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兼并风热吹北美
刘爱成
７月底８月初的盛夏酷暑，似乎还不及美国企业的兼并风来得热。仅两天之内，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ＣＢＳ）前后脚被迪斯尼公司和西屋电器公司分别收购兼并。而另一大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虽早在１９８６年就被通用电器公司所兼并，但它也不甘寂寞，在ＡＢＣ和ＣＢＳ被兼并的第三天，收购了输出通信公司（该公司拥有三家电视台）。
米老鼠抢滩大都会
别看这股兼并风来势迅猛，但并非是盲目起哄。首先是各公司从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兼并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迪斯尼公司兼并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便是如此。迪斯尼公司除了在加州和佛罗里达州以及日本、欧洲拥有迪斯尼乐园和４００家迪斯尼零售店外，主要是拥有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卡通角色的专利权，靠制作电影、卡通片和电视节目，供给电视网之用。但近一个时期来，迪斯尼感到其竞争对手时代、华纳和维康等大的传播公司制造、提供的电视节目对自己的市场威胁越来越大，便决定干脆把目前经营最好的电视网买下来。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除了拥有ＡＢＣ电视网外，还有８家电视台、２２５家附属电视台、三个频道的有线电视网和２１个广播电台，在美国的覆盖率达９９％。但其电视节目主要是从制作公司购买。迪斯尼兼并后，它所制作的节目将直接由ＡＢＣ播出。因此，这两家公司兼并不仅在策略上将“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在规模上成为世界最大的娱乐企业。
电视网再次成为抢手货，还因为它的前景仍然看好。有段时间，人们曾认为电视网电机将被信息时代的潮流所淘汰。但目前的事实是电视网的盈利越来越可观，尤其是广告收入迅速增长。现在ＡＢＣ、ＣＢＳ、ＮＢＣ和福克斯（ＦＯＸ）电视网提前售出的１９９５—１９９６电视季的广告时间收入已达５８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３２％。明年美国大选和举办奥运会，更是电视网的黄金时节。广告商们说，他们购买这４家电视网的广告时间，是因为这几家电视网几乎进入了所有美国家庭。因此，尽管目前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及有线电视网覆盖面已经相当广，但仍比不上无线电视网那样普遍，因为对用户来说无线电视省钱、方便。
西屋看准电视网
西屋电器公司购并ＣＢＳ就是因为它看准了电视网的“有利”前景。总部设在匹兹堡的西屋公司是美国广播业的鼻祖，早在１９２０年就开办了美国第一家商业电台。现在，它是一个工业综合企业集团，主要生产雷达系统和核电成套设备，顺便也经营一些电台和电视台。ＣＢＳ已有７０年历史，在三大电视网中，阵容并不小，底子也不薄，刚开创时曾一气称霸美国电视业２０多年。后来因主管易人，大砍开支，减缩原来声望很高的新闻部，不向有线电视发展，而是把重点集中在广播上，该电视网的地位一落千丈，收视率在三大电视网中成了老末。西屋公司对ＣＢＳ了如指掌，仅以５４亿美元将它收购。加上它自己的电台电视台，使之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广播集团。西屋将利用这个基础，改变经营方式，挖掘盈利前景。但也有人背后说西屋此举不智，或者说它不如迪斯尼兼并ＡＢＣ高明。因为西屋与ＣＢＳ最大的问题都是缺乏节目制作能力。而那些大的节目制作公司仍在对电视网虎视眈眈，有人预计，西屋可能还不是ＣＢＳ的最后归宿。山外有山，也许这两家公司将一起再被另一家大公司所兼并。
传媒业垄断露端倪
企业家的竞争雄心加上高技术、信息的推动，将使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电视网可与节目制作者组合，也可与报纸、刊物联网共同享用和转播信息，还可与电话公司联网进行电话电视购物、点播节目等等。这样的一体多营，不仅能自我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在国内加强市场垄断，在国外大力发展竞争。如迪斯尼公司在兼并后就立即打算将ＡＢＣ专门播送体育节目的有线电视网逐步覆盖到世界各地的１５０个国家。
而最重要的是当前的气候土壤也越来越适合它们兼并。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不允许电视广播及其它媒体进行垄断，如法律规定禁止个人或团体在同一地区使用两家以上的电台或电视台播出同一节目；任何商业集团最多只能拥有１２家电视台，其观众不得超过拥有电视机家庭总数的２５％；电视网不能兼并；报纸发行人不得在其发行市场购买广播产业等等。
最近国会通过的议案主张改变过去的规章，允许电视网兼并、一家公司可以不受限制地增加电视台，其观众比例可从原来的２５％增加到３５％。不仅媒体公司可以更大范围地经营报纸、电台、电视台，而且还允许电话公司经营电视业务。虽然这项法案还没有正式成为法律，但有关企业正跃跃欲试，物色对象，随时准备加入兼并行列。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非洲人与“情感运动”
足球不仅风靡欧洲，非洲人对它更是如醉如狂。个中的道理恐怕在于，足球是一项最具刺激的“情感运动”，一个大家可以共享欢乐与希望的“狂想机器”。
