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追寻民间艺术的源头
——记靳之林教授
邹中华
鱼戏莲、猴吃桃、兔儿闹白菜、老鼠吃南瓜、蝴蝶扑莲瓶、凤凰戏牡丹……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民间美术以剪纸、面塑、刺绣等不同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国民众美好的心灵和丰富的想象力。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的民间艺术品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而创作的呢？为探根求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走出了京城。
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民间剪纸
从５０年代起，靳教授就开始民间美术调查工作。由黄土高原起始，从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大西北到东部沿海，走村串乡。他在中央美院和吉林省艺术学院任教２２年后，经自己多次要求，调到延安工作，在延安基层文化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１３年，连户口也迁到了黄土高原。其间，他访问了２０００多位民间老年妇女，她们都是剪纸、刺绣、面塑、绘画能手，搜集到两万多件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样品。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靳之林惊喜地发现：在国内一些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而形成文化封闭的地区，民众中仍有着极为古老的历史文化遗存。从这些老妇人手中收集的民间艺术图样，虽然经历数十代、数百代母女传承，竟还可以与地下出土的古物图案互相印证！民俗民艺这种地上“活文物、活化石”与考古文物一致的情况，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特殊、极为珍贵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偏僻乡村迅速趋向现代化，这些“活文物、活化石”有可能随着最后一代民俗与民艺拥有者的亡逝而失传。为此，靳之林不惜倾注全部精力与心血，把握机遇，开展“民俗民艺考古学”研究。
经过研究比较，靳之林发现，民间传统剪纸中的全兽、半人半兽和全人形原始图腾形象与出土文物如出一辙。如陕北安塞的剪纸《蛇盘兔》，其原型就是山西襄汾陶寺夏墟出土的“盘蛇图腾纹”，也与巴黎东方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商盘蛇”和“周盘蛇”的图腾纹饰相似。民间剪纸中手拿日月、头上有两只鸡的“抓髻娃娃”，与山西吉县原始岩画上的抓髻娃娃、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玉雕抓髻娃娃、东周青铜礼器上脚踩日月的人格化神等也基本相似。如果用这些远古的传统民间艺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俗所表现的原始观念，去验证形象相似的出土文物，那些神秘的原始符号和纹样也就可能得到破译。
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盆上的“舞人纹”，学术界一直以为是原始先民劳动之余载歌载舞的表象。经过他的研究，认为它们是用以招魂避邪的巫俗器物。而他通过对西安半坡陶盆中心“双鱼人面”陶盆的研究考证，认为八卦起源时代应推前３０００多年。
远古“夷”“夏”“蛮”的交汇点在哪里？
中国古史传说中以不同图腾形象为标志的南部苗蛮集团和西部华夏集团，以及东部的东夷集团的交汇点在哪里？靳之林在对河南淮阳民间艺术研究中发现，淮阳拥有大量的原始民间艺术泥玩具，如人面猴、猫（虎）拉猴、猴骑狗、草帽老虎、双头燕、猴头燕、双头鸟、子母蛙等等，反映了中国原始氏族三大部落集团图腾崇拜的交汇与融合。
“生存和繁衍”是民间艺术的母题，万变不离其宗。根据这个母题，靳之林认为诸如出土文物的圆形、方形、双圆、双如意纹样、凹凸形纹样等２０多个原始文化符号，都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群体意识：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
从原始艺术入手研究本源哲学
