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我国抗战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张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古训，也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最精粹的概括。深刻的爱国精神，不仅仅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且有着祖国利益至上的庄严责任感：为了祖国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宝贵的生命。抗战刚爆发，流亡日本达１０年之久的我国著名作家郭沫若便立即返回祖国参加抗战。他曾说：“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老舍以《国家至上》来命名他与宋之的合作的多幕话剧，用意就在于召唤我国各族人民舍弃一切前嫌，携手团结，共同抗日。在本世纪我国的抗日战争中，这种爱国精神得到极其突出也极其辉煌的表现，理所当然，它也必然要在我国反映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同样突出和辉煌的艺术描绘。从大量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爱国精神的耀目光辉，而且可以通过作家所描绘的大量爱国英雄的艺术形象，深深地受到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精神确实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思想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永不衰败的最强大的保证。
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最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
发生于本世纪３０年代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我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苦难最深重，耗时最长久，动员也最广泛的一场战争。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便历时１５年；如果从卢沟桥事变算起，也历时８年，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抗日救亡，反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我国军民死伤达３５００万人之多。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战争历史上都属惨重空前，足见其悲壮与激烈。
追溯起来，我国抗战文学并非始于卢沟桥事变之后。远在上世纪末，台湾被日本占领，当地便出现了反占领的文学，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给台湾文学界以强大的影响。曾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著名作家赖和，不但“不忍衣冠沦异族”，一生坚持穿本民族的服装，而且致力于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即使两次被关进监狱，也不与侵略者妥协。他以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如小说《一杆“称仔”》、《蛇先生》；诗歌《流离曲》、《南国哀歌》等，尖锐揭露和鞭挞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为人民的英勇抗争唱出由衷的颂歌。“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地区的抗日文学也迅速崛起。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就是当时东北抗日作家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品。而后日本侵略者又蚕食华北，国难日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高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悲壮的歌声，无异于中华民族发自心底的最深切的爱国主义的召唤！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便志在普遍唤醒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而“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但激发了我国的全民抗战，而且使我国文学也更高地扬起爱国主义的战旗。
我国文学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最先表现为全国各民族各党派文艺工作者在抗日爱国的基础上实现大团结。３０年代初，由于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内战在继续。这一切都必然影响到文坛的团结。后来，中国共产党力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将军为促进抗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发动兵谏，而卢沟桥事变又击碎了某些人士和国民党多数派对日本的幻想，这就使民族团结和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有了迅速实现的可能。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５００多各民族各党派的作家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天到会场后的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虽然，中国作家中，后来也出现了像周作人那样的汉奸投敌分子，那毕竟是极少数。这种全国各民族各党派文艺工作者的爱国大团结，就使得我国文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大家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文学活动有了可能。
