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感时思报国书生仗剑行
——访部分亲历抗战的党员知识分子
王永红
中国的读书人很少能超然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外。何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日寇入侵，国土沦丧，百姓罹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于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共产党员们投身到历史的风浪中、壮烈的鏖战里，如一条条小舟般在浪尖上搏击。今天，这些不再青春年少的读书人回首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对个人、民族的历史命运便有了愈加真切的审视。
战争改变了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的命运 ——《小英雄雨来》作者管桦
战争是与残酷联系在一起的，但７３岁的作家管桦认为抗战有它特定的价值：战前，在国民党统治下，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民的精神似乎委顿了，人们沉湎在自身的苦难中。是同仇敌忾的抗战唤起了广大民众追求尊严的意识，使他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品质中的精华得以充分展现。荒坟野冢，本令人畏惧和远避，但在抗御外侮的日子里，从老人、妇女到孩子，身上都迸发出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切的胆怯都被乐观的情绪冲淡了。野鬼不可怕，日本鬼子也不可怕。抗战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皓首穷经的命运。
庭有翠竹、性喜墨竹——是冀东一个叫做“女过庄”的小乡村给了管桦竹的情结。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女过庄有豆棚瓜架下的浓荫，有贴着红色剪纸的小窗，还有爱讲竹故事的老祖母和常说勇军良将传奇的母亲。但这恬静安适的乡村生活也有许多不和谐的音调：童养媳忍受不了命运折磨而投井自杀，讨饭的乞丐用嘶哑的喉咙叫出连老虎听了也要心软的哀告声，大雪纷飞的腊月天行路人因冻饿死在街头，还有，横飞如兀鹰的敌人机群下面，有荒芜的田园和狼藉的尸骸。
这女过庄分明是苦难中国的缩影！
抗战爆发了，这就注定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要在战争中体悟人生、体察社会。战争有其惨烈的一面，许多人在战争中丧生。１９４４年，管桦的父亲鲍子菁在参加了冀东２０万农民抗日大暴动之后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理想的支撑使现实的牺牲显得不那么令人伤感。这分明透着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一种悲凉与壮烈。与这种悲壮相映的是，管桦在小说《小英雄雨来》中着力描述了还乡河的风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中，管桦显然仍在用心体味生活的诗意。
假如没有爆发战争……
——《青春之歌》作者杨沫
假如没有那场战争，年过八旬的作家杨沫说，我也许会沉沦。“沉沦”应指一种平庸、市俗、消极的生活方式。历史根本无法“假如”，老人是在表达自己对党、对抗战、对革命的感激。
一个出身于旧式家庭的弱女子，从小缺少母爱和父爱，念中学时，曾被母亲断绝饭费，由此患上了很重的孤独症。小知识分子幻想的爱情并不能消弭她的孤独感。革命睥睨一切、荡涤一切的英雄气概和理想主义激情，使杨沫为之兴奋和欣喜。一旦置身于抗战的洪流，置身于广大的人民当中，虽然“大伙的脑袋都掖在裤腰带上”，但理想的维系使生活依然漫溢着幸福感。与战士们一样，杨沫也经常处在频繁紧张的战斗环境中，行军、流汗，棉衣和被子里虱子滚成团。遇到被敌人包围的危急情况，常常是素不相识的大娘、大嫂、大伯、大哥豁出身家性命，把自己认作他们的亲人救了出来。还有一些英雄的战友，今天还在一起工作和说笑，明天就传出他们英勇牺牲的消息。
记忆像一条长河，会不时地撞击心灵，搅得你无法平静地入睡。不由自主地，杨沫将笔触伸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了一部“自传体的心灵感受”——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出版于５０年代末的小说，迄今已发行四五百万册以上，是新中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是成功的，但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青春之歌》的人物描写、结构、文学语言三个方面仍存在不足。杨沫自己不是不清楚，中学毕业的文化程度毕竟有限，在冀中敌后根据地紧张的行军中，根本没有从容的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和写作。而且，多年来“左”的文艺观也使得作家们难以完全放松的心态去摹写生活。