通过对中国原始艺术观念符号的破译，靳之林得出了一个结论：“阴阳观”和“生生不息观”是中国本源哲学的核心。早在６０００多年前，这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中国哲学观念已经诞生，从中可以追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头。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靳之林徒步旅行１５００余公里，发现并全程考察了早已湮没无闻的秦始皇重大国防工程——秦直道。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他考察和发现陕北历代石窟２８２窟、造像１０万余尊，填补了从新疆、甘肃到山西之间的陕北石窟的空白。他挖掘研究古老的民间艺术和民俗遗存，与地下出土的文物及古史传说相印证，对中国本源文化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途径。靳之林教授用他的研究成果撰写出一套大型的“中国民俗民艺与考古文化”丛书，其中有：《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生命之树》、《中国原始社会三大部落集团和民间美术的地域特征》、《中国的符号学》、《中国民间艺术的哲学、艺术、造型体系》。该丛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这些专著对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
今年６８岁的靳之林教授为民间艺术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同时，他也呼吁全社会都来重视这笔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民族历史之源的珍贵遗产，让它世世代代薪火相传。（附图片）
安塞剪纸——抓髻娃娃
靳之林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参加苗族椎牛祭祖的民俗活动。
靳之林教授在台湾考察“丰年祭”民俗活动，听当地妇女讲图腾故事传说。
第11版(文化)
专栏：
工笔传神意自丰
——记南开大学油画家沈佺的艺术创作
李新彦杨明方
本报６月１５日刊登了专访杨振宁教授的文章《物竞天存争朝夕》，随文配发的杨振宁先生肖像画引起很多读者的极大兴趣。一些见过杨振宁先生的专家、学者由衷赞叹道：“这幅画把杨先生表现得维妙维肖，真是传神！”
人们还记得，１９９２年６月初，杨振宁教授与吴大猷教授、陈省身教授等一道莅临南开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６月９日，值杨先生７０华诞之际，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把这幅油画肖像送给他作为贺礼。当时杨教授高兴地站在画像旁让记者拍照。
这幅油画出自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副教授沈佺之手。记者日前在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展览厅见到沈佺的艺术作品，《杨振宁教授》、《陈省身教授》、《东方仕女》等一系列逼真的形象展现着他的画技与画风：通过画得极暗、极厚、极模糊的暗部与画得极亮、极薄、极肯定的明部形成鲜明的对比，达到了整体浑然、某些细节又十分细腻的效果；在精湛的照像式的写实中也有着舒心流溢的“画”的痕迹，把油画特有的“明暗体系”的深醇意蕴展示得淋漓尽致。
油画《陈省身教授》是沈佺于１９８６年创作的。画面上陈教授安详地坐在沙发上，沉思中深邃的目光和略带微笑的自然神情，使人们对这位数学大师的钦仰之情油然而生。陈省身先生夫人郑士宁女士曾激动地对人说过这么一件事儿：“这幅画拿来后，当天没来得及安装，放在餐厅的一个角落。转天早晨刚蒙蒙亮，从厨房出来，一眼看见陈先生蹲在餐厅里。正要说一大早你怎么在这里，仔细一看是那幅画。简直把人都画活了！”沈佺形神毕肖的油画艺术受到画坛内外的首肯和好评。１９８７年，应南开大学东方文化艺术系的邀请，沈佺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到该系艺术研究室任教。
或许是得益于东西方艺术交流的文化启迪，沈佺不仅在人物素描、造型色彩方面有扎实的基本功，而且注重人物画的思想性和文化蕴涵。他１９９３年的作品《东方仕女》，创造了一个质朴纯真、文雅贤惠的现代东方女性美的典型。沈佺用古典主义的写实手法，在深沉的背景上把这位东方女郎用明快的着装表现出来，衬托出少女出水芙蓉般的肤色、自然优美的情态、线条流畅的形体，以其造型之准确、结构之合理、色调之和谐、笔法之细腻，显示出当代仕女画的艺术特色，不愧是一幅精品。这幅画参加１９９４年“中韩美术交流展”，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看到弟子佳作不断，沈佺的导师、天津画院副院长、著名油画家邓家驹尤其欣慰，称赞沈佺的肖像创作“从构图到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都很完美，恰到好处”。
沈佺觉得：“名人肖像创作有‘两难’：首先必须形准，其次要求传神。”而他正是在这两方面都颇有建树。著名作家兼画家冯骥才评价说：“沈佺的油画造型准确，形态酷肖，又不失其神韵，具有高度的写实主义绘画才能。”
（附图片）
“东方仕女”沈佺作
陈省身教授沈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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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娱乐中思考
——工人李肖飏和他的漫画
费锡强
