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张静如鲁振祥
抗日战争的８年，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英勇奋战的８年，也是中国人民觉悟程度空前提高的８年。这８年中，爱国主义大发扬，民族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遭到严厉打击和批判；进步的和民主的思想潮流滚滚向前，对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牢固地扎下了根基并得到极大发展。正如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５日接见拉丁美洲１１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所说：“抗战时期，我们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个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久存灭亡中国野心并经过几十年精心准备的日本帝国主义，依恃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妄图速战速决灭亡整个中国。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敌人拚死厮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到处兴起，整个民族共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抗日战争的规模和所表现的民族牺牲精神，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抗击外敌侵略战争和爱国救亡运动不能相比的。
抗日战争既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尖锐存在着，只不过处于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同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蒋介石既是抗击日本侵略的盟友，又是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对手。这就形成了以民族矛盾为主而又同阶级矛盾相互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抗日前线，并适时实行了军事战略的转变，把十年内战后期集中使用的正规军变为分散使用的抗日游击队，把以运动战为主改为以游击战为主。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持久作战的战略支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学会新形势下的治军和打仗的本领，而且要学会治党、建政、理财，即要在抗日根据地内学会安邦治国的本领。如此才能建立起坚强巩固的抗战基地，并为建立新中国奠定基础。
以上表明，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较之过去两次国内战争更为严重。如何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对待正确处理同友党友军的关系，率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如何进一步把握中国国情，确定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道路和现在革命阶段与将来革命阶段的关系，等等，许许多多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都尖锐地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做出正确的回答。
这些问题不是靠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外国革命经验、战争经验所能解决的；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做艰苦的探索，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抗日战争的实践，也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取得巨大成果的一个基本原因。
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过了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和两次历史性转变，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的环境相对稳定，又为中共领导人集中精力思考有关抗战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和浩大的工程，即使这一命题的提出和被全党接受，也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斗争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观察事物的一般的观点和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任何学说一样，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许多原理和结论，不可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和地域，必须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人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学说。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中更尖锐地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国情既有别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国家，也有别于产生列宁主义的沙皇俄国，在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是“独特而复杂”。没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这已由中国近代历史所证明；而单单引证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公式或照引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他国革命经验，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这也已由中共成立后曲折发展的历程所证明。显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然要解决一个中国化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奉行本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早在建党初期，一些人就已经注意到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的问题。随后，在大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勇敢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以他为代表的许多实际斗争方面的领导者努力开拓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缺乏经验，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直接帮助下开展起来的，而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总是习惯于发号施令，并经常把功劳归于自己，错误推给他人，这就使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迷信，以为苏联革命经验可以无条件适用于各国，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有半点违逆。尤其是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统治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更突出地表现了割裂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恶劣影响。他们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盲目服从，照搬照用，并手拿“国际路线”的大棒，打击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结果把革命推到失败的边缘。抗战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重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其症结仍是无视中国抗战和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搬用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贯彻自己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无不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企图以此凌驾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之上。这就严重地妨碍人们从中国实际出发，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进行独立的工作。
当王明“左”倾统治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时，逐渐把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针、策略问题上升到思想路线，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国际指示和外国革命经验）、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来。毛泽东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强调对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不能照搬，否则就“要打败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重点放在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把倡导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为两篇哲学著作的共同主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兴中华民族。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不能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第二，要带有民族特性。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而应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使之理论化，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总之，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它超出了一般性的经验总结，确立了一项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中国共产党人说来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的研究，有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深入了解，有对实际斗争经验的不断总结。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学习运动、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历史和现实斗争经验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的同时，发出在全党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他要求党员一方面“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另一方面学习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此后，党中央不断发出关于干部学习和办好党校的指示。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几年内，在延安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多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创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由于毛泽东的号召和带动，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形成非常浓厚的学习空气。
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毛泽东本人计划先进行“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然后再“研究近代史”。毛泽东鼓励陕北公学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何干之研究民族史，对陈伯达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文章提出自己的见解。他高度评价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对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并鼓励范文澜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在毛泽东的关怀下，４０年代初范文澜主持编写了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主持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则集中了３０年代以来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
中共中央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１９３９年，由毛泽东亲自指导，在延安组织了“时事问题研究会”。这个机构在广泛搜集有关敌、我、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材料的基础上，陆续出版了“时事问题丛书”多集。１９４０年９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官的通知，要求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每省每类调查数十人至百人，分别立一小传；对国民党军各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亦每人立一小传。１９４１年春，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出版。８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９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认真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从实践中找出事物的规律，才能“产生新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党政军各部门，都形成了浓厚的调查研究的风气，从而为中共中央正确地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以及近代以来整个中国革命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加以升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经的途径。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的。如《青年运动的方向》总结了从孙中山开始的５０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发展了有关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等方面的观点。《〈共产党人〉发刊词》从研究“党的十八年斗争史”入手，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也都是以认识中国社会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基础的。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而且需要使这一理论创造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所认同、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１９４２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为最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它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逐渐认识到只有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为指导，才能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在此基础上，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四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历程中，抗战时期的８年是取得辉煌成果的关键阶段。８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产生了，而且大大向前发展了。其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到一点则是解决了中国需要进行一种什么式样的革命及如何进行这一革命的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情认识的深化。认清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所谓“国情”，核心就是社会性质问题。２０年代，中共二大、六大等会议文件，已基本指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尚未完整使用这个概念，更缺乏深刻的系统的分析。３０年代上半期，思想界展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其最重要成果，就是论证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对抗大学员说，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重要的中心一点。他强调，这是一条规律，一个千百万种事物与人层的总的规律，要把握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在由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合作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透辟地论述了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及其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既不同于独立国家又不同于完全殖民地的特点。国情认识的深化，为革命理论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完整形成。从１９２７年开始，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走上了带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对这条道路达到完整的理论上的认识，则是在抗战初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问题提高到整个中国革命道路上加以考察。１９３８年３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１３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即使日本军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也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乡村人民武装起来，“建立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如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同月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说：“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１０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大国”、“今日”三方面条件出发，得出“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结论。１１月，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结论中，更明确地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农村，后占城市，当作整个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了出来。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三，“三大法宝”的概括。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近２０年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１９３９年７月９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的学员发表讲演，第一次提到“三个法宝”。他说：同志们送我一面旗子，我要还给同志们三面旗子，作为你们上前线的礼物。这三面旗子，又名三个法宝，第一个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是游击战争，第三个是革命中心的团结。１０月，毛泽东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时，把游击战争改为武装斗争，革命中心的团结改为党的建设，对三大法宝作出了更科学的概括。三大法宝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斗争主要形式和领导者自身增强领导能力三个方面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仅懂得了三大法宝的意义，而且解决了如何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在这三个方面都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革命战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
第四，中国革命基本规律的把握。由于时代和国情的不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既不同于以往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它自身的规律。从大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这种规律，直到抗战时期才真正把握了它。这就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总体把握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为实现这一总路线服务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对于民主革命结束后要建立的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曾提出过各种设想，直到抗战时期才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领导了革命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使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经过民主革命之后，既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又能避免走上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五
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大贡献。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使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全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不断前进、没有止境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永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中国的实际又不断发展变化，于是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每出现一个新情况、一个新问题，都不能教条式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去解决，都不能靠摘引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去解决，而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说，需要不断地、随时随地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的历史经过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又经过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发展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由邓小平高高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他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实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从未有过的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也同样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一理论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必然会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