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信息时代的发展战略
钟义信叶培大
内容提要：信息化，就是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各领域，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信息化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切需求。我国要抓住时代机遇，实施“超越战略”，实现后来居上，这就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全面现代化。
８０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实施信息化计划，如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欧洲的信息技术研究战略计划；９０年代，新加坡出台的“２０００年信息技术：智慧岛计划”；美国出台的“信息高速公路”；等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我们所生活于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就是全面地发展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创造智能工具，改造更新和装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家庭），从而大大地增强人们的学习效率和创新能力。种种迹象表明，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是什么？应当怎样推进我国的信息事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时代进步的潮流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不断发展的历史。表现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是劳动者创造的生产工具。人类创制生产工具的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认识、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利用不同的资源，就会制造不同的生产工具，并导致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于是，可以通过分析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来了解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发展进步的规律。
物质、能量、信息是人类可资利用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相对而言，物质资源较为直观，信息资源较为抽象，能量资源则介于两者之间。人类的认识总是由直观而至抽象，于是最先认识了物质资源，把它转化为材料，制成简单的生产工具，如镰刀、锄头等，使社会由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不过，仅仅利用物质资源制造的生产工具有两个缺点：要靠人力推动，也靠人力操纵，是一类“死工具”，劳动生产率较低。１８世纪前后，人类逐渐学会了比较系统地利用能量资源，把它转化为动力，并和材料结合起来制造新的生产工具。于是出现了机车、机床一类动力工具。与农业时代的“死工具”相比，动力工具不需要人力推动，是一类“活工具”，因而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这就是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原因。不过，这类工具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有限的，因为它仍要靠人来操纵。本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又进一步学会了比较系统地利用信息资源，把它转化为知识，并和动力与材料巧妙结合起来制造更为先进的生产工具，于是出现了智能机器、“专家系统”等一类具有智能的生产工具。与农业时代的“死工具”和工业时代的“活工具”相比，智能工具不但不需要人力推动，而且也不需要靠人直接操纵，是一类“聪明工具”，因而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极大的提高。借助于这类生产工具，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正在迅速地发展成为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这便是今日世界的现实。
当然，现实世界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但从时代潮流的整体走向来看，今天的世界，正处在社会生产力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大规模转变的时代，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正在极其迅猛地成长。一些发达国家特别如美国信息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０％，信息业的就业人数也已经超过就业总人数的５０％。许多国家则在朝着这一方向大步跟上。可以认为，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方法所做的测算表明，我国１９９５年的信息化指数水平，大体相当于美国７０年代初期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性质也在朝着信息化的方向转变，我们应当及时地清醒地认识这种转变，主动地自觉地为我国的信息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企盼着用先进的信息化的生产工具来改造和提升，现有的工业渴望着用先进的信息化的生产工具来装备和发展，发展中的服务业和管理业也有待于先进的信息化的生产工具来变革和改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急切地需要先进的信息化的基础结构来支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信息化已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急切需求。
后来居上的良机
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什么途径和战略才能真正又快又好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依照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按部就班地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好，再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之后再来实现信息化。这是一种“常规战略”。这种战略似乎很安全，实则很危险。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农业化用了一两千年，工业化只用了几百年，信息化则不到一百年。照老方法发展农业和工业，必定花费很长的时间，这样同在与信息化道路上迅跑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一定越来越拉大。
另外一种选择是“超越战略”，即把握时机，选准捷径，超越常规。所谓“把握时机”，是指把握住历史发展中那些可以实施超越的机会。一般来说，它们只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转轨段，如：由游牧时代向农业时代的转轨段，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轨段，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轨段等等，因而所谓时机是千年难得、百年不遇的。历史上大凡后来居上者，多是利用转轨段上的超越。英、法、荷、葡对农业古国印度、埃及的超越，美、日、德对工业大国英、法的超越，都是利用了转轨段重新调整的机会。因此，把握住这种超越的时机和切入点是极为重要的。所谓“选准捷径”，是指选准实现超越的具体途径。从时代进步的规律来看，选择信息化的途径乃是势在必行。所谓“超越常规”，是指超越“由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那种按部就班的陈规。没有这种对历史陈规的超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后来居上。
“常规战略”和“超越战略”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利用时代进步所提供的巨大优势，墨守成规地就工业化而工业化，就农业化而农业化，其发展进程必定缓慢；后者则充分利用了时代进步的优势，充分利用了“后来居上”的规律和策略，用最先进的手段最快捷的途径来实现历史性的超越。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家利益出发，要求我们必须采用“超越战略”，实现后来居上。这就是要紧紧抓住百年不遇的良机，大力推进我国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全面现代化。
信息化与我国发展战略思考
信息化，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信息技术是一类扩展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技术，实质是一个信息网络，包括感测技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目前形态是数据库与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质上是一个全国性的信息网，即：利用四通八达的通信系统把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感测系统、智能系统和控制系统有机地联接起来，构成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具有强大信息功能的网络体系。由于信息技术是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扩展，信息网和人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人都会把信息（隐私除外）提供给信息网，人人也都习惯于从信息网中检索所需要的信息，人们的信息活动高度依赖于信息网。因此，信息网天然地成为信息化的社会基础结构。
