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从净化服务用语到建设商业文化
——京城部分学者纵谈“服务忌语”５０句
本报记者杨武军
８月８日，北京市与铁道部等两市五部委联手推出了“服务忌语”５０句，希望自己的职工在向顾客提供服务时忌说“不买看什么”、“少啰嗦”之类的话。这一举动赢得了许多消费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关注社会文化建设的学者的感慨。
服务用语传递社会情绪
“推出‘服务忌语’是一种提高商业文明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也夫认为，服务用语不是简单几句话，它体现着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忌语”显示出使用者对顾客失去“敬意”，从而失去了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内容“仁”与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小伟则说：“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服务行业覆盖面广，交往频繁，通过服务语言传递的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因此不良服务用语实际上在传播着不良社会文化，污染着文化。”政治学所王焱副研究员觉得，推出“服务忌语”不失为净化商业文化的一个可操作的楔入点。
顾客的尊严应受到尊重
郑也夫说，把顾客看做什么，这可能是服务活动的起点，有什么样的顾客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服务观。从这些“服务忌语”来看，有的服务者只把顾客当作赢利的对象，无利可图时则会出现“不买看什么”的责难；有的服务者把接待顾客视为“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便有“别啰嗦，快点讲”的抱怨。“总之，是不把顾客当人来尊重”，郑也夫说，“顾客应该是大写的‘人’，他去要求服务是以合理的付出为基础的，因而具有受到尊重的权利。人们的整个消费活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人生活得愉快才有意义。”他认为，只有商家把商业活动看作是与“人”交往，是为了人们生活的愉快而不仅仅是赚钱，服务才会文明，“忌语”才会无人说起。
三掷千金济贫与传统商业准则
谈起中国商业文化，胡小伟感慨良多：“历史上自周朝起便有商业记载，商业文化悠远、丰富。千百年来，中国商业精神总的来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取利之中也讲‘义’。《史记》记载范蠡功成身退，经商陶朱，司马迁大加褒扬的是他三掷千金济贫的义举。中国的商业神是关羽，如今仍受海外华商的供奉，关羽以仁、义、信著称，这是中国商人信仰的商业准则。中国许多大商人实际上有极高的素养。近代的徽商、晋商，有些人就怀有儒家社会关怀思想，他们把从商作为自己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中国传统商业文化闪光的东西很多，现在我们挖掘得还很不够。”
建设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题中之义
胡小伟认为，一些从商者的粗俗，与一段时期市场的萎缩、垄断经营的出现有关。而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商家会有以顾客为衣食父母的感觉。以顾客为“上帝”，自然会对他恭敬有余。在计划体制下，许多服务行业形成了垄断经营，服务变成了管理，要求服务就如同要求施舍，受到呵斥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始阶段，原有一些市场规范已经“失传”，官商气息仍然浓厚，不少从商者在市场经济中还未找到感觉。
王焱认为，“服务忌语”中所透露出的“官气”与市场经济平等合作原则是相违背的，这种风气的传播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目前“服务忌语”多出现在仍带垄断性质的行业中，这些行业的官商意识是整个市场经济文化的不和谐音。
胡小伟、郑也夫还指出，目前社会上还出现一种与“服务忌语”相对的极端现象“笑面虎”。这类人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点头哈腰自不在话下，同时施展“谋略”损人利己。对此，胡小伟认为，现代商业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价值体系和法制原则上，一个充满险恶用心的商业环境决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伦理，这在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国外现代商业文明中都能找到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忌语”不等同于“禁语”
近来一些媒介报道，有的地方把“服务忌语”提高为“服务禁语”，把“不应说”变成了“不能说”。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周星认为这并非是更上一层楼。他说，“禁语”对于强制执行有一定意义，但“忌语”比“禁语”有更深的含义。“忌语”不仅是不能说，而且是不愿说，是由道德感支配从内心就不愿去说这种话。“服务忌语”的最终杜绝，根本上要靠相应商业道德的提高。郑也夫说，孔子提出义成于礼、礼成于乐，表明礼仪最终是由教化而发自于内心的。如果内有仁义之心，言语自然会流露仁爱之情。提高商业文明从提倡文明用语开始是有意义的，但要注意，如果只着眼于几句话，则是舍本逐末。较高商业文明要靠较高商业文化支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借鉴传统的商业文明，更要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商业活动展示出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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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苑杂咀
商业文明：螺旋式上升
周自牧
现代商业文明的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产生新的嗜好：钻研电脑，迷恋电视，做发烧友，也有人业余逛商场、进酒楼、住宾馆……顺便可以享受一流的服务，花钱买一份惬意。同时，低收入者被分流，习惯遛地摊、吃盒饭，专门注意让利售货和季节性削价的信息，虽少登大雅之堂，也可自慰于“省下的便是挣下的”这一平民心理。
由于人口众多、需求多样，超级市场、豪华住宅如雨后春笋；街头小铺、巷中排档似野草蔓延。这使服务业从业人员急剧膨胀。停薪留职的干部，高考落榜的青年，富余下岗的工人，放下锄头的农夫，走出家门的妇女，甚至包括劳改释放人员、辍学在家的儿童，都加入商业服务者的队伍。他们中除少数经过短期培训上岗外，多数凭一纸营业执照加一杆秤就上了岗，职业规范、道德教育几乎无从谈起。这就使繁荣的商业在不断推出便民措施以吸引顾客的同时，又每日每时大量产生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
