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东北人心中的“八一五”
本报记者董伟
“八一五”对东北人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日子，那是经过１４年亡国奴生活后重见天日的日子。许多老人回忆说：“一提起‘八一五’，就有见到太阳的感觉。”
今年是“八一五”光复日５０周年，东北地区革命史专家、东北师大教授李鸿文对记者说：“今年的纪念活动声势很大，但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和新闻界的事，东北人民、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都不要忘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让和平之光永远照耀人类！”
沈阳柳条湖，日本关东军的炸弹碑放倒了，又建起一座台历式“九一八”事变纪念馆。二战在这里打响第一枪。
原距沈阳市约３公里的柳条湖村，今天已被发展的沈阳包围在市区之中了，南满铁路（今哈大铁路）依然从这里通过，只是两边已高楼林立。６月２５日，记者来到了这里。专门研究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罗占元给记者介绍：“就是这里的一声爆炸，日本军国主义开始走上侵华的道路，同时，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日本关东军为纪念其“战功”，事变刚一结束，就在柳条湖边立了形状为炸弹尾翼的碑，故名“炸弹碑”。今天，“战功”成为罪证，倒放在铁路旁，原地建起一座“九一八”事变纪念馆。纪念馆造型是一本打开的台历，正好翻到９月１８日这一天。台历上斑驳的弹痕，是东北人民永远抹不掉的伤痛。
馆长李惠春介绍：该馆从１９９１年９月正式开馆，已接待４０余万人。一次，一位日本老者独自来参观，许久无语，参观后走到一楼的门口，突然对一位姓邢的女工作人员深深地弯腰行礼，嘴里用生硬的汉语说：“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犯下这么大罪行，打我的嘴巴吧，向中国人谢罪！”姓邢的工作人员怔住了，心中充满苦涩。
在张学良旧居，有一个特殊的展览：“一个日本宪兵的谢罪”。屋里放一个录音机，不停地播放原日本宪兵土屋芳雄的《谢罪书》。记者正遇上一个日本“东北之旅”旅行团，团员大都是当年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成员或其家属。他们走到“一个日本宪兵的谢罪”展门口，迟疑一下，转身离开了。陪同记者的该馆导游组长达文洋说：“经常碰见这样的日本人，看见‘谢罪’字样转身就走。他们就是不肯认罪。”展览中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宪兵与一位中国革命者长达半个世纪的“人鬼角逐”的故事。
中国的革命者叫刘丹华，１９４１年因“田白”事件被捕，在监狱里受尽当时日本宪兵曹长土屋芳雄的残害。光复后才被解救出来。１９９３年，刘丹华作为东北沦陷时期的诗人访问日本。其回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活动的演讲稿发表在《从地球的一个角落》的第５７、５８期上。土屋芳雄从朋友处看到刘的文章，顿时回忆起这位被他迫害过的中国青年，他没想到，刘丹华还健在，从事着崇高的文学活动。深深的愧疚使土屋芳雄当即给刘丹华写信表示谢罪。他写道：“在我手下被害的中国人太多了，我除了在心灵里谢罪之外，别无办法……我将继续以我自己的经历，揭露日本发起战争之错误，促其认罪。”
６月２６日上午，在刘丹华的家中，记者见到这位７８岁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修改他和土屋芳雄合著的《人鬼的角逐》。
在马占山抗战的嫩江桥边，记者遇见一群大学教师，他们说：“我们要加强对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及其他抗日爱国将领的宣传。这是关东魂，民族魂！”
７月１２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马占山江桥抗战的遗址——嫩江桥。
嫩江边，一座大桥横跨南北，南岸有一座１９８７年齐齐哈尔市政府立的碑，上书“江桥抗战遗址”。原江桥镇民政助理高崇洲介绍，这块碑是乡里花了３００多元钱，由他领人立的。他叹道：“碑建得小了点。”
站在江边，眺望江水缓缓流逝，岸边芳草萋萋，无法想象这里就是中国军队武装抵抗日军打响第一枪的地方。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马占山部队与日军激战时，嫩江桥不是现在的铁桥，而是一座木桥。
记者在碑前见到一些零落的花圈，镇党委书记田友说：“每年清明，我们都来祭扫。”