杨沫喜悦地发现，当代的青年作家没有了历史的重负，他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诠释战争和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掘。
战时文化空前繁荣
——剧作家胡可
剧作家胡可不能忘记到处有歌声的晋察冀敌后根据地。胡可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作宣传员时，主要是演戏，也写剧本。想当初，剧社的同志们常常一天行军七八十里地，太阳落山才能到达目的地。同志们顾不上歇一口气，马上搭台演戏。演出的道具是简陋的，剧本往往比较粗糙，但是非常朴实和自然。老百姓特别爱看。有时剧团还在武装力量的护送下，潜到日本人占领的村子演出，一旦被发现，同志们就有生命之虞。在这样的环境中搞艺术，文艺家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为了革命，一切的文艺形式都是战斗的刀和枪。
抗敌剧社并不是在孤军行动。光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专业文艺团体达２０多个，每个分区都有一个剧社。试想，身处穷乡僻壤的乡民何曾如此被文艺家们热切地关注，成为文艺创作直接面向的群体。通过墙头诗、街头剧、群众歌谣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农民抗敌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剧社也并不总是上演《子弟兵与老百姓》等宣传性特别强的剧目，《雷雨》、《日出》、《复活》等艺术水准相当高的剧作也经常上演，以满足根据地战士和干部紧张生活之余的文化需求。
丰富的文化生活，可以使革命者的热忱和激情始终不衰，从而保证充沛的战斗力。在与日寇持久作战的阶段，文艺家们的工作显得尤其有意义。
知识分子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被重视
——新闻教育家温济泽
“抗战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最好的时期之一。抗战最终能取得胜利，中国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获得解放，与我党成功地将大部分知识分子团结在周围有很大关系。”新闻教育家温济泽这样说。
时间长河往往会冲淡人们对历史的印象，但作为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温济泽老人正以８１岁的高龄伏案劳作。他将自己比作一只鸿雁，在漫漫征途上苦苦飞奔了许多年，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让后来人了解曾有无数可爱的生命和鲜血抛洒在这片热土上。
抗战前后，温济泽一直在延安生活、工作和学习，当时，延安２０岁左右的青年人很多。他们离别家庭，不辞劳苦来到革命圣地。在战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党对知识分子真是关怀备至。温济泽记得自己在陕北公学任教时，别人吃小米，教员却能每天吃上一餐白面，每月还享受一定的津贴。知识分子不仅在生活上备受照顾，在政治上也相当受重视。以陕甘宁边区关中陕公分校为例，１９３８年５月到１９３９年５月间，在３０００多名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中，共发展１５００多位同志入党。毛泽东在１９３９年专门为中共中央写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中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被关注、被重视，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忽视、被淡忘。在抗战的激流中，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到军事战线、新闻战线以及政权建设中去。就是这样爱国、爱党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却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说到这些故人旧事，温老热泪盈眶。
…………
四位老人，隔着半个世纪返观自己的年轻岁月，他们的青春与那个饱受战乱之苦的旧中国一起随风而逝了，但他们在历史浪尖上起伏的人生际遇不是依然有着太多值得今天的青年人深思回味的地方吗？
第11版(文化)
专栏：
啸傲连天鼙鼓中
——延安抗大总校京剧活动追忆
李庭荃
