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中西部地区如何超越落后
——关于陕西经济大发展的思考
程安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无论经济量的增长还是质的提高，同沿海地区的差距均呈拉大之势。形成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开放程度较低。反映开放程度的两项主要指标，即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比重和对外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陕西只有４．５％和１２％，较全国平均水平低近一半，仅相当于沿海省、市的１／４左右。纵横比较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要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以更大的胆识和气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确立一个符合实际，涵盖面大的开放、开发战略，对内陆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去年以来，陕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省情实际出发，提出“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求发展”的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围绕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走大开放、大经贸的路子，坚持外引、内联并举，外资、外贸、外经并举，一、二、三产业并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嫁接改造传统产业并举，推进对外开放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发展。
广开引资渠道、创新投资方式，建立招商引资新机制，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当今世界，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新的领域不断拓展，投资、融资方式日新月异。因此，吸收、利用外资不能再沿用主要依靠减税让利的老套数，必须开阔眼界，确立“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市场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的新思路，广开渠道，“四管齐下”，形成外商直接投资、境外借款、证券化筹资和以股权吸收国外金融资本的新格局。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引进国外大公司、大企业、大财团、大商社的资金和境外优惠贷款上，力争搞几个牵动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项目，使利用外资的规模、技术、管理、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国际上流行的ＢＯＴ方式，能吸引国际资本投入铁路、公路、电厂、水厂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采用。
以西安为龙头，加快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建设，使之成为中国西部的“硅谷”。高新技术是现代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发展高新技术、培育新兴产业是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掌握经济竞争主动权的关键。陕西科技实力居全国前列，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条件。尤其是陇海铁路沿线的关中地区，集中了４７所大专院校、３４１个科研院所、近３００个大中型军工和民用企业、６１万名科技人才，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经过几年的发展，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已初具规模。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创造的产值，已占全市新增工业产值的２６．２％，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今后要进一步提高这个开发带“大载体”的科技含量，围绕集约化农业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能源及高效节能技术、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吸引大财团，建设大项目，做到“四个一批”：建立一批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形成一批产值上百亿的新兴产业；培育一批能进入科技前沿的领头项目；组建一批技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把八百里秦川建设成中国西部的现代“硅谷”，在全省开放、开发中发挥“驱动器”和“辐射源”的作用。
高起点“嫁接”改造老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企业引进外资的“主管道”。陕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是“一五”、“二五”和其后的“三线建设”时期逐步建设起来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许多企业设备老化，产品落后，债务沉重，后劲不足。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和吸纳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高起点的“嫁接”改造，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抽枝生芽、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的一条重要途径。今后５年将推出１／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与外商合作，实现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最近将出台一些鼓励措施，支持企业与外商进行单枝或多枝、单方面或多方面“嫁接”。还将选择若干具有产业发展优势而又急需更新改造的企业，开放企业产权，允许外商参股，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规范化管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以增强对外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经济和科技力量雄厚、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赋予外贸进出口权和海外投资自主权，鼓励他们实行跨国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使其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力军”，引进外资的“主管道”。
拓展国际商路，增加出口创汇，优化出口结构。陕西经济能否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拓展市场的着眼点应放在推进多元化战略上，不断开辟新的有潜力的市场，逐步形成以亚太市场为重点，周边市场为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均衡分布的新格局。“九五”期间重点搞好２０个出口基地建设，培植２０个创汇大户，形成２０个系列性拳头产品。着力扩大机、纺、煤、技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发展商品、技术、设备、工程承包和劳务的综合出口，把陕西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成出口优势。
大力发展旅游业，充分发挥旅游在对外开放中的“媒体”和桥梁作用。陕西文物古迹饮誉中外。利用这一“得古独厚”的优势发展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和关联行业的发展，推动全省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根据陕西旅游业发展的现实，今后重点从三方面推进：一是进一步搞好以人文古迹为特色的景区建设，形成以西安为中心，东西延伸、南北辐射，点线结合、板块突出的“陕西大旅游区”。二是改变零散出击、各自为战的促销方式，加大整体宣传力度，强化联合促销，适时在主要客源国组织由各涉外单位参加的大型促销活动，树立陕西旅游业的整体形象。三是加强旅游、文物、经贸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实行“文物牵线、旅游搭台、经贸唱戏”，互为依托，形成合力，以产业带行业，以行业促产业，使旅游、文物与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结合起来。
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要把握住这一产业转移的机遇，推动新一轮横向联合与经济协作的发展，以灵活有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省外资金、技术、人才向省内流动。进一步扩大与沿海地区的经贸交流和对口协作，组织好苏陕、鲁陕干部交流；活跃与周边省区的经济来往；搞好西北五省区、沿“黄”和沿“桥”各省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力促进以关中平原、汉江平原、成渝地区为中心的内环经济协作区的形成，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
