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
蔡继明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畴具有三个规定性：生产劳动一般，生产劳动特殊，生产劳动个别。就商品经济而言，一种劳动并非因为它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是因为它创造价值才是生产劳动。非物质产品只要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转移到其需求者手里，它就会成为商品，生产它的劳动就会创造价值。
关于生产劳动的界定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对此发表一些浅见。
一、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
关于生产劳动范畴的界定，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有所谓“窄派”、“宽派”、“中派”和“严派”之争。笔者认为，争论中的各派之所以都能从《资本论》中找到各自的“论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畴包含着多层规定性，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论述并没有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组成一个逻辑体系，而是以论战的形式散见于《资本论》的手稿，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之中。这就有可能使争论中的各派将马克思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所说的话作为各自的论据，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畴，具有以下三重规定。
１．作为生产劳动一般，它是指能够生产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由于人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的（或自然的、生理的）需要，又包括精神的（或社会的）需要，从而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既包括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物质产品，又包括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所以，作为生产劳动一般，它既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又包括精神生产领域的劳动，只要这些劳动生产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的劳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从而生产出一定的产品后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０５页）上述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可以看作是生产劳动一般的定义。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其他有关论述，对这一定义应作更宽泛的理解：一方面，“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同上，第５５６页）；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还有精神生产领域，从劳动过程的结果看，除了物质产品外，还有精神产品，除了有形产品即财货外，还有无形产品即服务。后面这种情况，马克思并非没有考虑到，只是由于当时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在整个使用价值的构成中比重甚小，马克思才把注意力集中在占统治地位的物质财货的生产上。但这并不排除生产各种服务和非物质财货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一般而存在。因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一般这一范畴所反映的不过是简单劳动过程与有效结果之间的关系。
２．作为生产劳动特殊，它是指生产商品或生产价值的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还必须生产价值，而且只有当他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价值即一定量的货币时，其私人劳动才转化为社会劳动，所以，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对原来的生产劳动一般的定义还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即“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同上书第４９卷，第９９页）这就是生产劳动特殊。
与生产劳动一般相比，生产劳动特殊是比较具体的范畴，它在前一个范畴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价值关系这一规定性。它并没有否认生产劳动一般所具有的任何规定性，而是把它包含在自己的规定性之中。也就是说，从商品生产过程的角度或结果来看，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这里所说的商品，是指前述作为物质财货及服务和精神财货及服务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以上的分析表明，就商品生产而言，一种劳动并不是因为它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而是相反，正因为它创造价值，才是生产劳动。
３．作为生产劳动个别，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所以，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角度或结果来看，对前述生产劳动特殊的定义，还要再加上更切近的规定，即“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同上，第９９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商品生产的一种个别形式，所以，上述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的生产劳动，也只是生产劳动的一种个别形式。与生产劳动特殊相比，生产劳动个别是更具体的范畴，它是在前一范畴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资本关系这一更切近的规定。
马克思曾精辟地阐明了上述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规定之间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可是，劳动过程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因此，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当我们考察单个商品时，在单个商品的可除部分中表现为无酬劳动的，是生产劳动。”（同上，第１００页）
从以上的分析和引证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
首先，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一般、特殊和个别规定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和复杂、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说，简单的和抽象的范畴可以在复杂的具体的范畴出现之前独立存在，而复杂的具体的范畴则必须以简单的抽象的范畴为必要前提，并把它们包含在自己的规定性之中。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产生之前，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特殊就已经存在了；而在商品生产劳动产生之前，生产使用价值（包括物质使用价值和精神使用价值）的劳动作为生产劳动一般也已经存在了。
其次，生产劳动范畴是马克思根据一定的生产目的而对劳动所作出的规定。如果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那么，只要是能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如果生产的目的是价值，那么，只要是能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即使它能生产使用价值，也是非生产劳动；如果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那么，只要是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即使它能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也是非生产劳动。所以，就不同的目的而言，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最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劳动个别时，曾举了大量非物质产品生产的例子，如作家、教师、歌女的劳动等，认为只要这些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就是生产劳动。这也表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畴并不仅限于物质财货的生产领域。
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