１９３８年１月３１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春节晚会上，由丁玲领导、由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组成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压轴戏是新编现代京剧《三打雁门关》。这是抗大学生用京剧反映抗战的首次尝试。
武旦扮政委引出改革
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同志特别重视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来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中发现京剧人才。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延安抗大总校成立了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我在音乐组。第二年春，我团推出了新编现代京剧《泰山风云》。
以京剧形式表现抗日内容是走过弯路的。比如有的学员队由武旦扮演八路军政委，上场用京白说道：“小奴家，部队政委是也，现在要进行战斗，不免政治动员一番便了。”看了给人以滑稽之感。但经过这种幼稚的尝试，给以后的编演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为了使京剧表现抗日内容，对京剧的台步、水袖以及表演程式都进行了改革尝试。
１９３９年５月初，由鲁艺和抗大的京剧爱好者共同组织了一场京剧晚会。抗大出的节目是《捉放曹》。毛主席坐在第六排，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观看了演出。
这场演出后便宣布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会。
贺龙赠道具真刀真枪
１９３９年，抗大总校挺进敌后抗日根据地，９月２５日抵达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省灵寿县张家庄一带。当时正值日寇对边区进行“扫荡”。我一二○师在陈庄战斗中歼灭敌、伪军１５００余人，缴获许多战利品。
当贺龙师长率部队战后休整时，抗大文工团演出《战陈庄》，是史若虚以最快速度反映陈庄战斗胜利而编写的现代京剧。日寇水原旅团长穿的日寇黄呢军服、黄呢军大衣、腰间挎的日本军刀，以及肩上斜挎的日本造王八盒子枪，都是贺龙师长赠送我团的陈庄战斗中的战利品。贺龙师长及部队同志看后赞不绝口，说这个戏大展我军军威。
说岳叹皖南借古讽今
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皖南事变”。大家在极端悲愤的心情下，决定依据“精忠说岳”中岳飞被害风波亭的情节，创作借古讽今的历史剧，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伏击新四军、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实质，由史若虚执笔创作。经和吴因商定，借程砚秋先生名剧《亡蜀鉴》之名命名为《亡宋鉴》。风波亭一场，岳飞由岳云、张宪搀扶着，步履艰难，踉踉跄跄，唱腔用的是高拨子。史若虚泪流满面，唱得高亢有力，感情深沉悲凉，唱出了岳飞的身世、母亲的遗训、权奸的当道、人民的苦难，句句影射皖南事变。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得知后，立即调我团去野战政治部演出。和历次一样，戏一结束，掌声经久不息。
化装用石灰绝无仅有
当时绥德地区农历三月之后要赶庙会。有的村镇邀请我团演出。条件是唱三天大戏，每天三开箱，即演出三场。演出三天以三石三斗小米作为报酬。这是送戏上门联系群众和解决我团同志吃粮的一项办法。我们接受了这项邀请。我团第一次跑台口，舞台是临时搭的土台子，后台是用芦席围的圆圈。由于没有经验，把原来准备的三天的节目都排上去，也填不够三开箱的数。最后，连我们曾经演出过的新编秧歌剧《夫妻识字》、《减租减息》和《运盐》也都挂牌演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群众对这些戏都非常欢迎。
有一次演出，演员化装的白粉用完了。这里离城又远，无法去购买。情急之时，不知是谁的主意，搞来一些石灰，用水发开，化起装来。开始尚觉不错，但时间一长，就刺激得脸火辣辣地痛。但大家都能忍着疼痛照常做戏。下场卸了装以后，人人的脸都被刺激得通红，有的同志皮肤过敏还起了红疙瘩。后来有人建议用白面化装，刚化装完看上去也还将就，可一上台武打起来，满头流汗，脸上的白面被汗水冲得一道一道就丑态百出了。演京剧用石灰和白面化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不过为了完成演出任务，演员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也是革命者一种可贵的精神和优秀的品质。