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文学的战斗性，正如“文协”的《发起旨趣》所号召：“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当时在文协的领导下，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还创办《抗战文艺》等许多刊物，更多组织作家战地服务团和演出队，发展朗诵诗、活报剧和报告文学，不但爱国主义的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与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起了极大的精神动员的作用，像话剧《八百壮士》、《台儿庄》以及宋之的、丘东平、碧野、范长江、陈荒煤、沙汀、丁玲、黄钢、刘白羽等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无不起着激励抗战的作用。无论在东北、华北沦陷区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与香港，抑或是桂林、重庆、昆明等大后方还是陕北、晋冀鲁豫和胶东、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海外的华侨界，都有大批中国作家把主要笔墨投向抗战文学，使得抗战文学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最为作家和读者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文学。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充满爱国精神的抗战文学，的确成为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有力的精神武器。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文明的历史，也都有自己世代子孙安身立命的不可动摇的生存疆界，因而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和传统文化，就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特色，捍卫民族繁衍的家园，维系民族生存的权利。这历来是爱国精神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抗战文学作品正是普遍表现了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生存家园的挚爱。《松花江上》便首先歌唱作为民族家园的肥沃的土地，富饶的森林和矿藏，以及大豆、高粱等丰富的物产，深切表现了对家园的眷恋和失去家园的悲伤。《黄河颂》写道：“哦！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里发源……”这种基于对祖先土地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热爱，由于我国文明悠久，地大物博，更能燃起高度的民族自豪感，使得我国抗战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内涵，一种崇高而博大的凝聚力，不甘于民族文化与国土的沦亡，疾呼守土有责，成为当时抗战文学最普遍的主题。
我国抗战文学的爱国精神还深刻表现了当时我国人民的乐观主义。尽管抗日战争是我们历史上伤亡和损失都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其悲壮和惨烈令人惊心动魄，无论是敌人在南京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是他们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残酷横暴的“三光”政策，都没有能够摧毁我国人民的乐观精神。人民的乐观主义就是对民族群体力量的强大自信，就是对于貌似强大的敌人的高度蔑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发表，更极大地鼓舞了我国人民的爱国乐观精神。在我国的抗战文学作品中，尽管不乏对敌人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控诉和揭露，但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一种昂扬的乐观主义，一种既悲壮又明朗的色彩，而少有悲观绝望的情调。广大作家都深信中华民族决不会灭亡，决不会屈服，一定会迎来最后的胜利！正像著名诗人田间充满豪雄之气的《给战斗者》所歌唱：“人民哦／站在卢沟桥／迎着狂风／吹起冲锋号／人民哦／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伟地站起！”他断言：“我们要活着——在中国／我们要活着／——永远不朽！”他以巨大的信心宣称：“我们复仇的枪／不能扭断／因为我们知道／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我们一定要／高举双手／迎接——自由！”在众多小说、戏剧创作中，这种乐观精神同样充满作品的字里行间。在人民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中尤其突出。写过《荷花淀》、《芦花荡》、《风云初记》等许多小说反映冀中人民抗战的孙犁，就说到他描写许多女性的作品所以充满乐观精神是因为他曾亲眼看到“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
抗战文学更高扬我国人民爱国的英雄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凡是民族面临侵略的危亡之际，也往往都是爱国英雄主义最为昂扬的时代。无论前方将士还是后方的百姓，抗日救亡，振臂而起，义无反顾地洒血疆场，乃至英勇牺牲。抗日战争中这样的英雄更何止千万。他们的英雄气概和事迹，不能不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去英勇战斗；更鼓舞我国作家去加以描写和表现。像在前线浴血战斗，英勇殉国的杨靖宇、吉鸿昌、张自忠等爱国将领，像赵一曼那样的巾帼英雄，像马本斋那样的回族豪俊，像《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英烈，像《狼牙山五壮士》中弹尽援绝而集体投崖的五壮士，他们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和壮烈不屈的光辉形象，都为我国抗战文学作品所一再表现和歌颂，迄今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像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流的《烈火金钢》、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描写人民抗日英雄抗击敌寇、忠心爱国的作品难以计数，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焕发的耀目光彩，使得抗战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成为光耀千秋的向子孙后代进行爱国的英雄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抗战文学的爱国精神还燃烧着一种凛然正气和对于一切民族敌人的仇恨。它不独表现为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而且表现为对于卖国通敌的民族败类的痛恨和鄙视。我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由于对维护国家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感，在我国抗战文学作品中，对于侵略者和一切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无不痛加鞭挞和揭露，他们的罪恶嘴脸和罪恶行为，化为艺术形象，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后世的唾骂。老舍的长篇名作《四世同堂》，写的虽然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京小胡同里平民百姓的生活境遇，也正是站在爱国的立场，爱憎十分鲜明。不独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这样描写，即使到９０年代出版的反映抗战题材的新作，像《新战争与和平》、《万里长城图》、《战争与人》等多卷本长篇巨著，作家笔下虽然力图再现历史的真实，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汪精卫等汉奸卖国分子的批判锋芒和道义谴责，也不仅闪射民族的凛然正气，而且力透纸背。