抓好环境和人才两个重要环节。做好开放、开发、发展这篇大文章，必须在继续改善投资“硬环境”的同时，围绕建立“四个体系”，着力抓好软环境的改善。建立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外商人身、资产和收益安全；建立政策法规体系，包括保护性和鼓励性政策法规，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建立综合服务体系，简化和规范外商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建立信息体系，强化信息咨询，为投资者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服务。
扩大对外开放，关键在人才。必须花本钱，下功夫，培养和造就一支跨世纪的外向型干部队伍。我们将有计划选派决策层领导干部赴国外培训，学习国际上认同的工作规范，学习现代经济管理和信息服务，学习生产要素跨国流通知识。同时放手培养和引进懂外语、懂技术、熟悉国际市场、通晓世界经济的复合型人才。大胆选拔和启用敢开拓、懂业务、善经营、会管理的优秀青年干部，给他们压担子，使他们成为对外开放的中坚力量。
加强组织协调，形成整体合力。对外开放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方方面面都应在全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要着力打破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上下左右主动协调、配合，以开放、开发、发展为主旋律，组织起兴陕富民的大合唱。
第9版(理论)
专栏：
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的宗教问题
李康宁
近年来，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有所增加，宗教的影响在扩大。在有的地方，滥建、扩建寺庙、教堂之风屡禁不止，还有个别地方宗教势力抬头，甚至恢复了某些早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宗教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的事时有发生，极个别的人有时还借口宗教问题挑起事端，制造动乱。宗教问题往往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
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奇怪，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当前我国正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就必然牵动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巨大嬗变和碰撞。二是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有其顽强的历史继承性和传统影响，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影响也不可能消除。如各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生活方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也往往成为吸引一些人信仰宗教的重要因素。尤其在一些多数人信教的民族中间，这种表现更为突出。三是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随着我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上的宗教思潮以及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也会影响到我国，助长宗教活动在我国的发展。
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宗教问题，把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当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近些年来，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纷争不断，有的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而我们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却能保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一套正确的宗教政策，使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为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消除可能因宗教问题而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更好地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宗教工作。
第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还会长期存在。对于我国当前的宗教状况，要有一个清醒的、中肯的认识。既要看到宗教信仰近年来在某些地方比较流行，宗教活动有所升温的现象，又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各类宗教活动总体上是正常的，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是爱国的、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遵纪守法的；尽管发生了极个别人利用宗教制造事端的事情，但是，宗教领域的问题，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不能对宗教活动采取不负责任、放任自流的态度，对于宗教活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倾向和问题不管不问也是不对的。一切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绝不允许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和计划生育、婚姻等，绝不允许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破坏安定团结。要使宗教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使宗教事务的管理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二，在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广泛、持久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首先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科学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党的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开展这方面的学习和教育，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重要举措，也是彻底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我们党历来认为，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教育，不能强迫命令；只能正面引导，不能压制打击；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宗教是公民的一种思想信仰，属于特殊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教育，做好疏导工作。今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认真抓起来。各级宣传舆论、出版、教育、科技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应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大这方面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去武装人们的思想。
应当指出，开展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同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并行不悖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本身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然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就不应顾虑重重，缩手缩脚，要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任何场所，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理直气壮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和教育。同时，也要对信教群众进行维护民族团结和法律尊严的宣传教育。
第三，全面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宗教政策，切实加强对宗教的管理。我们党在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政策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党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全面贯彻党在新时期的宗教政策。
