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理论)
专栏：
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
——为《陈云论党的建设》出版而作
《陈云论党的建设》编辑组
内容提要：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陈云同志一向把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党员在为不同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时，应时刻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我们党的党风建设。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党风问题的核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干部素质；端正党风还必须辅之以党内监督、纪律约束直至法律制裁。
●陈云同志始终把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建设的大事来抓。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我们党就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党就要垮台。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党内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他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在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选拔干部的大方针。在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中，他更注重于德。在干部培养上，他既强调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又特别强调要学好哲学，努力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４周年之际，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陈云论党的建设》一书出版了。它是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教材，是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
无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党执政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提出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收入的他自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９４年论述党的建设的５６篇重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思想的主要内容。
坚定党员信念是党的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把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建党原则，也是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他在３０年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的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中，提出了党员的６条标准，第一条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他说：共产党是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而奋斗到底。这一观点，陈云同志从３０年代讲到９０年代，一以贯之。在我们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后，他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非忽略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奋斗任务，相反，正是为使党员能时时刻刻把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同具体奋斗任务结合起来，在为具体任务而奋斗时，始终不忘最终的奋斗目标。他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同志总是讲，不是每个积极抗日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确定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陈云同志又及时提醒全党，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说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陈云同志认为，党员“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他指出，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但共产党并不是“工党”，不是全体工人都可以入党，能成为党员的“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他还指出，对于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在题为《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中，陈云同志批评了那种认为自己“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错误思想，指出：每个党员无论其分工如何，都应当首先是党员。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党，而成了“各界联合会”。《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他针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一些农村党员集训期间发误工费的现象指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要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就必须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修养。对此，陈云同志反复强调。他曾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并专门为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文中指出：“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问题上，陈云同志很重视基层党支部的作用。他在《党的支部》一文中列举了支部的４项任务，其中第３项就是教育党员。他指出：“支部是教育党员训练党员最基本的学校”，“支部教育党员的内容首先着重于共产主义的基本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同志还提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应当“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农场、农村、兵营、商店、学校、机关等生产场所和工作单位中，组织党的支部。”当前，基层党组织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部分软弱涣散，有的处于瘫痪状态，一些单位甚至没有党的组织。重温陈云同志的这篇文章，对于今天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无疑是会很有裨益的。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同志就十分重视我们党的党风问题。１９３９年，我们党已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自己领导的政权。陈云同志在《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他还在《学会领导方法》一文中指出：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
建国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陈云同志更是反复提醒全党，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党风问题。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因为，“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党政机关，钻改革开放的空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这虽不奇怪，但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必须加强管理和教育，否则，这些现象就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的这些思想，在《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两个文明要一起抓》、《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等论著中都有反映。
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核心。陈云同志认为，党风不好，会“使党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党赖以执政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当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对于这个道理，陈云同志经常讲、反复讲。他在《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等文中指出：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不可能巩固的。他告诫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要密切联系周围的群众，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他说：我们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群众会更信仰我们党，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会越来越高。
“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这是陈云同志为端正党风而提出的一条重要方针。近些年来，一些党员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利益，甚至违法乱纪。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了，党性观念淡薄了，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念，丢掉了党性。而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因此，他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
端正党风仅仅靠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素质还不够，还必须辅之以党内监督、纪律约束直至法律制裁。陈云同志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他说：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他还提出，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包括纪委的责任。１９８２年年初，陈云同志看到中纪委编印的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立即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此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要做到有效地监督，严格执行纪律，依法办事，就必须拿起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此，陈云同志有过许多论述。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时，还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这就是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就搞不好。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他曾说过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叫作：“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要论事不论脸。”在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他再次提醒我们要防止丢弃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他特别提出，做纪检工作的干部，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在端正党风中，陈云同志一贯重视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他早就说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改革开放后，他又指出：对于整顿党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１９８６年１月，陈云同志看到一份反映部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为自己更换豪华小汽车的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这个批语收入了本书，题为：《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中要做表率》。