人们不难看到，我国抗战文学中的这种爱国精神正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但是，由于我国抗日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次反侵略战争，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及其文学表现就不能不有新的时代内涵：第一，我国抗战中的爱国主义是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反殖民主义的世界潮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抗日救亡与支持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完全一致。我国的抗战文学不仅广泛反映我国军民动员起来进行殊死战斗的历史画卷，而且坚决支持和声援包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各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及被德意法西斯蹂躏的各国人民的斗争；第二，我国抗战中的爱国主义还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因而，它远非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而是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抗战文学不仅歌颂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而且歌颂世界各国包括前苏联和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还包括歌颂日本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第三，我国抗战中的爱国主义又是以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因而，它不仅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大团结，而且体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步要求，这种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后方的进步文学界和国外的华侨社区文学界，尤其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十分强烈的表现。众所周知，抗战期间我国不独有茅盾、夏衍、胡风、萧红等大批作家到香港开拓抗战文学的阵地，而且还有胡愈之、郁达夫、秦牧等许多作家去往东南亚从事支援当地人民的抗日创作活动，郁达夫最后被日寇所残酷杀害。２０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诗人艾青更在《欧罗巴》、《哀巴黎》、《三国公约》、《敬礼》、《赌博》、《希特勒》、《悼词》、《土伦的反抗》、《中国人民的歌》、《祝贺十月》、《悼罗曼·罗兰》、《索亚》等诗中广泛而突出地表达了抗战期间中国作家对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仇恨，对于朝鲜、法国、苏联和英、美等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深挚同情和声援以及团结战斗的意愿。
正由于我国抗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它不独赋予人民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以新的思想背景，而且由此也把我国人民传统爱国主义精神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放射出前所未有的格外灿烂的光辉！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杰米扬的汤”
东方
杰米扬竭力吹嘘他的汤，喋喋不休地劝说福卡喝他的汤：“味道的确好，喝这样的鱼汤也是口福呀！”“喝了有好处的，喝完它吧！凭良心说，真香、真稠，在盆子里凝结起来了，简直跟琥珀一样。请啊，老朋友，替我喝完它！”福卡已经被迫喝了三盆汤了，杰米扬还在调动他的妻子一起“劝”福卡喝汤：“娘子，你来敬客，客人会领你的情的！”无奈的福卡，只得咬着牙又喝下了第四盆汤。然后，他不给杰米扬夫妇再张口的机会，马上站起身，火速地拿起帽子、腰带和手杖，用足全力逃也似地飞奔着离开了杰米扬的家，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上杰米扬家的门了。
“杰米扬的汤”，是俄国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雷洛夫（１７６９—１８４４）所写的一则寓言。据说，在一个文学晚会上，有一个从未写出过好作品而又极想出人头地的人，大谈特谈他本人的新作，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糟塌掉了，人们极端厌恶，克雷洛夫就当众朗诵了这则“杰米扬的汤”。
表面上看来，杰米扬诚心可掬不厌其烦地请别人喝汤，实际上，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这是在炒卖自己的汤，自然也是在炒卖做汤的自己。而“炒卖自己”，似乎已经成了当今文坛上某些人想出名的一种手段。
“炒卖自己”所需者，不过是膨胀的“名”，而获得这种虚名全在“炒”功，却不在学识上的真功，亦根本不用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地苦读苦思苦搜索，而只需急速地拼凑出一本书来，自然应该自费出版以免罹出版社退稿之忧；还可以在扉页上作面目全非的作者介绍，专家、学者的桂冠任意加冕，优异、卓越的光圈随便罩顶；在封底上开列出十几位中外名家的如潮好评。而必不可少的战术还有趁热打铁地自费组织讨论会，把这一片颂扬发表于报纸杂志，播放于电台电视已然是顺理成章，再加上作者亲自出马化名写文章吹捧自己，或者搞签名售书之类。
炒卖自己，缺乏文品文德，而助炒者，充其量也不过是被人家利用的工具，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都搭了进去。早在６０年前，鲁迅先生就警戒过这类人：“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骂杀与捧杀》，１９３４年１１月）
不过，炒“红”一本书，炒出一个“作家”，终究也伤不了什么大雅。既然是“炒”，火总会熄灭，炒出来的东西，也总会有冷的那一天——闪电过后，必然是久久的沉寂。
可叹可悲可怕者，倒是那些炒出来的“作家”如果再冠以“教授”、“学者”的头衔而又功夫欠佳，时不时地在讲台上出点不大不小的纰谬——诸如把“倒绷孩儿”夸夸其谈成“把小孩用绳子倒吊起来”之类竟还浑浑然不觉其误，那可就害苦了别无选择的莘莘学子。
清黄景仁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他对他那个时代书生的认识，未免悲观偏激。改革开放的当代，在商海中畅游得非常得心应手的书生，大有人在。当然也有许多非常有本事却又甘愿坚守学海而不去的，人各有志，无须一律。但不管在哪个海里，还是应该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的好。所以，学界中的“杰米扬”们，不妨再读一读克雷洛夫的另一则寓言：
