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经济观察
回归“母亲”
——广东经济发展与土地的关系考察之一
本报记者蒋亚平
一
深圳规划国土局副局长刘佳胜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刻下一个印记。
大约八九年前，深圳人正为缺少城市建设经费苦恼。有海外来的客人告之：为何不去找你们的土地“母亲”呢？！深圳人顿悟。于是，在罗河桥边，作为深圳国有土地的代表，刘佳胜敲响了那面用红绸装点、金光闪闪的大锣。
在当时，这锣声只是对出让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但它却宣告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这便是回归“土地母亲”的时代。
现在，“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曾被人遗忘多年的名言，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迈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度里，这句古老的名言又有什么样的新的、特定的内涵呢？
先行一步的广东，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二
当代广东经济发展和土地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最初是“以土地换工厂”，其主要形式，便是“三来一补”。这一８０年代初出现在宝安、东莞等地，后来扩张到广东全省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积累。从事“三来一补”的工厂，多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撑其发展的基本要素，便是便宜的劳动力和相对便宜的土地。
接下来便是“以土地换公路，换桥梁”。这大概是十年以前的事情。当时，广东经济并无今日的财大气粗。改善投资环境，要修上千座桥梁，上万公里公路，钱从何来？于是让出“地权”，生发出先是名闻全国，继而遍及全国的“收费路”、“收费桥”。
随后人们便听到了深圳租地的锣声。这是以地生财、借地发展的最典型的形式，即直接“以土地换钱，换外资”。
以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为核心内容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牵动了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之一。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很快便如潮水一般，席卷了广东，席卷了全国。进入９０年代初期，房地产开发和开发区建设一时蔚为大观。尽管人们对此争议甚多，非议甚多，但是，毫无疑问，科学地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极端不合理的城镇用地结构，适时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是这一大观最深层的冲动。这时，人们是在“以土地换产业结构调整”，“以土地换城市建设”。
在后来的发展中，土地的作用虽不像出让使用权和开办开发区那样风风火火，但却越来越贴近了经济体制的命门。
兴起于广东南海市，已在广东全省推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基本上完成了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这是“以土地换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
在广东，有关土地的最新进展，是近两年从顺德开始试验，并且已经大见成效的地方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在这个过程中，被显现和量化的土地资产，成为传统体制下的企业向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转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时候，广东是在“以土地换现代企业制度”。
对这个过程，广东省国土厅厅长袁征有凝练的概括。他说，大力度开放，充分利用相对便宜的土地资源，解放和重组久闭冷宫的土地要素，显化和盘活巨量土地资产，是当代广东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主线之一。没有土地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全方位介入，广东经济就很难有眼前的辉煌。
三
同是中国，同是广东，同是脚下这片国土，土地的作用，为何在改革开放前后，能够有如此巨大的不同呢？
这首先得益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经济发展，有四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即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多，土地价格相对便宜，资金匮乏，技术稀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但是，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需要巨额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尽管这一战略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打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代价也是昂贵的。
这就如同一个运动员，他的身体条件，本是双臂强壮，两腿瘦弱。但是和人竞技，不选拳击，而比长跑。
