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经济技术大兼容的挑战与我国对策的思考
郑英隆
内容提要：当今是“信息——智能——经济”的时代，其特征是经济技术大兼容，中国要确立适度赶超发展战略。为此，我们要突出对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调整现有的技术市场，重点开发信息网络化和系统兼容性技术产品；造成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生长之势。
人类正走向一个被称之为“信息——智能——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大兼容。推动大兼容发展的“火车头”，是一个被称为“跨世纪的宏大系统工程”，即“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
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首先是信息技术体系本身的大兼容。它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统称为信息技术的体系内部，各不同类信息技术硬件的兼容和同一大类硬件不同等级标准的衔接与兼容；一是各种信息技术软件的兼容；一是不同国家、地区各具特色的信息技术的衔接与兼容。这既要求有全球统一的标准，又要保持一定度的区域特色，体现为两者的高度统一。这也将是未来发展中最为突出又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从而构成下世纪上半叶的大兼容核心层。
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生物工程技术的兼容。这种兼容可从两方面看。生物工程是当代科技的一个前沿，也是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的“种源技术”。它的高度复杂性、多样性、多变性与知识密集型特点，使其越向广度深度发展就越需要高速、高容量、高兼容性的信息处理装置，高效地处理、输送生物信息，然后借助某生物的原理与机能，延长人的智能，调节生态环境。从信息技术方面看，其发展方向是更高的容量、速度、质效与兼容性。就电脑技术而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材料”，即芯片或集成电路块的信息技术功能。目前的芯片技术研究表明，生物芯片既具有极高的信息集成度特点，也有类似生物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要比普通硅芯片具有更多的优越性与先进性：集成度一般比半导体集成电路高１０（５）—１０（１２）倍；编码效率可达到普通硅芯片的１００倍；以波而不是以电子的形式传递信号，在工作期间几乎不会产生热，避免普通硅芯片在极高集成度与极高运转速度时的“高热现象”；工作方式像人脑，具有模拟反应特点，而不是普通计算机那种０和１数字编码反应；色调识别水平大大超过只能辨别黑白分明色调的一般芯片，足以觉察灰暗色调；由于生物分子较活跃，因而能对微小的物理刺激作出灵敏而准确的反应。事实表明，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合成势头良好。被称为第六代计算机主体的，由酶组成的生物计算机已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角逐的新目标。一旦使生物芯片与电子信息系统融为一体，就能模拟像人眼一样复杂的系统，供制造业和产品质量控制使用。为此，专家预言，信息技术与生物工程技术的兼容将是下一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技术革命之一。
第三是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兼容。８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技术“复合化”的发展浪潮，经过８０、９０年代之交的延续、扩展、深化，经济对创造、优化新环境的推动，目前正形成世界信息技术与经济的大兼容，各类融政治政策咨询、经济信息服务、科技开发、文化交流、军用情报等于一体的综合信息型中心，如智能大厦、智力开发中心、信息港、信息协会、信息经济共同体等，已经开发起来了。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大兼容，除了上述的兼容外，还包括经济技术组织的兼容，主机与主机、主机与辅助设备的兼容，产品功能的兼容，也包括信息技术与社会的兼容等。
根据大兼容发展的多元相关和整体性系统运行的特点，中国迎接挑战就要有适度赶超战略。它应是系统的发展战略，又是有重点的发展战略。
１．突出对信息集成人才的培养，制定和实施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中心的内涵发展纲要，增强信息技术经济的竞争力。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实质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的关键又是人才的竞争。随着“信息——智能——经济”时代的逼近和社会技术大兼容格局的逐步形成，人才的竞争又主要表现为信息集成人才的竞争。目前，走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前头的一些发达国家，已明显地感受到了信息技术人才短缺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据美国劳工部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生产和科研部门亟需增加的电脑专家将达５０％以上，而按目前培训速度与规模则无法达到这种水平。目前美国各有关部门，尤其教育界已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高度重视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及其他方面人才的信息方法教育。在这点上中国应具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必须在制定和实施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指针的发展纲要的同时，尤其突出对信息集成人才的培养及其他专业人才的信息意识、信息集成方法培训。集成，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来说就是集古今中外各门学科知识，集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等之大成。集成人才就是集诸多专业的专家于一身的大成智慧学者。这种集成人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综合技能，对知识、经验、思维等具有良好的综合组织能力，对具体知识、信息、资料等具有直接应用能力。
２．调整技术市场策略，重点开发信息网络化和系统兼容性技术产品，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努力开拓国际市场。经合组织的报告表明，目前世界上信息系统仅有１６％实现了相互连接，尚有８４％处于单机运作状态。这种状态极大地局限着信息交流的范围、渠道、总量及其质的提高，制约着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突破技术上的非兼容与“自成一体”状态已成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重点项目，这也是中国能否有效地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融接，参与国际信息市场竞争的一个关键。如同其他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是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为此必须调整现有技术市场策略，通过创新，在市场盲点、弱点而又具有“接口模块”意义的方面首先取得突破：如高新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相融接的技术产品；与流通网络、证券金融网络、交通网络等相关的信息技术网络产品；具有创新活力的公共技术产品；既具标准化通用性多功能又有个性特征的信息技术产品；融经济、技术与文化一体化的衔接类产品；从制度上促使企业革新管理，降低效率成本，因为效率成本每缩小１％，同信息技术相关的产品需求则将增加３０％。此外，“对于国家繁荣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些电子信息技术及其相关技术产品，应给予适当的扶持，如高性能的计算机联网、电子和光学材料、灵活的计算机一体化制造技术、智能加工设备、系统管理技术、传感器和信号处理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等。
