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经济管理论坛
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建立我国工业管理新体制
吕东
如何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实现从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建立我国工业管理新体制，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问题。
工业行业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工业管理实行的是部门管理。部门管理是以直接行政性管理、强制指令性管理为手段，以单一所有制下的企业即国有企业为对象，以条块分割为特征，将企业按规模和产品分别归属于各级政府的专业部门。这种部门管理体制，在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难以避免的弊端。最突出的，一是政企不分，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生产车间”，没有经营自主权，活力匮乏；二是国有资产实际上被地方和部门分割，存量资产难以跨地区、跨部门流动，产业结构难以有效调整，生产要素难以优化配置；三是部门对企业只管直属的，不管他属的，全行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屡禁不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进入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进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从工业经济管理来说，无论是管理手段、管理对象，还是管理的组织结构、管理的目标和内容，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现行的尚未根本改变的工业部门管理体制，显然是无法适应这种变化的。首先，从管理手段来看，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更多地采取经济的、法律的手段，由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调控经济环境，规范经济秩序，同时实行政企分开，割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纽带，使企业全方位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显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所属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是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政企分开的要求相背离的。其次，从管理对象来看，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正在形成，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企业的独立经济实体地位的确立和产品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要求突破现行的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条块分割管理，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覆盖全行业的管理。可以说，所有制格局以及企业地位、作用的变化，使得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和条件。第三，从管理的目标和内容来看，市场经济要求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摆脱地区封锁、部门分割对经济发展的束缚，消除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重复引进的历史积弊，促进各种产业比例的基本合理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益。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业管理体制，必须突破狭隘的地区、部门界限，不再以单纯追求产值、速度为目标，而是从行业的全局出发，以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把优化结构、形成规模经济、推动科技进步、实现投入产出的快速循环放在优先地位，从而提高全行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很显然，这种管理目标和管理内容是现行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体制难以实现的。第四，从管理的组织结构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接管理企业，主要依靠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和法律法规进行约束规范；而企业进入市场后，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了解政府的政策取向，向政府反映本行业的状况及要求，掌握国内国际本行业经济技术动态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新的工业管理体制必须具备一系列统筹、协调、服务、监督功能，而这些功能不是政府完全能够承担的，有些功能应由行业中介组织来承担。这种政府与行业中介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工业管理体制，是与现行工业部门管理体制有根本区别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不同的经济体制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工业管理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工业管理体制是部门管理，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工业管理新体制，应当是建立在政企分开基础上的、有利于提高工业运行质量和效率的行业管理。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把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用行业管理代替部门管理，建立起工业管理的新体制。
工业行业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由精干的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和众多的行业协会构成
行业管理既属于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又是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动之间的结合部。在经济发展中实施有效的行业管理，大体由政府层次和中介层次两个部分组成。对于政府来说，除了一般地运用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秩序和竞争规则外，具体到行业管理，就是在一定时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任务和规划，并采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分配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控和实施。而政府无论在政策的制定和有效地组织实施方面，都需要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参与和配合。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主要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在行业内部发挥协调、服务、监督等功能，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政策取向传导给企业，把企业的意见和行业的要求转达给政府，同时根据本行业的特点，进行行业统计，编制、颁发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指导性文件，搞好信息集散，制定行规行约，组织行检行评，开展经济技术联络、指导、培训、咨询等工作，对企业的发展加以扶持和引导。
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总结一些地方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的经验，我们认为，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应以精干的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和众多的行业协会作为共同的管理主体，为此要同步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撤并、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改革、行业协会建设与完善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加强综合经济部门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逐步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对撤并的专业经济部门，将其职能分解转移，行业管理的行政职能转移到综合经济部门，国有资产经营职能转移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行业管理的协调、服务与监督等功能转移到行业协会。当然，由于行业状况不一，不同的行业，政府职能与行业中介组织职能的划分也应有所不同。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有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特殊行业，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还要保留专业经济部门，但也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组建行业协会，逐步转移部分行业管理职能。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新体制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新体制要有紧迫感。通过十几年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包括工业部门管理体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的格局正在形成，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大为减少。现在需要重视的问题是，突破旧体制，就必须相应建立新体制，否则工业管理就会出现“真空”。事实上，从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这种管理“真空”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正逐步暴露出来：盲目上马、重复建设、不计规模经济的生产到处可见，产业结构调整举步艰难，部分企业竞争无序，对外贸易自相“残杀”，等等。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许多省市已经着手或正在酝酿推行工业行业管理的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了一步。但是，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或思路来看，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走势尚不明朗，不少问题举棋不定。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应当是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行业调控与行业管理理应覆盖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因此，如何用行业管理来代替部门管理，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统筹安排。对此，要有紧迫感，务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失时机地尽快建立起工业行业管理体制。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必须同步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的改革。企业是行业管理的落脚点，行业管理能否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机制是否灵敏。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明晰企业产权主体，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就要求改革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旧的工业部门管理体制，从其管理职能来看，一定程度上兼有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职能。因此，改革部门管理旧体制，建立行业管理新体制，必须同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体制，按照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探索改革的有效途径。