广东是我国最早开放的地区，开放的直接动因，是对海外资金和技术的需求。从别人手中拿资金、拿技术，得有东西交换，这便是便宜的劳动力和便宜的土地。二者结合，便孕育出如今成为广东经济支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些经济学家将此谓之“比较优势战略”。
广东的土地，由此大显身手。
土地在经济发展中得以“显山露水”，还得益于以市场为中心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基本经济政策的改变。
没有优惠的外资政策，便没有势如潮涌的“三来一补”，多情而又寂寞的土地，便空守闺门；不把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套在土地上的“紧箍咒”便取摘不下，土地仍会是死水一潭；不实行成片开发，高新技术开发区便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不允许推行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肯定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对一些丧失活力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巨量的土地资产便无法显现……
于是，我们便在土地、改革、发展之间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者关系。土地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演员，正确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舞台，市场取向的改革则是导演。三者同轨，便演出了广东经济发展这出大戏。
依靠科学决策，选择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不断地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才能使我国的各种经济要素合理组合、流动，发挥我们特有的资源优势，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并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在考察广东经济发展与土地的关系后，给记者留下的一个深深的印象。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地方经济
江华：大山区变成大郊区
张知干欧显庭
初春时节，湘南边陲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连接两广的公路上一片繁忙：百里瑶乡每周都有２５００头“中花猪”、数十吨鲜菇和夏阳白菜源源运往广东、广西。县委书记周永亮高兴地告诉我们，这是该县实施“把大山区建成沿海发达地区大郊区”战略带来的喜人景象。今年１—４月，该县销往广东生猪近５万头。种植蔬菜５万亩，其中３万多亩反季蔬菜全部销往广东和港澳市场，仅此一项，全县菜农人均增收２５０元。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处湘、粤、桂三省之交的大山区，６５％的瑶胞居住在海拔１０００多米的高山上，耕地仅占总面积的１．３％。长期以来，这里囿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形成了以水稻和杉木为主的单调经济格局，民族经济发展缓慢。
然而，沿海发达地区的飞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江华这个沿海向内陆延伸的“过渡带”。县委、县政府领导开始认识到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决定引导瑶胞群众从传统的“山沟意识”中走出来，开启沉重的山门，实现与两广市场的对接。他们果断地作出了“根据两广市场需求发展民族经济”的决策，因地制宜制定了“百万头生猪工程”、“百里香菇基地”、“百里烤烟基地”、“百里集镇”的发展规划。近几年来，他们对生猪、香菇、蔬菜、干鲜果等十个农产品基地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实行倾斜，还组建“野生土特产公司”等龙头企业，把基地和瑶乡千万农民联结起来，有效地带动了全县种养大户的发展。去年，该县蔬菜面积达８万亩；发展生猪５８万头；发展种菇一万筒以上的香菇大户４００多户，产值过千万元。
为了适应与两广市场对接需要，他们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电力、通讯设施和市场环境。近年来，先后投资近亿元整修国道、省道，开通了国际直拨程控电话，实现了百里瑶乡乡乡通电，还在与两广交界的集镇兴建了一批综合贸易市场和生猪等专业批发市场。随着集镇建设的发展和流通环境的改善，广大瑶胞一改过去“再穷不出门，再苦不经商”的传统习俗，纷纷下山经商。目前，全县已有５万多居住在深山老林的瑶胞活跃在２０７国道江华境内沿线的各个集镇上经商办厂。去年，全县边境交易额近３亿元。
大山区连接大市场，百里瑶山如今成了向两广供应农副产品的“大郊区”。一批带“山”字特色的土特产品成了两广市场上的俏货。打开山门的瑶山成了众多两广客商投资看好的一块热土。近年来，该县引进两广沿海地区资金１３００万元，兴办企业３１家；利用瑶山丰富的资源办起了３家中外合资企业，总投资２９０万美元。今年，该县已与外商签订合作协议４个，预计投资６００万美元。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民与市场
凉席早市
晨曦初露，笔者匆匆来到了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的“凉席早市”。据村民介绍，４０年代，这里就有了“凉席早市”。它的繁荣期始于８０年代初。
７时３０分，已有５００多位村民进市，他们将凉席竖成两排，自然地形成了一条金色的“凉席街”。
南田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吴一基说：这些水竹凉席，都是本镇村民生产的，已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水竹产于茅竹湖、志溪河沿岸。凉席制作精美，篾纹纤细，光滑平整，消汗散热，舒香凉爽。尤其是睡至凉席成腊肉色时，是最凉快的。这里的水竹凉席，１９５５年曾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银质奖。
