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经济观察
呼唤配套
——广东经济发展和土地的关系考察之二
本报记者蒋亚平
一
广东也有困惑和苦恼。
首当其冲的是耕地。
１９８３年，广东的总耕地为４７１３万亩，人均耕地为０．７７亩，比全国平均数少０．６７亩。
到１９９４年，广东的总耕地为３４８７万亩，比１６年前减少了１２２６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减为０．５２亩，只是全国平均数的４３％。
耕地之所以成为人们反复强调的主题，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人的肚皮。我国人多地少，当代又有令人刻骨铭心的饥饿史，更成为人们的敏感话题。
广东在历史上一度是我国的粮食调出省。近十几年变成调入省。现在，一般每年粮食总产量为１７５亿公斤左右，已经很难满足本省人口的口粮需求。如果再加上饲料粮、食品加工粮和近１０００万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用粮，缺口已经非常之大。耕地问题，在广东变得空前紧迫。
人们曾把广东地貌的改变——由公路、工厂代替农田，当作广东经济发展的基本标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反映了广东在粮食和耕地问题上的窘况。
二
土地市场上的麻烦也不少。
广东是全国最早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地区，也是有偿出让土地范围最广、面积最多的地区。广东为建立和完善土地市场的许多尝试，大都成为全国效仿的基本经验。但是，尽管这一改革已经推行了六七年时间，到目前为止，出让土地的方式，绝大多数仍然采用行政色彩浓厚的协议方式，招标拍卖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土地出让的一级市场很不透明。这一现象导致的问题令人忧心：业者之间不公平竞争，“寻租”现象等问题大量滋生。
土地转让市场——二级市场的问题更为复杂。
违法炒地卖地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本应由政府所得的税费，大量流失；加强土地的产权登记管理，本是完善和规范土地市场的当务之急，但是由于部门关系不顺、由于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认识不一，弄得一片混沌。
三
三是由土地引发的社会问题。突出的矛盾是如何处理好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国家之手，以“征地”的方式，从农民手中以较低价格拿走土地，很快又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倒卖出去。农民们很是不平，这些先前的土地主人，与政府和相关单位、个人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故事。
广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冷静的。主要的办法是提高给农民的补偿金，给农民留适量的自用地，加强对征地费用管理，同时，强化国家征地的计划性和严肃性。
尽管如此，农民和政府以及一些新的用地者之间的“扣”，似乎并未全部解开，潜在的冲突不容忽视。
四
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即便不考虑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由于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定位置，广东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是巨大的。土地紧缺对广东的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矛盾，很难缓解。
土地市场上的问题，用广东省国土厅厅长袁征的话说，更多的是源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必然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市场和非市场的冲突。
与划拨土地使用权相比，出让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清晰的市场行为，以这种方式配置土地资源所产生的巨大的效应，已为遍及全国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践所证实。但是，行政色彩浓厚的协议出让方式主宰土地一级市场的现实表明，新体制中仍有旧体制的浓浓的痕迹。
类似的冲突还表现在对存量土地的处置上。以前无偿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或极其秘密、或半遮半掩、或堂而皇之地闯进土地的二级市场。几乎所有拥有划拨土地的单位，都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改制企业的土地资产，更是成为不同经济主体激烈争夺和切割的巨额财富和财产。
五
市场和非市场的冲突和不和谐，还来自土地以外。由于政府能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也由于用地者看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的巨大升值潜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深圳亮起大旗后，便势如破竹，迅速波及全国。于是与其他的许多矛盾重重的改革相比，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显示出了很大的超前性，可谓一枝独秀。
