写出来之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心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改革和革新，因此，我们认为它就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问题，更是如此。西方的文艺理论，如果优越于我们，我们就只能继续接受，向人家学习，而不能排斥或拒绝。文化上排斥或拒绝先进的东西，就等于自甘落后。目前，西方文艺理论，无论在客观精神、分析精神、科学精神等等方面，或者在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面，都超过我们，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不能因为不是我们的特色而加以排斥。反过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把不是我们的东西吸收进来，加以融化，使之充实到我们民族特色的当中，使之成为我们民族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这样，我们才不会固步自封，我们的特色才会得到不断地发展，日新月异。
其次，对于外来的文化优势，我们要吸收、容纳和消化；对于我国固有的文化优势，我们也不能数典忘祖，视而不见。我们要继承、整理和发扬光大。从文艺理论方面来看，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丰富的遗产，其中许多已经凝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精华，成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传统的特点。这些特点，即使到了２１世纪，仍然将是我们的骄傲。例如重情的特点、重文的特点、重玄的特点，等等都是。所谓重情的特点，包括二层意思：一是重视亲身的感受，像梁启超所说的，笔锋常带感情；二是重视人情世故，重视以礼教风化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所谓重文的特点，也包括二层意思：一是重视文采的出众，这与西方文艺理论重视说理的缜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席勒作为一个大诗人，很会写文章。但他一写到理论文章，为了保证论证的严密，有时免不了晦涩难懂。这和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讲究文采，可说明显不同。二是重视审美精神，讲究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至于重玄的特点，则主要是道家文艺思想的反映，它也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讲究哲理，二是讲究言近旨远，寓理于象。嵇康的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最能说明这种重玄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特点，当然不一定就是以上的几点。但就从以上的几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自有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独特的地方。我们应当加以发扬光大，使之在世界的文艺理论中，放出光彩！
第三，也是最后，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还须要进行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的比较研究，我们要重视；外国人的比较研究，我们也要重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外国人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特色，有时比中国人还要看得清楚，还要准确。例如哈·奥斯本，在他那本《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中，就对中西的美学理论，作出了一些很有见解的研究。他说，西方的文艺理论是自然主义的，注意写什么，追求表面的真实，而中国的文艺理论则是非自然主义的，它不重视写什么，而重视作品的本身，以及作品所反映的艺术家的人格。拿画竹来说，西方所重视的是要把竹子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竹子本身的特点。这样画，画不了几次，竹子就没有什么可画的了。中国画不然。中国画所强调的不是竹子本身，而是它所体现的艺术家的精神以及宇宙的根本原理——道，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画竹艺术所强调的，就不是竹子，而是笔墨。笔情墨趣，是中国画十分重要的一个美学原理。竹子有限，笔情墨趣却无限，因此，画家可以无穷无尽地画下去。从这里，奥斯本看到了中国艺术的民族特点，看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势地位。
奥斯本的讲法，可能有点理想化，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它至少说明了，从外国人的眼光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点。
文化是多方面的，民族特点也是多方面的。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也应当“转益多师”，从中国，从外国，从古今中外，去接受，去学习，去不断地丰富自己。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的庄严
张志忠
历史有它自己的庄严。尽管时光流逝，日月更替，但是，历史自身并不是舞台上的时装模特儿，可以任由时装设计师依照个人喜好和时代崇尚任意变换其流行的款式和色调。恰恰相反，当今天的社会生活使人们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看重切近的功利目的，而逐渐遗忘或者“戏说”历史的时候，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且采用一种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的方式使之得到普及，便成为当务之急。历史不容亵渎，尊重历史正是因为珍爱今天。
我的这种感慨，是缘自新近所读的表现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四种书：《铁流东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记》（魏碧海著）、《太行雄师——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记》（傅建文著）、《晋绥鏖兵——八路军一二○师征战记》（冯捷著）、《陷寇汪洋——晋察冀军民战寇记》（李金明著）。它们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中的一大板块，各有其侧重描绘的方面，又相互联系相互呼应，勾勒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华北及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之历史风貌，展示了八路军健儿在中共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深入敌后，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掀起全民抗战的洪波巨澜，使侵略者陷身于人民战争的大海汪洋的壮阔画卷。读这些书，民族的浩然正气，厚重而深沉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久久萦绕。