在新时期，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教职人员尽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他们都是国家的公民，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振兴中华民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是他们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在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同样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同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因此，对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要一视同仁，坚决贯彻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事务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要让广大群众切实体会到他们享有充分选择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信教群众较多的地区，要突出强调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不信教群众较多的地区，要突出强调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一般群众讲的，共产党员应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要进一步完善国家保护公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法律。依照法律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要严格对内容涉及民族、宗教的出版物及广播、影视广告等音像制品的管理。要切实做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宗教界上层人士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保持稳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还要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
第四，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在全国，宗教工作面对的是１亿多信教群众；在新疆，宗教工作面对的是全区半数以上的信教群众。因此，这项工作决不仅仅只是统战部门和宗教工作部门的事情，而应纳入新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对于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述，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做扎扎实实、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社会稳定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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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审计监督的三个作用
郭振乾
审计是检查会计帐目，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一种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审计监督的作用愈加重要和明显。
为宏观调控服务
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一种新型体制。审计监督是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审计监督是保证宏观调控措施落实的重要手段。宏观调控措施对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力量解决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或突出矛盾，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地方、部门、单位又都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认识跟不上、贯彻不得力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阳奉阴违、明知故犯乃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顶着不办”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审计机关的职责就是通过对中央各经济管理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事业组织的审计、监督、检查，促使它们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
其次，审计监督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监测和预警作用。由于审计机关掌握着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事业组织的财政、财务“家底”，所以它可以通过检查经济效益和财政、财务收支状况的变化，及时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报告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否正常，问题出现在哪里，严重到什么程度，怎样“对症下药”等等。例如，开展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可以发现投资规模是否适度，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效益高低与否，必要时发出警报；开展金融审计，就可以从总体上掌握资金流量、流向及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
第三，审计监督还可以通过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反馈和后评估，不断提高政策的科学性、指导性，从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宏观调控体系需要一个灵敏而又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用来检查、校正和完善决策指令。一项改革措施出台后，需要对执行结果与措施本身是否完善加以检测和评估，并将发现的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政府，使决策者能够对改革措施本身加以修正和完善，再继续进一步落实。在这个过程中，审计监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以相对独立和超脱的地位，发挥了解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财政、财务收支状况和经济运行的效果的优势，进行监督和检测工作。所有改革措施的最终成效，都可以通过经济单位的财务状况得到具体和明确的体现。通过及时反馈信息，审计监督可以对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后评估，为党和政府作出宏观决策起参谋和助手作用。
维护经济秩序
经济秩序即经济运行规则。保持良好的经济秩序，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它的重要特征。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有效地利用价值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缺陷和不足，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自发方式，经过多次反复实现的，往往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市场不能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正，以及对垄断性经营的调节有较大的局限等。同时，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盲目投资、乱上项目，乱涨价、乱收费，侵蚀国有资产、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制售各种假冒伪劣商品等，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克服和抑制市场经济的不足及消极因素，强化包括审计在内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经济领域中的犯罪问题时曾经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审计机关作为经济监督检查的专门机构，在揭露查处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我国《宪法》和《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权威和独立性，决定了审计监督在保障国家财政经济正常运行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具有其他执法监督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当前，加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审计监督，维护经济秩序，应着重从监督政府权力和规范企业行为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开展财政、金融、投资等审计，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运用，促使其合法合规，保证政府有关部门严格按计划和预算办事，减少损失浪费；另一方面严格监督企业事业组织执行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强化内部管理，健全自我约束机制，确保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促进廉政建设