这一格局对与土地相关的领域，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用力。一方面，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突破和进展，扯动和推进了计划、规划、建筑、工商、税务、金融等有关部门的改革；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又对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形成了相当的牵制。这种牵制，是我们在广东采访中反复听到的一个话题。
冲突的焦点，是利益。应当说，在前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是因为各方都能从中找到利益的共同点。
六
广东面临的困难表明，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土地管理上加强协调和配套，是当务之急。
已经有关于协调的成功经验，如处理中央和地方在土地收益上的关系。两者的分配比例，按规定最早是地方得６０％，中央得４０％。由于地方认为这一比例太高，这一规定实际没有得到执行。接着这一比例又修改为地方得６８％，中央得３２％，并且重申将中央拿走的大部分土地收益返还给地方。仍然没被执行。后来这一比例又进一步变为９５％∶５％。这是一个面对现实的妥协过程。现在，由于税制变动的统一安排，按规定来自土地的收入全部归地方所有。这个曾经沸沸扬扬的话题，显得平和起来。
广东自身的成功经验，还有珠海首创的“五统一”，即由政府对土地“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珠海市国土局局长卢体曾对我们详细谈到这一做法的背景。珠海的“五统一”和深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样，已成为全国土地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广东对我国土地管理新体制的又一大贡献。实行“五统一”的过程，就是政府协调各种关系的过程。分散于各部门和各用地单位的用地权、审批权、都集中到了政府手中。
七
协调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全过程中。深圳对国有土地实行有偿出让，主要对象是经营用的建设用地。但是，不盈利的行政事业单位用地怎么办？国家需要扶持的产业用地怎么办？深圳的办法是根据不同情况，在坚持全部办出让手续的前提下，实行零地价和半地价。这样的一种协调，使深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形成了一个整体。
划拨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也有了多样和成功的进展。江门的办法是，对将划拨土地用于经营的行政事业单位，补收相当于市场价格一半的地价，否则，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
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市场统一了，政府收回了先前流失的相当一部分收入，用地者也心地坦然。
这样一种以调剂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协调，还大量体现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对土地资产的处置上。一般来说，要改制的企业，绝大多数正是效益不大好的企业，它们如何能拿出一大笔地价钱给政府？通过协调，办法有了：或折价入股，政府不费“一枪一弹”，成了大股东；或折价后挂帐，效益好后再还给政府；或实行年租金制度，让企业选择能够承受的方式。
八
涉及面更宽，难度更大，更为重要的，则是配套。因为这超出了土地管理部门的范围，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
土地出让计划要和城镇规划配套，城镇规划要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配套，土地利用计划要和整个国土规划配套，这涉及到土地、建设、农业、计委四个部门，其中一个环节有阻，全盘受影响。
一级市场要和二级市场配套，转让要和出让配套，市场管理要和土地产权登记配套，地产要和房产配套；发育和完善土地市场要和住房制度改革配套，住房制度改革要和金融体制改革配套，金融体制改革又要和企业制度改革配套……这又涉及到工商、体改委、税务、金融等部门。
从广东目前的情况看，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农技服务假不得
王德荷
最近到基层了解到：不少乡镇农技服务有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人员有假。有的把农技站承包给个体户经营，年收取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租金；有的搞拉郎配，不管他懂不懂技术，只要能推销就算数；有的则公然以１０００多元一块的标准向村民出售“农技服务员”的牌子，让个体户大肆经营农资商品。
二是“病虫处方”有假。有的乡镇农技员推出“病虫情报”以后，给庄稼开处方时却常常是“现货现款、自卖自夸”。不管哪种农药最有效，专拣自家仓库里有的开。甚至不惜虚假宣传，把别单位经营的合格产品说成是冒牌货，自己以正宗独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三是“送货上门”有假。送货上门是喜闻乐见的服务方式，可某些农技人员将一些时效差的滞销农药送上门去；有的送货上门，手续费却贵得惊人，有的甚至价格翻番。许多农民挨宰了还不知道。