３．造成中国特色的信息技术与金融产业融合生长之势。两者融合生长的基础是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属性与信息技术产业的社会公共特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资金和信用构成的“象征性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由商品和劳务构成的实物性经济，生存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最要紧的是因应汇率的变动，并把汇率波动水平视为企业营运的成本参数。任何人手中持有的证券、外汇、股票都处在随时发生“值变”（或升值或贬值）的随机运动中，若没有发达的国际金融股市的行情网络，就有可能一朝报废。因而，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金融部门与信息技术的联系要比其他部门更为密切。英国ＣＩＴ研究中心提供的１９８９年度报告中指出，欧洲金融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子通信业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金融交易的利润与交易速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金融交易有效的关键是快而有效的信息交换。报告中的统计表明，在金融交易部门中，每个雇员在通信方面的年平均花费为１５００欧洲货币单位，这是其他商业部门平均数的４—５倍。报告预测，金融部门对通信业务的需求将继续高速增长，它将给高度竞争的通信业务带来特别的刺激。另一方面，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是极其宏大的，据行家估计，“要为美国９５００万个家庭全部安装上能够运载相当大量的音频、数据、传真和视频信号的大容量光纤线路，要耗资２０００亿美元。此外，还要花掉大量其他费用”。如此庞大资金，没有两大部门的融合生长与相互支持是不可能的。我国务必尽快组建政府主导型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基金，同时采取市场金融取向的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促进融合生长点的形成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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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怎样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张蔚萍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某些经济学家，在批评公有制和赞扬私有化时，常常拿马克思讲的一句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作为理论依据。我国经济学界有人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而产权问题的实质是所有制问题，只有按照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去办，国有企业才能有救。有的人还主张，将大部分国有企业卖掉或分给个人，变成个人所有制，这才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这种论调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话来源于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４章第８３２页。这里有两点必须指出：第一，马克思所说的“重建”，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讲的，而不是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讲的。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侵害，所以要重建。第二，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上）可见，这里说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而是指消费品个人所有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的统一，才能既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和最终共同富裕，又保证个人的物质利益即个人所占有的消费品不受侵害。如果把人们劳动所得的消费品不归个人所有，而实行公有，那就可能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左”的错误。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相统一的思想，曾多次被某些自称是经济学家的人曲解。当年的杜林，曾指责马克思讲的未来社会“是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共同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当今的某些学者，也歪曲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硬把马克思的“消费品个人所有制”篡改为“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有人会说，马克思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断中并没有在“个人所有制”前边明确加上“消费品”三个字，可见指的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要搞个人所有制。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关于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什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有明确的解释。恩格斯首先批驳了杜林的“混沌世界”说，认为“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杜林先生自己”。接着，明确地指出：“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４３页）恩格斯的这个解释，是得到马克思赞同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里所说：“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４９页）
由此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侵害讲的，其基本含义是主张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消费品个人所有制。那种以任何借口把“个人所有制”解释为“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说法，从而主张“将国有资产分解到个人”，重建什么“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摘自《党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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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
——读《县域经济发展探索》
朱其镔
县域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术团体及其专家学者和县领导，大力开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县领导工作的理论研究和领导艺术的探讨。冯所兴著的《县域经济发展探索》一书，就是反映这方面的成果，最近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刘澜涛为该书题词。
马克思主义强调，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要制定一个正确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最重要的是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各地方优势，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经济发展路子。作者于１９９０年任定安县委书记。该县属于海南省的一个内陆县。当时，该县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较差。究其原因主要是，“无边无海亦无路”的环境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作者上任伊始，面对县情，和县委一班人日牵夜挂地思考：内陆县怎样挖掘最大的潜力，创造最佳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呢？他们通过调查研究，终于取得共识，即把做好“路”这篇文章，作为改变不利的客观条件的首要环节。于是，他们及时抓住全省环岛东线高速公路贯穿该县的有利机遇，采取“借路起飞”的策略，全面运筹经济发展，分别以高速公路的３个分道口处开辟亚太塔岭国际工业开发区，南丽湖风景名胜区和龙门坡农业开发区及中华未来城等开发小区。为此，他们相应地以土地出让补偿和基础设施项目招商等方式筹集开发资金，使开发小区的路、电、水、通讯基础设施得以全面动土兴建，掀起海南唯一内陆县投资热。