由于不受季节性影响，非洲足球赛事全年不断。从拉巴特、阿比让，到布琼布拉、蒙罗维亚，即从绿洲到战区，比赛如火如荼，高潮迭起。尽管非洲经济困难，战火蔓延，却一切都可以给球赛让路。战乱阴影仍笼罩的布隆迪，由加入难民队伍的球员组队，并在非洲杯赛中战胜了非洲老牌劲旅埃及队。索马里的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各方却全力支持球队参加中非、东非赛区的比赛。此外，像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扎伊尔等，这些正经受内战洗礼的球队，在与和平、安定的邻国球队交战时，常常会出奇制胜，这对于其信心大受损害的国民来说，如同一贴兴奋剂。
非洲人迷恋足球，就像信奉宗教一样，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信仰。平时尽可以勒紧裤带，而每到周末，一般人不可不掏钱看球赛。场内观战的人，有的涂色抹彩，化妆打扮别出心裁；有的吹号打鼓，载歌载舞摇旗呐喊。场外看热闹的人，则有的围着体育场转，有的爬到周围的楼顶阳台，与场内遥相呼应，浑为一体。每当进球时，球场内外鼓乐齐鸣，欢呼声四起，整个城市都震动了。
如何解释非洲人对足球的如此喜爱呢？有关专家认为，在创伤处处、贫富悬殊的非洲，足球的魅力之所在，或许是它给人们带来欢乐、忘掉烦恼，或许它成了受到不公正对待者的避风港。狂欢的足球场是人们摆脱复杂的心理状态，重新树立自信的地方。人们通过不同的宣泄，最终找到了精神的平衡点。因此，社会的落后与足球运动的发展有时是并行不悖的。比如，一些世界级的非洲著名球星，像利比里亚的乔治·韦赫、乍得的雅费·恩多拉姆、加纳的阿贝迪·佩莱和喀麦隆的约瑟夫·安托万·贝尔等，虽然个个出身卑微，但他们驰骋在欧洲足球场上的飒爽英姿和辉煌战绩，不仅追回了各自的梦想和希望，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与自豪，而且不得不使无数欧洲人为之倾慕。
足球的动力是激情。它同样是连接人们乡土观念的“纽带”，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催化剂”。在去年第１５届世界杯赛上，尼日利亚足球队的上乘表现，曾经使尼国乃至整个非洲都为之喝彩、欢呼。１９９２年，当科特迪瓦首次夺得非洲杯时，全国上下长时间陶醉得围着足球转。从民心的角度看，足球无疑给社会带来了意外的好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一点。所以，尽管不少国家财政困难，但政府仍设法拨款资助，从而既推动了非洲足球事业的发展，又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足球作为“球中之王”，它本来是一项塑造美好想象的运动。然而，倘若人们赋予它过分的感情色彩，足球就会改变它应有的竞技目标。如同在世界其它大陆一样，非洲足球场上悲剧频出的事实向人们昭示：足球需要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这样才能重新找回它高尚而又真实的“语言”。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莫斯科人的热门话题
——阿尔巴特街怎么变
前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早已为中国读者熟悉。今天这条街上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与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列宁大街、库图佐夫大街那些气势宏伟、路面宽阔的大街相比，阿尔巴特街只不过是一条长４００多米、宽１０来米的小街。然而，因其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尤其是普希金的故居、著名的瓦赫坦戈夫剧院和街两侧一幢幢建于１８、１９世纪的古老建筑，为它增添了醇厚的文化韵味，这条小街每天使成千上万的游客留连忘返。
熟悉阿尔巴特街的人们会发现，近年来，这地方的商业气氛正大大超过它的文化气息。这里的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了，路边、墙角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餐厅、餐馆、露天咖啡座、啤酒座和食品、水果、冷饮摊位。“麦当劳”快餐厅、意大利“比萨”饼屋、日本面馆、“热狗”小摊、“烤鸡腿”小铺……应有尽有。至于各种商业银行和外币兑换所，那就更是多得出奇。然而，光顾这种地方的人并不多。一份“麦当劳”套餐相当６美元，一张“比萨”饼相当１０美元，一盘意大利通心粉相当１０美元……这种价格对于平均月工资不足１００美元的莫斯科一般职工来说，显然是“吃不消”的。至于外币兑换，去年１０月份莫斯科外汇交易市场上发生“黑色星期二”事件后，不少人担心卢布贬值，把部分工资逐月兑换成美元存放起来。可是，今年入夏以来，卢布的兑换率趋向稳定，有时还逐日上升。这使人们对外汇兑换也失去了兴趣。
阿尔巴特街头出现了收购金银、圣像、勋章和奖牌的个体户。看手相的、用扑克牌占卦的……无奇不有。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卖彩票的。卖彩票人大声嚷道，花２０００卢布（将近半个美元）可买一张彩票，张张有奖，获大奖者可赢得小轿车一辆，或是得到去国外免费旅行的机会。可是，记者在不到５分钟的时间里就看到两个“失败者”：一位妇女掏出一万卢布让她孩子买了５张，全部落空了。另一位来自圣彼得堡的男子决定“碰碰运气”，扔下一万卢布，结果也是“扫兴而去”。至于说个体户如何吸引顾客照相，那可真是“挖空心思”。他们让顾客同树立在路面上的叶利钦总统或是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放大像片并排照相，或是让他们搂着专给提供的猴、蛇、鹰或狗熊之类的动物拍“宝丽来”快照，每张索取大约５美元。