原黑龙江省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向记者谈起１４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感慨万千。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坚持抗战，其“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恶劣环境是任何一支抗日队伍都不能比的。“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能坚持下来。‘八一五’光复那天，我们在苏联整训，得到消息后，冯仲云起草了中文广播稿，由我的妻子李敏播出。抗联指战员听到祖国光复的消息，都哭了，使劲往天上抛东西……”
东北抗日斗争，曾经给关内人民以何等的鼓舞啊！《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当时曾唱遍中华。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的英雄事迹，使多少人落泪、奋起。
７月１４日下午，记者来到抗联将领、沈阳军区副兵团级离休老干部、８５岁的王明贵家。谈起东北抗日斗争，老人非常兴奋，一气唠了３个半小时。
王老曾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师长、支队长等职，是唯一健在的抗联师以上军事将领。他说：“我参军时只想：‘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可后来，我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打死了自己也数不清的日本鬼子。”谈到牺牲的赵尚志等抗联将领，王老老泪纵横。“他们都是民族英雄。他们没有看到祖国光复，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非常难过。”
哈尔滨一位小学生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但愿以后不要再打仗了！”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生活的这座美丽城市曾经呻吟在“夜幕之下”。
７月１０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遗址。
日军细菌部队的原址已成为一所中学，只是在楼的一角辟为陈列馆。天真的孩子们在魔窟的遗址上接受文明的洗礼，这强烈的反差对日本人的刺激是最大的。所以，来这里的每一位日本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是毕恭毕敬，沉默无语。从他们参观时的表情可以猜出：作为同类，他们也无法相信日本法西斯竟然能做出这样非人性的勾当。所以，在留言簿上，９０％都是日本人和同样经受战争摧残的韩国人的留言，除抨击法西斯的罪恶，表示谢罪外，就是祈祷和平，“愿美丽的天空飞满和平鸽”。
记者和一个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作了简短的交谈。
“参观后有什么感想？”
“日本人太对不起中国人了，对中国犯下了罪恶。”
“你觉得作为日本的青年人应该怎样做？”
“记取教训，不要再发生这样悲惨的事。”
他叫大谷康高，是北京经济学院的留学生。
“七三一”部队原来在日本东京，为了方便使用“马路大”（活体）进行实验，防止日本本土受到细菌侵害，才迁到哈尔滨的平房。据日本人自己供述，至少有３０００人死于“实验”，加上扩大到野外的实验，前后共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建国初期任哈尔滨市委工业部长的王兴华同志回忆：建国前后，他领导建设平房区飞机工厂时，全厂上万名职工每人穿一双大布靴子，连续抓了３年日本人留下的带菌的老鼠。后来的若干年中，平房区卫生防疫部门每年要准备大量药品，以防瘟疫出现。
黑龙江的《生活报》以“让和平之光照耀人类”为题，连续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黑龙江战场纪事与追踪报道”，在全省以至省外都引起强烈反响。该报副主编袁晓光对记者说：“鲁迅当年为纪念倒下的左联五烈士，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割向中国人麻木健忘的神经。今天，带着同样的愿望我们策划了这一系列专题报道。”
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在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默默地做着努力。“七三一”部队陈列馆研究室主任金成民介绍：许多日本人得知“七三一”部队陈列馆要建新馆时，都纷纷解囊以表寸心。特别是一位叫山边悠喜子的靠养老金度日的老妇人，参与组建了“‘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并主持募捐事务局工作。她花自己的养老金奔走于日本的４７个城市搞展览，募集捐款，并且每周都来电话，汇报捐款情况，关心新馆建设进度。
老人动情地说：“有一天，我能到‘七三一’部队陈列馆当个清扫工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人民，是善良的；人民，都渴望和平。（附图片）
压题照片：原“731”部队的废墟，像一座黑色的石碑，时刻警醒着后人。李松岩摄
