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走向共同富裕笔谈征文
发展经济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云南大理周城村的调查
布赫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日至１０日，我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和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走访农户，座谈讨论，与基层各族干部群众交流，深深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整个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尤其对大理白族自治州周城村的实地考察，就更证实了这一点，并且从这个村的发展变化中受到启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放手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
概括他们的经验，主要有四点：
一、转变思想观念 引导农民走向市场
周城，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大的白族聚居村落，地处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大理市之北，背靠点苍山十九峰中的云弄峰，面临云贵高原明珠洱海，滇藏公路穿村而过，近傍驰名中外的蝴蝶泉。全村总面积４．７平方公里，总人口８８４８人，白族人口占９９％以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１８８３人，耕地面积３１２７亩，人均仅０．３５亩，是一个典型的人多耕地少的远郊农村。过去，周城村人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因循守旧，眼界狭窄，生产力低下，群众生活尤为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洗礼的周城村人，逐步觉醒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能否尽快脱贫致富，是摆在村党总支一班人面前的严峻课题。他们分析村情，解脱束缚，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答案：出路在改革，发展靠开放，力量的源泉在于人民。重要的任务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经济，而首要的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跳出３分７厘的土地和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巷，放开视野，走出山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搏击、磨练，寻求和铸就开启致富之门的金钥匙。经过反复酝酿，党总支一班人统一了思想认识，确定了“稳农抓粮保吃饭，建筑先行拓市场，兴工活商搞增收，依靠科教培后劲，大兴旅游奔小康”的发展路子，并以此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制定规划，落实项目，分解任务，层层建立了责任制，积极引导农民走向市场，按市场需求组织安排生产，把勾画的蓝图一一变成了现实。
二、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过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管理不善，使周城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正如民谣说的那样，“脚踏罗锅底，头顶九塌山，身背四破箐，两边流害河”，“沙皮石底土层薄，天旱无雨地冒火，种一葫芦收一瓢，下雨冲一坡，缺吃少穿穷奔波，四面八方逃生活”。为了改变穷困面貌，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他们采取生物工程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山上封闭育林、绿化造林，山下打坝拦沙、挟河护岸，使横冲直撞、祸害百年的棕树河和周城河得到彻底根治，昔日光秃荒凉、破败不堪的山岭披上了层层绿装，生态环境显著改观，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增强。同时，按照蓄引提结合、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建成吨粮田２２００亩，所有耕地基本实现水利化，遇旱能灌，遇涝能排，粮食生产从低而不稳到大幅度提高单产，稳步增加总产，已连续６年获得丰收，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包谷、小麦、蚕豆单产１９９４年比１９７８年平均提高３５％以上，粮食总产达到１７９９万公斤，人均２０００公斤。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全村群众有了生活保障。
三、选准致富路子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周城村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推进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既注重充分调动家庭分户经营的积极性，又坚持发展集体经济不放松。多种经济成分与多种经营方式互相交错，形成了跨行业，跨村屯，跨所有制的经济联合体。同时注意寻找突破口，培养经济生长点。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组织能工巧匠发展生产。为了发挥村里能工巧匠的作用，他们成立了建筑公司。开始时，由于外出揽活无经验，最初只在宁蒗县揽了一个投资万元的厕所工程。但他们精心施工，以优质工程一炮打响，赢得了信誉，打开了市场。现在，这个县７０％以上的工程都交给了周城村建筑公司，壮大了实力，形成了骨干产业。施工队伍发展到４６个，遍布省内８个地州。１９９４年建筑业收入９４７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３８％。二是光大传统工艺，创立龙头企业。扎染工艺是白族的传统工艺，他们办起了民族扎染厂，经过苦心经营，使一度濒临失传的工艺得以发展。到１９９４年，该厂拥有固定资产近百万元，年生产扎染布５０万米，实现销售收入４５８万元，利税９８万元。产品荣获国家外经贸部、农业部优秀产品奖、出口创汇“龙头”奖，并被评为省级名牌，漂洋过海，远销日本、欧美。企业跻身于全省乡镇企业２４家骨干企业行列。以这个企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上连国内外市场，下连千家万户，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形成了家家是车间，户户都生产的格局。我们在调查中，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色彩绚丽的扎染时装，款式新颖的各种挎包，图案别致的窗帘挂屏，面料柔软细腻，色彩和谐自然。公路旁、树荫下，上至六十多岁的妇女，下至十五六岁的姑娘，个个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缝制扎染产品。她们笑语盈盈，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１９９４年，农民仅扎染一项收入就达１２０万元。三是开发利用资源，形成经济优势。他们利用大理市这个国家历史名城、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地理条件和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开辟了洱海一日游活动，建起了民族风俗旅游度假村，办起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风情观光等系列旅游服务项目，开展引人入胜的旅游活动，年吸引游客１０多万人次，总收入达５６０多万元。同时，还大力发展奶牛养殖，办起了乳制品加工厂，引进先进设备，挂靠大企业，推进技术进步，使企业越办越红火，其产品供不应求，行销缅甸、越南等国家。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周城村由以粮为主变为种植、养殖、加工、商贸、建筑、运销、饮食、旅游等多业并举，综合经营，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格局。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办企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５５％。加速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全村５３％的劳动力从事加工和建筑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实现了既富村又富民的目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由８１元猛增到１５３２元，人均储蓄存款上千元。我走访的农民董天玉是个中年妇女，全家５口人，３个孩子上学，男人当建筑工，妇女主持家务。她除了种植自家承包的２亩责任田外，还抽空搞扎染，去年收入２万多元，这还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全村有１０００多户建了新房，有的还盖起了小楼；１０００多户安上了有线电视；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一些村民购置了汽车、摩托车和拖拉机，私人拥有各类机动车８５辆，正在向小康迈进。