我团的战友李佑民、王希珍、陈再、李自治等，均已在对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其他如吕班、裴东篱、史若虚、李蒙、张富强、温礼源、何方、张桐、陈德明、王铁夫等同志也已先后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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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生中“二战”热
初中偏爱影视高中多读史书男生兴趣更浓
最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对北京１１０中学等５所中学调查：８７％的高中生和８３％的初中生认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有现实意义；表示“不知道”的，初中生中仅占１３％，高中生中只有７％。
“二战热”在校园里悄然兴起。７６％的高中生和６５％的初中生喜欢了解“二战”这段历史。其中，男女中学生的热情程度有显著差异：男生喜欢了解“二战”历史的占８１％，女生仅占５１％。
对“二战”题材的影视片，初中生表示喜爱的占６０％，高中生占４１％，表明影视片对初中生影响更大。令人奇怪的是，在“二战”作品的影响方面，广播的反应为零。“二战”的书籍骤然畅销起来。中学生们读过１本以上“二战”题材书籍的占７７％。读过３本以上的高中生占３３％，初中生占２１％。在此类图书阅读中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读过３本以上的男生占４１％。女生占９％；１本没读的女生占３３％，而男生仅占１４％。
（孙云晓林雯卢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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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地球顶端去采访
——浙江电视台《北极纪行》剧组追记
旭烽
年初，中国第一支北极科学考察队胜利抵达北极点，令炎黄子孙感奋不已。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早在一年前，浙江电视台的３位年轻人已经先行一步踏入北极圈，第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审视那片青灰色的海洋和生活在其中的陌生民族，录下长达２０００分钟的素材带。在此基础上，２０集电视专题片《世纪间的传递——北极纪行》开始与全国观众见面了。
写好的遗书又被悄悄撕掉了
去年８月，杭州气温持续在３８摄氏度上下。而３位年轻的电视人在酷暑下东奔西跑，执著于一个摄氏零度以下的白色之梦。北纬６６度３３分以上的北极圈，这地球的顶端、冰雪的世界，还没有被中国人的摄像机拍摄过。当时，浙江电视台已开始通过卫星转播节目，如能再报道有关北极的情况，就会更加引人入胜。这几位年轻人的想法与省台决策者们建设全国性大电视台的蓝图不谋而合。于是，８月２５日早晨，中国第一支进军北极的电视摄制组带着满满的１０个箱子，走出浙江电视台大门，开始向那遥远的陌生的北国进发。
看上去一切都很平常。架着眼镜的白面书生、浙江电视台记者姜德鹏怀揣着由他起草的电视片设想，微笑着和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摄制组顾问、中国北极考察筹备组负责人位梦华站在一起。１９９０年，小姜去南极前就认识了位梦华。浙江电视台曾聘请早已去过南极的老位撰稿，完成了６集专题片《南极与人类》。作为主创人员的小姜和老位当时便开始了北极梦想。到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８日，山东大学外语系８６届毕业生姜德鹏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去过南北二极的记者。再过半年左右，位梦华教授亦成为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的科学考察队领队。可以说，浙江电视台的北极之行是一次中国北极考察的先遣行动——一次前期的探访和重要的铺垫。
浙江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大胡子高克明担任了此行的领队和制片人。２０年的电视人生涯使他在行前更为关注的是能拍到什么、拿什么回来向大家汇报，而非此行本身能带来多大的新闻效应、他们本人能出多大的名。至于他那单薄身躯里时有小恙的心脏，更无暇多想了。这种职业的责任心过于沉重，以至于多少压抑了在他一生中足以骄傲的此番远征的自豪感。在他的北极手记中有这样的记录：８月３０日，洗完澡，一起聊起这次拍片的整体方案与下一步如何应付等等，很难心静，估计又要失眠了，现在是半夜２点钟……