中国古代的哲人孟轲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道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上述几部作品所展现的，正是这种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劣势转变为优势，弱小成长为强大的战斗历程。由陕北出征山西的八路军，编制只有三师，实力不过数万，武器装备落后，比起来势汹汹的日军和队伍庞大的国民党军队来，都是处于明显的劣势的。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队伍，首战平型关奏捷，黄土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百团大战威镇海内外，开辟和发展了晋察冀、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日军和顽伪军的军事压迫、反复清剿和扫荡，在经济上的封锁和围困，在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频频袭来腹背受敌等等困难条件下，在严峻的考验和关乎生死存亡的搏斗中，愈战愈勇，愈战愈强，不只是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还为日后的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奠定了胜利的根基。这一切奇迹之所以发生，其奥秘就在于，这是一场顺乎民心、合乎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必然地得到了亿万民众的衷心拥护和踊跃参加，并由此生发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陷寇汪洋》“风云篇”中所描写的强敌入侵之际河北各地各界民众的抗日大起义，人民自卫军、回民兄弟、冀东工人的揭竿而起，两万义军围攻河间城，十万人民的大暴动，其气势是何等磅礴，其意志是何等刚烈，真是又一次地证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太行雄师》中所表现的空宝清野围困沁源县城，几万民众响应我军号召，背井离乡逃离县城和城郊，承受经济上的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忍受寒冬数九和粮食匮乏的困难，坚持一年之久，则体现出深明大义的民众为民族作出何等自觉的自我牺牲。唯有民魂是最可宝贵的，鲁迅先生如是说。以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为依托，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为指导，以八路军的英勇善战流血牺牲为砥柱，这才是战争的命脉所系，胜负所倚吧。
上述作品值得称道的又一点，是它们对于纪实文学风格的各自探求。在共同的题旨下进行创作，容易产生大同小异的弊端，却也会激起作家们同题竞赛的竞争意识。他们不只是在题材的层面上掌握了各自描写对象的区别，更在写作风格上体现出各自的追求。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特区文化建设
雷于蓝
市场经济发展以后，文化建设形成了新的趋势、新的格局。特区文化建设也提到议事日程。
对这种伴随着经济特区发展而发展的新质文化，社会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而持这么一种偏见，认为经济特区只有经济而无文化，是文化沙漠。这并不奇怪，任何一种新质文化的出现，均有一个被社会接纳的过程。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于是，任何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经济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而显现的，没有文化作为构架，或缺了文化的制约，很难想象其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具体地说，经济特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制度的产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乃至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无不与经济特区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党的改革开放方针为指导，必须以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前提。
认识经济特区文化，应该从历史和现实这两方面去考察，按照文化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加以分析。以珠海经济特区文化的建设为例，它不能忽视本根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融汇使文化形态出现的纵与横的交织：纵，即本根文化的历史延续；横，即外来文化的有机融汇。在广东，经济特区文化的本根文化均是岭南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自身特质是善于选择与吸收外来文化，并以其柔韧性不断地糅合与融汇多元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转换的再生机制。于是，本根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衍生出了特区文化的生存氛围，而改革开放的现实却决定了特区文化的特质和走向。
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珠海经济特区文化的形成，首先经历了一个重构与调适的过程。珠海经济特区的历史虽短暂，而当地的本根文化历史的久远可追溯到在淇澳岛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高栏岛宝镜湾青铜时代的岩画。尽管如此，经济特区创办以前，占据地理优势的珠海却是一个落后而贫穷的边陲小镇，文化基本呈现一种稳定的原生形态。经济特区创办后，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外来文化全方位地涌入，使本根文化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用新思想、新观念，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管理方法对本根文化进行重构和调适，也表现为本根文化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融汇、接纳与改造、蜕旧与更新。在重构与调适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形态是外来人员的大量涌入，构筑了以“人”为基点的文化交融的整体氛围。“人”的涌入为特区文化注入了活力，在这里，他们自身的本区域文化与特区文化发生了十分直接的碰撞与交融，同时也十分直接地将特区文化辐射到其它地区，使特区文化呈现出了文化转换的交汇与辐射的再生机制。正是在这种碰撞与交融中，特区文化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显示出了强大与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濡养特区文化最丰饶的土壤。特区文化的重构与调适，为特区经济建设创造了优良的发展氛围。
先导性、开放性、兼容性是珠海经济特区文化的主要特征。先导性表现为率先实践市场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组织社会经济生活，按照国际惯例开展经济活动；率先以“窗口”和“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接受外来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对内陆文化和港澳乃至西方文化起着扇面的辐射作用。珠海由于地理的优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西文化总是先在这里碰撞、汇合、交融，经过本根文化的接纳与融汇，进而影响周边地区。然而，长期的闭关锁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相当有限。珠海毗邻港澳，更多的是接纳港澳的大众传播文化。经济特区的创办，特区文化的开放性使中西文化的交汇涉及政治、经济、体制、文化的各个领域。珠海是“一国两制”的交汇点，不同性质的经济在这儿要做到兼容并蓄、同时并存、共同发展，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环境，造就这种文化环境是特区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缺了这项内容，经济特区便不可能走上健康向上的发展轨道。我国的改革开放所要完成的历史过程也正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排头兵”，必须在这种过渡中起到党中央所赋予的作用。于是，特区文化便纵深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新领域。而这种过渡要求经济特区文化必须濡养出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氛围，营造出按国际惯例接轨开展经济活动的文化环境。