这时，一些村民围了过来，同笔者谈起了水竹凉席那优美的民间传说，有的说这里的水竹凉席过去是贡品，凉席分卧席、枕席、椅席、坐垫等１０多个品种，有花鸟、山水、书法等多种花席，还编织过彩色图案呢！
９时刚过，早市悄悄地散了。谢林港镇长陈积科介绍：早市已开始进入旺季，日成交额在１万元以上。现全镇已有凉席加工户２０００多户，年产２０万平方米，１５万多床，年成交额在１２００万元以上。
（李浪高罗赛鹏罗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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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杂谈
乡镇企业也有“庙”
燮阳
江苏武进县礼河镇，有一家村办电讯元件厂，管理井井有条。我到工厂那天，厂长一见面就对我说：我这个厂没有副厂长，没有专职的车间主任，只有两个厂长助理，我一人身兼数职，既管生产，又管经营，还管供销，全厂２５８人，只有９个干部。
正在我们谈话时，进来一位中年妇女，给我们倒茶，厂长介绍说：她是我们厂办公室主任，一人身兼５职，既是主任，又是接待科长，还是统计员。
这个工厂虽然用人少，却一年创造产值上千万元，利润达１００万元以上，成为全县电子企业一强。现在，有些乡镇企业，效仿某些国有企业的作法，庙小和尚多，一个几百人的小工厂，安排了好几位副厂长，下面科室一大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像这样的企业，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武进县礼河镇的经验。乡镇企业的机构设置，人员的安排，用人的多少，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因事而宜。
有人说：不把机构搞大一点，官位多安一点，哪像个办企业的样子。我们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是摆样子，用人多年年亏损，样子再好看，又有何用？武进县礼河镇的乡镇企业用人少，效率高，能说它的样子不好看吗？
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设置什么样的机构，安排多少人员，都要服从生产的需要，怎么对生产有利，对企业发展有利，就怎么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企业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生产是否发展。
乡镇企业扎根在农村，土生土长，积累一点资金很不容易，在办厂上，机构设置上，用人上更应当注意精干，不摆花架子，多干实事。
笔者建议那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乡镇企业，赶快拆庙搬菩萨，轻装上阵，转换机制，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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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长取经
矫海
近日，齐齐哈尔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袁廷树一行来到了黑龙江省畜牧十佳县之一的富裕县塔哈民族乡冯屯村。
他们驱车刚驶进村部大院，正在那里工作的乡党委书记杨加奇、乡长关久良，还有村党支部书记张奎山赶忙乐呵呵地迎了出来。
大伙坐下后，他微微一乐说：“今天，我们来有个题目，就是向你们取养牛经验，特别是养奶牛的经验。从目前看，我们市有一些县区畜牧业出现滑坡，尤其是奶牛存栏下降幅度比较明显。可通过报表看，富裕县却有大幅度增长。”
“对。”闻讯赶来的副县长姜明山插话说：“年初以来，我们县奶牛存栏又增加１８００多头。”
“好。”袁副市长高兴地一点头说：“今天正好县里、乡里和村里的领导都在，大伙说说，你们到底有哪些好经验。”
乡长关久良说：“主要经验就是县乳品厂近两年不拖欠奶资款，而且不断上调鲜奶收购价格，农民觉得养奶牛有利可图，再说养奶牛真是‘铁杆’庄稼，旱涝保收，所以都愿养。”
“这对。”一位县领导插话说：“县乳品厂从１９９３年９月份开始，鲜奶收购价格已上调５次，由原来的０．６８元一公斤提到１．２元一公斤，最近工厂还决定再上调一次鲜奶价格。另外，近两年他们通过动员职工集资，停建缓建两栋职工住宅楼，出卖两台小汽车和加大陈欠货款的回收力度，已将过去拖欠农民２３００多万元的奶资还上了１７００多万元。到今年年底，差不多能还齐。县乳品厂还从１９９３年９月份起一直用现金收购鲜奶，这就有效地调动了农民饲养奶牛的积极性。”
“再有”，关乡长又接着说：“就是办好综合服务站，保证为养牛户解决好出售鲜奶，繁育改良，防疫灭病和饲料加工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这时，只见袁副市长一行几人，一边连连点头，一边记着笔记……
“另外，从我们县委、县政府看”，县委副书记高景洲接着说：“每年在拨农业贷款指标时，都把发展畜牧业的贷款摆在首位，并实行专款专用。今年全县决定用３００万元贷款扶持发展奶牛，现在第一期１７５万元贷款早已下拨到位，已购回不少优质奶牛。我们决心通过贷款扶持，在全县尽快建成３５个千头奶牛村。”
“好！”袁副市长听到这儿，高兴地一点头说：“看看村里张支书还有哪些好招。”
他话音一落，张支书瞅瞅袁副市长说：“你在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办的那个养牛展览馆挺‘打炮’，提出‘谁有远见谁养牛，谁想快富谁养牛’，‘黄牛改奶牛，一步一层楼’、‘要想发大家，快养黑白花’，这还一直起作用。”
张支书话音一落，全屋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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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绿色食品·新的希望⑦
庆安的绿色食品经济