还有一端，假日旅游、电话请安、烧炭改用煤气之类显示当今生活质量的潮流，也因服务带有行业垄断的性质而出现买票难、装机难、换气难。
不仅如此，更有一类识文断字者别开生财之道，利用出书办刊介绍商事谋略、致富捷径。一旦遇到内容不足、吸引力不够时，便加入些违法犯规的商业欺诈行为吊人胃口，又不加批判，甚至还带几分欣赏的意味。这样的书刊流播于市，使判断力不高的读者，特别是发财心切的商人读后误入歧途。
凡此种种，使追求现代文明的大众常被搞得哭笑不得、欲罢难休：在照顾人家生意时遇上恶语相向，一不留神买东西缺斤短两，左挑右拣买回假货，兴冲冲出门耷拉着脑袋回家，生出许多大大小小、剪它不断、理它还乱的烦恼。
这类社会现象把商业道德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伦理学家们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商品匮乏的局面，带来了物品的丰盈、促进了现代文明的普及。这显然是一大进步，是施德政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法制经济，在依靠利益驱动的同时，还依靠法制的约束，以保证商业行为的合法与规范。当然，法制是强制执行的，要执行得好，有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不健康的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还要靠从业人员从内心产生认同感，继续牢记社会主义商业服务工作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利益驱动、法制约束，这是商业服务工作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此起点上，加上职业道德和思想觉悟，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的商业文明就会更加昌盛。这后一方面，从领导和管理的角度看，似乎很有不足。
扬弃传统文化中的轻商思想，弘扬义利并重的进步观念；转变计划经济下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在市场条件下继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合理的消费更加赏心悦目，使民众在消费中不断增加相互间的信任感，必将有利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商业文明也会螺旋式上升，不知这样的思路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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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倦的“征鸿”
——记新闻教育家温济泽
王永红
７月，一个闷热的上午，当代中国出版社正举行温济泽《征鸿片羽集》一书出版座谈会。白发萧然、面容清癯的温济泽老人坐在一群业已年过半百的学生们中间，听到学生们用深情的语调拾掇起当年师生间的零星往事，用景仰的言词赞誉老师的道德文章时，老人不能掩饰起伏的心潮，泪湿衣衫。在人生和革命的征途上，如一只鸿雁般苦苦飞奔了这么多年，温老的确可告慰平生：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自己都未曾放弃追求真知、研究问题的一贯作风。
温济泽参加革命已有６６个年头。在不断变换的工作岗位上，无论是担任领导之职，还是处于被误解的人生低潮，他都是非常主动地去钻研业务。这从他发表文章所涉及的宽广领域就可以看出：从论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到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从研究哲学到研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科普工作实践到对科普学的探索，从新闻工作实践到对新闻学、广播学、电视学的研究和思考，以及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探讨，对青年问题的关注等。
也许有的内容难免论述得较为粗疏，但由于回答了实际问题，温老的文章确确实实影响了当时的青年。温济泽在建国初曾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普协会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为刊物写一些科学小品，编写过《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几本小册子。数学家陈景润后来告诉温老，自己能走上科研的道路，这些科学小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位彝家的娃子告诉温老，当年只念过小学二年级的他，翻着字典读完了温老那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这本书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
老人的经历如一部书般厚重，“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对外广播事业的创建，作为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温济泽始终以一种学者般谨严的态度对待历史。
首先是不忘历史，温济泽主编了１０卷本《革命烈士传》和１４卷的《瞿秋白文集》，并筹办和主编《中华英烈》杂志，要让现在的人们记住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抛洒了最后一滴血的先烈们。
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忘”则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位老院长曾和温老一起在学院任教，一些资料表明党的广播事业创办于１９４０年，而不是原来认为的１９４６年。大家去征求温老的意见，温老没有因为自己曾在１９４６年从事延安口头广播宣传就断然否定这个观点，而是非常赞成依据历史修正看法。
今年８１岁高龄的温老仍不“安分”。他说：作为一名行政领导干部，我已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上离休；但作为一名学者，永没有离休的时候，哪怕鸿雁只剩下片片稀疏的羽毛，依旧会往前振翅飞翔。怀揣一颗澄净淡泊的心，无怪乎整日伏案劳作的温老仍精神矍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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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授也是梨园人