四人行中，大个子、细眼睛的摄像史鲁杭——人称阿鲁虽少言寡语，但最被北极之行的传奇色彩所吸引。行前的晚餐之后，他悄悄塞给父亲一个信封，父子俩心照不宣点了点头。北极归来之后，他向父亲要回了信，父子俩照样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原来，阿鲁事先已为他的父母和６岁的女儿留下了遗书，以防不测。给女儿的遗书大致是这样写的：“你父亲史鲁杭只有一份东西留给你……长大了路要靠自己走。”遗书事后被阿鲁悄悄要回撕掉了。与这种庄严的心情不同的是，阿鲁的行前准备还有充满了喜剧色彩的另一面：先是临出发突然发现忘了带经费；再是到了北极后欲换穿脏的长裤时，才发现带的是妻子的裤子。我们只能把这些归因于阿鲁行前心灵的内在激动造成的小小紊乱。
总之，中国电视史上这历史性的一页，就在多姿多彩的１９９４年夏天隆重翻开了。谈起这部系列片的设想，他们开门见山阐述道：“正如所有的经线都在地球两极相交一样，南极和北极也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的确，目前人类９／１０的人口生活于围绕北极盆地的各个大陆上。作为北半球的大国，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对北极作一个全面的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把握那片我们尚很陌生、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白色天地，进而探讨人类在２１世纪将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说１９９１年曾获全国电视一等奖的专题片《南极与人类》是对南极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那么，拍摄北极则是为酝酿中的中国北极考察超前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视野和思维框架。
似曾相识的爱斯基摩人
８月２８日下午６点半，摄制组一行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那尾翼上画有蓝色爱斯基摩人头像的飞机上下来，到达了北极之行的第一站，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首府巴罗。
他们骑着四轮摩托来到海边，站在满是卵石的海滩，朝拜古老的巴罗之门。这座位于北纬７２度、用鲸鱼下颚骨搭成的没有围墙的拱门象征着北极的门户，发出明明灭灭的古老的光泽。他们的心情变得透彻起来，感觉自己和自然贴得很近了。自然决不仅仅是大地、海洋、树木和花草，自然更是一种心情。站在巴罗之门面前，他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他们置身在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地方，这里会有未知的遭遇、未知的发现、未知的获得。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真的已经到了北极。
中国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友谊仿佛可以与生俱来，仿佛遗传于同一个远古的族类。我们具有着相似的外型——与欧美人相比偏矮的个子，宽宽的鼻子，直直的黝黑的头发，黄黄的皮肤。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蒙古人的遗传特征，如厚眼皮，新生婴儿臀部的青色斑痣。看来，对爱斯基摩人从亚洲迁移到北美洲的路线几乎是无可怀疑了。有专家考证，１万年前，人类已向北极进军，亚洲游牧民族为了寻找新的家园，向北迁移，越过白令海峡，分为两支，一支往南，到达南美最南端的火地岛，成为印第安人。另一支沿北冰洋散开，深入格陵兰，成为今天的爱斯基摩人。
现存的爱斯基摩人大约有５万，聚在一起刚好可以占满一个大型足球场。他们和中国记者们站在一起时，中国记者似乎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故土。我们长得太接近了，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下颔比较发达，这是几千年咀嚼生肉的结果。
两个陌生的民族在巴罗带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了沟通。爱斯基摩人可说是世界上最乐观的民族——愉快、慷慨、友善、和气，他们最喜爱的消遣方式便是访亲问友。他们召开市民大会，以隆重的欢迎仪式接待远东的来客。一份奖状捧到了四个人面前：“特表彰阁下，于１９９４年８月下旬至９月在阿拉斯加北坡自治区拍摄有关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对本民族的称呼）的生活和文化的电视片，你们是受欢迎的人。非常感谢，北坡自治区市长乔治·阿摩瓦克。”
市民们拉着中国客人，跳起了欢乐的爱斯基摩舞。８个月之后，这些市民组成的爱斯基摩舞蹈团出现在浙江电视台的演播厅里，通过卫星直播的方式，把他们的欢乐友情传向神州大地。
这个善良好客的民族初见中国人总是微笑，彼此相熟后便热烈起来。一不留神，他们就会把冰冻的生鲸鱼肉塞进中国记者的嘴里，他们认为这是世上最美的食物。
