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冯蕙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５０周年。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准备的。七大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七大的光辉，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是同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是七大的主要文献。这个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个标题来概括这些内容。他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和新观点。本文就其中的党的纲领问题、“联合政府”口号问题、农民问题、资本主义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讲一些意见。
党的纲领问题
党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并不是在七大第一次提出来的。毛泽东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阐述过。而到七大，毛泽东再次讲这个问题，则有其特殊的意义。
关于最高纲领，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这段话，首先是针对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言的。他们从大革命时期起就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即使到了民族危亡、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包藏着这一祸心，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他们敌视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有力回击。
其次是针对一年多来有一股要中国共产党改名称的风而言的。这股风实际上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吹这股风的人比较复杂，其中有蒋介石一类人，还有国内的某些中间派人士，再有就是美、英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士，他们都提出要中国共产党改名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否改变是一个重大问题。面对当时国内外的这些舆论，中国共产党必须向全中国、全世界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根本态度。党的七大拒绝了要中国共产党改名称的企图，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上述那段话，特意地点出了“党的名称”，就是郑重的回答。毛泽东曾经说：“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１９４７年７月，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说“我们没有犯像美国党在一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就是指的这个问题。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曾在１９４４年５月主持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组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对党的最高纲领，毛泽东在报告里没有像最低纲领那样展开来阐述，但是讲得十分确定，毫不含糊。这是十分必要的和恰当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在将来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在现在就要实现的目标，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是终生为之奋斗的不能动摇的崇高理想。
关于最低纲领，毛泽东说，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他把一切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在现阶段是不是为党的最低纲领奋斗、是不是一心一意地为党的最低纲领奋斗的问题，提到是不是忠诚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来加以论断和强调。他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一名言，把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这一名言，是对民粹主义及其思想影响的批评，从根本上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民粹主义的界限。
关于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泽东又把它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他指出，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由于情况的变化，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
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加以论述，而又着重地阐述党的具体纲领，这是《论联合政府》的一大特色。在毛泽东以前的著作中，比如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只讲了一般纲领，没有讲具体纲领。当然，没有讲不等于说在当时的实践中我们党没有具体纲领、具体政策。《论联合政府》中列举出４０条具体纲领，这表明党已经有了一整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是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达到了成熟的反映。
毛泽东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比喻为纲和目，要有纲有目。一般纲领是总揽大局、指导大方向的，忘记了或违背了一般纲领，就会迷失或误导大方向；但是，一般纲领要通过具体纲领来贯彻实行，没有正确的完善的具体纲领，一般纲领就得不到实现，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取得胜利，甚至还会走弯路。仅仅懂得一般纲领，不一定就懂得怎样革命、怎样建设。具体纲领，就是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在党的一般纲领或者总路线、总政策确定之后，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方针和具体政策，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和关键的问题。
“联合政府”口号问题
毛泽东说：成立联合政府是党的具体纲领，但这是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一切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最早见于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８月写的一段批语，其中说：“应与张、左（指张治中、左舜生。——引者）商各党派联合政府。”９月１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要求。这个要求由林伯渠９月１５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合政府”口号是罗斯福提出来的。这是一种无根据的误传。
毛泽东曾经说：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一是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仓皇失措，不断败退，丢失了大片国土，使数千万中国人民陷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国民党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已成为中外舆论的定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两个战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此相联系的是人心的向背和力量对比、作用和影响的消长。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丧失了希望，要求改革政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毛泽东在１９４４年９月指出，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中共中央充分考虑人民的要求和自身的历史责任，及时地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
二是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联合政府。这是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借鉴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１９４４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欧洲一些国家先后组织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参政，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的联合政府有几种可能性时，就曾以欧洲某些国家作为比喻。他说中国的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我们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介石与我们合作的政府。
三是国民党说共产党讲民主不着边际。１９４４年５月初国共谈判重新开始后，国民党方面多次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要求太抽象、不具体为借口而拒绝加以讨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竟说中共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是“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为了剥夺国民党方面的借口以推动国共谈判，为了集中体现全国人民的根本政治要求，中共中央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直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为全国人民当时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心口号和目标。
“联合政府”的口号，提出了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政权思想的重要发展，在政权的性质上、政府的组成成份上、实施的步骤上都比过去更具体化了。这个口号的实质是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击中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要害，同时揭破了蒋介石集团关于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种种政治欺骗。