每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李肖飏从湖北光化水泥厂工会俱乐部出来，准是到附近的邮局去，取报纸信件。对他来说，这纯属越俎代庖，不过，专办此事的人并不介意，还有点感激他呢。不等出邮局，李肖飏已开始翻看那些来自东西南北、大大小小的报纸，见到有漫画的版面时，眼神便格外专注，如果眉梢往上一扬，成两道抛物线，那多半是又有他自己的作品见报了。
今年上半年，李肖飏已经在《工人日报》、《湖北日报》、《中国漫画》等报刊上发表了３０多幅漫画，这几乎是往年一年的产量。更让他开心的是，还接二连三地接到了比利时、日本、伊朗举办的国际漫画展的入选通知。日前，他收到从日本北海道寄来的第五届国际漫画大展入选作品集。本届参展的２００余幅以“光”为主题的漫画是从来自３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３７６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李肖飏的《无题》将钻木取火与火箭发射联为一体，貌似荒诞，却表露出现代文明与原始劳作并存的尴尬状态。
李肖飏的漫画每每在画与标题之间、是与不是之间生出妙意。像他的《小蝌蚪找妈妈》画着一些游往水上餐厅的蝌蚪，所表现的显然已不再是原来的童话。再如另一幅，画某人物在公款吃喝时溺毙在酒杯中，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念着悼词“因公逝世”，题为《名副其实》，针砭时弊，入木三分，令人喷饭。
不少报刊曾转载过他的佳作，但除了《新华文摘》外，很少给他寄过样报样刊，稿费也稀少。尽管如此，他还总是把漫画看作自己在业余的一种娱乐方式，虽然这需要严肃认真地对世态人情进行观察与思考。
１１年前，年仅１６岁的李肖飏在《中学生》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并非随地吐痰》。如今，已有４００多幅作品排列在厚厚实实的几大册影集里，但从中他找不出一幅自己满意的。与方成等老画家那些形神兼备的漫画相比，他觉得自己在形象刻画上还得下一番功夫。李肖飏曾与方成通过信，方成是他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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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香之地不孤寂
——首都京味文化系列讲座见闻
高国营
７月２９日，我刚踏上北京琉璃厂京味书楼那木质的楼梯，耳边便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咏叹，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窗外的尘嚣顿时遥如隔世。
二楼并不宽敞的三角厅里，环壁皆书，素净典雅。七八十位听众中有华发老者，也有青春少年。他们或坐着书楼的椅子，或坐着自带的马扎，或倚靠着书架，有人干脆席地而坐。在古色古香的“京味文化”匾额下，老作家中杰英操着北京方言，讲解着“北京的大文化与小文化”。眼下，他那京味十足的话剧《北京大爷》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因而他的讲座格外吸引人。
中国书店举办的“京味文化”讲座自从４月份开讲以来，今天已是第１４讲了。此前，舒乙、史树青、苏移、邓友梅、黄宗汉等京城文化名人已就京味文化的各个方面作过讲座。主讲者是没有报酬的，但早在４、５月份，主讲者的名单就排到了９月。８８岁的故宫研究专家单士元老先生辞谢了其他一切邀请，由家人扶上了书楼。作家刘绍棠是坐在轮椅上让人抬上来的。８４岁的侯仁之院士说：“普及北京文化是我的责任，冲这一点我就应该来。”
讲座的门票是提前免费领取的，于是，每个周四的早晨，京味书楼前就排起了长队。北京９５中李玉茹校长曾在早晨４点钟“打的”赶来领票，否则周六上午就听不成了。为了照顾领不到票的人，书楼把讲座录了像，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都免费放映。为了讲座，在生意最好的周六，京味书店二楼要停业半天。此外，每次印制门票、主讲者简介及录像等花销又要使他们补进去８００多元。祥云实业技术公司的听众朱锡遵感慨地说：“在社会上许多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书楼能独树一帜，创造一个适合于市民的高雅的文化氛围，显得分外可贵。”
北京交电公司业务员刘素梅在周四只领到了站票，她只得倚在书架上记笔记。她对我说：“作为北京人，在这里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下一周我要把孩子也带来。”她还向我介绍了每次６点多钟就来排队的王一华老人。这位７６岁的老北京每听一次就记下２０００多字的笔记，这笔记先后被２０多个大学生争相传抄。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武亚军认为，这种讲座感性的东西多，不枯燥，故而能吸引各个层次的市民。他说：“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要冲淡文化意识、失落人文精神，‘京味文化’讲座能在普通市民中火起来，这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对严肃文化的需求。”