克服消极腐败现象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问题，除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外，还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加强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和制约，使这项工作法制化、经常化。
当前腐败现象的最大特点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些问题往往能通过审计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反映出来。审计监督涉及各行各业，凡是与国有资产有关的部门和单位，都要依法接受审计，因此容易发现问题。审计机关要适应反腐败形势的需要，发挥精于查帐的特长，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的审计监督，重点检查掌握钱和物的部门和单位，揭露查处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防范和惩治腐败，促进廉政建设。
目前，审计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要起到两个重要作用：第一，及时发现问题。审计监督是经常性的，不是出现问题后才检查，而是依法定期进行审计，发现问题比较及时。审计机关要加大执法力度，在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缜密地进行查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效地揭露腐败分子。第二，积极参与和配合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办案。最近审计署参加对北京市王宝森等人犯罪事实的查证，就是这一工作的体现。今后，审计机关还要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进一步合作的办法，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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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方探索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路子
杨国俊
牡丹江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国后以地方企业为主发展起来的，在全市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们确定了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以对外开放为牵动力，按照搞好大的、放开小的的原则，坚持改制、改组、改造三改并进，加强企业管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区别情况，因企施策，多方面探索搞活企业的路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扩大外引内联，通过引资嫁接搞活企业
近几年，我们抓住沿边开放和沿海发达地区“西进北上”、南资北移的机遇，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一系列招商引资活动，以“五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管理经验）为重点，推动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与国外和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势嫁接，实现拓展市场、注入资金、加快改造、强化管理和转换经营机制同步到位。市电视机厂建于一九七一年，是电子部定点厂家之一，建厂以来始终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到一九九二年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是年底，这个企业与深圳康佳集团签订了合资合同，组建牡丹江康佳实业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初投产，当年生产七点六万台彩电，牡康的销售收入一点三五亿元，利税二千五百零三万元，其中利润一千八百万元。一九九四年，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四，其中九点三个百分点是三资企业拉动的。
推进资产优化重组，通过结构调整搞活企业
由于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尽合理，我市工业资产利用率偏低，设备大量闲置。为了挖掘潜力，我们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坚持扶优限劣，选择一批重点企业实施工业“振兴工程”，重点扶持有规模优势的企业，使其成为全市工业经济的支柱。我们选择一批龙头企业举旗当帅，组建企业集团，搞活存量资产，形成群体优势。以木工机械厂为龙头的木工机械制造集团，吸纳了机械制造行业的十一户企业，内部实行产品开发、质量标准、销售价格三统一，一九九四年工业产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比组建前的一九九三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一百三十三。我们引导一批企业找帅当兵，既可以加入本地企业集团，也可以加入外地的企业集团。比如将牡丹江耐火材料厂无偿划给了我省的北钢，活化了企业的存量资产，使其获得了新生。我们扶持一批企业进入“国家队”，争取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一千户企业之中，而对搞活无望的两户中型企业则依法实行了破产。
改革企业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搞活企业
我们把公司化改造作为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重点，对全市近一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整体或局部的公司化改造，明晰了企业产权关系，建立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经营机制转换。石化集团公司一九九三年将核心层的九户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了四千万元股票。该公司组建以来，坚持按照集团的模式、股份制的机制探索制度创新，较好地发挥了群体优势和技术优势，一九九四年产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四、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和百分之七十八点四，其中六户企业成本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多方筹措资金，通过技术改造搞活企业
针对我市大中型企业规模小、装备水平低、竞争能力弱的现状，我们始终把加快企业技术改造作为搞活企业的重要途径。为了筹措改造资金，我们依据国家和省的产业政策，把一批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的建设盘子，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股份合作制，多渠道地落实技术改造资金。对十三户重点骨干企业，实行了投入产出总承包，已经给企业返回四亿多元资金用于技术改造。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通过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注入资金，全市已完成了四十六个技术改造项目，新增产值九亿二千五百九十九万元，利税一亿零三百九十六万元。
实行多种经营，通过开辟第二战场搞活企业
一九九三年以来，我们组织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精干主业的同时，采取“三分一推、退二进三、退城进郊”等措施，开辟新的生产经营门路。通过“三分一推”（把企业富余人员、闲置设施设备、社会生活职能分离出来，推向市场），开辟第二战场。目前全市大中型企业从事多种经营的人员约两万人，建立各类经营点三千多个，年营业额和利税可达到三万八千九百六十四万元和三千九百二十八万元。
强化经营管理，通过练好内功搞活企业
在“三改并进”的同时，我们把加强经营管理作为经济工作的主题，在企业开展了“反浪费、堵漏洞、挖潜力、增效益”等活动，使大中型企业一次投入产出合格率上升了二点四四个百分点，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平均下降百分之二点七五，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一九九二年的一点一九次提高到一点三○次，保证了可比效益的稳定提高。今年我们又开展增型、对标、升位、上水平活动，以此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加速发展。
目前，尽管一些企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困难，但就整体而言，牡丹江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普遍找到了符合自身实际的搞活和振兴的路子，基本摆脱了低速低效运行的状况，开始步入了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运行质量明显提高的轨道。实践证明，虽然国有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但只要思路对头，措施得当，锲而不舍地抓，绝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是能够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