以上只是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说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只要生产商品从而创造价值，就是生产劳动（特殊）。现在，则要具体回答，非物质产品到底是否可以具有商品属性？显然，如果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同样可以创造价值这一命题就自然成立了。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商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即为他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并且要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在交换中，作为社会使用价值的产品就获得了交换价值，即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一比例围绕波动的中心就是价值。所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根据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不同，人类的生产可分为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既生产物质财货，也生产物质服务，这些都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使用价值。精神生产领域同样既生产精神财货，如文学、艺术、美术作品、各种音像、新闻出版物、教科书、工具书、学术著作、计算机软件等，也生产精神服务，如教育、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电影、有线电视、舞台艺术、音乐会、各种竞赛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使用价值。显然，前述有关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条件，不仅适用于物质产品（包括物质财货和物质服务），而且适用于非物质产品（包括精神财货和精神服务）。只要非物质产品（以及物质服务）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它们在交换中的比例即交换价值等于各自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比例，这些非物质产品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生产这些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就创造了价值。这种非物质产品的商品化，早在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其进程比较缓慢，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服务与财货相比确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马克思和斯密都曾论述过。由此决定了服务不能贮存，而且一般来说，对于已经购买的服务不能再出售。
以上，我们从商品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证了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只要其产品具有社会的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使之转移到需求者手中。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看，这种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属于上述生产劳动特殊范畴。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那么，无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还要加上什么样的更切近的规定，都必然是以前述生产劳动的特殊范畴为必要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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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特色管理的研究课题：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潘承烈
深入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祖先，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研究昨天，是为了服务于今天；研究古代，是为了服务于现代。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也是联系和团结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一条重要文化纽带。
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古代管理思想，是一座博大精深的巨大文化宝库。今天，我们要发展我国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管理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与重要性，已为战后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经验所一再证明。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这样一个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的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管理上就不能不考虑到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民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沿着历史长河走过来的。悠久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对生长和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炎黄子孙，都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要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就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否定传统，而是应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为今天的伟大事业服务。因此，我们要从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为进一步改善企业管理，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其目的是古为今用。我们学习古人，不是从其论著、典故中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去寻找出一个现成答案。如果抱着这样的目的去研究古人，自然只会感到“不切实际”，或“远水解不了近渴”。正确态度应该是：学习古人，重在从古代著述中融会贯通地去深入领会其哲理，并结合实际加以举一反三的思考，从而开阔我们的眼界，拓宽我们的视野。
当前，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与管理思想，之所以能够引起学术界、企业界的关注，是因为大家在市场竞争大潮中逐步理解和运用了古代哲理，开阔了思路，并从中尝到了甜头。诸如《孙子兵法》克敌制胜的谋略，《周易》关于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哲理，《老子》的辩证思维观点，孔孟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及对仁和义的论点等等，对我们的企业家来说，可以从中领悟到怎样去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企业素质，树立“居安思危”、“见利思义”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取得竞争优势的经营之道。
研究传统文化与古代思想，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决不能以背诵几句古人的警句或格言为满足，更不应以穿靴戴帽的方式，把古人的东西生搬硬套地装进现代管理中去。在古为今用方面，关键是要真正深刻领会古代思想与哲理的内在涵义，通过它来触类旁通地启发我们的思路。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和方式，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为此，我们的管理方式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也就是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此外，如培养“四有”职工队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考虑社会效益与保护环境等等，这些都是管理方式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既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又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这两方面对我国管理方式的形成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而这一方式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向前发展。现在，深化改革已进入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离不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理应更好地加以研究运用，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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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探索