在浓重的商业氛围中，阿尔巴特街依然保存着一些文化气息。这条街有一段大约３０米长的“和平墙”，专门展示世界各国的儿童画。在它的近旁，集中了２０多位专业或业余画家，他们为行人挥笔画像，只需２０分钟就可交给顾客，但收费高达２０美元。普希金故居对面的院子里正在展销的各种风格的美术作品，开价一般也在１００美元以上。来自南美洲的两个民间小乐队在路边吹拉弹唱，为的是向观众兜售他们自己灌制的录音带。在墙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演唱古老的吉普赛浪漫曲，唱得十分动情，十分投入。一问得知，这位名叫瓦连金娜的歌手已退休在家，退休金不足２０美元，来此地演唱是为了生计……
阿尔巴特，这条古老的街道曾为莫斯科增添了不少风韵和魅力。如何评估近年来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正是莫斯科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阿尔巴特街的发展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阿尔巴特街作为“莫斯科的精灵”的所在地，这里不应该出现过多的餐厅、酒吧之类的企业，只能开设与普希金故居和瓦赫坦戈夫剧院相称的，同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相关的博物馆和旧书店、古玩店之类的商店。（附图片）
（下图为阿尔巴特街上耍蛇的摄影师。）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乱世桃源“老人村”
胡锡进
波黑战场正如火如荼，南联盟也正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但在塞尔维亚中部山区，却有一个悠然见南山的小山村，宛若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寻了个疏闲的周末，南下贝尔格莱德１４０公里，然后拣最窄的路，把车开进树顶遮天的十曲八弯中。沥青路面没有了，车子在山路上躲闪慢行，以避坑凸。同行的３９岁经济学家拉多万先生的老家就在那里。
这片山丘是全南斯拉夫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历史教科书中，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塞尔维亚军队阻住奥匈军队的骄傲；在经济学家眼里，这里是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的范本；对于拉多万先生，这里有一口甜井、有望子成龙的双亲和在山坡牛背上度过的童年。
２２户人家的小山村，拉多万的父母住在一幢花草环抱的白色房子里，内外洁净。房下伸展开去的绿谷、对面山上的郁郁树林，都包含着拉多万家土地的一部分。两位老人对独子的归来十分欣喜，他们首先端上自治果蜜和白水，这是塞尔维亚乡村迎客的传统礼仪，然后是午餐：自制香肠、火腿肉、奶酪，以及同样是自制的李子酒和调味醋。我吃了一顿与现代食品加工业“无任何联系”的丰盛午餐。
拉多万的父亲６７岁，母亲也已６１岁，却种植着８公顷山坡地。他们没有农用机械，花钱雇人翻地、种粮，然后“靠天吃饭”，收成足矣。家里养着１２口猪、３头奶牛、１头肉牛、１８只母鸡，肉、奶、蛋亦足而有余。加上自家山林中有砍不完的柴，地里有割不完的牲口草，还有自家果树、菜园子，生活自给自足不成问题。老人说，他们不大卖自己的农产品，卖得最多的是多余的牛奶。种地很少用化肥，主要依靠有机肥，家中各种活计只有种、收粮食雇人，其他都自己干（连儿子也不让干）。真让人惊叹两位老人的工作量。
两位老人有微薄的“退休金”，看病取药甚至住院都有百分之百的社会医疗保险。他们住的房子不算小，但家具简单，厨房、粮食仓库、牲口房等辅助房屋都不如平原商品农业地区的中等农户。住房内有自来水，依靠着远处的一个集体水泵，院外还有一口自家辘轳水井，深达１６米，水质甘醇。旁边是一幢废弃的房子，拉多万说，那里曾经住过他的几代祖先。
在衬着诗画般山景，却显得有点冷清的村子转了转，见到的人中除了来休假的，也基本是老人，其中一位８６岁的弓腰老翁，竟是独居。他的儿子说，老人舍不得离开山村，他每两星期回来一次照顾父亲。村民们说，大姑娘都嫁走了，小伙子在这里讨不上老婆，也都去了城里。只有老人对这里故土难离。
拉多万十分感慨地告诉我，他小时候，小山村里曾有过不少孩子。邻里这家的孩子入伍，那家的孩子娶亲，都会给山村带来阵阵喜庆的欢乐。那时，他每天早晨步涉５公里山路，去小村的中心小学。冬天，大雪封门时，父亲在前面铲开齐腰深的积雪，母亲在后面拉着雪爬犁，雪爬犁上坐着背书包的他和他们的希望。然而就是踏着那条小山路，他和小伙伴一个个走向了大都市，把老人留在了身后。如今，这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只剩下三两百“老军”，拉多万幼时充满欢笑的那所学校也只剩下一个老师，４个孩子。由于这一带农户都自给自足，政府亦无投资，道路没人修，与外部经济处于隔绝状态，前景十分黯淡。他颇为伤感地说，５０年后，他幼时放牛、读书的山坡可能已长满荒草，未来的几代人或许会在周末来这里升起野炊的篝火。
