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稚嫩的肩膀该扛起什么？
本报记者段心强
日历被一页页撕去，时代的列车将开进２０００年大站。可我们的车厢里还堆积着几个世纪以前的“垃圾”——童工。如果说城市街头小摊边的幼小身影还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话，那就请读一读沈阳市苏家屯区日杂商店工作人员刘德厚的来信吧：
一封来信敲响了警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作为一名旁观者，感到十分痛苦，但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百姓，我没有能力帮她写下更多的文字，愿能唤醒那些尚有良知的众人。
苏家屯区永乐乡新台子村刚满１５岁的姑娘程虹丽，看着家境困难，放弃求学的机会，去一个体工厂当童工，每冲压一斤瓶盖，得到０．１４元。贫困的人们愿为接受最低的劳动报酬而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以抵抗困难的威逼，维持艰辛的生活。因此，小虹丽一天累死累活，只能挣到一块多钱。一天，她发现自己手工操作的机器不好使，下班时告诉了老板娘。第二天上班后，老板娘告诉她机器修好了，让她赶紧干活。可是没干十分钟，机器失控，冲掉她右手食指的第一节。断指疼痛难忍，虹丽哭得令观者落泪，老板的侄儿送她到一个体诊所包扎了一下，送回家里。当天，老板去看望了一次，临走时扔下１００块钱，从此再不见人影。小虹丽治疗就花掉很多钱。１００元哪能够呢？可她家吃饭都困难，哪有钱看病？母亲哭泣，女儿不愿再活下去，眼看就要家破人亡，亲戚朋友都跟着难过……
像这样的个体工厂不只一家，类似的悲剧也不只一起。一部分人为多赚钱，违反国家法律和规定，雇用童工，又没有安全措施，还不进行善后处理，国家难道能让他们逍遥法外？这些工厂主，你们难道不受良心的责备？
救救这个女孩，救救全体童工！”
读了这封信，记者心情格外沉重。程虹丽的创伤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整个民族的。许多人向记者反映：有些地方使用童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到底有多少童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在个体企业，在集市摊头，在宾馆饭店，在合资企业，随时可以见到童工，有的来自当地，有的从外地招来，大部分来自农村。
打开历史课本，很多地方可找到童工的记载：英国工业革命后，使用过童工；中国民族工业兴起时，也使用过童工，夏衍先生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如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童工生活。可我们的列车是运行在９０年代的路段上，孩子们那稚嫩的肩膀上本应该背着装满理想的小书包，现在却过早地扛上了“冲压机”，这怎能不叫关心着祖国命运的人痛心疾首？
贫穷结出愚昧果
分析一个个童工的经历，记者发现出现童工的原因并非“单一”，不能简单化地归罪于唯利是图，也不能说都是由于法盲，要真正解决中国今天的童工问题，恐怕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解剖一下“童工现象”的复杂内涵。
就说程虹丽，本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小姑娘。去年她１４岁，正值花季，和同龄的姑娘一样，做着美丽的梦，用幻想编织着未来。可严酷的现实摆在她的面前：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家庭唯一的顶梁柱弯曲了，母亲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日夜操劳，还是吃不到嘴里，穿不到身上。此情此景使程虹丽陷入沉思。每年秋收卖粮一次，就顶全家一年的花销，这本来就不宽裕，可物价却忽忽上涨；上中学的费用也年年增加不少。母亲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可肩上负担一天多过一天，她怎能挑得起呢？程虹丽越想越不是滋味，就这样，她背着母亲，离校当了童工。听了这个故事，谁能忍心去埋怨这位辛苦持家的母亲？谁又能去责备一个善良的孩子？是穷困造成了这场悲剧！人类的需要首先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当吃饭和上学只能选择一项时，人类的选择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农民师俊杰的儿子师富生１５岁当童工，他家并不算十分困难，可这孩子学习不好，一进校门就生畏、生厌、生困，逃学是家常便饭。他虽然已上初中一年级，实际上还达不到初小毕业的水平。因此，当个体工厂主找他做工的时候，他喜得跳圈，满口答应，背着父母，偷偷地到工厂当了童工。他认为是厂主帮他逃出“牢笼”，不但不因为中断了学习而有意见，反而十分感激。这种无知助长了史老板的发财欲望，孩子们每冲压一公斤瓶盖只给他们０．２８元钱，而一公斤瓶盖能卖６．６元，扣除一切成本和花销，史老板净赚４元。这种过大的反差，没多少知识的师富生不知道，也算不出来，因而欣然接受，还觉得一天能挣一块多钱，不错。干活很卖力气，常常一天干十多个小时。