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高德亦高 楷模昭后人
——深切悼念李聚奎同志
刘华清张震
李聚奎同志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抑。李聚奎同志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中最后离开我们的一位。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经受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和和平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为人民的解放和国家、军队的建设事业创下了不朽的功绩。
李聚奎同志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出生于湖南安化（今涟源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他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他参加和组织指挥了井冈山保卫战等许多战斗，参加过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多次重创敌军。长征路上，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率领部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领导红一团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和主力部队开路，名扬全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了冀南、鲁西南、鲁西北及太岳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参加了娘子关、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出色地指挥了古北口保卫战，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和辽沈、平津及进军中南等重大战役。建国以后，他组织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后勤保障，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创下了基业，为军队后勤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李聚奎同志在长达７０年的革命生涯中，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教诲，是一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智勇双全的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他一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高贵品德，特别是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生清正廉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学习这位老将军、老同志的这些优良品德和作风，对于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促进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贞不渝的党性观念
李聚奎同志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虽几遇逆境，历经坎坷，但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坚贞不渝。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在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毅然参加“平江起义”，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对党的誓言。１９３０年，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任红三军二十七团团长的李聚奎，被诬蔑为“ＡＢ团”，受到关押和迫害，但他坚持真理，始终没有改变革命信仰。１９３６年，李聚奎所在的红军西路军遭到失败，部队被冲散，为了找到红军，找到中央，他孤身一人，行乞千里，以顽强的意志战胜疾病，多次摆脱敌人的搜捕，终于找到陕北，回到了党的怀抱。“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邱会作一伙给他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斗争，还竭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他党性原则很强，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红军初创时期，他由红五军调往红六军，先后在三个师任职；北上途中，由红一方面军调往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两个军工作；抗战时期，先后在三支抗日部队担任领导；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由军事工作改做后勤工作，先后在三个单位后勤部门任领导职务；建国后，由部队去院校，由军队到地方，又由地方回军队。每次工作变动，他都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不讲个人名利得失，能上能下，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
他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坚持和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在涉及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始终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对党忠心耿耿。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期间，他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在８６岁高龄时，仍就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向军委领导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李聚奎同志作战勇敢，敢挑重担，勇于克服困难。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参加和组织指挥了大小无数次战斗，打过许多硬仗、恶仗、险仗。在转战湘、鄂、赣和历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十七团团长，八、七、九师师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袭击、阻击、游击战法打击敌人。１９３２年２月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果断指挥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４６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３０００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军团政委聂荣臻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在长征途中，他被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北上途中，他指挥和参加了攻占通渭城、土城、永昌等战斗。在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同志将官兵带出了绝境。在抗日战争中，他协助薄一波、陈赓等同志建立了１３个游击集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反“扫荡”作战中，同敌人斗智斗勇，粉碎了日寇“围困沁源”的阴谋。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称赞沁源是“太岳根据地的一面旗帜”。他还只身赴冀中武强县改编地方武装，通过艰苦的工作，将一支由旧军官、土匪和爱国学生组成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改编成一支我党领导下的几千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的李聚奎，在保卫古北口战斗中，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他灵活指挥，沉着应战，取得了歼敌２０００多名的战绩，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建国后，他先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一任部长，后勤学院第一任院长，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在这些“第一任”的岗位上，他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做了大量创业性的工作。