上图：以抗战题材为内容的纪念、展览活动，每天都吸引着无数的东北人。 李松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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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生不等式
本报记者祝谦
１９８９年，２７岁的上尉孙广信脱下绿军装，投入到商战之中。短短６年，他用赫赫战绩画出了一道道人生不等式：
３０００元转业费，经过６年奋斗，使企业固定资产达到３．６亿元。
７名转业军官，创办了一个公司，６年上缴税金２６００多万元，向社会捐款２０００多万元。
…………
如今已是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的孙广信，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善于融汇贯通各门知识的能手。他将兵法移植于经营之道，找到了内在的共同点：知己知彼——市场研究；运筹帷幄——经营策划；兵贵神速——经营决策；秣马厉兵——后勤保障；天时地利人和——企业文化……
孙广信既有将兵之术，更有将将之才。他以一次长征、三大战役、一个战略转移，画出了他商战闪光的轨迹。
创业伊始，孙广信摸爬滚打，经历了一次长征般的商战大拉练。为了积累资金，孙广信靠代销推土机、装载机去挣那１％的推销费。他携一本电话簿，一只绿挎包，一个军用水壶，凭一双铁脚板，用３００多个日日夜夜，跑遍天山南北，行万里路，卖百台机，为广汇的事业启动奠定了精神和物资的基础。
第一大战役是饮食娱乐城，这是孙广信涉足商海第一仗。这一仗他打的是速度差。饮食娱乐，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不是久恋之地。孙广信瞄准乌鲁木齐饮食娱乐业设备旧、水平差、档次低的现状，办起“阳光酒店”、“凯旋门娱乐城”、“迪斯尼乐园”、“香港美食城”等一批让乌鲁木齐人刮目相看的高档饮食娱乐场所。当别人趋之若鹜时，孙广信携着战利品，转移到另一个战场——石油贸易。
以石油进军国际市场，是风险经营。孙广信认为，风险风险，因“风”起险，如果能把握住风源、风速、风向，就能化险为夷。孙广信从风向的变异差中，抓住机遇，获取了大风险中的大回报。
孙广信以一个时间差，打响了他的第三战役。沿海房地产降温，他逆时而动，拍板上房地产。许多人不解，孙广信说：“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办企业，最要紧的是审时度势。南方房地产过热，可新疆还凉着呢！”那些只看大趋势的人不敢问津房地产，抓住时间差的孙广信，又在乌鲁木齐一炮成功。
孙广信从各种“落差”中捕捉战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广汇产值以４００％的速度迅猛发展，给人们留下一道难以求解的不等式，创造了中国西部的现代“神话”。
三大战役，孙广信先行一步，已领略到商战险峰上的“无限风光”。于是，他又来了个战略大转移，投资２．７亿元，建成我国最大的花岗岩石材生产基地，年产石材５８万立方米，且资源充足，市场广阔，其产品已成为海内外的抢手货。
同在一片天下，同在一块地上，同在市场，同参加商战，同遵循一个法则，制胜者的秘诀是什么？孙广信的体会仍是一句兵家用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的不等，才造成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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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去梗阻，添活力
——河北赞皇县委书记靳海河一席谈
本报记者陈国琦
靳海河年已“不惑”，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搞过政策研究，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他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崇实务实。谈到“实”字，他似乎有说不完的感慨——
如今，大家都谈落实，抓落实。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怎样才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落实了呢？我觉得就是要贯彻到群众的认识上，体现在群众的行动中。
赞皇县一项调查表明，全县半数以上的村子近年来没开过像样的群众大会；半数以上的农民对党的税收、计划生育等政策说不清，道不明。这种“村梗阻”，影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诱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要抓落实，就要排除“村梗阻”。为此，我们花费了不少精力。
