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惠风和阳
——惠阳走笔
王必胜
从广州到惠阳是夜半时分，汽车在平直的广汕高等级公路上飞驶，沿途目不暇接的灯火闪烁着，同车的人中有第一次到这块南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的，于是，兴奋、憧憬又带着些许新奇，驱散了跋涉的疲劳和深夜的静寂。满车的人几乎是说着相同的话题：关于珠江三角洲、关于大亚湾、关于此行的目的地惠阳这片热土的建设和发展。
凌晨三时许，车子到达惠阳市府所在地淡水镇。两年前，一篇报告文学《大亚湾的诱惑》，把许多人吸引到惠阳，我也曾同一位作家来过这里。那时候，惠阳县（惠阳于去年５月撤县改市）还出了个公安战线全国一级英模彭宝林。他在一次搜捕从香港逃窜来的黑社会头目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被公安部追认为烈士。去年，以彭宝林事迹作素材制作的电影《警魂》在全国放映。我们曾去烈士生前所在的淡水镇派出所采访过。如今，两年过去了，英雄的事迹在惠阳和淡水家喻户晓。这个派出所多次被授予先进集体的称号。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这样的事件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几分神奇。
同行的一位潘君，许是记者的职业习惯使然，睡了不到三小时就起床上街采风。盛夏的淡水镇，沉浸在宁静和安适之中，刚刚下过的一场夜雨，把街头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洗得更亮丽。一幢幢新建的楼房，一条条宽敞整洁的街道，那些颇具现代意味的装潢，那些脚手架还未完全撤出的建筑群高耸云天，令我们感受到这不是一个县级的城市，而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繁华的大都市。时值瓜果飘香的季节，街头鲜亮的岭南佳果，发出诱人的清香。我们穿行在高楼大厦中，在一排排高挂着企业铭牌和厂标的楼群中，寻找着这个生长着活力和希望的现代化城市之魂。
惠阳——淡水，被人们认为是从田野上生长出的城市。过去这里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全县的工业仅有一个小糖厂，财政收入靠补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这几年的商品经济发展下，她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在全省排名第８位，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卫星城镇。１９９４年５月建市以来，惠阳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她利用毗邻香港、与深圳接壤、地处大亚湾开发区和未来的环太平洋经济圈黄金海岸的优势，正在做着一篇篇大文章。
同一些城市发展所经历过的一样，惠阳的发展，淡水的兴起，先是依靠中小型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由此带动了她的启动，然后又大量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侨资、台资，向中型工业规模集团方向发展，到９０年代又迈出更大的步伐，瞄准高科技技术密集性的企业。如今，大亚湾开发区的深水良港、熊猫汽车城、壳牌南海石油公司、联想集团大亚湾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惠州基地、高科技园等，陆续在这里建成，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们的注意。而淡水镇将依托大亚湾和深圳的近邻优势，逐步建成一个“万商云集之城”。
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是决策者们的大手笔。在这南海之滨，有一片宁静怡人的海湾静静地躺着，经受着自然潮汐的冲刷和时间洗磨。公元１９８８年的一天，它在世界注视中国的目光中崛起，一声声开山填海的炮响，揭开了大亚湾开发的序幕。９０年代，随着邓小平视察南方，再一次使南粤大地改革洪波涌起，大亚湾开发区的正式确立，惠州港的修建，使这里的改革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个开发区各个项目完成之后，将成为广东省大型石油化工、钢铁和汽车制造工业的重要基地。
一位诗人说过，这里每一块土地都生长着希望，每一平方都有着智慧和能力的较量，每一项业绩都包孕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一句通行的话来说，这里是一片热土，昭示着南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纵深发展的希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惠阳的人民创造了足可令人欣慰的事业，中央主要领导多次亲临到这里视察指导工作，大亚湾的发展、淡水镇的变化，无不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大亚湾管委会副书记黄光是一位老惠州。他用诗一样的语言说，我们的脚下是一块黄土，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大海；大亚湾要做着“大文章”——办大工业、修大港口、上大项目、建大城市。他们也不讳言困难，特别是从传统的农业型向大工业转变，有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之后的“阵痛”。领导者们和决策部门，用新的思路和观念的变化，迎接这个新型的转变，用一种超前的眼光、一种全局观念，建设现代化的新惠阳。
城市是一部打开的大书，城市的容貌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淡水镇的规划，从总体设计上体现出现代新型的城市的风格。路是城市流动的血脉，宽敞的大路与周围的深圳、惠州、梅州等地通达，正在修建的铁路同未来的京九线相接；高大的建筑物集中形成相当规模的建筑群落，成为新生城市的重要门脸；那花园似的绿化带围绕着新建的建筑，显示着设计者们的匠心。还有那众多的文化设施，更体现了建设者们的不俗眼光。