这里，我们提出一项名为“中国高速信息网行动”的建议（简写是“ＣＨＩＮＡ”）。它涉及信息化的工程、技术、产业、人才、法规、观念等众多方面的问题，是一项规模巨大的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就其技术方面而言，是要建设我国的信息网，包括各种专门领域的应用信息系统，例如工业企业、农业、国防、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内外商贸、金融信贷、财税、医疗卫生、文娱体育、国家宏观决策调控、地方行政决策和管理以及各种咨询服务专用的信息系统等等。它们的作用，是直接支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信息活动，直接为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服务。由于信息时代人们之间信息联系的广泛性，任何一个专门应用领域信息系统的信息都会来源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它的信息服务范围也必然要作用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因此，在该建议中，我们提出，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利用虚拟专用网技术，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公用通信网络平台。这样，各个专门应用领域的信息系统就不必都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自己专用的通信网络，从而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信息总量大，这在一个方面决定了我国国家信息网必须是一个高速信息网。同时，高质量信息服务要求将话音、数据、文字、图形以及活动彩色图像等信息媒体有机地综合成为多媒体信息，于是也要求高速的信息网络。它将是数字电话网、计算机网、数字电视网的有机综合，固定业务、移动业务和个人业务的有机综合。它的目标模式将是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综合业务数字网（简写是ＢＩＰ—ＩＳＤＮ）。
怎样判断我国推进信息化的社会需求？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需求十分强烈，而且已经尖锐化。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尽快地同国际环境接轨，它们要求先行信息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建设当地的信息网。它们已备好了资金，开展了筹建信息化的行动。事实上，我国不少省市和部门已经同外国大公司签定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采购合同，而众多的外国公司则仍然竞相向我国推销它们的所谓（其实也未必是什么真正先进的）信息高速公路产品！如果我们自己不去满足这些需求，这些地区就会变成外国人的市场。其它地区目前的信息化需求还不很突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信息化需求将急速增长。不过，我国的需求内容同发达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我国当前最迫切的信息化需求，主要是在发展经济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才会逐渐转移到医疗、娱乐和家庭消费等方面。
怎样解决我国建设信息网和推进信息化的资金？由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分步成熟的需求，我国的信息化进程特别是信息网的建设应采取“从局部地区做起，从最急需的领域做起，从中低速信息网做起，边建设边受益”的方针，不搞一刀切，也不企求一步登天。这样就可控制资金的合理需求。同时，要依靠中央、部门、地方、国内外的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逐步推进信息化事业。
怎样判断我国推进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４０多年来，我国在信息化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运营服务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能力和基础。我们已经远远不是一张白纸。我国已经建成将近１００万芯线公里的光纤通信线路，拥有容量居世界前列的国家通信网，天地一体的中低速数据通信网络已经覆盖中等以上的城市；我国已经拥有２００多万台各种类型的计算机，电视机的普及率也已居世界前列。我国已经掌握大型程控交换机的设计与制造技术，也已掌握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我们正在快速地掌握当代最先进的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综合业务数字通信网技术；我们也将很快掌握高清晰度电视技术。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中低速的信息网，并且可以在短期内见到实际的效益。我国也完全有能力自主研究先进的高速信息网的全部关键技术。我们深信，在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协调一致，内外合作，优势互补，我国的信息化大业必定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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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
李文海
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中，孙中山和袁世凯是两个极为关键的人物。他们站在政治的两极，各自对当时的社会历史发挥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人物，盖棺未必论定。对他们两位的具体评价，过去学术界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某些最基本的方面，人们还是有共识的。每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巨幅孙中山画像，大概可以看作是这种基本共识的象征。
最近读到一些论著，扬袁抑孙的看法似乎流行了起来。有一篇文章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清朝虽然“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可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道路，现在一下子把它推翻，“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另一篇文章说得更加具体，指出孙中山制定的《临时政府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措施，“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更是“前无古人”的。文章的结尾处有如下一段妙文：“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总之，在这些文章看来，孙中山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而袁世凯则是顺应历史发展总趋势并造就了一代革命家或文化大师的功臣元勋。
这些看法当然可以讨论。就我来说，我是不赞成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别的暂且不论，就拿前面引的最后一段话来说，的确，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曾在袁氏北洋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过。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名人或历史伟人，并不是袁氏北洋政府培育或恩赐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是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同包括袁氏北洋政府在内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缘故。说到这里，不由使人想起了马克思说过的一个笑话：当有人称赞十八世纪中叶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认为在这个制度下德意志精神得到了发展时，马克思说，“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他不无幽默地问：“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是在监狱里受到教育的”，难道能说监狱是“培养口才的高等学校”吗？
不过，这篇短文并不想也不可能讨论上面提到的那个孙袁历史功过问题，只想说说由此引起的有关学术创新的一点感想。