建立城市文明是珠海经济特区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城市文明是伴随现代工业文明而建立的，而这种文明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以社会文化和人群的构架为前提的，否则城市文明便会失去丰润的土壤。１９９２年，珠海经济特区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以及一系列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措施的制订，为建立城市文明的社会文化、确立人群构架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基础。
珠海在特区文化的硬件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凝聚社会力量搞好文化设施建设的新路，十几年来，社会投资高达５．１亿多元，一个凝聚社会力量占地１６万平方米，预算投资近７亿元的设备齐全，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文化中心正在建设中。由于有了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珠海经济特区先后被国家、省有关部门授予“双拥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城市”、“十三年征兵工作全优城市”、“计划生育先进城市”等光荣称号。
珠海经济特区文化形成的历史极其短暂，希望众多的有识之士能够就此作出有益的探讨，使特区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定位
李星
比起一首短诗，一篇不大的散文，一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艺术定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重要。
所谓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定位，自然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大的主义和方法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最终决定一部长篇小说成败得失的不是实践什么主义、采用什么方法，所以我这里所谈的艺术定位，想回避开主义和方法这些大问题。我要谈的是由作家生活体验、人生体验、审美理想所决定、所要求、所需要、所选择的叙事姿态，它更多的是一种语言、语势、语态、语气，语言的节奏，如话语句子的长短、疏密、详略、虚实，以及整部作品色调的明暗、亮淡，情感主调的崇高、优美、阴柔、阳刚等等。因此，它应属于一部作品的审美风格范畴及艺术个性和风格的范畴。它是作家动笔写作以前心绪的色彩、情感的旋律、审美的追求与预期理想中的架构题材的方式。
好的长篇小说，都是作家艺术定位不仅比较自觉，而且比较准确，同作家的生活体验、人生体验、艺术体验、生命艺术感悟比较一致，而且能够贯彻整个创作的始终的。
我们常常谈论一些专业或业余作者的某些长篇，粗糙、不成功，影响其艺术成就、美学品位的原因固然可以举出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定位或不够明确自觉，或自以为明确了但实际上却显得错乱。造成这种不自觉甚至错乱的原因，一是作家对自己的多种体验还缺乏冷静的梳理；二是面对丰富的素材、纷乱的生活价值观念出现的失衡；三是人生感悟和艺术经验、艺术表现功力的失调。比较起来，面对今天长篇创作数量猛增、质量滑坡的文坛现实，更应重视在艺术定位中的下述两种情况：一是定位准确、自觉，并且能基本贯彻始终，但作者艺术定位所依据的文本比较陈旧，不能适应今天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或是某种文本虽在热潮中，但类似的制作已经很多，缺乏新鲜感。艺术定位的陈旧化、模式化，影响了生活体验或人生感悟的新鲜感。二是所谓长篇创作中的“半部杰作”现象：第一部或上卷，乃至前几章、前半部分精雕细刻、气血饱满、风格鲜明，但写到后边就出现了变形，有的由写人物变成讲故事；有的语言越来越粗糙率急，同前边判若两人；有的干巴苍白，只是交待人物结局，作者像推着一扇磨光了的石磨，深入不下去；有的连人物气质、心理、性格也不能连贯，成为散漫、随意的一堆……虎头蛇尾的现象在长篇创作中屡见不鲜。
造成这种艺术定位畸变的原因也很多：一是生活占有、生活体验跟不上来，徒有一副大结构；二是艺术功力不逮，开头还能把握，到真正展开、需要深化时，作家的驾驭能力显然不够；三是受各种其它因素对作家创作过程的干扰，或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作家放弃或在坚持初衷时出现犹豫或摇移，或是书籍市场因素的干扰，如书商、出版社出不出，早出晚出，能否赚钱等；或是个人生活环境、生理状况（如生病、神经衰弱）对作家创作心理审美追求的干扰等等。所有这些干扰因素在创作周期长的长篇写作中，是很难避免的，重要的是作家自己要有自持力，不为名位金钱等短期效应所动，要善于调适、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特别需要有“自甘寂寞”的精神。不要偷懒，放松了自己，“要赶快写”是对的，但为赶某种潮头而“赶快写”就未必值得肯定。当然，在长、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中，都有改变初衷，甚至推倒重来的情况，但那是对原来的艺术定位不满意，重新选择定位的合理过程。而现在的问题是，果戈理那种“焚稿”精神，鲁迅那种写不下去“不硬写”精神，托尔斯泰那种“设想一百种写法”，否定了，只选择一种写法的认真态度，在从事长篇创作的作者中太缺乏了。许多人在缺乏基本创作准备，特别是长篇创作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动笔，几个月甚至十几天就拿出一部长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俨然是个才子的情况，却比比皆是。因此，我们所提出的长篇创作更需要艺术定位问题，不只是个创作思想问题，也不只是个美学问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长篇创作准备和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不能忘却的历史
江帆
周国全这部由军事谊文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长达１６０万字，分上下两卷，捧在手上沉甸甸的。