——欧阳中石先生印象
段功伟
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清亮的嗓音，似乎每一个京剧艺术家都有这样的嗓音；还有他的顽强。他告诉我，严重的脑溢血压迫着视神经，使两眼右侧８０度范围都看不到。但他轻松幽默地说：“我生性爱执偏见，现在真的只能偏见了。”我不敢相信他已年近七旬，因为一点不像。
欧阳中石先生就坐在我对面，身后是一堵书橱，里面矗立着他的著作，逻辑的、书法的、文学的，整整一排几十本。和他一谈，才发现这位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真如一眼古井深不可测，让我感到茫然。老先生看出来了，笑道：“我就这样，‘不务正业’。”
他从小就喜欢“不务正业”，原因据说是爱好太广泛，觉得什么了不起，就想学，就想干。譬如，小时候觉得不少历史人物很了不起，便想学他们，于是迷上了看戏，在戏中体会历史人物的“成就感”。看着看着，就会唱了。９岁那年，正式登台演出。当时个子太小，大“靠”穿不了，便把大人穿的“下甲”套在身上；脸小挂不了白胡子，便戴上自己玩的黑胡子。一唱，便是三天。这是１９３７年，老先生记得很清楚。
欧阳先生是奚啸伯先生的得意门生，也是现在奚派艺术的“掌门人”。关于他拜奚先生为师，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趣闻。他十四五岁时，一次在朋友家唱戏，突然从后堂走出一个人，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唱谁的戏，他回答是奚啸伯的；来人又问他会不会奚啸伯别的戏，他便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来。来人高兴了，说：“好，我收你为徒。”他斜起眼睛：“你是谁呀，能收我为徒？”旁人说：“你真傻，他是奚啸伯呀，还不快磕头！”他便一个响头叩到地上。
１９８５年，石家庄举行了一场纪念奚啸伯的演出，欧阳先生当然参加了。当时给他化装的师傅就是当年奚先生的化妆师，他把欧阳先生送上台后，立刻转身痛哭起来。原来，欧阳先生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和奚先生当年没有两样，勾起了他的回忆。台下的观众也哭成一片，他们似乎又见到了舞台上的奚啸伯。
现在，欧阳先生带有一大批学生，平时除了指点指点他们外，他已很少唱戏了。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书法上。书法也是他从小就喜欢的，先是师从武岩法师，手临北魏隋唐的２０多种碑，后来又跟吴玉如先生学习，着意于二王的书法，“童子功”相当过硬。１９８５年，首都师范大学设书法艺术专业，他便开始主持书法教学工作，开创了中国书法正规学院教育的先河。如今，他已招收书法学的博士生了。
有趣的是，他在京剧表演方面把自己的老师学得惟妙惟肖，却严禁学生学习自己的书法，而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追摹古今大家，以杜遗害。先生之谦逊，可见一斑。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正业是什么了。”老先生一脸的无可奈何。其实，他在大学里专攻的是逻辑学，师从金岳霖、王宪钧、周理全等老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他教的也一直是逻辑。可现在他为人们所知的，京剧更甚于逻辑。有感于此，老先生填了两首自嘲的散曲《中吕·满庭芳》：
学名不好，填词口拗，不耐推敲，恐遭齿冷行家笑，怎敢招摇。勉强学皮黄／涂鸦解嘲，又谁知不够音高／平正难调，纯粹是瞎胡闹。最后只能台下叫好／代人手抄，依附弄风骚。
（注：名：指名学，即逻辑学。 皮黄：指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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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墨淋漓气如虹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
马汝爰
“太多的书，太少的时间。”朱虹有这样一件Ｔ恤，图案是一个人怀抱一大摞书。
这好像是她生活的写照：读书、教书、编书、写书、译书，６０余年的生命时空对朱虹来说首先是一个书的世界。
朱虹看书，有一种别样的眼光。朱光潜先生曾称朱虹对作品“有既稳妥而又肯冒险的鉴赏力”。七八十年代之交，在《名作欣赏》等杂志上，朱虹是以她对英美文学独具慧眼的解读而赢得读者的。那时，年轻的读者正面对解冻后潮水般涌进的外国经典文学既激动又彷徨。
“一个文学上的奥德赛”，朱虹曾经这样被介绍给哈佛师生。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在美国学术重镇哈佛大学，她应邀为哈佛暑期班开设一门课——维多利亚小说。在这个诞生了爱默生、梭罗等大作家的校园里，怎么来了一个东方人讲授英文小说？当哈佛校报记者怀着好奇心采访她时，才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不但是朱虹孤独的少年时代的精神避难所，也是她一生中的最爱。朱虹的学术人生也的确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那样历经家庭变故和世事沧桑。作为一个女性，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除了一般的家务，她还必须自己动手为一家老小做衣裤、絮棉袄、把女儿的花衫拆开染黑给儿子做衣……“拖不垮累不死”的她还咬着牙做学问。她把时间分成一二三等：完整的时段，她用来看书写文章；各种事务之间的缝隙，她用来打草稿；排队买东西或精力不济时，就看杂志或抄卡片。不能看书写字时，也“不让耳朵浪费”，她的法文就是利用上下班等车乘车的时间过了听力关……
只要能写能读，就是她对生活的最高要求。近十年来，她在美国出版了《中国西部小说》等四部英译作品，通过蓝登书屋所属的出版社，把中国作家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尽管物质收获只是若干样书，却享有巨大的精神满足——她，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学者，单枪匹马闯进了美国的主流出版社，译著受到了《纽约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巴黎评论》等权威媒介的瞩目。
前两年，朱虹应邀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开设“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讲座（为了挽留她，校方一再提出要给她终生教授的职位，可她志不在此）。她不但在课堂上把一位位中国女作家介绍给异国他乡的青年学子，一本翻译小说集《恬静的白色》还把她们带到更多的读者面前。
“８０年代开始，我试图用女性的视角来读书。”朱虹这样读书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她看来，在许多女作家并不以爱情、婚姻等为主题的小说中，那些突破传统审美规范的类型（如卧病在床的陆文婷），表现了女作家们在探索新手法、打破旧模式上自觉或不自觉的革命。