上面的这些意见，都是在“学术创新”的名义下发表的。不错，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科学事业本质上是个创新的事业。如果一味陈陈相因，只是重复前人说过的话，了无新意，那也就不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前进。最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虽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的创新而言，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需要正确理解创新的含义，一般说来，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对错，并不以“新”或“老”作为标准，不是凡新的说法便都是对的，老的说法便都是错的，当然更不能反过来。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家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历史学来说，看某个史学观点是否正确，只能以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来判断，也就是说，要看它是否把握到了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由于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出发点、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认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对同一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和评论往往是十分分歧，错综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哪种观点是新，哪种观点是旧，有时就很难分辨。譬如，有一篇文章，是批评建国以来近代史研究中“认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传统观念”的，作者认为这种老观念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因此要以新的观念去代替它，应该肯定近代资本主义的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如果我们把眼光不仅限于建国以后而且扩展到建国以前的历史学，那就很容易发现，这里自称为是新观念的那些说法，其实到是很早以前就颇为流行过的；而文中主张应予摒弃的所谓“传统观念”，又恰恰是作者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否定而提出来的。这样，上面两种观点，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就不大好办了，是以时间先后分呢，还是以内容来分呢？
看起来，学术的创新，似乎有两个途径。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些错误认识的批判和纠正，以达到新的更加科学的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取得的科学成果基础上，继续探索，继续前进，以解开更多的未知之谜。这两种情况，有时又会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就认识的本性来说，人们对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只能逐步趋于完善，而不可能一下子达到终极的最后真理。恩格斯甚至说，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因此，史学研究总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但是，这同任何对于前人的科学成果的主观武断和不尊重，完全是两码事，更不意味着只要对所谓“传统观念”简单地作个颠倒，就算达到了学术的创新。错误的观念应该纠正，正确的认识应该坚持，而纠正错误的观念，坚持正确的认识，都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进行，都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都需要对已有的科学成果采取极认真、极审慎、极细致的态度，用历史实际去一一作出分辨和检验。所谓科学的硕果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才能摘取，大概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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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顺基李占祥李春国
由北京现代企业研究会、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政府、信阳高压开关总厂、安阳锻压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博达电机集团公司等单位日前在河南省信阳市召开企业管理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的代表３０多人，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座谈，交流思想，畅所欲言。现将座谈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政企分开的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由于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管理自主权和决策权，不能自主经营，这是国有企业失去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强调政企分开。所谓“政企分开”是针对传统的、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下的政企职责合一而言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再提出的“政企分开”，实质上就是要求政府的行政权力不要干预、侵犯甚至代替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代表们还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企合一”很容易产生按行政长官个人意志办事。这同市场经济是根本矛盾的，同民主与法制也是根本矛盾的，从而必然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从经济上说，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政企合一”淘汰竞争对手靠的是手中的权力，利用权力呼风唤雨，使得市场的供求规律无从发挥作用。
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从政治上说，“政企合一”是贪污腐败的温床。企业有钱有物，滥用权力的领导者为了私利，很容易把商品交换变成权钱交易。有的政府官员凭仗手中的权力，可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民主与法制因之荡然无存。因此，政企的职责必须分开，这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的前提，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廉政建设的一项十分重大而且非常必要的措施。
与会代表强调，政企分开，落实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是增强企业活力的关键，从而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中央有关文件三番五次地指出了这一点，如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曾经明确指出，传统的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使得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这就“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触及“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１９８８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明文规定，国家将国有资产“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任何机关和单位不得侵犯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１９９２年７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了推动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再次强调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并且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进一步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政企不分的局面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呢？对此，与会代表展开了讨论，认为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权力问题，而权力的后面涉及利益。
对此，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是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相互关系的重大调整，说到底，是经济利益问题。政企彻底分开了，某些政府官员手中失去了侵犯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行政权力，也就失去了权钱交易的条件，企业也就可以真正获得经营管理自主权。因此，与会代表认为，中央领导一再指出的，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政企分开，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关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