领导干部是否作表率，不仅决定党风能否整顿好，而且，本身就是能否言行一致的党风问题。陈云同志在《党员对党要忠实》一文中说：“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他还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指出：不能批评别人不遵守纪律时理直气壮，自己在执行党的决定时却完全相反，似乎党的纪律是为别人写的，自己可以例外。党章规定：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里所谓“所有党员”，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所谓“各级党部”，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他说：“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陈云同志不仅这样讲，而且以身作则。早在全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前夕，他就敏锐地觉察到党在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在给自己侄子、表弟的信中谆谆告诫他们：“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这是他对自己亲属的教诲，也是对广大干部及其子弟们的教诲。尽管时光过了近半个世纪，但这些话今天读来，不仍像警钟一样时常令人警醒吗！
是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陈云同志一向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一种制度，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应当是我们党的一种风气；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我们党就兴旺发达，否则，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中全会和这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他针对一位同志因通过组织向中央反映对某项政策的不同意见而受到批评一事，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在１９８５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郑重提出：“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对此，陈云同志作过大量论述。在《健全党内生活》一文中，他指出：“民主不仅一般需要，在目前情况下有特殊需要。不经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他还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中说：“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为了使党内民主得到切实的保障，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民主的制度建设。他在《调查研究和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
要发扬民主，领导干部就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陈云同志说：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因为，“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为了帮助领导干部解决好这个问题，陈云同志从多方面作了阐述：第一，要认识听取不同意见的好处。他说，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要弄清情况，就要多和别人交换意见，收集反对意见。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自己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也有助于自己在批驳过程中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一个“反对派”。他还说过，干部中间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就生气。“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第二，要允许人家讲错话。他常说，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第三，听取意见要注意方法态度。他说，要使别人敢说话，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如果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另外，开会的方式不要刻板，尽可让到会者随便、热烈地争论。
仅有民主，没有集中，党也不可能有战斗力。陈云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而要做到集中，就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说，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而且是无条件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他说：“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上级比自己弱怎么办？他说：“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自己的意见被否决怎么办？他说：“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
在“四个服从”中，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收入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要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陈云同志于１９９４年春节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指出：“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而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就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陈云同志在《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一文中指出：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他说，这是“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
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在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新老干部交接班、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建立干部队伍的梯次结构问题，更为陈云同志所关注。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针对诸如新干部没有老干部老练，经验不多，资格不够的议论，他说：“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从干部队伍老化的实际情况出发，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全党必须下大力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和接班人培养问题》等论著，或整篇，或部分，论述的都是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
陈云同志每当论述要大批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时，总是同时强调要掌握好选拔干部的原则和标准。按他的话说，就是“五湖四海，再加一个德才兼备，这是我们提拔干部的大方针。”他指出：“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对于选拔干部的标准，陈云同志曾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过四条，即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守纪律。在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中，陈云同志尤其注重于德。就在上述那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德才并重，以德为主。”４２年后的１９８２年，他在党的十二大上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说：“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针对改革开放后在选拔干部标准问题上一度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有同志常说，要开拓型干部。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无论讲“才”还是讲“德”，陈云同志认为都不能是抽象的、彼此孤立的。他说：才，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考察一个干部的才和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德才不能分开，不能完成革命任务之德，是不完全的德。
除了干部的选拔之外，陈云同志对于干部的培养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培养干部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他说：“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在实际工作中，陈云同志又特别注重基层工作。１９４２年，他在为中组部起草的《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中指出：“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
在强调要把干部放到实际工作中去培养的同时，陈云同志始终提倡干部要挤时间读书学习，并特别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发表意见时，他又提出：“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党的十三大前夕，陈云同志认为全党在新形势下仍然面临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迫切任务，因此，再次郑重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为了帮助干部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还多次谈到自己的１５字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在选拔和培养干部方面，陈云同志还十分重视两个问题。
一是严格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在《论干部政策》一文中，陈云同志把干部政策概括为１２个字，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指出：“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于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的爱护人。”他的这一思想在《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和《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意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二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云同志指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他说：“现在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于门外。有些长期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实现，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重视知识分子，包括党外的，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
陈云同志的党建思想深刻而丰富，他的这一思想和他的经济思想一样，也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全党正在继续贯彻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陈云论党的建设》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从而有助于四中全会精神的进一步落实。
第11版(理论)
专栏：
《走向开放的区域经济》简介
毛文
贺同新著的《走向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改革开放十六年来的实践为依据，以世界经济发展为背景，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该书作者从国际到国内，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明确地提出，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走多边区域集团化的道路。该书还对当代以至二十一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所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做了系统阐述，提出要实现思想观念、发展战略、要素、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树立大市场、大开放、比较利益、市场竞争的观念；实现由进口替代向出口替代、由一元化发展战略到多元化发展战略的转变；由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到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由集中型外贸体制到分权式外贸制度的转换；由资源优势到出口优势，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由利用外资到投资于国际的转换；由政府行政统制到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的转换。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该书尽管在理论阐述上还显得有点粗、有些用词和提法还不够严谨、科学，但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以及该书已取得的成果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