１９５５年９月，经周恩来同志提名，李聚奎任我国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为了改写“中国贫油”的结论，甩掉共和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他认真贯彻毛主席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华北石油勘探处；开展了对四川盆地石油资源的调查；组织制定了我国石油发展的三年建设规划，全面展开了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为更大规模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有根有据，是办事之本”。李聚奎同志写在笔记本上的这段话，是他警示自己的一条准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李聚奎同志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同志为适应部队由游击战争向大兵团作战转变的需要，将后勤保障由过去的“就地取之，取之于敌”，向标准化、分片供应等保障方式转变，从而保证了辽沈战役和部队入关作战物资供应，对取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李聚奎同志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站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作了贡献。
李聚奎同志不唯上，只唯实，敢讲真话，敢报实情。他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后期，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针锋相对地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的建设规模。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１９７７年后勤学院复建，他担任政委，在制定学院教学规划时，有的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李聚奎同志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积极性，同时在分析了现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后，提出了按教学规律办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早出人才、出优秀合格人才奠定了基础。李聚奎同志就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办不到的事不说，定了的事就办。不浮夸、不虚报，实实在在。
李聚奎同志在工作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在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时，围绕“克拉玛依油田是上还是不上”的问题，曾经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为了求得正确的决策，李聚奎同志带领机关司局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第一线，进行了大量调查论证。白天，他冒着没膝的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对照图纸和资料跑了一个又一个探点，晚上同二三十个工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与大家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摸清了情况，定下了决心，及时下达了１９５６年打４０口探井的任务。到年底，４０口油井全部打成出油，当年石油产量由１９５５年的４０万吨一跃为１５０万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赞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一曲壮歌。风靡全国的《克拉玛依之歌》，就是对这一创业史的生动写照。
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
李聚奎同志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不居功自傲。他胸怀坦荡，忠厚老实，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节操高尚，数十年如一日。
李聚奎同志常说，有毒的东西不能吃，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在工作岗位上，他这样要求自己，退居二线后，他仍以此不断勉励鞭策自己。在他８０岁那年，他还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再多的权力，也不去以权谋私；纵然给我再多的荣誉，也不忘记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８０岁，也不停止革命。”他生活节俭，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他坐的沙发是５０年代配发的，早已十分破旧，但他一直不肯换；一把藤椅用了３０多年，捆捆绑绑，仍继续坐；建国前就用的一个漱口杯，一直陪伴他到去世；衣服破了他自己补，有些衣服补了好几层还继续穿；就连一粒药片掉到地上，他也要捡起来。他一生中，除了１９５９年因病到青岛疗养过一次外，以后再没有外出疗养，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说：“我身体挺好，用不着疗养，把疗养指标留给其他需要疗养的同志。”
李聚奎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老伴是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由于随他经常调动，职级晋升受到影响，但他从不为老伴说话。他十分注意对子女的教育，经常告诫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做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子女的上学、就业、晋升、调动等问题上，李聚奎同志也从不说话，至今５个子女都在基层工作。他在病重期间，想到了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便抱病抄录了５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子女，勉励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接好革命的班。
李聚奎同志对自己、对家人要求是这样的严格，而对同志、对他人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过一年私塾，他一方面抓紧自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把有限的津贴节省下来，捐献给家乡兴办学校。他广交知识分子朋友，凡是知识分子需要办的事，他都急办先办。他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干部生病住院、子女入学，战士过年过节能不能吃上饺子，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他都挂在心上，有时还亲自过问，帮助解决。诸如此类，都体现了李聚奎同志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李聚奎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我军建设和发展所建立的功绩将永垂青史，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教育后人。我们要以李聚奎同志为楷模，永远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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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景晓村同志
段君毅赵健民高克亭周子健何光远
景晓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久经考验的党的忠诚战士和优秀的领导干部。