我问两位老人，唯一的孩子抛下祖传家业，远离他们进城谋生，他们不感到悲凉吗？母亲搂偎在儿子的身边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前程，他的幸福。我愿意他走与他父亲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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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援华会与中国抗战
王庭岳
５０多年前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地处欧洲一隅的英国人民亦不例外，曾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人民抗日。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英国政府对抗日战争持观望态度的时刻，许多主持正义的英国人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又称“英国援华会”。该组织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专门出版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情况的会刊《中国报道》，广泛联络和组织各阶层人士投身反日援华运动。在１９４０年以前的短短几年中，该组织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机狂轰滥炸广州等城市期间，伦敦、曼彻斯特等１３个城市市长联名通电抗议，呼吁英国各城市及各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暴行；英国各界人士还结队到日本驻英使馆集会表示抗议。１９３９年７月，在中国抗战爆发２周年之际，伦敦各界举行援华民众大会，并举行“中国周”活动。同期，英国政府推行纵容日本侵华之“远东慕尼黑”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援华会于７月２５日发表声明，谴责英国政府甘为日本侵华的“同谋犯”，“不可抵赖地出卖了现时英勇保卫国家独立与土地完整之中国”。两天后，援华会又组织各界人士在英下院门前和伦敦西郊集会、游行抗议。１９４０年，在英日签订关于封闭滇缅公路协定，断绝中国西南国际通道期间，英国人民在全英展开“重开滇缅路”运动。
英国人民格外关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他们深知敌后军民抗战最坚决，处境最困难，因而，一向把支持敌后抗日斗争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英国援华会出版的《中国新闻》和英共《工人日报》等报刊上，曾一次次报道过中国敌后战场的战况。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总部设于香港的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
英国人民对中国敌后抗日斗争予以高度肯定，热情鼓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为战后实现民主、自由之新中国而奋斗。１９４１年７月６日，英国国际纵队协会曾致电中国共产党说：“你们的斗争……不单是为中国人民，而且是为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的斗争。我们深信维持着团结的中国人民，将得到迅速及完全的胜利，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鸭绿江以外。我们向你们以及你们的英勇的民族革命军队致敬礼！”１９４４年７月６日，在中国抗战即将跨入第８个年头的时刻，英国援华会又致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和人民致敬，并说：“在中国对日战争的７周年纪念日，我们希望团结的民主的中国出现。”表达了英国人民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充分理解和支持。援华会负责人阿瑟·克莱格还于同日在英共《工人日报》上发表纪念中国抗战７周年文章，主张国共团结合作。同盟各国予敌后中国抗日军民以武器援助，并呼吁英美等同盟国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促使其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
英国人民为中国抗战作出种种努力，深深地感动了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曾写《英中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刊登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３日出版的《群众周刊》上；１９４５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特会见了驻重庆英国援华救济团体代表，赞扬和感谢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还要穿上高跟鞋
可怕的帕金森氏病残酷地把美国老太太索罗门束缚于病榻六年之久。最近，她接受了最新医术的手术治疗，把她的双手、双脚从痉挛与颤抖中解放出来，这是她术后两周，自己行走在草地上，并亲手抱起可爱的小外孙。她六年来第一次享受到天伦之乐。她说，我简直无法形容这是多大的快乐。我还要试试穿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