这部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是立体的、全景式的。它采用编年体，以华北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主线，从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开始，一直写到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写了全过程。小说把读者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的战场。从书中既可看到游击队和民兵怎样活跃在青纱帐、铁道旁，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又可以看到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反“扫荡”，大批地歼灭敌人，令敌胆寒；既可以看到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可以看到游击区、敌占区军民在特殊的环境下那种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斗争；既可以看到浴血奋战的军事斗争，也可以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既可以看到共产党员冲锋陷阵，带头杀敌的英勇画面，也可看到老百姓拥护共产党，用鲜血和生命掩护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临死不屈的悲壮场景。作者用浓墨重彩，描写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从幼稚的“毛孩子”、“黄毛丫头”，在斗争中锻炼成优秀干部的经历，再现了广大军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许多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光彩照人。例如女区委书记张坤英、县委书记张堂池、县大队副政委陈兴华、女县长沈玉等，他们是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还有一些次要人物，虽着笔不多，却个性鲜明。莫不令人肃然起敬，难以忘怀。
《血火八年》还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烧杀奸掳，无恶不作；他们搞“杀人比赛”、“杀人表演”，杀人取乐；他们对抗日军民以及无辜的老百姓，用机枪扫，用刺刀挑，甚至火烧、活埋……八年血火，中国财产损失１０００亿美元以上，军民伤亡３５００万之多！
读这部作品，不能忘记，当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怎样地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存亡绝续的边缘；落后的中国，是怎样的挨打受辱，亿万中国人民，蒙受何等的苦难！
也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地历尽艰辛，坚持抗战，勇作中流砥柱，团结全国军民终于打败了侵略者。抗战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１００多年的耻辱，奠定了中国独立和解放的基础，使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崛起！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为了不让挨打的历史重演，首先应该不忘却历史！然后，遵循历史的启迪，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读《多重选择的世界》
白崇人
关纪新和朝戈金所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这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继往开来的理论著作。
这部书对过去特别是对近十几年来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归纳和提炼。通过这部著作读者可以了解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的大体范围和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是对我国近十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一个总结。
此书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总结上，而是在总结的基础上做了可贵的探讨。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此书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放置在民族文化的整体范畴中去认识和评价，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并概括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内涵。例如这部著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等章节既在一般的文学理论的观照下，又闪现着具有独特性的理论光彩。当然，这些命题是近些年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界和作家在讨论中提出来的，但本书作者对这些命题注入了他们自己的理解，做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论述。
这部著作虽然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做的理论概述，但它所提出和所议论的问题却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参照价值。因为它所涉及和阐述的一些问题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世界一些民族的文学创作中都存在着，例如“双语创作”、“历史文化批判意识”、“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等问题在非洲、北美、南亚和独联体的一些国家都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这部著作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还未能涉猎或仅仅是一笔带过，其中有些问题我以为是比较重要的，例如，“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外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民族性与多样化”等，本书均未做专门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有遗珠之憾。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信息
△中国作家协会近日举行三位老作家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研讨会。与会者对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八卷）、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六卷）、王火的《战争和人》（三卷），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画卷，讴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丰富翔实的史实，进行了赞扬，研讨会还对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诸问题进行讨论。
（钟卓）
△由《中国故事》杂志社与连云港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９５当代通俗文学研讨会”，日前在连云港市召开。会议就通俗文学的现状、文化品格及审美趋向等进行了研讨，并就文学的雅俗关系、继承传统与借鉴国外畅销文学的关系以及２１世纪通俗文学表现对象等问题，探讨了下海文人小说热、财经小说热、历史小说热等文学现象。
（阿丹）
△北京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自１９７８年创刊至今已走过１７个春秋。今年第４期，适值《十月》出刊百期。与此同时，第五届《十月》文学奖评选活动揭晓，《北京人在纽约》、《向上的台阶》、《我在美国当律师》、《高原上的高原》等３１部（篇）作品获奖。
△部队作家乔良的长篇小说《末日之门》讨论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部队和地方作家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文）
△由《小小说选刊》举办的“首届当代小小说作家作品讨论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全国２０多位在小小说创作方面有较突出成就的作家和首都文学界人士参加讨论会，就小小说创作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