去爱斯基摩人尤金·布洛瓦家做客，使摄制组大开眼界。关于他们的住房，小姜是这样记载的：“房子外表不起眼。这是一种高架木房，底座凌空，为的是不让屋内的空气和地面接触。不然的话，冻土受热融化，房子就会陷进地里去。室内布置得很讲究，家里洋溢着一种文化气息。”尤金知道中国人吃不惯生鲸肉，特意做成熟的端上来。中国使者把从国内带出来的龙泉小宝剑送给主人，并告诉他们说，这是中国古代的兵器，古人是用来防身的。想来爱斯基摩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刀，他们翻来覆去把玩着，一时爱不释手。这个民族虽然在物质文明上已经跨越了几个历史阶段，生活几乎完全现代化了，但观念上依旧很纯朴。他们似乎没有兵器的概念，除了与自然搏斗，人与人之间几乎从不搏杀。因此，跟他们解释宝剑的实际功能，真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小姜只好说：“瞧，这种刀两面都开刃，中间有血槽，可以用它来打猎，打海豹，或者……”
一直没有说话的女主人试了试刀，忽然开口：“我们可不可以用它来切鲸肉？”
这真正是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绝妙主意啊！
有人说，爱斯基摩的儿童大概是世界上最受宠爱的人了。无怪我们的阿鲁每每把镜头对准孩子时，大人们会毫不客气地用手阻挡。在他们眼中，照像是勾魂的。
另一方面，他们对死看得很平常。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死便是他最好的选择。摄制组偶然参加了一位名叫西蒙的爱斯基摩老人的丧礼。他们拍摄到丧礼上人们在现代电声乐器伴奏下高唱圣歌的场景。他们放声大笑，开死者的玩笑，又唱又跳。这是一个敢于在葬礼上放声高歌的民族。他们高歌欢笑，仿佛要让西蒙先生乘着歌声飞向天国。
这究意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呢？中国记者感悟到，在北极这种严酷的环境中，生命是受到排斥的，生存必然要经受很多磨难。然而，在这生命的极限地带，生与死的循环是超越常规的，死亡会突然降临，生命也会顽强生存。这是极地的生命律。
以东方人的眼光审视这个民族，我们的记者发现了他们的生存特点：既与自然相结合，又与自然相争斗。他们是最大程度与自然相结合的一个民族，他们坚强地溶入大自然，与自然抗争的目的也是想以最大程度与自然相融洽。天人合一，可能就是这个境界吧。
引起争议的鲸文化
座头鲸在北极是以一种殉难者的形象出现的。每年秋季，他们在北冰洋遨游，随时准备把自己奉献给爱斯基摩人。因此，对这种杀身成仁的生灵，爱斯基摩人充满了敬意。鲸鱼主宰了他们的文化。他们带着一颗充满矛盾的心来进行着每年捕鲸和分享鲸肉的庆典。然而他们目前也正在承受着国际上很大的压力。爱斯基摩人究竟能否捕杀鲸鱼，成了一个世人严重关注的问题。美国有一专家经过调查得出结论：爱斯基摩人把鲸鱼作为食物而猎取不会影响鲸鱼的生存。中国在捕鲸问题上亦投了爱斯基摩人一票。我们的记者在目睹了他们和鲸鱼的关系后认为，保护资源同时也意味着合理利用资源。鲸不仅为爱斯基摩人提供了食物，也使这个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没有鲸也就没有北坡这些爱斯基摩人，至少目前是这样。
鉴于中国人对爱斯基摩人在捕鲸问题上的理解态度，爱斯基摩人破例同意让摄制组去海上抓拍捕鲸的镜头。遗憾的是摄制组没有等到这样的场面。他们倒是在巴罗海面上抓拍了捕猎海豹的全过程。
摄制组并非没有和鲸鱼打过照面，他们在海上和灰鲸相处了数十分钟。但爱斯基摩人从不捕捉灰鲸，这种几乎绝迹的灰鲸受到他们的悉心保护。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初，有三头灰鲸在巴罗海域被冰雪封住，它们呼吸的水面只有小小的一片。巴罗人全体出动了。他们用电锯将冰层锯开，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口子，上面吊一盏灯，将灰鲸引向开阔的海洋。为拯救鲸鱼的费用化了１００万美元，其意义已超出行动本身。故而，爱斯基摩人把这次拯救行动所体现的精神称之为巴罗精神。
摄制组从８月２５日离开杭州到１１月６日返回，行程８．８万公里。除俄罗斯、瑞典、冰岛之外，他们到了美国、加拿大、格陵兰、挪威、芬兰的北极地区。
在北冰洋沿岸的一个名叫卡克托维克的不到３００人的小村，摄制组在一个晚上听到此起彼伏的神秘的口哨声，这些爱斯基摩人在干什么呢？阿鲁突然举着手指向天空问：“德鹏，你看那是什么？”
天上有一道光，很长，好像是从海上升起来的，飘忽着，一会儿暗，一会儿亮，很快到达了他们头顶上空。
“孩子，告诉我，天上是什么？”
“是北极光！”说完，当地的孩子又吹了一声口哨。他们说，看到极光就吹口哨，能使北极光变得更亮。
几个居住在东方的中国人平生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它诡秘，神奇，从东弥漫开来，红黄相间，忽隐忽现，飘忽着，又有一道淡紫的光从海上升起，两光互错盘旋，如丝如带。接着，北面和南面也出现了极光。它们交汇，分开，再交汇，像一条彩色小溪。那是天上的溪流，无声漫过一个个星座，漫过了无尽的宇宙。
极地上的人们，心中无数的愿望便随着这彩色的溪流飘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