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要注意防止两种偏差。当前，在精减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行业管理体制的实践、思路乃至理论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是一些地方在改组撤并政府专业经济管理机构过程中，只重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职能的分解，轻视甚至忽视行业管理职能的转移。必须克服这种只撤机构、忽视行业管理的倾向。行业管理职能不但应该转移，而且应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加强与完善。二是撤并专业经济部门，虽然将行政性行业管理职能、服务协调监督性行业管理职能、国有资产管理经营职能三者作了区分，但并没有彼此分离，而是或者实行“三位一体”，或者由改组后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承担行业管理的任务，或者由这些公司代管行业协会等组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行业管理职能在本质上是完全有别于国有资产管理与经营职能的，在管理的组织机构上必须严格加以区分，如果混为一体，不仅难以突破原有的管理国有企业的范围，而且也难以站在全行业的立场进行管理，有失行业管理的公正性与完整性，从而失去行业管理的科学性。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是行业管理的主体之一，同时也是政府部门科学进行行政性行业管理的基础和助手。十几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工业行业协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到现在，已有２１０多家全国性协会和数以千计的地方性协会，覆盖几十万个工业企业，在为政府和企业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行业协会目前的状况来看，要使行业协会真正担当起行业管理的重任，行业协会无论是在自身建设上，还是在功能完善上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用行业管理代替部门管理，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行业协会功能。毫无疑问，行业协会必须坚持民间性与自律性，但是在行业协会发展的初始阶段，十分需要政府的扶植与支持。诸如协会职能的设定以及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等，都需要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此外，行业协会也有一个组织结构如何合理、体系如何理顺的问题，全国性行业协会与地方性行业协会之间、行业协会与行业总会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组建全国性工业联合会等，都是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行业协会功能所需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建立工业行业管理体制，必须尽快制定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使行业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从国家法律法规上，给行业协会定位、定性。当前，为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指导行业协会的建设，迫切需要提出具有权威性的实施行业管理的意见，并制定《行业协会条例》，以保障这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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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习恩格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纪要
源昌
为纪念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等１０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恩格斯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前不久在江西省南昌市和井冈山市召开。与会代表认为，恩格斯的一生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生，是从事理论创作的一生，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会议期间，代表们就恩格斯各方面的贡献、国外研究恩格斯的动态和问题、学习恩格斯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展开讨论。
恩格斯的哲学观
１．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是对哲学史特别是对近代哲学史的科学总结，带有时代特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最高的问题，不是划分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两大阵营的提法不妥，容易简单化。
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适用于整个哲学，是哲学的最高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前提，突出了实践的意义，既原则区别于唯心主义，又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哲学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应有不同表现形式，从现时代看，哲学基本问题可以表述为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２．关于哲学的内容
恩格斯说过，“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对这段话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意见认为，从恩格斯这段名言中可以得出否定本体论的结论，但这不是恩格斯的一贯思想，这主要是针对旧哲学而言。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的一贯思想而言，他是肯定本体论的，从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需要有本体论部分的。
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指的是旧哲学留下来的有价值的“遗产”，其中所讲的“逻辑”是指传统的形式逻辑，而“辩证法”是指辩证逻辑。恩格斯这段话所蕴涵着的更深刻的思想则是，他宣告随着时代的发展，旧哲学已经结束，而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也不是“实证科学”，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表明了恩格斯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针对旧哲学的非科学性，他强调用辩证思维研究自然和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
３．此外，许多同志还就恩格斯的“自由发展观”、恩格斯和历史决定论、恩格斯的“合力论”、恩格斯的“历史主体性”思想、恩格斯的“多维系统社会观”、恩格斯的“人性观”、恩格斯的“人文精神”、恩格斯的“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思维”思想等作了发言，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
有的同志针对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关未来社会论述的指责说，我们应当考虑以下三点：一是恩格斯当时是在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中概括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的，二是不能把前述基本特征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固定不变的具体模式，三是恩格斯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思考问题的背景和出发点，没有考虑到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
有的同志主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肩负着排除空想成份，使自己“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任务。迄今为止，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马、恩在１９世纪中叶完成的奠基性阶段，二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进行的，集中体现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马、恩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可以说既完成又未最终完成。应当把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论述同他们基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前提而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区别开来，避免脱离不发达国家的实际而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有的同志认为，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在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原理的不确定性。例如，他在指出采取暴力革命的同时，也提出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至于采取何种方式，要从各国具体实际出发；他在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可变性和不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他在指出实行合作化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提出实行合作化的渐进性和长期性；他在指出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恩格斯的军事理论
与会的部队院校代表系统而又深刻地论述了恩格斯的军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同我国军队建设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同志的关注和欢迎。他们一致认为，１００年来虽然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恩格斯的基本军事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恩格斯的“暴力论”思想科学揭示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以及对经济的反作用，是经得起战争尤其现代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实践检验的。他们还认为，恩格斯的下述理论对于我军在新时期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必须把我们的革命暴力（军队）建设好；在军队建设和使用中必须重视经济条件的前提作用和基础作用；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必须不断探索新的作战方法；革命军队只有坚持积极防御，才能克敌制胜，等等。
与会同志一致指出，纪念恩格斯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总结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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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哲学的价值理论的力量
——《在思想战线上》（一九七八—一九九一）简介
王懿方袁至茂
邢贲思同志的哲学、理论文集《在思想战线上》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收了作者自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１年间所写论文５０篇，记录了作者在这一时期是如何为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尽其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绵薄之力的。在笔者看来，这部文集有以下几个特点。