刘仲林
经过本世纪２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两次文化大讨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理论和新体系孕育和探索，已成为中华民族迈入２１世纪富有挑战的历史使命。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目前有三个思潮非常活跃，它们各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理论，努力竞争成为一种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生长点。
（一）新儒家。“新儒家”一词在近年报刊上出现频率较高。这一思潮起源在２０年代文化大辩论之际，从那以后７０多年来薪火相传，理论建设成果颇丰。如其中第一代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贺麟“新心学”哲学；第二代唐君毅“心本体论”体系、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体系、方东美“生命本体论”体系等都为新儒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新儒家的使命和宗旨，简言之，就是“返本开新”，一是返回儒学之本；二是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新局面，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用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的话说，就是以中国文化命脉（儒学）为本，创建一个大综合，就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开出来的科学、民主来一个大结合。
新儒家在理论建构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缺陷。夏乃儒指出了三点：首先，新儒家坚持中国文化儒家本位说，其心态不免过于狭隘，其思维模式流于单一而将失去开放性，其思维框架仍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其次，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新老儒学一个根本缺陷。再次，“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也即儒家道德如何与科学民主相容，是新儒家体系内难以克服的矛盾。
（二）新道家。“当代新道家”一词许多读者尚陌生，但其思想源远流长。董光璧在《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一书中指出，新道家的思想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形势下，同新儒家思想一起并行发展的。其中，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最早系统地阐明了道家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指出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论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分析了道家直觉理论对科学认识的深远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并以此为契机建构他的东西文化平衡的世界文化模式。新道家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隔阂为着眼点，站在“建构世界文化新模式”的高度上展开理论建设，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正像历史上儒家与道家对立互补一样，新儒家与新道家亦呈微妙的对立互补：新儒家以“内圣”为出发点，由“内圣”开“外王”；新道家却以“外王（科学）”为出发点，由“外王”开“内圣”，这一“外”一“内”，把二者互补之态勾画得惟妙惟肖。
新道家理论也有其不足和缺陷。首先，《当代新道家》一书展开的新道家理论单薄，没有形成系统严谨的体系；从自然科学知识角度的分析和猜测较多，哲学与人文内容的推理和建构较少。其次，正如新儒家“内圣”开出“外王”遇到困境一样，新道家存在“外王”开出“内圣”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实现其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为世界文化新模式的目标和理想。
（三）综创家。“综创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派”的简称，其思想基础和核心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
早在１９３５年张岱年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主张。其中心观点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１９３６年张岱年提出具体蓝图：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一方面将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结合进来，另一方面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进来，由此构成一个“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唯物论哲学文化新体系。
８０年代张岱年先生再次高扬“综合创造论”的旗帜，结合新形势和时代需要，进行了多方面论析和探索，获得累累硕果，被学术界称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带头人。方克立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活动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综合创新派”的观点，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１６字方针，对推动这一思潮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与新儒家和新道家相比，综创家的特点和优势是鲜明的：它不拘泥以儒为本，或以道为本，而是择两者之长综取之，左右采获，克服了偏于人文（新儒家），或偏于科学（新道家）的片面性；它不仅博采儒道两家之长，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创”为本，一以贯之，着眼克服中国传统文化“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重大缺陷。今日世界，是一个竞争世界，今日时代，是一个创新时代，专长守势的文化精神，是无法站到世界和时代的前列的。以“创”统而贯之的“综创家”，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守势，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综创家也有缺点和不足。比较明显的是，综创家评述和论析别人的观点多，自己的理论建构和体系探索少，因而难使众人清楚“庐山真面目”。当然，形成这一状况，有其历史原因。令人欣慰的是，综创家已意识到这一点，并着力加强新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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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精神”研讨会述要
马宝珠
●在经济建设新时期，培养企业文化精神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管理者面前。我们不仅要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积极有益的东西，同时也应从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古为今用。在日前召开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精神”研讨会上，与会者就此达成了共识。
与会者指出，企业要久盛不衰，企业文化的存在和延续是个重要原因。一些成功的企业都能形成和保持一种反映其独特的精神面貌的信念，或叫价值准则，它渗透在广大职工之中，成为团结职工的一种凝聚力，成为大家愿为本企业目标而奋斗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他们就我国传统文化的有关内涵、功能与西方先进企业文化精神关系以及现代“儒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一致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许多优秀的谋略思想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它们被用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实践，成效也非常明显。今天，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它应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之中。在这方面，我们过去重视不够，利用有限，今后应当加强。