同时，通过新闻媒介、各种途径，大力宣传该县的地理条件、资源优势，吸引了一批投资者前来开发，先后上马的有海南安美镭射制造厂、中华未来城等２０多个项目，部分企业建成投产，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如何确立本地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并努力去实践，使县域经济有新的发展，又是摆在每一位县领导面前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作者先后提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积极开拓生产要素市场，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观念，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等决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有效地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县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除了经济本身的问题要解决外，还有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问题，诸如科技教育、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与经济建设都是相辅相成的，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对此，作者也都有调查，有分析，有尝试，有实践，因而本书对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篇章来阐述，有理有据，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独立思考地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如他强调依靠科技教育，发展县域经济；坚持两手抓，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发展。今天，定安县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奋斗，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已有长足的进步。
作者在担任县领导的１０多年期间，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调查和分析县情，努力探索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他抓住机遇，及时提出从本地实际出发、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并锐意改革，勇于实践，提高认识。还不断地总结经验，认真修正、补充和完善自己的认识，改进工作，因而实践效果比较明显。诚如他所写到的：本书收集了他１０多年来探索县域经济发展所摸到的一石一木，是他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点滴收获的总结。他深深地感受到，要作一位人民公仆，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愿望，必须学习理论，努力探索，以理论指导实践，至此才能真正领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蕴含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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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首届毒物学史与毒性灾害研讨会综述
赵素芬
全国首届毒物学史与毒性灾害学术研讨会日前在西安市召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和有关部门的４３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会议研讨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世界毒性灾害的问题
与会学者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世界众多的事件中，诸如环境污染，毒气泄漏，植物毒品的走私、毒气爆炸等，不仅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且危及社会安定。因此，毒性灾害及其应急处置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１９９４年国际减灾的主题是“确定受灾害威胁的地区和易受灾害损失的地区——为了更加安全的２１世纪。”与会学者围绕此问题，通过对当代世界１９３０—１９９０年间发生的５０起伤亡人数多、经济损失惨重、政治影响大的重大恶性毒性事件，如对我国“九·一八”、“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华北施放的多起毒气，使无数军民致死的惨痛历史，对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日印度发生的博恤尔毒气泄漏事件，前苏联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群发性、社会性、突发性、破坏性的特征，给我国及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
与会学者对减轻恶性毒性灾害的基本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将减轻毒性灾害的工作纳入国家救灾计划；建立预警系统和应急方案；大力开展对毒性灾害的研究，建立“灾害毒理学”；发展国际减轻毒性灾害的多种合作；同时，应贯彻积极预防方针，进一步健全法规，防患于未然，真正能够使全社会深刻了解毒性灾害发生的原因、特点和易发区域，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警惕，居安思危；在心理上冷静对待，提高承受能力；在防范上有所准备，提高应急能力。
二、关于我国农业环境污染和毒性灾害的问题
与会学者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增长，耕地面积的减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农业环境污染打破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对农业生态环境形成了毒性灾害，造成了人力物力的重大损失。据１９９０年进行的全国农业环境质量调查统计，全国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达１亿多亩。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全国平均每年发生农业环境污染灾害事故１０００多起。如果加上全国乡镇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与大中型工矿企业的小的污染灾害事故，全国的经济损失数字会更大。
与会学者强调，这些污染事故的发生，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工农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大家通过对近几年来国内４５起农业环境污染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造成毒性污染灾害发生的原因一是不重视工业“三废”处理，不按建设项目有关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执行；二是由于工作态度马虎，严重失职，发现问题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三是由于机械年久失修，管道堵塞或机械发生故障，出现泄漏、外溢。对此，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有：加强环保科学知识和防灾技术的宣传；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的“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各项安全操作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同时，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监督，建立省、地县、乡农业环境监督员制度，与工矿企业环保干部共同对工业污染源和农业污染进行经常性检查与监督。
三、关于毒品的问题
