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刘东民在《领导者也应“举轻若重”》一文中指出：“举轻若重”就是重视小事、细节，认真仔细地做好一般人容易忽视而又不能忽视的事情，以利于整体和大局。一个领导者不仅要善于抓大事，举重若轻，也同样不能忽略小事，举轻若重。
不少领导者自命为帅才，是做大事的，只管方向，定政策，出主意，用干部，至于具体事，尤其是小事，是副手、下层干的，不必躬亲。其实，大事和小事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大事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小事做不好，常常误了大事。斯大林说：“在工作中无论何时都不能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成的。”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呈现在领导者面前的总是一件件具体事，这些事情虽然有主有次，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急有缓，但都不能忽视或放弃，都应用恰当的方法和一定的精力加以处理。当领导抓大事不错，应该而且必须以主要精力抓好大事。但件件具体工作源于大事，归于大事。
周恩来同志是“举轻若重”的典范。人们看来是一件细小的事，一到周恩来同志那里，就能以小见大，认真对待，以利于大目标的实现。周总理赢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崇敬热爱，是和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直接相关的。他工作上“举轻若重”也正来自这里。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这里讲领导者应“举轻若重”，并不是要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眉毛胡子一把抓。小事就是小事，不言过其实，不小题大作，不越俎代庖，不陷入事务主义。周恩来“举轻若重”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另一面光辉形象，他事事都站得高，看得远，能在高处、远处掂量出小事、琐事的分量，注重小事是着眼于大事。尼克松曾说：“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摘自《领导工作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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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开展企业伦理学的研究
陈炳富周祖城
内容提要：企业伦理学是研究企业伦理道德的一门新兴学科。企业伦理学为一般伦理学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又一途径。开展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市场经济呼吁企业伦理道德的建设；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既需要经济的繁荣，又需要包括企业在内的文化道德的同步发展；研究企业伦理学有利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通常被认为是互不相干的。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改变，企业经营、管理与伦理道德结合已是大势所趋，并认为这二者的结合是管理上一场深刻的革命。本世纪７０年代，企业伦理学（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这门新学科在美国悄然兴起。企业伦理学是研究企业伦理道德的科学。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些行为规范是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非强制性手段作用于企业及个人的。目前，企业伦理已引起众多企业的重视，许多企业有成文的伦理准则来规范企业和职工的行为。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世界不少国家的管理学院纷纷开设“企业伦理学”课程。到１９９３年，美国９０％以上的管理学院（系）开设了这门课。重视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教育已成了世界各地ＭＢＡ（工商管理硕士）教学的一大趋势。
对我们来说，企业伦理学是一门新学科，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企业伦理学的学科特点、学科体系，企业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企业管理学、企业文化、公共关系、企业法等的关系；西方企业伦理学的发展史、主要理论及如何借鉴的问题，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企业伦理学的启示问题，中西方企业伦理的比较；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企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范；企业道德的教育与评价，企业道德建设等。在我国，从总体上说，企业伦理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甚少，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开展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仅就人们关心的问题作简要的阐明。
一、一般伦理学与企业伦理学
企业伦理学，一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和企业管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一般伦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的深化。就伦理学而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之间互补，是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美国学者约瑟夫·Ｐ·德马科和理查德·Ｍ·福克斯曾指出：“现存的伦理学理论看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为实际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维持其对于实际事务的无效性甚至无关性。”一般伦理学研究一个社会中普遍的道德问题，但企业及其经营活动毕竟有其特殊性，因而要把一般伦理学应用于企业经营活动还需要作专门的探讨，这就是企业伦理学的任务。企业伦理学为一般伦理学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又一途径，增强了伦理学的实用性和相关性。
企业伦理学还是深化企业管理学的需要。管理的关键是决策，而几乎每一个企业决策都会涉及到包括所有者、职工、消费者、供应者、协作者、竞争者、国家、公众、社区等在内的相关群体的利益关系。这些相关利益者往往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都希望透过与组织的结合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当不同的价值观相互冲突时，道德问题便会出现，而道德准则是利益相互冲突情况下人们行动的指南。国外有的管理学家甚至认为，企业伦理学可以定义为：研究决策如何影响他人的学问。管理的特点是通过别人来把工作做好，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活动，而不是上级指向下级的单向活动。管理的本质是协调，管理是集体活动的产物，而集体活动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协调构成集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努力。与传统的计划、结构、制度、等级等协调方式相比，伦理协调是更高层次的协调，是对传统协调方式的有益补充。总之，伦理道德渗透在管理活动之中，企业伦理学的引入，必将对企业管理的有关观念、目的、任务、职能和方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企业伦理学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伦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企业与内外部相关组织、群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内涵和性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由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间接的法律和经济关系；企业之间的供应与协作关系由原来的靠指令性计划协调转变为现在的靠契约来规范；企业间的竞争关系从无到有，而且日趋激烈。既然企业与内外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为指导企业处理内外关系的企业伦理理所当然地应该与这种变化相适应，有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理论需要企业伦理学去研究。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吁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自主权的增大和对利润的高度敏感，使企业道德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法制不健全，道德观念薄弱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些年来，在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短斤缺两、广告虚假、合同不履行、竞争不择手段、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偷税漏税、短期行为、不顾职工基本权益等现象屡见不鲜。