按正常操作程序，机器冲压成瓶盖后，瓶盖自动脱落。可有一次机器出了毛病，瓶盖不脱落，他不懂冲压机的厉害，伸手去抠。就在这时，机器落下，他的右手成了冲压的对象。“咔嚓”一声，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他四个指头同时轧掉，手心穿了一个洞。师富生疼痛得昏迷过去，工友们把他送到医院。医生问：“指头还有没有？接不接？”没等别人回答，工厂主把话接过去：“指头全压碎啦，不能再接。”医生信以为真，不再说话。可事后一看，四个指头全没压碎，老板怕多花钱，说了假话。这时，史富生才看清了老板的贪心、狠心，可已付出了终身残疾的代价。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家长们注意。苏家屯区永乐乡农民张集堂夫妇，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种地能手，他们靠勤劳致富，但却过惯了穷日子。这就出现一个矛盾，家长除了管儿子的衣、食、住、行外，平时一分零花钱不给。１５岁的小儿子张文广不愿再按父辈的生活方式度过一生，他要外出交际，交际就得花钱，可父母不给。于是他换了一条思路，不求父母，辍学去当童工。父母好说歹说，儿子还是不改主意，为每天０．１４元零花钱而放弃学业。
让孩子们重新背上书包
记者访问了一部分童工，他们辍学的原因很多，但都与贫困有关，有的只读到小学毕业，有的只上了初中一年级或二年级，少数小学还没有毕业。这些孩子上学时还认几个字，可干两三年活以后，再认不了多少字。他们普遍读不了报纸，都不会写信。面对这些文盲童工，我们不能不惊呼：新一代文盲正在形成。
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新出现的童工问题，各有关部门都在研究对策。苏家屯区委副书记聂洪升说：“童工现象是令人痛心的事，除了制止以外，我们正在认真研究进一步解决的办法，由于大多数童工都生活困难。我们采取两条对策：一、减免贫困学生的学杂费，使一部分学生继续读书；二、派党员干部到贫困乡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创造搞好教育的物质基础。现在，已有部分孩子辞去工作，重新背上书包。
《劳动法》已颁布一年，但不少地方在执行上仍有漏洞，而一些职能部门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为此，许多人建议，由基层党政机关、劳动局、工商局、税务局综合治理，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不失为制止使用童工的一项有力措施。
（附图片）
小姑娘在期待什么？ 本报记者王东摄
守摊子的小货郎。 本报记者王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为政焉能打“白条”
——山东省枣庄市委书记郭振山一席谈
本报记者武卫政
今年５１岁的郭振山，６０年代毕业于山东工业学院。曾是济南洗衣机厂第一任党委书记，后来到山东省乡镇企业局工作。１９９２年底到枣庄任市委书记。１９９４年被评为“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先进工作者”。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这句话，是我初到枣庄时对全市各级领导讲的，当时对他们震动很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为政一方的立足点是做人民的公仆，应该视人民为父母，而不能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认识到这一点很容易，但要做好很难。枣庄人口３４０万，８８％是农民。上任不久，我得知全市农民手中的“白条”竟达２５５８万元，在全省挂了号，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如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呢？当时，市财政也一时难以周转，但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单位严格执行中央规定，尽快兑现农民手中的“白条”，并且保证提留不超过农民收入的５％。红头文件发下去，但有的干部光看不干。就这样，农民手里还是握着大把“白条”，你说他能不骂娘吗？“白条”的存在，影响了政府的声誉，为政焉能打“白条”？为抓落实，我带人下乡直接走访农家。只要发现哪家有“白条”，当地乡镇干部就得面对摄像机表态：“我是共产党员，我说话不算数，今后选举不要再投我的票。”抓了一两个这样的“典型”，许多“白条”都兑现了，提留也基本控制在５％以内。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农民确实轻松了许多，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评价很好。