“京味文化”讲座将继续下去，京味书楼前的长队也将蜿蜒下去。侯仁之老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讲：“有那么多普通百姓排队来听我们的讲座，这使我感受到，书香之地并不孤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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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笳吹弦诵兴中华
——记抗战中的西南联大
梁吉生
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集三校之英才，在抗日烽火中，弦歌不辍，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涌现出许多著名人文学者和优秀的科学家、政治家，成为高等学府的楷模，为世界所瞩目。冯友兰先生说：“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翻山越岭湘滇行
“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北大、清华校园、南开大学被炸成一片瓦砾。平津三所著名高等学府被迫南迁，于１０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在暑假中的三校师生经过千辛万苦辗转来到湘江之滨。虽然开学匆促，教学与生活条件多有不周之处，但国难当头，没有人挑剔埋怨，更没有“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颓唐感伤。师生们直面战争，患难与共，想的是“非兴即亡，不亡必兴”。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教授们把教育看得更加神圣，即使表面上看似钻进“象牙之塔”，其实内心也是怀着满腔的悲愤。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急，长沙不稳。三校决定再迁昆明。１９３８年２月，师生分三路入滇。闻一多等教授与３００多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军，决心在漫漫征途中磨练自己。有的教授临行前致家书道：“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
师生每人背一把大油纸伞，身挎干粮袋、水壶，沿湘江抵益阳，舍舟步行，翻山越岭，横渡激流，沐风栉雨，晓行夜宿，有时借住荒村野店，有时以破旧古庙栖身。一路上，但见农田荒芜，背盐工彳亍而行，村人身无长物，十几岁少女竟是衣不遮体，尤其少数民族更是家徒四壁，食不裹腹。人民的困苦生活，文化教育落后的情景，使师生深受触动。他们沿途作抗日宣传，举行苗汉联欢，采集标本，探访风情，收集民歌，学到了平时学校和书本上很难学到的东西，师生情绪高涨。闻一多沿途作写生画，助教们唱和诗词，曾昭抡每到宿营地就趴在被窝里写日记。“长征”历时近７０天，行程３５００华里，横跨湘黔滇三省。这是一次文化的搬迁，是教育界抗战时期的一项壮举。
陋室谈笑有鸿儒
１９３８年４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共２６个系、２个专修科，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宏大之大学。
初到春城，教师同住集体宿舍，拼合起教室的课桌挤在一起写教案，就像一间集体办公的商行。以后家属们迁来，条件有所改善。但不久滇境形势紧张，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昆明。每逢晴天，一见市区高处悬起警报球，师生就得奔山岗，钻矮林，席地而坐，看太阳经天，听野鸟歌唱，待落日衔山。有一次华罗庚拖着病腿跑警报，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泥土把他半个身子埋住，同仁们不顾空袭赶来救援。
敌人的“疲劳轰炸”带来精神上的惊恐不安，生活的清苦亦让人难以承受。当时，抗战后方经济萧条，物价飞涨，联大的知识分子可谓十儒九丐。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吴晗、华罗庚、刘仙洲、陈省身等５４名教授联名要求提高薪俸，呈文写道：“年来物价日增，维持生活日感维艰，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质接济。今典质已尽，而物价有加无已。”抗战后期，货币贬值愈烈，更使教师生活困难。不少教师只得到校外找工作兼职。如唐敖庆新婚燕尔就去当家庭教师，以应付生活困窘。部分教授也不得不卖文卖字，闻一多公开挂牌治印，挣些额外收入，以免除家庭的饥馁。