景晓村同志１９１７年１０月出生于山东省历城县。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由赵健民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发起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出版《求生》、《齐鲁先锋》等进步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晓村同志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青年部长。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他参与发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兼任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团政委。１９３８年８月，任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兼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政委。与司令员刘涌同志等率第二支队在莒县、沂水、诸城、日照等地开展斗争，开辟了滨海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９年５月，任中共清河特委书记、地委书记、第六军分区政委；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任中共青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清河区是联结鲁中、胶东、冀鲁边三个战略区的枢纽。因此，日、伪军投入重兵防守。晓村同志坚决贯彻上级指示，和杨国夫等同志领导清河区党政军民从胶济铁路两侧靠近山区的狭长地带向北发展，突破日伪军层层包围、封锁，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蚕食，先后开辟了益、寿、临、广四县边区的清水泊根据地，小清河南北平原根据地，黄河入海口南北两岸的沾利垦根据地，打通了与冀鲁边区的联系，并在根据地内开展建党建政。
１９４４年１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组成了下辖６个地委、６个军分区的战略区——渤海区，晓村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为了反击日军和伪顽军，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晓村同志与司令员杨国夫等同志一起，组织指挥渤海军区部队发动了１９４４年的夏季攻势，攻克利津县城。又指挥渤海军区部队发起秋季、冬季和１９４５年夏季攻势，并进行讨伐顽军张景月的战役，取得辉煌战果，受到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的嘉奖。在对日大反攻中，遵照山东军区命令，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第四路军，杨国夫、景晓村同志分别任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政委，两个月内歼敌２．６万余人，解放县城２５座，使渤海区发展成西起津浦铁路，东至渤海，北达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５万多平方公里，辖４１个县市，人口１１１４万的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晓村同志继续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受命抽调渤海军区主力部队组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并担任政委。十纵队和渤海军区其他部队先后参加了华东野战军组织的莱芜、孟良崮、泰蒙、南麻、临朐等重要战役。此外，晓村同志与袁也烈等同志还指挥部队在渤海区境内先后进行了德州、周张等一系列战役（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３．８万余人，俘虏８０００余人。其中三打邹平、奇袭齐东等战斗，大量歼敌，击毙敌少将师长、旅长等，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消息和评论，给予高度评价。晓村同志领导渤海区军民开展剿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使之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可靠的后方基地。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当蒋介石纠集３０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和鲁南、鲁中区的机关、学校、医院及伤病员等共４０多万人，转移到渤海区，其后勤供应和华野西线兵团作战保障，均由渤海区负责。解放战争中，全区共抽调５０００多名干部随军南下，输送２５．６万多人参加人民解放军，组建了三个野战军纵队，支前民工达８１万人次。
然而，１９４７年底至１９４８年初，饶漱石、康生在渤海区土改整党会议上，把纯属捏造的所谓除奸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土改中的“富农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三项罪名，蛮横地强加在景晓村同志头上，撤消了他在党政军内担任的一切职务，长期蒙冤。晓村同志忍辱负重，依然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全国解放后，晓村同志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５２年他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四局局长，１９５６年，晓村同志任一机部部长助理。１９５８年，晓村同志调任第二重型机器厂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带领几万名建设大军在四川德阳自力更生建设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第二重型机器厂，为我国机械、冶金、石化、航空、原子能、军工等行业开拓建设了提供大型设备的新的基地。在大跃进中，晓村同志反对浮夸，敢讲真话，结果被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消德阳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二重厂党委书记职务。
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８年，晓村同志任一机部技术司司长。在段君毅部长和周建南副部长主持下，他负责组织落实《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２年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成功地进行了高精度精密机床、九套大型设备、化肥设备、炼油厂设备等３０多个“战役”，使《规划》提出的研制３７项重大成套设备和发展一万种新产品的任务基本得以实现。文化大革命中，晓村同志又遭到残酷迫害。１９７２年担任重型通用局长后，他顶住压力，坚持抓生产，抓管理，并亲自到一些重型骨干企业蹲点，督促完成了一批为马钢、武钢、首钢和川沪天然气管线建设配套的重大成套设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晓村同志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他担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为推动农机工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８２年以后，晓村同志退居二线，仍然担任机械部老干部工作委员会主任达５年之久。他受机械部党组委托，主编《当代中国机械工业》、《当代中国农机工业》等系列史书，为机械、农机行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以极大的勇气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协助党组织，为历史上因肃托肃反扩大化而蒙冤受害的同志，或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昭雪，落实政策。
晓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尽管他多次受到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打击陷害。但他无怨无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自己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功地解决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夺取战争胜利及发展机械工业的问题，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待人宽厚，不弄权术，不耍心眼。与他相处，有一种安全感、信任感。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模范执行者，一贯相信、依靠群众 ，善于团结带领大家做好工作。几十年来，他无论是当主官还是副职，都能与同志和谐相处；他二十几岁担任清河、渤海区的党政军一把手，班子中的其他成员有的资历比他深，有的年龄比他大，但他都能很好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大家团结共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即使文革动乱中，他在自己人身安全失去保证的情况下，冒着风险保护受冲击的老科技人员的安全。他学习顽强、刻苦、勤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一生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本职业务，学习科学技术，注重实践和积累，他写下的文稿达数百万字。他始终保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并且严格教育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弥留之际，特意留下遗嘱，要把他和夫人王梦林同志一生节俭积存的５万元，捐赠他的家乡兴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