四、培育健康向上的好村风 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
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是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前提条件。而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又迅速转化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几年来，村里为兴办学校、美化村容村貌等方面投资１０５０万元。现在，村里最好的建筑是三幢教学大楼，电教室、图书室、教学仪器等相配套，教学条件大为改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１００％，学前教育从无到有，越办越好。重视培养乡土人才，鼓励学文化、学技术、搞创造，建立了对大中专学生升学的奖励机制。资助农民作者出书。修建了供老年人休息、娱乐的敬老长廊，对老年人发放养老补助金，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兴修了农民文化宫，办起了影剧院，成立了农民霸王鞭文艺队、龙灯队、耍狮队，坚持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艺表演，丰富了农民的生活。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向讲求效率、追求高雅的方式转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人们的思想面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村里、村外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融洽、和谐。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和充实了，社会更加安定。刑事案件逐年减少，连村民们相互争吵的事也很少见。
现在，周城村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花争相盛开，使这个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白族古老村庄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奔上了小康的道路。
按周城人的话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倒吃甘蔗节节甜，芝麻开花步步高”。乡村“秀才”还自撰对联：“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全靠邓小平”，表达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党的富民政策的拥戴之情，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生活满意的心声。这一切预示着一个新兴的农民城在边疆地区的崛起，正在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作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抗日战争与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
刘刚
“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由民族或部族发展而来，血缘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则是超越民族和社会之上的一种社会形态，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不同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通常只是保护一个民族的利益，“爱国主义”保护的是一个国家内部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民族主义”排斥的是其他民族，而“爱国主义”反对的是对各民族共同利益造成危害的外来侵略和内部的分裂势力。
在多民族国家，爱国主义首先来自各民族对共同祖国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认同感往往取决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命运和血肉交融的骨肉亲情。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首先要求的是“民族平等”。这一点，在殖民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占主导地位的多民族国家是难以实现的。二战中，有的国家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战斗中，甚至连武器都不发给少数民族。在这种疑虑的氛围中，又如何能够唤起少数民族对“共同祖国”的认同呢？
中国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对少数民族实行“以夷制夷”的有之，实行“怀柔羁縻”的有之，但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真正把自己视为各族人民包括少数民族人民的儿子，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各族人民。抗战中，国民党政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更不相信少数民族的力量。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制订和坚持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真正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忠实地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才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卫国力量。
在即将跨入２１世纪之际，面对民族纷争此起彼伏的国际社会，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卫国力量，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最先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蹂躏。严酷的现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民族的兴亡与国家的兴亡从来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兴则民族兴，国家衰亡则民族衰亡。
在日本近代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中国是遭受侵略时间最早、损失最大的受害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开战端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中国。１８７２年，日本侵犯我国台湾，揭开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序幕。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先后占据了我国的台湾和东北的旅大地区，在血腥的殖民统治下，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一起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１８９６年４月１日，日本国会通过法律，授予台湾总督以杀人特权。据记载，在第一任总督到任后的三个月里，平均每天有６—７名台湾同胞被杀害。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的五年中，被杀害的各族抗日志士达１１９５０人。日军把高山族人民赶进深山，设立了配有“警察驻在所”的封锁线。这些“驻在所”，最多时达１８９７个。他们在高山族居住地方设立“抚垦署”，在台湾总督府内设立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蕃务课”，同时，还通过“山地教育所”、“蕃童国语教育所”等，对高山族儿童进行奴化教育。