当然，要减轻农民负担，最根本的还是帮助他们找一条致富路子。我在枣庄五区一市建立了２２个联系点，每个区市的乡镇、村子都各选了一个好的和差的典型。比如山亭区冯卯乡庙岭村，我先后去了１１趟。这个村是库区移民村，解放４０多年，农民过年还吃不上肉，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由于生存条件恶化，他们跟不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有情绪，有怨言，可以理解。面对他们的贫困，我们怎么办？虽然政府给了不少补助，但是不能光靠财政扶持解决问题，而是要帮村里找差距，出点子，引导他们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如今庙岭村富了，但经济上的变化是次要的，关键是人的观念变了，他们是自己干出来的典型。由此可见，只要解放思想，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就会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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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又刚又硬的李金斗
阎进通李祖培杨林平李东平
１９９２年７月，４０出头的李金斗告别了山西省晋城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岗位，来到了市工商局任局长，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上任伊始，群众举报假电缆的电话和信件就接踵而来。李金斗意识到晋城市区可能有一个隐蔽较深、业务量较大的假电缆批发窝点，便立刻责成局经济检查科查处。谁知，兵马刚动，他就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他毫无畏惧，坐镇指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天，他们兵分两路，堵住了准备乘机逃跑的案犯，一举破获了价值２０多万元的假冒电缆案。初战告捷，李金斗以沉静而睿智的头脑显示出了他独特的儒将风度。
李金斗打“假”不手软，打私手更硬。晋城市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汽车走私十分猖獗。１９９２年冬至１９９３年春，不法分子从沿海把走私汽车偷运到晋城销售，扰乱市场，牟取暴利。１９９３年夏季，他带领经检队员迎酷暑，战强暴，冒着生命危险，围、追、堵、截走私分子，不分昼夜战斗在打私的第一线。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作战，查处走私汽车１３０余辆，罚没款２７０多万元，使晋城成为山西省内最早开始打击走私汽车而且打击最有成效的城市。晋城市人大代表这样评议工商局的工作：“晋城只要有李金斗在，就不怕假冒伪劣商品消灭不了。”
站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风口浪尖，李金斗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把人民给予他的权力看得无比神圣。从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吃请、不上麻将桌、不进舞厅，并说到做到。三年多来，他没有吃过客户一顿饭，没应客户邀请到舞厅跳过一次舞，就是开业典礼的隆重活动也极少参加，而留在桌子上的是厚厚的一摞请柬。有的人说他清高，不近人情，他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了一个“三年送不出一台电视机”的故事。那是李金斗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时，一位同事因私事求他行个方便，并要送一台电视机给他，被李金斗回绝了。在去年的打私活动中，又是这位同事，再次提出将那台电视机送他，要他松松手少罚点款，又遭到拒绝。最后那位同事说：“我算服了，三年送不出一台电视机。如果国家干部都像李金斗，那就好了。”
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的七年间，李金斗先后出版了《党政办公自动化指南》、《农业发展的审视与思考》等４本书，并与北京《管理世界》杂志社、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了近８０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和著作。１９９１年７月，他与人合作的《资源型地区发展农村工业问题分析》研究论文，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就在这一年，他被山西省社科院破格评定为副研究员。李金斗对自己并不满意，他常说：“不干则已，干则非要干出个名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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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都市一景
磁卡电话在武汉
杜若原胡鸿
江城武汉，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时髦”：那就是打磁卡电话。无论是熙熙攘攘的车站码头，还是地处偏僻的大专院校，都可看见磁卡电话。外地人来到这里，除了惊讶磁卡电话的普及，更羡慕武汉人使用磁卡电话的随意和方便。