“车子上运着两只桶，一只盛着酒，另一只空无所有。前者一路上沉静地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后者跳跳蹦蹦，闹得一路上回声震耳，尘土像云雾似的飞扬，焦急的路人老远就听到吵闹的声音，诚惶诚恐地躲在一边。然而，不管后者怎样的哗众取宠，像前者那样的价值，它却没有。”（《两只桶》）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青青的群山》［长篇小说］
作者 布和德力格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分上下两册，选取内蒙古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中挖“内人党”的高潮时期和改革开放、落实生产责任制的艰难创业时期，浓缩了两个时期的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斗争生活。上册通过农牧民群众奋不顾身地保护被打成“内人党”党魁的吉博呼郎旗长免遭被捕被害的故事，真实、深刻、全景式地反映了挖“内人党”的这一内蒙古的最大冤假错案。该书正面描写了以旗长吉博呼郎为代表的一群蒙汉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蓄意制造的挖“内人党”运动的抵制、反抗以及为结束这场人间惨剧而进行的艰苦卓绝、尖锐激烈的斗争，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广阔的历史画面。在整个角逐与斗争中，从表面形式上看，似乎是正面力量处于被动挨打，反面势力主动出击的局面，但从作品的深层内涵来说，恰恰相反，给读者留下的深奥底蕴，却在于使你感受到吉博呼郎一群始终处在斗争的主导地位，从而展示人民力量强大无比和不可战胜的生动图景。下册描写吉博呼郎在三中全会的鼓舞下，迎着故乡的召唤，毅然决然从盟里的领导岗位上，回到家乡，组织人民，带领群众，克服天灾人祸等重重困难，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把极左造成的一系列错误与破坏，一个个地纠正与恢复过来，因地制宜地调整和转变农村牧区的生产结构和经营体制，促进经济繁荣，人民致富的动人事迹，生动地反映了改革给草原带来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谱写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一曲凯歌。
整个作品，气势恢宏，惊心动魄，充满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充满着科尔沁这个独具一格的半农半牧区的民族特征和地区色彩，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晓石）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研讨会”综述
由《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的“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大家对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议论，对历史小说的文类特质、历史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当代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与会同志认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极为丰富的历史文本资源和以史为鉴的人文传统，这无疑给中国作家描写历史、表现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中国的老百姓关心历史，爱好历史，阅读历史小说已成为其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新时期以来，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契机，反思现实、反思历史蔚然成风，历史小说创作呈现一派新的气象，开拓了新的艺术空间。许多同志都认为，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和艺术上的成就，同作家们勇于反思的胆识是分不开的，一条反思的红线，始终贯穿着整个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
与会同志围绕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展开热烈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历史小说描写的既然是历史，就应当对历史的真实高度尊重，在构思创作中就应当以那个客观存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为蓝本，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它的原生状态，这就要求作家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剔抉探索，真正深入其中，才能展示历史的真实风貌。有的同志对此提出质疑：所谓客观存在的历史是否可能有？历史文本资料上的记载是否完全可信？所谓原生状态的历史能否真正为今天的人所理解？有的同志则认为，对于历史真实，不应坠入虚无主义泥坑，历史毕竟有自己的规范，具体到创作上，不必锱铢必较拘泥于细部的真实，更应注意整体氛围的营造，“历史真实”不应视为束缚人们创造的框框。作家的任务并不在于复制历史，而是同历史的对话。
不少同志还结合自己创作的切身体会，谈到了历史小说创作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何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如何表现历史进程中那种难以言传的沧桑和悲凉？如何处理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关系？如何突破既有的框框，不仅是他人的也包括自己的？如何更深入地反思历史，穿透历史？如何在历史选择的多样性中把握历史？如何处理“我”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以一种幽默达观的心态观照和表现历史？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可望引起大家更加深入的思考。
（李兆忠）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中国民众抗战的真实画卷
朱静仪
李定芳的《烟笼鄱湖》是第一部反映江西抗战风云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具有中国最大淡水湖泊之称的鄱阳湖历来为兵家争夺的要地，从三国时魏吴大战到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奠定霸业，上演了一幕幕蔚为壮观的战争活剧。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抗战爆发，又充满刀光剑影。《烟笼鄱湖》一书就是描写在这一背景下，日军为配合其打开南方战线这一战略部署而从鄱阳湖水道上开辟新的航运通衢的故事情节，细述了敌人沿途烧杀掠抢的种种暴行，刻画了敌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贪婪狡诈的丑恶嘴脸。