现代化新兴的城市需要一批年轻有朝气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这不仅在于他们的年龄，作为一代跨世纪的干部，他们的思维观念、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是最主要的。中共惠阳市委常委、淡水镇党委书记张添才，年仅３０出头。他是土生土长，放过牛，打过工，仅读过中专，从基层一步一个台阶奋斗出来的年青干部。掌管２０多万人口，面对毗邻地区的比学赶超，他焦虑与坦然，自审与自信同在。他善于把握大局，抓住机遇，而又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谈起淡水的发展，他的眼光掠过眼前的成绩，避开昔日的辉煌，思考着如何进一步引进智力、技术，如何发展具有世纪特色和生命力的项目。他爱从国内和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引申出对淡水和惠阳的建设有借鉴意义的话题。他说，正在建设的“清华科技工业园”就是利用清华大学的智力优势，同他们签约，让９０年代的高科技项目在这里落户。跨世纪的干部需要跨世纪的知识结构，为了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张添才正在读清华大学特区经济文化的研究生函授班。一位作家饶有兴味地说，这里的干部年轻化程度很高，听他们谈话，言简意赅，思维敏捷，不是倾诉他们的业绩，而是同听者在进行交流，在利用机会做工作上的探讨。
惠阳的发展和后劲取决于文化的力量，张添才意味深长地说，所以这几年惠阳特别注重文化的投入，抓基础教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设立了教育基金会。文化场所的修建，也逐步形成规模。一本《淡水教育剪影》的材料，使我们看到了教育在这里的地位。当镇二中的教学大楼显示出现代化气派令来访者惊叹不已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明天充满着希望和光明。
惠阳的几日，感受颇多。我在想，惠阳、淡水，从字面上看，这些富有诗意的名字，不知有何考究，也许当时的命名纯系偶然，可是在今天改革大潮的历史进程中，她们包容着一些深刻的哲理：沐浴着改革开放之惠风，迎着共和国前进的朝阳，这里将开辟着一个全新的天地——淡水不淡，惠风和阳。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报界女杰
李东光魏淑琴
盛夏的太行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值此纪念抗战胜利５０周年前夕，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专赴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拜谒了耸立在清漳河畔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的以何云社长为首的５０位烈士中，有一位在１９４２年５月反“扫荡”中与敌枪战后跳崖殉国的女战士，她就是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同志。
黄君珏原名黄维佑，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一个旧官僚家庭。年仅１５岁便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长沙以进步学生为先锋的妇女革命运动。之后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１９３０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１９３９年，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她偕同爱人王默磬来到华北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战地新闻工作。由于她知识渊博，精通业务，处事明达，待人诚挚，深得党组织和同伴们的信赖。
１９４２年５月，侵华日军对八路军首脑机关所在地进行“铁壁合围”。５月２４日拂晓形势转危，从武乡方向扑来的一支３万余人的日伪军，以一昼夜７５公里的强行军速度，直逼麻田、偏城、黄泽关一带，形成了直径为２５里的包围圈，并配合飞机轰炸，企图一举吃掉总部首脑机关，摧毁华北《新华日报》社等我党新闻机构。这天清晨，奉何云社长之命，报社各部门化整为零，实行分散突围。黄君珏将年仅２岁的儿子托付给附近村庄的一位老乡喂养，亲自带领译电员王健、医生韩岩等几个报社女同志，往复穿插于敌人的缝隙间昼夜转战，誓死突出重围，隐藏在附近山洞里。
几天过去了，突然传来噩耗，何云社长与１５０余名日军遭遇，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王默磬也身负重伤，幸而被报社同志们及时发现，才连夜抬到一山洞中藏身养伤。
６月２日，天刚蒙蒙亮，黄君珏忍着悲痛，率领１０余名同志，攀援登上了一座高耸入云的道士帽峰顶，隐蔽在山巅的一个石洞中。当她们在洞中正商讨如何脱险时，１００余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这座高山。黄君珏当即下令分散应战。她巧妙地指挥小王、小韩等同敌人整整周旋了一天，支持到下午６点钟时，疯狂的日军集中火力从四面包围上来。眼看１０余名敌人就要逼近山顶洞口，雄姿英发、身强力壮的黄君珏突然一跃而出，紧握手枪，瞄准敌人“乒乒乓乓”连续射击。几个鬼子兵应声倒下，其余的敌人都纷纷卧倒，不敢轻举妄动。７时整，激怒了的日军气急败坏，再次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禾吊下来，点火焚烧洞口，妄图熏死藏在洞内的女八路们。黄君珏见此危局，飞步出洞，躲在一块巨石后面，连续向洞顶射击，尽量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身边，以掩护洞内的小王、小韩等女战士。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同志们的子弹已全部打光。这时，身中数弹的黄君珏借着一点火光，看了看洞内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沉着地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已弹尽援绝，但我们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宁死也绝不能当俘虏！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出火洞，跳下山崖，以身殉国！同志们，跟我来吧！”说完，她理了理齐耳的短发，整了整灰色的军装，把身带的手枪砸断扔掉，趁敌人不备，纵身跳下悬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她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太行含悲悼女杰，漳河呜咽祭忠魂。１９４２年“九一八”纪念日，八路军总部与边区政府赶筑陵墓和纪念塔，将黄君珏同志的遗体入棺装殓，与同期殉难的《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国际版编辑缪乙平、黄中坚、国际新闻社记者高咏和青年作家、文艺版主编蒋弼等５０余名新闻烈士，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公葬。当时大后方各类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发表诗文，以志悼念。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新中国的女性黄君珏喋血太行》等数篇回忆纪念黄君珏烈士的诗文。黄君珏牺牲时，遗子尚在襁褓中，寄养在老乡家。为竟君珏之志，王默磬特地将儿子的名字王子倖，改名为黄继佑，期盼儿子长大后，继母亲维佑之志，为母亲报仇，为民族争光，以告慰黄君珏女士的英灵。