政企分开与搞好企业内部管理的关系，是研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包含着两个互相紧密联系、彼此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必须放弃用行政权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另一方面是政府必须加强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强化对市场的法律管理权力，对企业实行间接的管理，把市场竞争从无序变为有序，从而为企业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因此，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政企分开”是增强企业活力的外因，而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则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因。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有的代表指出，近些年来，由于一些企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总是眼睛向上、向外，只热衷于搞“以包代管”，只忙于“股份制改造，更换名称”，忽视了企业内部管理，因而出现了管理滑坡；或者管理思想、方法跟不上新的形势，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组织生产，这是造成企业困难的内因。
代表们认为，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不能代替企业“练好内功”，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加强内部经营管理，这是克服困难，提高经济效益，发展自己的根本途径。目前就有一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很有活力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它们无论在发展速度、经济效益、经济规模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企业界应当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树立信心，搞好国有企业。
与会代表认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企业要把强化管理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摆在最迫切的位置。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以人为中心是企业管理的永恒主题。当前，要特别花力气关心企业的“带头人”，必须从强化经营者的作用入手。经营者的素质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关键。应当建立企业经营者的培养、选聘、考核制度和办法，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形成企业经营者自觉、主动地抓好企业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
与会代表强调，抓好“两场”（市场与现场）是当前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的两个突出课题，企业经营管理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因而以市场为导向和以生产现场为基础，二者是不可偏废的。一方面，企业要在市场风浪中保持竞争优势，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把满足顾客的需求（产品与服务）作为自己的使命与宗旨。顾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以顾客为中心抓好市场，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抓好生产现场管理，这是产品与服务高质量的根本保证，因而是企业一切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好生产现场管理，就要用科学的制度、标准、方法和手段，对生产现场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者、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加工工艺和操作方法、生产环境、计划、标准、定额等信息）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组织和控制，使其处于良好的结合状态，以达到优质、高效、低耗、均衡、安全、文明地进行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以管理基础工作（包括标准、定额、计量、信息、基础教育、以责任制为核心的规章制度等）为手段，抓好生产现场管理，是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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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２１世纪：绿色建筑
纪坚在《２１世纪建筑发展的大趋势》一文中指出：在即将告别２０世纪的时候，我们建筑人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正一步一步地走进市场经济的大海洋。站在世纪之交的门坎上，建筑人虽有足够的自豪，但也留下了一个历史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还没来得及在本世纪内实现绿色建筑的梦。２１世纪将是一个绿色世纪。外国人在做绿色之梦，中国人也在做绿色之梦。建筑作为国家经济腾飞的超前行业，更应率先做绿色建筑之梦。所谓绿色建筑，就是创建起无任何污染而又绿化与美化了的厂矿区，无任何污染而又绿化与美化了的住宅区，无任何污染而又绿化与美化了的学校区，无任何污染而又绿化与美化了的办公区，无任何污染而又绿化与美化了的一切公共娱乐场所，等等。
２１世纪绿色建筑的特点将是：在高度文明的基础上，走完人类建设事业的一个大“圆圈”，即带着高新科技文明而回归到原始自然中去。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建筑将全面引进绿色文明，即生态良性循环化，人与自然和谐化，高楼大厦低层化，城市绿化田园化，乡村文明城市化，生活起居简朴化，邻里之间亲善化，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绿色建筑人化，人化建筑绿色化。这时候，人们将会因此而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和谐而幸福的“牧歌式”生活。这时候也只是到了这时候，建筑业才可以依靠建筑人的智慧，即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设计和创造性劳动，实实在在地去圆一个新世纪的梦，即绿色建筑的梦。
（摘自《哲学大视野》１９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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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要重新学习、重新理解
苏双碧在《史学理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近几年来的热门课题，但过去由于两个方面的问题，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未能实行根本变革：其一，中国封建史学对史学界影响很深，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论，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还是沿袭封建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和传统的历史认识观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例如封建社会的以皇权为中心大一统思想、正统观念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还支配着一大部分史学工作者的观念。其二，由于“左”的影响，长期以来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唯一的方法，“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主要表现在不加分析地把一切历史事件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当成研究历史的唯一方法。这就大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理论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开始重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重新去解释历史和认识历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仍是指引我们去研究历史并获取成果的武器。我们还要花大力气去对过去年代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进行重新学习和重新理解，这是推进我国历史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许多问题，不重新理解，就不能纠正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