作品最成功也最可贵之处就在于描绘了一批聪明机智、奋勇杀敌的抗日者的感人形象，叙述了他们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斗勇斗智巧于周旋的经历。战争锻炼人，也造就了一个个高大的民族英雄。彭家村老表面对敌人奸淫妇女时从慌乱中归于镇定，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打死６名敌人；楼下村村民男扮女装，利用手中的锄头、鱼叉全歼９个鬼子；而青年程保兴胆大艺高只身深入敌穴毙敌两人。家仇国恨使他们忘记了害怕与胆怯，抛却了牺牲与退缩，他们涌动着坚定的信念是只有勇敢的斗争才能把鬼子驱赶出自己的国土和家园。书中这方面鲜活而典型的事例俯拾即是。当然，作品也不乏国民党地方势力的达官显贵的暗淡而愚蠢的形象。一面是高大威武雄壮，一面是渺小卑微。两者相比，反差鲜明。作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唯有人民参与的战争才能使敌人胆寒惊魂，草木皆兵，陷入四面楚歌的凄惨境地，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大江东去，浪淘尽。唯有鄱阳湖的芦苇，鄱阳湖的波光还在依旧深情地叙说着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昨天的故事，还在如泣如诉讴歌着那一个个灵魂不灭的高尚的中国民众人格的精神魅力。在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时刻，出版和阅读这部颂扬民族精神，反映民众抗日的纪实文学作品，对于牢记历史，开启心智，振奋民族精神，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这样，烟云笼罩下的鄱阳湖才会驱散尽那团战争的阴霾，蔚蓝碧净的天空永远倒映在人们的心海间。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巨人的步伐——百家改革采风录》（上）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巨人的步伐——百家改革采风录》（上）首发式。《巨人的步伐——百家改革采风录》（上）是一部从宏观到微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改革开放１５年来伟大成果的新书。全书分为“共和国的部长谈改革”和“奋进在希望的田野上”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部长们介绍的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中，读者将了解到，改革开放１５年来，共和国的交通、邮电、电力、铁路、建设、机械、民航、轻工、海关、旅游、保险等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辉煌成果。书的第二部分，赞颂了特区人的成绩，也讴歌了内地的成就，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其声正宏，其势正猛。 （王闻）
“三Ｓ”之行出版座谈会召开在本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三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先后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向世界报道了发生在这块神秘之地的伟大壮举。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简称“三Ｓ”）。三Ｓ因报道中国而驰名世界，中国共产党也因三Ｓ的报道而得到了各国人民的了解和支持。但是，三Ｓ进入红色区域的冒险经历和传奇故事，多少年来却一直未被人所知。陕西作家历尽１０年甘苦，写出了描写三Ｓ在中国战斗历程的三部曲《世纪行——记斯诺》、《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东方行——记斯特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陕西省委宣传部、延安地委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者认为，《三行》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有助于人们了解延安时代那段难忘的历史。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求实精神，描写了三Ｓ在中国的战斗生涯，并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１００多位伟人进行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再现了他们叱咤风云的光辉形象。（发）
《天泽文库》出版如何使高品位的纯文学创作占领图书市场，赢得更广泛的读者，一直是出版发行界人士思索的课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抓住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有利时机，将品牌意识注入出版机制，荟萃名家名作，编辑出版《天泽文库》长篇小说系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名牌的前提是质量和特色，没有精品就没有名牌。但是分散零乱的精品也形不成名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出版社具体实施“名牌战略”计划，《天泽文库》长篇小说卷首期推出的有冯苓植的《狐说》、蒋韵的《红殇》、陈冲的《送你下地狱》、成一的《白蝶》和蒋子龙的《农民王国》等。文库的散文随笔卷还将推出萧乾、陆文夫、蒋子龙、许淇、原野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散文随笔精品。天泽文化发展中心策划的这套大型文库，由蒋子龙出任主编。（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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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报告文学］
作者 谭谈 载《当代》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在中国，每年杂交水稻增产的粮食，解决了两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为此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袁隆平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年月里，被邪谬的政治之风吹到了一个偏僻贫穷的湘西小山村。房东老向一家多年饿肚子，渴望多产粮的愿望深深触动了学农的袁隆平的心。从此，袁隆平立下志向，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老向对粮食的那种渴望情景成了他从事水稻杂交试验，闯过许多环境与科研难关的一种内在动力。袁隆平是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走近并进入杂交水稻研究这个领域中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袁隆平拥抱的是一种大爱和无私的心，是一种献身民族和人类的精神。作者以他擅长描述的笔墨，通过对一个科学家科研经历的报告反映了历史生活的内容，又在这个历史生活的内容中很好地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意志和行为，表现了一个辉煌的科学成果从无到有，从细小到灿烂的过程，从而使作品具有较深的艺术感染力。
（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