关于西方先进企业文化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与会者认为，它们是并行不悖的。从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科学的管理思想和先进模式，有利于我国现代企业少走弯路，进行更加规范化的生产；而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又可以防止随物质文明进步出现的某些弊端。
与会者还就目前市场经济形势下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进一步感到加强企业文化精神建设的必要和重要，而吸收、利用、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失为途径之一。这次研讨会是由文摘报社、光明日报理论部、高感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汉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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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家的作用研讨会综述
郑彬周治玉
●由武商集团股份公司、珠海西部工业总公司联合主办的“企业家再展宏图研讨会”于５月中旬在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界、理论界的代表５０余人参加了会议，围绕如何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和加快建立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步伐，搞好国有企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一大批甘于奉献、勇于开拓的企业家，他们率领广大职工群众，大胆探索、积极创新，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促进了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与会者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创业者。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企业都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工厂的厂长只能是个管理者，根本谈不上去进行创新和冒险。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厂长经理成为具有战略眼光，敢冒风险，敢于创造的企业家。有的代表指出，如果没有强烈的创造精神，不敢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不敢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因循守旧、按部就班，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决不是所有的厂长经理都能成为企业家的。
与会者认为，企业家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一个企业的兴衰，与厂长素质和能力密不可分。名牌是无形资产，但如果没有敢创世界一流产品的优秀企业家，又怎么可能创造出名牌产品。企业家的声誉同企业的商誉一样，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有的代表指出，应充分认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和历史贡献。在现代社会里，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都是重要的社会群体。思想家是社会的启蒙者，离开了思想家，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政治家是新思想、新制度的实施者，离开了政治家，再美好的社会理想就不可能变成现实。但只有思想家、政治家，而没有企业家就构不成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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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国际共运史研讨会召开
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在云南省曲靖市和昆明市举行。会议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曲靖地委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云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联合举办。来自全国的９０多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讨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及其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现状和问题、趋势和前景。还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会者指出，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低潮当中有实质上的进展和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在低潮中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回答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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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出版
林白鹏、张圣平、臧旭恒和张东辉著的《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一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马克思的消费与生产同一性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全面把握最新统计资料和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我国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联进行了定量化、模型化、实证化和应用分析，揭示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运动的基本规律，力求为宏观经济决策和发展战略选择提供客观依据。
（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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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增强获取信息意识的紧迫感
张海潮在《现代领导必须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一文中指出：信息是领导者指挥、协调和决策的依据，也是评价领导业绩的依据。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名领导者，面对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信息大世界，要想“指挥若定，挥洒自如”，必须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
当今世界，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新能源、新材料层出不穷，全世界近三十年来的创造发明超过以往二千年的总和。当代领导，处于迅猛增长的信息流的包围之中，要解决问题，作出决策必须凭借大量信息，才能搞清情况，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所以，领导者必须增强获取信息的紧迫感，才能千方百计地获取信息。
目前，大量新信息的迅猛增长，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国内外激烈的竞争，领导者的思想必须十分敏锐，善于观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勤于询问，努力探索，及时掌握各种有关信息，全方位、多层次、连续不断地搜寻，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对捕捉信息缺乏热情，思想保守，迟钝、懈怠，就可能落后，甚至被时代所淘汰。
该文强调，领导者必须养成分析信息的习惯，提高分析信息的能力。分析信息，不仅要定量，而且要定性，要学会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观点，去深入地分析、综合信息，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创造条件。但是对信息也不能兼收并蓄，精明的领导者就好比精良的“滤波器”，而不只是“录音机”。筛选信息一定要注意其可靠性、新颖性、典型性和适应性。要运用辩证眼光，对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
（摘自《领导工作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