她献出年轻的生命，为民族燃起熊熊的复仇烈焰；她甘洒鲜红的热血，为太行铸就辉煌的壮丽诗篇。黄君珏，不愧为太行山不朽的女儿！
（作者单位：山西省武乡县党史研究室）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莫耶与《延安颂》
陈文敬
１９３７年，厦门才女陈淑媛来到延安。她更名为莫耶。
１９３８年春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莫耶从抗大调到鲁艺学习。校址就在延安北门外大砭沟的半山坡上。宿舍就在半山坡的窑洞里。莫耶每次走出窑洞眺望，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那迎面耸立的巍巍宝塔。她想，什么时候爬上宝塔山，偎依宝塔旁，摸一摸宝塔的砖石也好。于是她在星期天，独自涉过延河水，顺着盘桓的山径，来到宝塔山跟前，绕了一圈又一圈，浏览山下潺潺的延河，瞭望庄严雄伟的古城，听着延安城中远远传来的歌声，直到夕阳西下，方才尽兴而归。
延河更是与她们日夕相处。早晨，她们列队从半山坡到河边，在延河的沙滩上做艺术体操，在沙滩上发音和练唱。１９３８年夏天，鲁艺的女同学们还在延河里练习游泳。她们喜爱延河水的清澈见底，双手按石踢起晶亮的水花，欢声笑语荡漾在延河两岸。每天晚饭后，除了到城里礼堂演出或看演出外，她们就成群结队漫步延河边，低吟浅唱。每逢明月东升，延河晶莹闪亮，更是充满诗情画意。而星期天则是另一番景象。同学们都在河边洗衣、洗脚。文学系的一些同学涉过延河，到桃花坪去举行文艺漫谈。有时抬一桶红枣开水，在桃树下或坐或躺，唱着说着，观赏头上鲜艳的桃花，聆听延河的歌唱……
就是这样，歌声伴着莫耶她们朝朝暮暮。延水也就像她们一样，总有唱不完的歌。莫耶心里常想，什么时候能唱出激动自己心弦的歌？唱出自己写的颂赞延安的歌？她虽曾早早拿起过幼稚的笔，抒发过反帝反封建的愤慨之情，但那是忧郁的呻吟，苦闷的呐喊，愤怒的呼号，从来没有写过歌颂一类的东西。如今想写延安的颂歌，实在不知从何写起。
一天下午，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后，鲁艺的同学出了北城门，爬上校舍的半山坡。莫耶和几个同学站在土坪上，望着从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大的同学和战友，听着他们的歌声和口号，莫耶想，遍地歌声是延安一大特点。这动人的场面，使她心潮汹涌，热血奔腾。这时，音乐系的朝鲜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身边，看出了她激动的心情，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郑律成的要求，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激情。那庄严雄伟的延安古城，在她眼中显得更加气势雄浑，夕阳照耀着宝塔山，延安周围显出一抹青黛，群山连绵起伏，围屏似地保卫着圣地。这清丽感人的景色，在莫耶心中形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图。她虽然熟悉福建家乡的青山绿水，欣赏过第二家乡厦门鼓浪屿的海滨风光，但她觉得都比不上延安。这沐浴在革命光辉之中的景象，激动着她的心灵，激起她的无限情思，创作的激浪在她心中跃动，酝酿已久的诗句在她脑中翻腾。她抓住这一刹那的灵感，抽笔将满腔激情倾写在小本子上：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哦！延安，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莫耶写好了歌词，写上题目《歌颂延安》，交给了郑律成。几天后，就在延安礼堂举行的晚会上安排在第一个节目演唱了。第二天，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同意，把题目改为《延安颂》。从此，《延安颂》的歌声传遍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不久，更传到了大后方……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晋江市委）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抗战中的文艺大军
——记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的二三事
张颖
一、斗志昂扬的武汉抗日宣传周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入中华大地，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北平陷落，战火燃至上海，南京失守……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她的儿女们在觉醒。北平数万学生往南流亡，沿途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到达长江重镇武汉。“八一三”以后，上海许多文化艺术界名流，组成十个救亡宣传队也来到武汉。南京和广州的学生以及文艺界人士纷纷北上抗日，也云集武汉。像北伐战争时期一样，武汉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满怀壮志的各方英豪，在武汉整装待命，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奉献自己。