“联合政府”的口号提出后，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广泛的欢迎和热烈的响应，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的中心口号。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３万份。中国组织联合政府，也是当时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关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顽固拒绝而未能实现，但它当时在全国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
农民问题
毛泽东在自己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始终极大地重视和关注农民问题。七大以前，在他的著作中对农民问题多次作过精深的阐述。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地讲农民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中说要“放手发动群众”，而群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对党的政策抱什么态度，这是至关重要的。他殷殷地告诫全党不要忘记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一切革命。他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１００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在党的历史上确有过忘记农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１９２７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党的七大面临着新的形势，提出要准备将来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要注意工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提出不要忘记农民，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他为此特意在《论联合政府》中写了一段话，号召大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关于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概括为五个方面。这就是：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这是他所作的一个全面的总括性的归纳。在七大召开前夕，他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十分强调农民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还讲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他说：“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这些思想，对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的共产党，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共产党，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由于毛泽东极大地重视农民问题，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并为中国民主革命制定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有的人就硬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说他崇尚农民的自发革命性，具有小农倾向、反城市的癖好等。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根据的。从毛泽东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中，能找得出一点民粹主义的影子吗？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要么是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的革命，更不了解毛泽东思想，要么就是抱着固执的偏见。
毛泽东重视农民问题，是根据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广大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８０％，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获得广大农民的拥护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绝不是什么民粹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问题
毛泽东在七大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口头政治报告中，都提出在一定条件下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党的政策上和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一些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毛泽东的回答是：“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得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从落后的农业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界线。当时，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工业大约占１０％左右，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占９０％左右。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还很不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这不等于说革命胜利后不需要和不允许在一定阶段上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果认为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实现社会主义，那是一种误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在新的社会中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发展。
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还根据于他对世界资本主义所作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有以下几种情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后者比前者的进步表现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在中国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他说：“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毛泽东所说的发展资本主义，不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绝对自由发展，而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下，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下的广泛发展。在这些条件下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其消极的一面得到抑制，其积极的一面得到发挥，从而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毛泽东曾经说过，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要制定和贯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就必须批评党内的民粹派思想影响。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列宁所说的作为“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伴侣”的民粹派思想会有所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又可能使有些人错误地产生阻止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的幻想。因此，批评民粹派的思想影响，是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批评民粹主义。１９４４年，他在写给秦邦宪的信中就批评了民粹主义。１９４５年，他在七大的报告中说：关于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他说，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非独占性的、规模不过大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的侧重点是在讲“节制资本”，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和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到了七大，他的侧重点则有所变化。１９４５年３月，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一次讲话中点明了这个问题，他说：《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并且还指出在政策上应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等等。
毛泽东还谈到欢迎外国投资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问题。他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他对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工业问题”那一节中，还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吸收外资问题。这段话是：“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这段话讲得非常好，表明他当时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看到了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这一国际现象。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将这段话删去了。这是同建国初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有紧密关系的；同时，也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发生变化有关系。