１０年前，朱虹说过：“外国文学研究要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要靠‘文革’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把他们尽快推到前面去。”怀着这样的信念，朱虹在七八十年代为奖掖后进花费了大量心力。她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多年，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科片成员。如今，当年的研究生们都已经挑起大梁，朱虹则功成身退，埋首译事。“我最喜欢的还是翻译。”现在退休了，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时间。何况，中国人已经有许多了解外国文学的途径，而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却很不够。最近，她组织翻译的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花的节日》已经付梓，不过，这回是由译林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朱虹照片为刘凯旋摄）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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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略那历史的凝重
——读《中华之魂》丛书
战争不仅仅留下废墟和伤痕。伟大的历史孕育了不朽的文学。由《大刀记》、《铁道游击队》、《草原烽火》、《地雷战》、《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晋阳秋》、《平原枪声》、《水上传奇》组成的《中华之魂》丛书是新中国第一代名著，是中国人民万劫不灭的证明！
阅读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久违的抗日名著，就是阅读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今天的青少年，对今天的读者，领略那份历史的沉重，了解我们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实在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可以从书中感悟一种民族英雄的力度，领会每一代人皆不容推卸的责任和品格。在面临一个新世纪的时候，坚强、优秀的民族素质要比流行歌曲和卡通片更有力，更能应答命运提出的挑战。
当代青少年对父辈精神成长的了解是贫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琐碎缠磨着时间与精力。精神生活的主流容易被风花雪月的小感觉、小智慧所堆积、所占据。在他们与极富使命感、责任感的父母一代人之间，心灵沟通成了急迫的需要。我们并不缺少传统。那种从血雨腥风中磨练出来的民族英雄——铁路沿线飞车搞机枪的刘洪、大草原上火烧王爷府的李大年、西瓜摊前徒手夺枪的张嘎——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伟力的一个个坐标，应当也必须驱走舶来的虚伪与浅薄。今天的年轻人得以由此追溯父辈的思想源头，感受父辈当年年轻的情怀，这样两代人的交流才有了契机。
（青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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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雨历程录“鉴”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纂座谈会侧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成长为经济增长最强劲、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为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所关注。为了给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系统资料，为了给老百姓一份权威可靠、具体可信的国情资料，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这是一部以编年日志与分类纪事为主体结构，以人物之林、各地概况、文献资料等为辅助的大型综合年鉴。自今年起，每年下半年出版上年卷，并在数年内，将一九四九年后的几十年卷陆续补齐。
不久前，一些部委的负责人、首都社科界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一道为《年鉴》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鼓劲呐喊，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说，海外已有类似的年鉴在出版，但缺漏、错误非常多，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们要加速年鉴编纂工作。年鉴编委会主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力安在座谈会上说，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误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这将是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如此浩大的一项系统工程，“万丈高楼平地起”，需要广泛地收集、反复地核实、细心地整理历史资料，扎扎实实地占有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年鉴》一旦问世，就能给人们提供研究国史的可靠依据。
据介绍，年鉴编纂人员已完成了一千多万字的稿件，预计一九九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很快就能问世。
（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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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宿州市22岁姑娘刘晓川的剪纸构思奇巧、简洁明快，作品在全国性展览、大赛中七次被评为一等奖，300余件作品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有关学术部门收藏。 韩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