从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既带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使命，与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又奔走于民主党派及各方代表人物之间。终于促成了全国全民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１９３７年９月，周恩来到达武汉，１２月设立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之后他不仅忙于政治、军事、统战各方面的活动，同时也与当时云集在武汉的文艺界相会。并从此与这支文艺大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周恩来清楚知道，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组织文、武两方面的大军。而党领导好这支文化大军，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抗战初，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表面文章，没有实权。但周恩来考虑至少可以利用这块招牌来做点实事。政治部中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这是个重要的阵地，因为在当时，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信心至关重要。这个职务需要一位既受各方人士尊敬，有号召力，又具才能的人才能胜任。周恩来立即想到郭沫若。在１９２４年大革命及南昌起义时期，他们曾是战友，后因１９２７年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纸檄文，蒋介石即悬赏三万元缉拿。郭沫若只得出走东瀛。抗战开始，郭已回国，共赴国难。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谈三厅之事。岂料郭沫若回绝说：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再三说服无效。只得对这位老战友推心置腹说了几句重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几经周折，郭沫若终于承当了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周恩来以此为契机，他的才干、胸怀，加上郭沫若的人望，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里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当时有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范寿康、冯乃超、阳翰笙、冼星海、应云卫、张光年、马彦祥等入三厅工作，使众多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１９３８年春，三厅成立后不到十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等。４月７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上发表激发群情的讲话，并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这时正好鲁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心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在宣传日，艺术家们在汉口市通衢大道演出街头短剧，学生们发表演说，画家们的漫画贴满街头。入夜举行火炬游行，在长江之上，武汉三镇之间，抗日画灯火炬和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延绵数里，抗日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的抗日情绪热烈高昂，为多少年来所少见。尔后通过新闻媒介将这种昂扬的情绪传遍全国各地。
二、组织更为广大的文艺战线
抗战初期，利用政治部三厅的官方渠道组织一支文艺大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固然很重要，但这支队伍主要以上海当年左翼人士或进步青年为骨干。应该说从团结全国各方人士的角度看来，还是不够广泛，比如有些过去并不赞成“左翼”做法的文艺家、中间派，甚至曾靠近国民党但有爱国思想、赞成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人士，也都必须也可以团结成为更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当时周恩来、阳翰笙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周恩来立即想到老舍，他也是满怀爱国之志，正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来。那时老舍住在冯玉祥将军家中，周恩来亲自前去拜访老舍，共商为抗日救国成立全国文协之事。这是一个完全民间性的组织，由老舍以总务长的名义领导工作。筹办之初没有经费，由冯玉祥将军捐赠。１９３８年３月即宣告成立。周恩来和冯玉祥在成立大会上都被选为荣誉主席。那时孔罗荪、叶以群、胡风等积极参与工作。武汉失守后总会迁到重庆。以后茅盾、冰心、巴金都曾参加全国文协的各种活动。聂绀弩、葛一虹等都在文协工作。编辑出版《抗战文艺》刊物，连国民党文人王平陵、崔万秋等也在其中。同时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在延安也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丁玲领导。全国各地文协及总会在八年抗战中，团结了文艺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文艺宣传深入全国各地
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群众热情过后不久，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
周恩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十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队，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崔嵬、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数百人。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作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而且还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区、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武汉文艺大军中另一部分则辗转到达延安，如吕骥、陈荒煤、蔡若虹、张庚、崔嵬、田方、水华、舒强等。他们则是延安鲁艺创办期及其后的老师或学生，为解放区及建国时期培养了一支优秀文艺队伍。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武汉失守后，经长沙入重庆或去桂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战斗。