１９０７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渗入我国吉林省的延边地区。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一万多名日军非法越境进入延边地区，对珲春等五县进行“围剿”。仅珲春、东宁两县，就有近３００人被杀，近５００人受伤，１２４３所房屋被毁。１９３２年春天，在日军对汪清、延吉、和龙等县进行“扫荡”的初期，就有２．５万名朝鲜族群众被杀害。
１９２７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蒙（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公然宣称，满（洲）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为了吞并中国，他们加快了分裂中国的罪恶步伐。“九·一八”事变之后，侵华日军于１９３２年２月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又于１９３９年９月把“蒙古军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等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他们还策动回族中的少数败类，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声称要为回族建立“清真国”，妄图以此拉拢遍布中国各地的回族群众。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的不是“王道乐土”，而是灭绝人性的民族杀戮与掠夺。在东北，他们留下了数十个“万人坑”。在内蒙古，他们肆意掠夺蒙古族人民的粮食、畜产等资源。在华北，日军在清真寺里驻兵，逼迫阿訇杀猪，侮辱回族妇女。在中国穆斯林欢度开斋节的时候，他们甚至轰炸西安清真寺，肆意残害回族群众。种种暴行，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分裂中国的斗争中，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一道，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奋勇杀敌，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乐章。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各民族形成的历史有长有短，社会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也不相同，但悠久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在抗日战争中，蒙、藏、回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曾通电表示：“国内各民族绝对不可分，惟有团结一致，牺牲奋斗，方可达到保国卫民的目的。”（《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日）冀中地区的回族同胞表示：“我们回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抗日的先天任务。”（《新华日报》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５日）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表达了他们共赴国难的豪迈胸怀。
在台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其中闻名于世的有１９３０年的雾社起义和１９３４年的谋炸日本海军元帅事件。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满族、朝鲜族儿女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壮士一道，踊跃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先投入了抗击日军与伪满傀儡政权的斗争。在内蒙古的大青山等地，蒙汉人民的抗日武装在英勇作战。在河北和山东平原上，活跃着支支抗日回民支队。在海南岛，在滇西南，在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无数少数民族的优秀儿女，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捐躯。他们以捍卫祖国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的尊敬与信任。
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反抗日军侵略暴行的爱国行动是多种多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南京的藏族同胞组织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分别命令各自所属寺庙的数十万喇嘛，举行诵经法会，诅咒侵略者，为祖国抗战胜利祈祷。中国伊斯兰教近东访问团、朝觐团等，利用出访、朝觐等机会，与日寇收买的宗教界败类进行斗争，向国外宗教组织和穆斯林群众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爱国宗教人士的抗敌业绩。
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全民族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平等、互助、团结的民族政策，赢得了中华各族儿女的信任与响应，激发了少数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卫国力量。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制订和坚持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真正平等地对待一切民族，忠实地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由各民族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在战争年代就设有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民族工作实践。
早在１９２２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党就对少数民族问题做出了决议。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党领导下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发表了《告国内少数民族书》。在１９３７年８月的洛川会议上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主张。在长征途中，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妥善地处理了与苗、彝、藏、回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工作经验。“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９年初又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把早先设立的民族工作部门合并起来，加强了力量。在“西北工作委员会”里设有“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问题开始了系统研究。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党校于１９３７年办起了“少数民族班”，后来又在陕北公学中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１９４０年４月和７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回回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问题提纲》，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抗战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党还在回族群众比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三个专区建立了回民自治区和自治乡，由群众选举区长和乡长，管理本区本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