我们发现，村级班子特别是党支部瘫痪，是形成“梗阻”的重要原因。治“梗阻”先得治瘫痪。我们对３５个瘫痪班子大刀阔斧地动了手术，从县直机关选派１１０多名干部到这些村任党支书。对５６个贫困村的班子进行了培训，用党的政策和市场经济理论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及致富本领。在全县２１２个农村班子中广泛开展了学习政策，宣传政策，教育村民，快奔小康的热潮，有效地提高了村级班子的政策水平和威信，增强了对群众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为解决“村梗阻”，我们还用“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加大宣传力度。我们从县里抽调一大批干部，配合各乡镇，一个村一个村地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及最近的文件、法规，宣传县里的部署安排，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去年下半年，全县２１个乡镇相继召开全体党员、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大会，每次大会都由县级领导主讲。会前，主讲人进行充分准备，结合各乡的情况和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的老百姓语言，深入浅出地就荒山拍卖、农副产品深加工及全县发展构想等问题为农民解疑释难。许多农民高兴地说，过去开会，不是打胎就是要税。如今开会，给讲政策，咱心里亮堂多了。
为给农民讲好课，县委、县政府加强了自身的学习及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先做学生，再当先生。随着“村梗阻”的排除，县级干部的理论水准也大大提高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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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做科技的明白人
——天津市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一席谈
本报记者肖荻
崔士光，４９岁，全国百名优秀县（市）委书记之一。曾任武清县团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从１９９１年起，任静海县委书记。
我这人爱看书，从《菜根谭》到《第三次浪潮》，从佛教、基督教书籍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什么书都愿翻翻。
读书学习是为了应用。结合多年领导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我悟出一个道理：县委书记最要紧的还得抓好第一生产力。农民如果只有“脱大坯”的水平，工农业生产增不了值。县委书记缺乏科技意识，就当不了９０年代的领导干部。
现在，静海县农业实用技术覆盖率达到８０％，工业生产科技含量达到６５％，在国内县市中位居领先地位。针对水咸、地碱、干旱的劣势，我们通过推广微咸水利用、配方施肥、旱作农业等１１４项农业技术，使静海成为全国农业综合实力百强县。我们在工业生产中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２８项，使全县乡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突破１３万元。
我认为，落实科技兴县得叫大伙都明白，都动手。现在，我们县领导班子都把抓科技列为重要议程。静海在全国首家聘任了科技副县长，在全县２８个乡镇配齐了科技副乡、镇长，在全县３８６个行政村中，配齐科技副村主任，这就形成一个落实县委科技兴县规划的大网络。与此同时，我们从１９９３年开始，用３年时间实施为全县１０万个农户培养１０万个科技明白人的培训规划，一年发一次证书，由县教育局、科委、农经委等通过课堂讲授、录像解说、田间指导，传授各种科技知识，在这基础上发展科技示范村（街）１００个、示范户２０００个。我们县还出了个李春先，他带领全家创造小科技、小发明４８个，成为全国美好家庭金奖获得者。
人，无论干什么事，没有效益不行。科技，让农民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得到了实惠，发展潜力是无穷尽的！因此，我对农业前景很乐观。（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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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八十不老魏家文
熊庆元
在重庆企业界，若提起“老当益壮”这个词，谁都会想起八十一岁高龄的民营企业家魏家文。去年，北京四通公司授予他“四通一级功臣卓越功勋章”和“功高盖世”锦旗。今年，上海施乐复印机有限公司授予他“德高望重，施乐俊杰”的金牌。
八十老翁不服老，魏老说：我虽老朽，但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电脑办公桌旁。