本报记者刘鲜日
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西麓的庆安县，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开发以水稻为龙头的绿色食品，带动了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
县委书记的顿悟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０年，由于市场疲软，庆安县有１／３的稻谷卖不出去，领导劳神。１９９０年，县委书记廉继颇亲自带头跑北京、去河北、下山东，推销庆安的大米，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
也就是在这一年，该县六胜镇双胜村农民李跃庭种稻不用化肥，不用农药除草剂，而大量施用农家肥，人工锄草。秋后，用这种栽培方式生产的水稻加工的大米，其米粒洁白如玉，闪闪发亮，煮出来的米饭如胶状，香气喷鼻，三邻四友都来买他家的大米吃。
县委书记廉继颇从这两件事中得到启迪：大米普遍滞销是事实，但米质优良、加工精细的天津“小站”、辽宁“大洼”大米却供不应求。回到庆安，廉继颇提出了下力引导广大农民种植无公害优质水稻的思路。
在发展无公害水稻生产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结合本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提出了以生产无公害大米为龙头发展绿色食品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
奏响绿色大合唱
１９９３年，庆安县的绿色食品战略正式启动。他们把无公害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１０万亩。这一年的７月，专家们为该县确立了从生产源头（育种）抓起，强化生产管理和控制大米加工环节的绿色食品大米生产方案，并提出了科学种田的四项保护措施，即：一是选用优良品种，无公害水稻全部采用米质优良、抗病性强的“腾系１４４”和“合江１９”；二是以农家肥取代化肥，亩施农家肥２０００公斤；三是平整土地，变串联灌溉为单排单灌，控制水污染；四是推广机械除草和人工除草，不使用农药除草。
为了确保广大农民熟练掌握操作技术和规程，庆安县首先在全县确定了５４个村为绿色食品生产专业村。县乡和专业村都成立了由党政一把手牵头的绿色食品生产领导小组，并制定了绿色食品生产技术方案、操作规程。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全民科技培训，全县每年培训８．２万人次，保证每户有１至２名绿色食品生产“明白人”。
为了保证无公害水稻和绿色食品大米生产所需的农家肥，县里双管齐下，一方面投资５００多万元兴建了草碳生化复合肥厂，年产２万吨专用肥料；一方面本着“粮草喂畜，畜肥还田，地肥粮多，粮多畜多”的原则着手建立畜肥基地。在全县各村建起了１６８条“养殖一条街”，使全县户均饲养大牲畜一头以上、养猪两头以上。通过一系列措施，庆安县年造农家肥达到３７０多万立方米，保证亩施农家肥在２０００公斤以上。
与此同时，庆安县引进推广了赤眼蜂防虫技术，生物复合肥使用技术，高温发酵苗床土灭草、灭虫、灭菌技术，以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使生产的产品达到安全、优质、营养标准。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庆安县接受了国家环保部门对其土壤、大气和水的综合检测，所有指标均达到国家绿色食品生产标准。接着，国家食品监测部门又对其生产的“庆泉”牌免淘米进行２４项指标化验，完全达标。不久，庆安县成为国内首个全县范围获准生产绿色食品大米的地区。
建设“绿色食品之乡”
绿色食品大米开发成功，使庆安人尝到了甜头。１９９４年，在绿色食品水稻的带动下，庆安县亩产粮食达到５００公斤，总产达到３．１５亿公斤，全县直接增收近３０００万元，即每个农业人口人均增收在百元以上，这还不包括为开发绿色食品而发展的１５６条“养猪一条街”的收入。
庆安县还是东北著名的奶牛基地。１９９４年６月，中国绿色食品检测中心的专家对其草原、植被、大气、饮用水及乳品厂的生产环境进行了监测，批准了“寿字”牌绿色食品奶粉的生产权；不久以后，该县生产的“余庆”牌大豆、“绿地”牌豆油等均获得了绿色食品证书。
庆安的绿色食品开发形成了一定气候以后，县里便着手延长产业链条。按廉书记的说法：“第一车间搞好种植和养殖，第二车间搞好加工业。”他们提出了建设“绿色食品之乡”的口号：一是要建立种植业绿色食品基地。从１９９５年起，该县在６个乡镇建立绿色食品水稻基地，在９个乡镇建立绿色大豆和绿色玉米基地，在５个乡镇建立绿色瓜菜和菇?生产基地，在８个乡镇建立绿色山野菜生产基地，使全县的“绿色”粮、菜面积发展到３７万亩，其中水稻２０万亩，大豆１０万亩，玉米５万亩，瓜菜２万亩；二是要建立养殖业绿色食品基地，包括６个绿色生猪基地、６个绿色奶牛基地、８个绿色黄牛和山绵羊基地、５个绿色家禽基地。
与此同时，“第二车间”也加紧建设。庆安县植物油厂改造设备，按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生产出了绿色食品豆油；乳品厂推出了绿色奶粉；包装箱厂生产出绿色包装箱、包装袋；经营大米和其他绿色食品的企业发展到４０多家；并有１０００多辆运输车从运销绿色食品中拓展效益。绿色食品的开发，在庆安起到了稳粮、促牧、兴工、活商、聚财、富民和强县的联动效应。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河北省饶阳县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发展地膜覆盖、日光温室、实施“白色工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该县已接待20多个国家及西欧国际农业研究发展中心的专家来访。图为县委书记康春年（中）陪同七国专家考察。王元奎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近年来，冀晋豫等省兴起联合收割机易地麦收热，提高了麦区小麦联合收割程度。图为参加易地麦收的河北藁城机手为河南辉县市农民开仓卸粮。
本报记者 潘承凡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