凡此种种，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损害了消费者、正当经营者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尚，玷污了我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靠法律，二要靠伦理道德。法律具有强制性、外在性，它凭借的是有组织的国家执法机关的惩罚措施，道德则有自觉性、内在性，它主要依赖群体监督、舆论褒贬和内心自省；法律只规定可接受的行为的最低共同标准，而道德可以超越这一标准；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无所不包，而道德则有强烈的渗透性，它无处不起作用。法律与企业伦理道德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三、企业伦理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办企业、搞经营的核心任务是获利赚钱。但赚钱的方法、手段却有不同。就伦理道德而言，一种是不择手段地赚钱，另一种是在遵纪守法并讲伦理道德条件下的赚钱。方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一样，前者虽可获利甚至赚大钱于一时，但终被社会、公众所唾弃，后者则会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生意会越做越红火。可见，企业伦理道德与企业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第一，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生存的基础。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作为社会重要一员的企业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如果不履行社会责任，就没有理由在社会上存在下去，尽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有两点是得到较广泛认同的：一是企业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还要讲究社会效益，不仅要守法，还要讲究伦理道德；二是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之一。第二，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经营活动赖以运行的润滑油和粘结剂。人类要共同生活、和睦相处，每个人的行为就应该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同理，企业要与消费者、供应者、协作者互惠互利，要与竞争者公平竞争，要与政府携手合作，要与社会协调发展，要使企业内部成员和衷共济，就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第三，企业伦理道德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企业讲究伦理道德，其在道德方面的形象好，整个企业的形象也会因此而高大起来。企业伦理还有利于培养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而道德价值观则是企业价值观不可缺少的内容，良好的企业伦理道德是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基础，而出色的企业形象和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致胜的法宝。
四、企业伦理学与社会进步
企业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作为有机体生存发展的手段而存在，要服务于有机体系统；另一方面，它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必须谋求自身的发展。企业的生存必然要依存于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需要靠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共同推动。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企业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正是企业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事实上，从古到今，各种道德学说的核心内容就是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企业伦理学中，“个人”既可指整个企业，也可指企业内的成员。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讲究伦理道德。只有当企业遵守一定的是非准则，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才能共同繁荣，一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健康发展。此外，社会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经济，更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原则去衡量一切。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既需要经济的繁荣，又需要包括企业伦理在内的文化道德的同步发展。
五、企业伦理学与弘扬民族文化
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悠久的民族文化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古人高度重视道德、道义的作用，《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孙子兵法·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孔子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儒家把“仁”看作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孔子提出，要做到“仁”，就应该讲究“恭、宽、信、敏、惠”，就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协调、重和谐是中国协调型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前人十分重视以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和完善自身的修养。《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易经》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尽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存在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消极的东西，但也不乏对现代企业伦理具有深刻启示的闪光的东西。事实上，东南亚一些企业的迅速崛起，与其独特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企业伦理观不能说没有联系。因此，研究企业伦理学无疑将有利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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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学术动态
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面临挑战
赵仁康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正在更迅猛地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和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综观九十年代以来这一趋势，呈现出一些新的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卷入到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潮流中，集团化已不再是工业发达国家的“专利”，广大发展中国家组建和参与的经济集团也如雨后春笋，全球各大洲、各地区已很难找到不存在区域经济集团的“净土”；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得也愈加明显，有的集团一体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有的集团则处于初创或较低的层次和水平，还有的集团则处于构想之中；一些地区经济集团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和组合，出现了相互交叉、渗透乃至合并的趋势，区域经济集团化正在向“洲域集团化”乃至“跨洲域集团化”的方向发展；不少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目标正趋向于开放，即在加强本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联合和合作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以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随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卷入到这一潮流中，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将在从原有的国家间经济关系向经济集团间经济关系转变，世界经济的多极化格局将出现以一些主要集团为代表的新特征。