与会学者指出，毒品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毒品已成为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国际公害，它正跨越国境，肆虐全球，日益猖獗。据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９０年的统计，全世界吸毒成瘾者已达５０００万人之多，而且还在不停地增长。吸食的毒品由昔日的烟土、古柯叶扩大到海洛因、可卡因以及人工合成的安非他命、巴比妥。吸毒正在由发达的西方国家、产毒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毒品在国际上泛滥，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毒品与现实经济利益之间的暴利驱动关系是世界毒品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经济原因；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利用毒品问题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这是毒品猖獗的政治原因。此外，西方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高信息的冲击和高收入，使一些人乐于到毒品中寻求所谓“安慰”和“松弛”，成为毒品泛滥的社会温床。
与会学者指出，这种国际状况也对我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７０年代末，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正值国际毒品犯罪危害全球之际。况且我国与亚洲两块毒品产地接壤的西部有４０００余公里的边境线，没有海洋高山之类天然屏障，很多地域往往只靠一块界碑区分境内外，进出境十分方便。由于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被世界公认为“无毒国家”，许多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放松了毒品检查，贩毒分子便假道我国转口贩毒，以减少风险。同时，由于我们对境外毒品大量渗透思想准备不足和边境管理中存在的漏洞，给毒品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与会学者强调，毒品犯罪给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们道德情操，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为此，与会学者提出了我国禁烟禁毒的一些对策，这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禁毒斗争的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加快禁毒研究机构组建；要使禁烟禁毒宣传制度化、超前化、科学化、大众化，依靠群众，综合治理；要加强缉毒队伍建设和禁毒设施与保障的现代化建设，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要充实和完善禁毒法律法规，必须对产毒、贩毒、吸毒者予以重刑；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寻求国际组织援助，以便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活动。
四、关于开展毒物学史与毒性灾害研究的问题
学者们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毒性灾害的研究，加强对减灾理论的探索，加快毒物学史学科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有关政府和减灾部门在重视对自然灾害治理，对毒性灾害的防治的同时，应当有计划地建立健全有关的研究组织机构，加强对减灾理论问题的宣传，提高人们对毒性灾害的认识。做到对灾害既能防患于未然，又能在灾情到来时，正确有效、紧张而有秩序地妥善处理各种问题。
为此，与会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这项研究要坚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目的。除了确立研究毒物学史的有关问题之外，当前要把“毒性灾害”的研究作为当前重点课题之一。与会学者认为，毒物学史是一门新的学科，必须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研究毒物的成果，进行综合、分析。这是一项艰巨的研究工程，还需要得到各级政府与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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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场需要战略型的企业家
张琳在《市场需要战略型的企业家》一文中指出：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大批有作为的经营型企业家脱颖而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大批战略家。我们有的企业家，能够在一时做到“领先半步”，而获得成功，但是，由于没有注重全局和长远，时过境迁，就成为明日黄花。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竞争，市场竞争中没有常胜将军。今日之胜者，可能是明日的败者。据美国统计，一九七○年名列财星杂志“五百大企业”排行榜的公司，到了八十年代就有一百五十家显赫一时的大企业无声无息了。一个企业，所谓进入市场，首先是产品进入市场，要有大众欢迎的产品，企业才能兴旺发达。对产品，有品种、质量、款式、价格、包装等问题，如果品种单一，质量低劣，款式陈旧，价格偏高，包装老化，怎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一位经理指出：一种工业，如果只生产一种产品，它的寿命就只有三十年。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有多少企业还能生存呢？他们缺乏的不只是开发新产品的意识，而且缺乏一种战略意识，缺乏的是新产品开发战略。
作为一个企业的战略，不仅仅是新产品的开发战略，还有市场战略、竞争战略、产品质量战略、价格战略、多种经营战略、人才战略、企业成长战略、科技战略、企业文化战略等；同时，企业还要有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对象，并进行战略管理。战略型企业家特别关心的应是未来的投入、物质转换和产品产出的管理，而生产型企业家只重视生产现场的管理，经营型企业家重视的是目前的投入和物质转换和产品的管理。因此，战略型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企业家来要棋胜一筹。
企业家重要的是学会战略决策。据调查，企业家实在是忙，已经忙到了疲于应付的程度。但是，分清主次、轻重、缓急，是重要的工作方法。一个有战略意识的企业家才能抓住重要的、紧急的，把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企业的头等大事来抓，而不被日常琐碎的事务所淹没。国外提出“二八律”，即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的二十比八十的原理。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总有大致百分之二十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抓住这百分之二十因素，集中精力加以解决，就可以得到对整个系统来说大致是百分之八十的成果。因此，企业领导人要善于抓住这百分之二十的问题进行战略决策，而不要被大量次要的事务性的事情拖垮自己，即丢了西瓜，抓住了芝麻。
（摘自《方法》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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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第二个里程碑》出版
赵才勇编写的《第二个里程碑》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分析了这一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发展过程，及其科学体系、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等等。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同志理论的专著。（邓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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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论中国民主政治》出版
陈荷夫著《论中国民主政治》一书，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民主权理论为轴心，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核心、实质、支柱、群众基础、保障机制、条件、运作程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等。
（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