武汉的磁卡电话面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发展速度极快，迄今已拿了几项“全国第一”。据湖北省磁卡电话局长廖仁斌介绍，武汉三镇磁卡电话超过３３００部，今年底将增至４６００部；以装机总量和销卡总额排座次，武汉居全国大城市之首。
先进、便捷的公用电话系统，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自１９９１年起，湖北省、武汉市电信部门看准磁卡电话的广阔市场，逐年加大投入，奋力拓展业务。仅去年一年，武汉市电信局即投入４０００万元发展磁卡电话网。电信局还推出多项优质服务，对用户简化装机流程，优先配线配号，确保装机时限。
磁卡电话进入武汉市公用电话之初，也曾有被毁、被盗的遭遇。电信部门抓住典型给予“曝光”，加强管理责任制，市民逐渐萌生和增强了爱惜之心。近一年多来，武汉不再发生损坏磁卡电话的不文明行为。电信部门制定严格的收费标准，并公之于众，将磁卡业主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困扰城市公话的“顽疾”——乱收费现象，在武汉得以杜绝。
方便、高雅、收费准确，磁卡电话的这些优点，武汉市民均有亲身感受。１９９１年，市区开通磁卡电话时，仅有寥寥１０部电话。４年弹指一挥间，江城街头公用电话已基本实现磁卡化，这便是武汉市民喜欢、接受它的明证。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心作石田勤躬耕
——记金石微刻专家刘成源先生
本报记者张玉来
年近７旬的刘成源先生坐在案旁，左手持一方长白山石，右手握一把三棱形刻刀，先是如僧人入定般运气，随即运刀如游龙，在一厘米见方的石面上施展开来。没用显微镜，也未戴老花镜，更未用放大镜，仅凭意念、感觉镌刻。五六分钟之后，刘老先生便将石料连同一把十倍放大镜一起递给了记者。
透过镜片，毛泽东同志的《卜算子·咏梅》词立刻映入眼帘，６１个字字字潇洒飘逸。这出神入化的艺术功力，令记者拍案称奇。
坐在一旁的白山市文联副主席沈明勋对记者说：“刘老在一厘米石面上最多可刻１５０字！”刘老先生的金石微刻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并已有５００多方作品被亚、非、欧、拉美几十个国家的友人珍藏。１９８７年他还将邓小平同志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１日《在成都市人民欢迎金日成主席大会上的讲话》微刻在金石上，赠送给金日成主席，祝贺他７５岁华诞。
刘成源先生生在长白山，长在长白山。长白山铸造了他坚毅的性格，也赐予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家境贫寒的刘成源小学毕业后，不得不辍学为生计奔波。他在铁厂当过童工，在哈尔滨街头当过报童。１６岁他在故乡吉林省长白县刻字铺当学徒，始与金石篆刻结缘。他发现我国源远流长的微刻艺术已后继乏人，就决心把青春、理想倾注在微刻之上，把它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建国之后，工作几经变动，刘成源痴迷微刻的初衷不改。近半个世纪的苦苦探索，刘成源的微刻技艺变得炉火纯青，令无数人倾倒。
微刻不同于篆刻，不仅需要出神入化的手上功力，还需要金石质地纯洁无瑕，不涩不腻，软硬适度。刘成源初练微刻时，只有闻名于世的寿山石和青田石是理想的石料。他生活窘迫，为购这种石料常使他坐卧不宁。于是他把渴求的目光投向长白山。７０年代初，刘成源在长白县马鹿沟村一带寻觅时，发现一种色泽淡雅，质地细腻，而又蕴含塞北冰雪冷冻花纹的石料。经长春地质学院和北京名家鉴定，这种石料完全可与寿山石、青田石媲美，实为微刻的上好石料。刘成源喜不自胜，就把这种石料命名为“长白石”。
刘成源初试锋芒是在１９７４年广交会期间。他赶刻的上百方微刻作品，几天时间便被国际友人抢购一空。从此他不断有佳作问世，名气也越来越大。孙起孟副委员长称他的微刻“为中华民族艺术之宫增放异彩”。著名文学家萧军赋诗赞道：“铁画金钩刀笔工，秦雕汉镌试初锋，源流百代终为海，路转峰回一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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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润特制喜庆酒
畅饮香港回归时
为庆贺香港回归祖国，河北丰润曹雪芹家酒总公司特制了一种喜庆酒。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一千九百九十七坛精制曹雪芹家酒将赠送给香港各大酒店，伴香港同胞共庆回归之喜。香港全港各工业区工商业联会欣然同意与曹酒公司共同办好这项活动。
曹雪芹家酒原名浭酒，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远在清代，就以其高雅的品味，为当时的社会上层所钟爱。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康熙宠臣陈廷敬等人，都有传世诗文，对此酒给予高度赞誉。特制喜庆酒已于七月一日正式投料酿制。一千九百九十七坛喜庆酒，采用传统工艺酿制，并实行专窖贮存，精制特别包装，将于“回归日”之前，运抵香港。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金鸡山上“钢铁连”