生产力标准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就是生产力标准。毛泽东提出的生产力标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规定了检验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的根本准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又是一个标准。那末，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是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标准，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观方面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是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个基本观点是相联系的、相通的。毛泽东提出的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也是相通的、统一的。这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基础的，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才能得到实现。生产力标准是基本的、决定性的。这两个标准的统一要付诸实现，就应当体现在共产党的政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政策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使用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一概念。这不是偶然的。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讲话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生产力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其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使用“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个概念，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资本的生产力”的概念一样，说明了生产力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恩格斯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具有它本身的自然属性。人类的生产又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发展的，生产力也就有为谁所占有、怎样占有和为谁的利益而生产的问题，这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属性。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个概念，是生产力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
在人民的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必须坚持的，不能动摇的。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两个标准统一的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标准。同时，他又提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这样，就达到了两个标准的统一。
毛泽东在七大提出生产力标准，到今天已经５０年了。５０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特别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顺利发展还是遭受挫折，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是重视还是忽视、是遵循还是背离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
上述五个思想理论问题，是毛泽东在５０年前提出和阐述的，是重要的理论创造。这些思想理论观点，对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５０年后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理论，仍是很受教益，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11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重现真理追求者的历史光辉
——评《张闻天传》
朱成甲
张闻天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在党的历史上有过怎样的重要地位？起过怎样的重要作用？人们知道的大概很少。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程中原著的《张闻天传》，对于上述问题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作出了回答，既为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重现其历史光辉，也为中共党史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一生追求真理、忠于真理、始终无私无畏地为真理而不息奋斗，是张闻天思想发展、实践活动的主线和道德品格的根本特征。该书紧紧抓住这条主线和根本特征，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选择、决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发展道路艰险曲折的矛盾斗争中，成功地重现了这位历史伟人曾被湮而不彰的历史贡献与崇高的精神品格。对于张闻天的历史贡献，书中写的主要是以下三方面：（一）从“左”的领导核心内部自觉地坚决地进行反“左”斗争，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并在毛泽东等的支持配合下胜利地开好遵义会议，结束“左”倾统治，实现党的历史的一次根本转折；（二）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实现党在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全面彻底的转变，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选择、全力支持毛泽东确立其领袖地位。（三）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挺身反对“左”的错误，并在逆境中始终坚持积极理论探索，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前进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过去，人们只了解遵义会议，而不了解在此之前张闻天为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所作的至关重要的酝酿准备，以及他早已进行的对于“左”倾路线的批评斗争。从传记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曾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与主要领导者博古进行激烈争论，反对其“左”的错误决策；他对文艺、宣传、经济、统战等方面的“左”倾表现，公开地发表文章进行批评。张闻天自己曾犯过“左”的错误，又公开起来批判极左，很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长征中，张闻天自觉地同毛泽东走到一起，并最早考虑要变换中央的军事领导，在贵州黄平首先提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因为“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的这种意图，迅即在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将领中传开。因而著者指出，这对于遵义会议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重大作用。”
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大约四五年时间的历史作用，过去很少提及。该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直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他都亲自主持党中央的一切重要会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密切合作，进行重大决策。通过这些决策，逐步授予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全权，不断调整红军的战略方向并最后选定立脚点，有效地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系统全面地从政治上结束王明“左”的路线，改变对于富农的政策和统战中一系列政策，调整了对于蒋介石的方针，改进和加强了白区工作，成功地进行联合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和平地解决西安事变，制定完整的全面抗战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等，从而使党不仅度过最困难、最艰险的时期，而且迎来一个汹涌澎湃的革命新时代。著者指出：张闻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克尽了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个确切的评价。张闻天行使领导职务的特点，是充分发挥党集体领导的作用，特别是发挥毛泽东的作用，自己甘当毛泽东的“配角”。到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就主动地将党内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而名义上的地位还保留了更长的时间。
反对从５０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探索，是张闻天生命的最后篇章。该书详细地叙述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对集市贸易等问题意见书，对《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讨论意见，关于政治经济问题读书笔记与研究文稿、肇庆文稿等基本内容，使人们看到张闻天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一系列真知灼见。著者认为他是“当时正确思想的代表之一”，这也是公允正确的。
该书不仅成功地写出了张闻天不可磨灭的业绩，而且成功地写出了他那崇高的精神品格，同样给人们以深刻的激励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