上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新特点，不仅对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产生重大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对国内外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根据当今这一趋势的新特点、新现象，来从理论上进一步进行补充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地区性和集团性，即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或集团的成员国必须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相一致，在地理上一般也是相连或相近的，因而一个集团往往只能限于同一地区的少数国家参与。而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上正在形成一些“混合型”的经济集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正拟建美洲经济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表的“茂物宣言”宣布至二○二○年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连欧洲联盟也已计划向中、东欧乃至独联体国家扩展。这种“混合型”的经济集团内部各成员国社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不尽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且在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传统经济联系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性，在地理上也不尽相近。出现这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的产生，也反映了传统理论在阐述经济一体化的内容、目的、形式和效应等方面存在着局限性。
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并强调这种集团的形成是某些国家抗衡某些大国或其他集团的需要，因此实际上这种集团是开展竞争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这一理论主要只是局限于对原来少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体化集团的分析。事实上，随着当代区域经济集团化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混合型”集团的出现，一些区域经济集团除出于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和竞争的目的外，更注重各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互补性来加强经济合作。这种经济联合和合作不只着眼于建立紧密型的贸易或经济集团，还包括各种松散性的经济联合和合作。在内容上既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也包括在成员国之间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国际分工，开展多渠道多途径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在形式上既有官方合作，也有大量的民间企业合作，或者还出现了具有官方和民间混合色彩的合作和协调；在格局上形成了圈内有圈、圈圈环接的新局面。显然，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主要目的不是置自身于同他国相对抗之中，而是力图通过联合，进一步加强同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国的经济上的依赖性，进而扩大同集团外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此摆脱和解决各自现存的各种经济困难和问题，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从目前许多正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利用这一机遇来缩小和消除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建设关税同盟在客观上会产生两种静态效应，即贸易转变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前者会导致集团内部贸易量增加，而同集团外国家的贸易联系则会削弱；后者则导致集团内各成员国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量和贸易量扩大，为进一步扩大同集团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根据这一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区域经济集团化在客观上对全球经济生活国际化具有双重影响作用，许多人也据此强调集团化不可避免具有排他性。诚然，从世界上原有的某些区域贸易集团来看，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但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新趋势来看，一味强调集团化的排他性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前区域经济集团化正向洲域或跨洲域方向发展，也难以解释一些新组建或拟建中的区域经济集团都特别强调不搞排他，坚持对全球开放。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当代世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再加上原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得当前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基本动因从对抗转向合作，从重点制约别国经济发展转向主要谋求自身的发展，通过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来求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正在逐步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实践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第一，从长远观点来看，区域经济集团化对全球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积极影响将大于消极影响；第二，区域经济集团化也是全球经济生活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贸易扩展和演变，将会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
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还认为，区域经济贸易集团的加强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在根本上是难以相容的。只有当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不能有效运转或存在重大缺陷时，各国才会转向地区经济集团来谋取利益；而后者的加强，会削弱前者的功能和作用，阻挠其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广泛和深入发展的同时，各国并未因此轻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和作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协议的签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显示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之中。而这一进程也并未导致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的放慢。事实证明，在现实的国际条件下，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加强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方面，两者都具有不可相互替代、又可相互补充的功能和作用。
以上所述只是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的一些例举。要对当代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这一趋势作出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必须对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关系、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内容、形式、目的、功能和效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来全面地认清这一趋势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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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崛起与发展
顾孟潮