六十多年前，魏家文从长江边上的忠县来到重庆。谋生的路上，他偶然接触到机械打字机，一下子就迷上这当时还算新鲜的玩艺儿。他钻研透了机械打字机的原理和操作、修理技术，于一九四七年在重庆办起了“艺文”打字研究社和打字专科学校。从此，打字机便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八五年，北京四通公司率先在全国研制出了ＭＳ．２４００中英文打字机。魏老先生立即意识到，中国打字机行业的根本性变革，一场文字处理的革命即将由此开始，它将解放千千万万的苦力劳动打字员。尽管老人对机械打字机一往深情，但他更希望“老艺文”能走在时代的前端。他毫不迟疑地派人两次去北京取回四通的样机，从此，“老艺文”踏上了经销现代办公用品的新里程。
如今，“艺文”已成为重庆主要的现代办公设备经销公司之一，并被正式授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在西南唯一的一家私营企业“三星级”骨干点、二级批发站和上海施乐复印机重庆地区经销维修站。
“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扶持了我，我就应该用改革开放的精神为社会服务。”魏家文摸索出一套“售前咨询、售前培训、售后服务、薄利多销”和“质量第一、信誉第一、顾客第一、服务第一”的经营之道。目前已免费培训一百一十七期，直接为用户培训电脑操作人员三千多人，如果按每人收培训费三百元计算，魏老已向用户让利近百万元。谈起这件事，魏老总是说：“你想呵，电脑打字机的用户多是比较大型的国营企事业和国家机关单位，真要敲竹杠，敲谁呀？还不是敲到国家的头上，我魏家文能这样做吗？对于我魏家文来说，一百万元是小事，可这三千多人在各单位作出的贡献，那就不是能用数字来计算的了。”对同行的困难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魏老总是伸出热情的手。“希望工程”、亚运会、国内一些特大水旱灾区……都有魏老的一片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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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再生之地
——福建省强制戒毒所见闻
本报记者江宝章
快到中午了，福建省强制戒毒所和福建省药物依赖治疗中心的病房、楼道，依然沉静如水，只是偶尔有一两个瘦骨嶙峋的病人悄无声息地从我身边飘然而过。“大多数病人这时还在睡觉呢。”护士长陈伟华对我说。由于毒品的侵害，他们的生物钟已完全紊乱，黑夜，是他们的世界。
福建省强制戒毒所坐落于福州西南郊，周围山清水秀，树木葱郁。如果不是它门前的这两块牌子，谁也不会想到，这里生活着一群被“白色恶魔”缠身、不能自拔的人。他们多数骨瘦如柴、面色灰暗、神情疲惫、喜怒无常。
来自晋江的苏某，曾经拥有三座私房和一家电器公司，在福州还有一套公寓。自从染上毒瘾，不到３年，所有的房产和公司便在轻烟中化为乌有，还欠下５０多万元的债。
１８岁的林某染上毒瘾后，每天从惺忪中回过神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手头有没有买毒品的钱。没过多久，他就干起了偷盗、诈骗的勾当。
对于许许多多像苏某、林某这样因一念之差误入歧途的吸毒者来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帮助，等待他们的最终只能是坐以待毙的悲惨结局。所幸在他们还没有自我毁灭的时候，党和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块再生的绿地：１９９４年６月，福建省强制戒毒所和福建省药物依赖治疗中心正式创建。短短一年，１２５名“瘾君子”或自愿、或被强制送到了这里。
吴某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出于好奇。当妻子发现他已成为“瘾君子”时，他们苦心构筑的家庭开始出现裂痕。吴某自觉地走进了戒毒所。“毒品差一点毁了我和我的家庭啊！”几个月后，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吴某还在为过去的那段生活感到后怕。“我再也不会去吸它了。”他说。吴某现在不仅度过了生活的危机，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在他的劝说下，他的毒瘾甚深的姐夫也走进了戒毒所。
“我们不能抛弃他们。”福建省戒毒所所长许秀盘说。从跌倒处爬起，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既需要个人的意志，也需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记者在戒毒所了解到，这里的许多医护人员都受到过毒瘾发作病人的谩骂、威胁甚至殴打，但是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尽心尽职地巡视在病房中。“这是我们的责任”，郑家轩主任一句朴实无华的话语让我油然而生敬意。
离开戒毒所，回望绿树掩映中的那座灰色小楼，记者不禁想到：在人们的生活中，多么需要一些生命绿地，让受伤的翅膀在这里愈合，让死寂的灵魂在这里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