国难当头，外敌侵凌，赋予联大师生一种神圣、沉重、苍凉的使命感和承受巨大磨难的韧性。他们对君子固穷之理有深切的体会。固穷、守节是读书人应有之品格，敬业、爱生是教师应尽的天职。他们在夯土为墙、捶泥作地、茅草盖顶的教室里讲课，孜孜以求，不言劳瘁。有一次，朱自清身染痢疾，仍然连夜批改作业。理工学院教师在仪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安排实验课。为适应抗战急需，积极培训国防科技人才，学校结合西南地区实际，开设新课，组织科研课题，研究水利、农作物病虫害等问题。当时身历其境的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在联大，无论教学或科研，都有一批生气勃勃的青年学者，其中不少人抗战刚爆发即匆匆由海外回国。他们甘愿抛弃优越的研究条件，面对导师和朋友的劝说，坚定地回答：“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联大的学者们胸中涌动着爱国的激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学术研究。潘光旦教授的“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部讲稿就是在农民家的牛厩楼上写出来的。闻一多、华罗庚同租一郊外农舍，中间用布帘将两家隔开。每天晚上，布帘两边的两盏小油灯下，一个埋头研究“槃瓠”，一个认真钻研堆垒素数。华罗庚有诗写道：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西南联大融通原三校的优良校风，在抗战环境中，形成了浓厚的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氛围，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聚集了全国不少知名的学者专家，为世人所称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西南联大现象”。
民主堡垒镇后方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每一个捷报都使师生无比振奋和鼓舞。但抗战的发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引起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的思索和觉醒。很多人就像闻一多所说过的：“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因此，他们担任进步社团的导师，参加进步学生的集会、座谈，公开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陈序经、刘仙洲等教授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公开表示，即使因此不能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不能出国讲学，亦在所不惜。闻一多、吴晗、曾昭抡、张奚若、朱自清、潘光旦等人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他们不但随同青年人向前走，也领导青年人向前走，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西南联大成为昆明传播爱国民主思想的大本营，促进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附图片）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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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忠升家庭剧团送戏下乡
新华社记者范春生
辽宁省普兰店市安波镇农民常忠升自１９８８年组建起家庭剧团以来，七年跑遍了该市北部山区的３００多个村屯，共演戏２０００余场，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赞誉。
常忠升今年４７岁，在部队时是战士文艺队的知名乐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退伍回乡后，常忠升看到农民生活水平虽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单调，多年见不到剧团下乡演戏。于是，他产生了组建家庭剧团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喜爱文艺的兄妹和子女听时，立即得到全家的支持。
１９８８年春，普兰店市第一个家庭剧团诞生了。常忠升等１２人花３０００元购置服装、乐器，在镇文化站的指导下，精心排练了戏剧、小品、相声、音乐等２０多个节目。他们以自编自演的形式歌唱农村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新人新事，同时宣传当地政府的各项政策。
这个家庭剧团一亮相，就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乡亲们不管是儿子娶媳妇，还是子女考高中、上大学，就连小孩过生日、老人贺寿，也要请常忠升家庭剧团来助助兴。去年８月，常忠升兄妹六人随普兰店市民间唢呐队进京，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文艺晚会演出。从此这个家庭剧团的知名度更高了，市内、外一些厂矿企业举办庆典活动，都要请他们去演几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