四、特殊环境下的文艺斗争
淞沪战场失利，武汉危急。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发表宣言迁都重庆。那时尚留在武汉和各地的文艺家先后到了重庆。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也搬到重庆继续工作。经过武汉那段轰轰烈烈的抗日总动员之后，蒋介石并无决心坚持抗战的实情逐渐暴露。１９４０年在国民党内部公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三次反共浪潮，对全国抗日民主活动不仅限制，甚至迫害。抗战初期在武汉那样的全民抗战的高潮形势，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１９４１年围攻皖南新四军事件后更为严重。抗战陪都重庆阴风四起，许多抗日志士和文艺家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周恩来一面与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作斗争，与坚持抗战的民主党派共商对策，还要疏散隐蔽保护大批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我１９３９年从延安调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文化方面的工作，看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南方局为使这批抗日的力量分散各地，继续发挥作用并得以保存，他夜以继日，费尽心机。当时文艺界有不少人到了香港、昆明以至缅甸等地。
１９４１年是重庆最沉闷的一年。连大气层都好像停止了流动。但蒋、日、汪合流的梦想受到美英的牵制，继续抗战已是大势所趋。党中央指示，可以从文化方面突破，打开僵局，唤起民众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周恩来在武汉时交了许多文艺界朋友，在重庆这段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与这些朋友作了更具体、更细微深入的思想交流，从相识到相知。周恩来认为从文化方面打开僵局非常正确，又认为话剧最富于群众性和政治性，因此积极参与支持戏剧方面的活动。当时应云卫、陈白尘等筹建了第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继而又由夏衍、司徒慧敏、金山等建立“中国艺术剧社”，周恩来都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有“中国万岁剧团”、“中青剧社”、“中电剧团”，这些剧团虽是国民党属下的，但其中的大部分导演、演员、以至舞台工作人员都是爱国进步人士，也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在１９４１年及１９４２年冬，演出了《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结婚进行曲》、《北京人》、《风雪夜归人》等等数十出新创作的话剧，受到观众极大欢迎，大家称为雾季重庆演出高潮。在不长的时间内演出这么多新创作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且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话剧，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周恩来在这段话剧热潮中，倾注了时间和心血。数十出话剧他都到剧场看过演出，有些不止看一次。有些戏在演出前还阅读过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共同讨论，演出后组织评论文章以扩大影响。周恩来同志对许多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具体周到。数十年来他和文艺大师们及许多艺术家，从相识相知而成为挚交诤友。这是因为周恩来总是平等待人，坦诚相见，互相尊重。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他虚怀若谷，认真思考，共同探讨而取得一致。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各种进步活动采取高压政策，出版和演出都须经过层层审查。在戏剧方面要演出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很难通过。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演出历史剧，内容针砭时弊的如《屈原》，反对封建制度的如《北京人》。当时演出这样的剧目，有些人曾提出疑问：是否符合宣传抗战主流？如何评价其进步意义？周恩来曾多次对文艺界朋友和我们工作人员谈过：在特殊情况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就符合抗战主流。而历史题材同样可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屈原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独裁黑暗统治的愤懑亦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有积极的政治性。《天国春秋》描写太平天国在危难的时刻而内哄，在当时有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意义。这些剧目的演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是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唤起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向往自由和解放，也有进步意义。任何时代文艺发展的主流都是鲜明的，但又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反映在文艺上也是不同的，而不应简单化、绝对化，那样只能扼杀文艺家的创作才能和文艺的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也近２０载。但时间的流逝带不走也冲不毁我们永志的心碑。他是我们民族最高品格的永恒的楷模。
（作者单位：中国戏剧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