作者对哲学价值的深入思考与执著追求，是该文集的特色之一。作者在对哲学的含义、功能、价值作了探讨之后，认为哲学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一种启迪人们智慧的学问。作者认为，哲学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要求，而且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指导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指导社会的进步。一种正确的、科学的哲学既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巨大的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业绩，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哲学永远为社会所需要。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宣传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变革的观点，帮助人们从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是该文集的特色之二。１０年动乱结束之初，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仍然笼罩着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严重阻碍着人们的革新创造，因而解放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此时，文集的作者听从实践的召唤，反映人民的心声，仅在１９７８年一年间就连续发表了“哲学和宗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哲学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一系列推动思想解放的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客观事物，包括它自身。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生命力。所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凝固起来，不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之，便是错误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不是科学的态度，而是宗教迷信的态度，它必然使国家和人民蒙受损失。针对一切从语录出发，用语录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本本主义错误，文集中反复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强调，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善于思考、探索，要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用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新的实践。
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保持理论和政治的清醒与坚定，是该文集的特色之三。自１９７９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后期开始，社会上就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对抗。对这种错误倾向，作者进行了抵制与批评，指出人们要像小平同志那样，既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并一再阐明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当有人大讲人道主义，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改造、代替马克思主义时，作者通过广博扎实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反对人道主义，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决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笼统地反对一切人道主义包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是“左”的观点，是错误的；全盘接受人道主义，包括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右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是该文集的特色之四。作者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哲学的分析，指出当前理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地回答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作者还指出，一个党、一个民族要想使自己进步得更快，就应该善于从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借鉴，服务于现实。从文集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用心较多。例如，关于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文集中总结了三条：①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②精神领域的问题不能靠压服、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只能靠说服，靠学术界、文艺界的讨论来解决。③要注意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文艺和政治的界限。而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学术和政治是一回事，学术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第二个层次，属于某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理论上的不同观点，不能当成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完全是学术理论本身的一些是非，既不涉及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涉及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践证明这样划分是科学的，有利于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同志，有利于百家争鸣，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对于知识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曾是过去“左”的错误的一大表现。作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总结道：“一个国家、民族，如果蔑视科学和文化，歧视知识分子，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国家和社会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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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部门管理旧体制
建立行业管理新体制
——’９５行业管理论坛在京举行
由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和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的’９５行业管理论坛于６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加强行业管理和建立工业管理新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的高层论坛。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论坛”发来贺信。朱镕基副总理让他的秘书给中国工业经济协会打来电话，请吕东同志转达他祝贺’９５行业管理论坛会议的召开，希望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薄一波同志的贺信提出：“希望深入探讨和研究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行业管理，建立工业管理新体制等重大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副主任徐鹏航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也是搞好行业管理的关键。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业管理体系，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一是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培育发展问题，同时要解决好政府和中介组织职能的定位问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吕东同志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今天本版发表的文章就是根据他的主题发言编发的）。
与会的１００多位专家、学者、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部分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就我国行业管理的现状；行业管理与政企分开、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政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与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转移行业管理职能以及工业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会上，３０个全国工业行业协会联名提出“建议书”呼吁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成立关于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暂行工作条例的文件起草小组，从立法上加以规范。
（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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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
张岂之
中国社会与西方文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吉林大学宝成关教授经几年潜心研究，去年底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题名《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专著。
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可取，因为它有这样一些特点：作者从资料的分析入手，没有预设什么惊人的“体系”，也没有借题发挥与资料无关的议论。在论述方面，作者力求准确，例如关于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在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有过简单化的缺点，而时下有一种观点，对外国来华的传教士颂扬备至，而脱离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宰割对象的大历史背景。该书作者对于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西文化交流与沟通，经过具体分析，肯定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也指出，“他们所进行的各项文化活动，不过是‘一种直接地间接地使每个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工具’罢了。”在研究的方法上，作者分析与综合兼用，对于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分别作了论述，最后从总体上进行概括，于是形成了本书的结语：“３００余年西学东渐的基本规律与历史启示”，这就是“速度由快到慢”、“规模由小到大”、“内容由‘天学’到‘人学’”、“学习行动由被动到主动”、“学习对象由欧美到日本”。不论这些论点学界是否同意，但它们是作者经过认真分析而提出的学术观点。
该书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为何运用西学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作了较有深度的分析，这也不同于时下出现的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作用的偏颇观点。我觉得坚持正确的观点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应当加以肯定。
像这样一本五百多页的专著，不可能尽善尽美，肯定有一些不足。例如，关于外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国外（例如美国）有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有些是档案材料），可惜这本专著还没有涉及。同时对于在中国近代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方面的著作，在分析深度上似乎需要加强。另外，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哪些经验教训，走了怎样的弯路，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还有不少的工作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