中国共产党以“平等、团结、互助”之心待各族群众，以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实际行动，为各族人民做出了表率。这一切，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任与钦佩，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化为巨大的卫国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命运的历史转折点，成为结束中华民族屡遭外侮的惨痛历史，改变亿万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的契机，为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共同奋斗的结果。在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上，也凝结着无数少数民族英烈的鲜血。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热爱中华民族和祖国母亲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光荣成员的认同感、自豪感，提高了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千百万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也大大提高，他们再也不愿作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奴隶、农奴和牧奴，再也不能忍受压迫、剥削和奴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开天辟地地第一次走上了翻身解放的康庄大道。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少数民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迸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羁绊。他们不再为本民族、本部落的王公贵族或头人首领而战，也不再仅仅为属于自己的那块山林、草场或良田而战，而是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战，为整个祖国的疆域神圣不可侵犯而战。依靠着各民族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迸发出来的抵御外侮的巨大力量，我们才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各族人民认识到：热爱本民族与热爱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是正确和完整的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只有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到捍卫，才能使本民族的利益得到捍卫；任何分裂祖国的行径，无论冠以如何动听的名目，其实质，不仅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出卖，也是对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出卖；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祖国的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过突出贡献，在关心、热爱和保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积极了解、关心、热爱和保护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各民族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应该在平等、团结和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各民族的局部利益，都应该服从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整体利益等等。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华各民族关系的科学总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今天，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与热爱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把热爱祖国与建设祖国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抗日战争给中华各民族带来的深刻影响，给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的新鲜内容，人们将会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它、理解它、回味它，并用它激励自己不断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去赢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附图片）
白族人民的好儿子周保中将军，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坚持了１４年抗日游击战争，和英勇的东北军民一起与凶恶的日本关东军进行了千百次殊死的战斗。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他的故乡大理兴建了“周保中纪念馆”。这是矗立在馆中的周保中铜像。王子荣摄影
满族抗日名将佟麟阁。１９３７年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衔国民政府２９军副军长职，率部在北京南苑奋起御敌，不幸殉国。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全国民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召开
本报讯国家民委近日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民族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民族政策的贯彻和完善，面临许多急需研究的新课题。要充分认识加强民族政策研究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强民族政策研究，以利于推动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会议要求：民族政策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勇于面对实际，着重研究现实问题，在一些方面要作超前研究。在研究工作中，要多方协作，利用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就，不断把民族政策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会议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民族政策研究工作提出了意见，强调要在新的形势下，围绕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落实，服务于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稳定，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央国家机关的民族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六十三岁的丹增（右二）出身贫苦，曾经赶过大车，做过买卖，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开设了一家民营涉外旅店，三层藏式小楼，设施齐全，颇受外国游客欢迎。如今这个旅店已经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一个典型窗口。
图为他们祖孙三代在迎接外国游客的光临。
李舸摄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