罗昌爱林爵栋
金鸡山，位于中越边境著名的友谊关西侧。
这里是中国空军最前沿阵地，驻桂空军某旅雷达站就驻扎于此。在边境狼烟骤起的那一年，尽管有７００多发重磅炮弹倾泻在这座只有０．０７平方公里的山头上，尽管周围遍布着地雷和暗堡，雷达站官兵们仍以“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的大无畏精神，保证了情报通讯联络的畅通，被广州军区命名为“钢铁雷达连”，荣获集体一等功。
如今，隆隆的炮声已然远去，遍野的地雷也被清除，昔日的战场、雷场，已变成了商场。官兵们迎来的是一场新的考验。
不愿“发财”的官兵们
今年元旦，油机技师赵海生匆匆来到邮局，像往常一样把刚领到的工资给妻子杨淑琴寄去。“再加两千！”一个手持“大哥大”的中年人把厚厚一沓钞票塞了过来，笑眯眯地说：“赵技师，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赵海生一愣，随即把钱推回给那人，郑重地说：“这钱，我不能收！”
家里背着债务、孩子在读“高价书”的赵海生，在站里是管车的，每天几乎都要带着站里的大卡车下山买菜、办事。每次路过贸易点时，许多老板都想让免检的军车帮他们拉点走私物品，并许诺拉一次货给一二千元。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外快”，赵海生从不动心。
考验，不只冲着赵海生而来。
原连长孙俊高、指导员张扬超家在贫困山区，现任指导员王若谷是独生子，年近七旬的父母常年卧病在床，现任站长王志杰的爱人只身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外地，全靠他们寄回的微薄津贴维持生活，至今还欠着３０００多元的债。
可他们面临着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发财机会：
站里新建营房，空出了几间老房子。山下的商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轮番上门要租用，并答应按月给站领导每人５００元租房费。可站领导都一次次拒绝了。
金鸡山下的弄尧村、隘口镇，过去穷得叮当响，现在却出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山下贸易点刚开张时，地方领导看到雷达站官兵艰苦的生活状况，提出给站里弄两个铺面做生意，站领导婉言谢绝了。
渗不透的“钢板”
金鸡山周围有４个贸易点，最远的４公里，最近的弄尧贸易点，从山上走“胡志明小道”５分钟就可到达。３公里长的弄尧贸易点，紧紧连着越南和中国，每天来来往往上万人，紧俏商品举目皆是。这时的金鸡山，也成了热得火爆的旅游点，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穿过营区，涌上这个宽不过１５０米，长不过３００米的山头。一些轻佻的女郎强拉硬扯着要与战士们合影、跳舞；有些人对战士们炫耀：“我们出来旅游一圈花几万元，你们一个月才几十元的津贴，还守在这儿干啥？”
面对着这复杂的环境，连队党支部主动打好拒腐防变的攻坚战。他们把全站官兵带到烈士陵园讲传统；有组织地到贸易点实地参观、考察，使干部战士了解近几年来边境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一些消极现象。
连队党支部还根据全连党员占了将近一半的特点，开展每个党员帮带１～２名团员青年的“结对子”活动。战士刘强的一个同学，在广州做服装生意，想把价值１５万元的服装销到越南，几次写信给刘强，以１０％的回扣费让他在贸易点牵线搭桥。面对丰厚的回扣，月津贴不足４０元的刘强开始有些动心。负责帮带他的司务长发现后，一面做思想工作，一面报告党支部。通过教育引导，刘强终于放弃了参与经商的念头。
去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战士张方静下山办事，路上巧遇一个从家乡来做生意的年轻女老板。这位女老板热情邀请小张陪她到越南“一日游”，并说一切费用由她承担，但小张客气地谢绝了她。
有数字统计：１９９０年以来，雷达站没有一人参与地方做生意，没有一人为家乡亲友经商牵线搭桥，没有一人进按摩院，没有一人参与赌博或其他违法活动。全站官兵先后拒收各种好处费八万多元。
铸“钢”的熔炉
为了优化雷达站这个小环境，使官兵们更安心地戍边卫国，站党支部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团支部坚持每月向全连推荐一二本好书，每月组织一次读书演讲和读书笔记有奖评比。站里还成立了球队、演唱组、写作组，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雷达站还是驻桂空军有名的“百歌连”，总政向全军推荐的百首革命歌曲，干部战士们首首都会唱。
为了使干部战士们增长更多的军地两用知识，站里除鼓励干部参加自学考试以外，还开办了电器培训班。几年来，该站先后有１５名官兵参加自学考试获得结业证书，５人拿到了国家三级电器修理证书。去年该站４名战士参加部队院校高考，均被录取。
各种丰富有益的活动，充实了官兵们的精神生活。１９９０年以来，这个雷达站的官兵没有一个主动要求转业和调离的。连续１０年，该站的优质情报率年年达到１００％，成为祖国南疆真正的“千里眼”。今年“七一”，该站被驻桂空军某军党委树为“先进党支部标兵单位”。
这就是高高的金鸡山！这就是“钢弹摧不垮，糖弹打不倒”的钢铁雷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