环境艺术（设计）乃是绿色的艺术与科学，是发展和谐与持久的艺术与科学，是整体的艺术、科学与创造。城市建设艺术、建筑艺术、室内设计、雕塑、园林等均属于环境艺术（设计）。
一、环境艺术的定义与沿革
环境艺术（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ｒｔ）又被称为环境设计（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学科，目前被作为定义引用较多的是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的话。他指出，环境艺术是人与周围的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艺术，“是一种关系艺术、场所艺术、对话艺术和生态艺术”。
作为人造环境主体的建筑（包括城市与乡村），从人类“穴居野处”、“构木为窠”的时代开始便有了美化环境的要求，但主要是把房屋（建筑）当遮风蔽雨、防止野兽侵袭的实用环境——这可以称之实用环境艺术阶段；后来美术家、雕塑家作为建筑师主持建筑环境的设计与建设，把建筑当作“凝固的音乐”、“立体的雕塑”，建造了许多艺术化的环境，如文艺复兴时的宫殿、教堂、府邸等，人类进入艺术环境阶段；随后，由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来临，人们把环境也“机械化”、“工业化”了，把住宅作成“住人的机器”，只注重满足人的生理、生物性需求，这是机械环境艺术观、现代主义艺术观的时代。从本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当人们直接承受到工业时代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的恶果后，才意识到要保护环境、恢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部分历史人文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环境艺术观念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自本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建筑界从精神病研究环境行为与环境设计效果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人对环境的心理、行为要求，包括审美艺术需求。
二、当代环境艺术在中国的崛起与发展
当代环境艺术在中国崛起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１．国际建筑学和艺术界的总背景；２．国内改革开放后持续发展的建设与城市化热潮；３．建筑理论界和美术理论界联手的推动。
国际建筑师大会的“华沙宣言”，是形成当代环境艺术燎原之势的火种。１９８１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１４次代表大会发出的建筑师华沙宣言指出，建筑学是为人类建立生活环境的“环境的综合艺术和科学”。首次把建筑的本质看作环境艺术。至此，进入环境建筑学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建筑学观念上的又一次革命。人们的环境意识也因此大大加强，呼吁从环境出发、保护环境、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有关环境的舆论，为优秀建筑环境和作品的产生、有关法规的颁布，为环境艺术的社会认同创造了空前的好条件。
实践的需求、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激发了城市建设、居住区建设、住宅与公共建筑的室内外环境设计水平，保证了使用功能和艺术质量的完美结合。壁画、城市雕塑、园林建设的迅速发展，都需要我们在艺术观念、理论、手法上有所前进。
三、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动向
近十几年，国外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总的动向是，重视环境——行为研究，也被称作环境设计研究，即开展对人和物质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使环境对策、规划、设计能改善生活质量的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环境设计实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重视全方位的理论研究视角。以建筑学专业为主，组织多学科、多专业参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有关场所、人群、社会、行为的环境设计理论、方法及应用的研究。
２．重视人的因素——居民这个重点视角。从居住者立场研究住宅，提倡重视环境中人的中心作用的学问。
３．重视环境设计理论本身的建设。
４．重视对环境管理的研究。这里是指从“社会和行为的环境后果的角度，考虑环境设计问题的研究”。如，注重研究环境设计对使用者主观变化的影响，对使用者环境满足感、形象、意义、知觉和认知的精神影响，以及对居住者行为、工作、聚会、健康、温暖、安全、视觉舒适度等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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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传统型爱国主义在中国是否过时
李锦全在《对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点认识》一文中指出：关于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有些怪论。如有人说，三元里抗英是干了蠢事，理由是当时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朝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认为先进可以帮助落后，所以不应该抵抗。还有割让香港给英国。我们认为，这是国耻，而有个别青年却说，为什么当时不把广州也给英国？这样广州今天就像香港那样了。在学术界，也有人为当时清政府不搞改革开放而表示遗憾，认为失去了现代化的机会。还有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反对英人入城问题，广州人是对还是错？过去多数历史书认为是爱国的思想行为，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但也有人说是不负责的意气用事，甚至把清朝官吏叶名琛的一误再误，大沽之失、天津之约，都归咎于粤民的一激再激。提高到理论上，就说这种传统型的爱国主义往往导致最屈辱的投降主义出现。由于爱国被说成排外，是抗拒西学东渐的逆流，显示出岭南文化难以想象的封闭性，是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给广东乃至全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上论调应该加以澄清。
爱国主义是历史的范畴，即随着各时期社会的变化，其内涵也会有所改变。如在封建时代往往和忠君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屈原式的爱国思想，其中带有爱乡土的感情。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史可法也属于这一类。同时和民族气节相联系，如岳飞抗金就带有这类性质。到了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鸦片战争的抗英斗争拉开了近代爱国主义行动的大幕，由于清朝政府推行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卖国政策，实际上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因此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民主革命，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政纲，提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就带有爱国主义性质。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革命路线的主旋律，同时也表现为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这是由于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所谓传统型的爱国主义在近代中国是否过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正确的救国道路是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革宗法专制制度，发展经济，实现民富的目标，这是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的最有效途径，也是现代爱国主义的真谛及它与传统爱国思想的差别所在。这里牵涉到爱国主义的转型问题，即由传统型爱国主义转为现代型爱国主义。提出这种观点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行为，在晚清封建专制统治下能够实现吗？历史实践证明，康梁变法及后来有人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在旧中国只能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们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实现改革开放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是可能的；但在晚清时只能高扬反帝反封建的传统爱国主义，不可能超前实现所谓现代爱国主义，更不能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这样对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只能起误导作用。 （摘自《现代哲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