农技服务与经营活动挂钩，让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好路子。然而，农技部门绝不能一切以赢利为目的，还得把服务摆在第一位。要改变目前状况，一是农技部门要强化服务观念，进行自清自查，纯洁队伍；二是执法部门加强监管，深入基层农家，通过严谨细致的工作发现问题，严肃查处。三要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及科技常识，增强识假辨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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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二甲镇为农技员排忧解难
本报讯江苏省通州市二甲镇为村农技员排忧解难，把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抓。
今年，这个镇为村农技员办了四件实事。一是为村农技员加薪，使他们的报酬在原有的基础上翻番，年收入都在３０００元以上；二是为村农技员办理养老保险，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三是解决村农技员兼职过多的问题。过去村农技员公差多，兼职多，无法专心农技工作，今年镇上规定：村农技员兼职数不得超过一职，确保他们全身心投入农技工作。四是为村农技员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和条件，规定每季度举办一期村农技员培训班，还分别选送了四名村农技员参加省农广校和市委党校学习。（邢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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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桓台科技人员承包贫困户
本报讯山东省桓台县改变以往给钱给物的扶贫方法，抽调技术人员对全县２０００多个贫困户进行承包。自１９９４年以来，这些贫困户９０％以上靠科技脱贫、致富。
桓台县从乡镇科技队伍和“食用菌协会”、“养殖协会”、“柳编协会”等县内十几个科技组织中选出３００多名精明强干的科技人员包村包户，进驻贫困户家中。县里拨专款帮助贫困户上项目。截至目前，３００名科技人员已帮助贫困户建起食用菌栽培、家庭养殖、手工编织等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１９００多个。技术人员不仅负责向农户提供项目和技术指导，还负责产品销售等全方位的服务。科技成为贫困户的“财神”，使他们纷纷脱贫致富。去年初县里确定的２０００多个贫困户，今年人均收入可达１５００元以上。田庄镇农民刘志发在科技人员帮助下，在责任田里建塑料大棚一个，当年纯收入７０００元。（张兆武李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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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地方经济
郝福财和“高原艺术品”
赵春光
一座座山顶上，是人造的小平原；一面面缓坡地，是新建的果树园；一洼洼陡坡地，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条条山沟里，是一片片的农田。昔日荒山遍野的陕西省延长县，近年来旧貌换了新颜。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从心底里发出赞叹：“这简直是黄土高原的艺术品！”
创造“高原艺术品”的总指挥，就是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延长县县委书记郝福财。
１９９０年２月，郝福财当上了国家级贫困县——延长县县委书记。上任伊始，他便一头扎在基层。跑遍了全县山山沟沟，他的治县思路渐渐明晰了：要从根本上解决延长县贫困问题，必须从抓生态环境改变起步，从林业上突破。
他的思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中达成共识，并迅速形成了绿化造林灭荒的决议。随着发展林业工作力度的逐步加大，全县出现了上下齐抓林业的新局面。林田水路综合治理，山原沟坡立体开发，短短几年时间，延长便变了样。到去年底，全县新增造林面积３．３８万公顷，是解放以来全县造林面积的一倍多，全县７２．６７％的宜林荒山荒坡都得到了绿化。延长成了陕西绿化灭荒的榜样，并获得了全国造林百佳县称号。
郝福财认为，贫困地区穷的原因不仅是缺钱，观念的陈旧是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他说：“脑筋换了，没人可以有人，没钱可以来钱。”可以说，延长的林业开发，就是靠换脑筋、更新观念得来的。
造林的基础工程是育苗，每年全县育苗任务达３４０公顷，落实谈何容易。于是，县里制定对策：种子由村民采回供给育苗户，苗木县里保证包销，并派技术员指导。这样一来，县上、乡上不拿钱，苗子有了着落，植树有了保障，育苗者没少得，皆大欢喜。
１９９０年初，延长已有苹果４５２０万公顷。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果树管理跟不上。郝福财下决心从果乡洛阳聘来２０名农业技术员，并制定政策：只要在延长工作三年成绩显著的，按国家正式干部待遇对待。３名技术员技术过硬，为延长苹果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今春被提拔为科技副乡长。
农民最怕政策变。针对这一情况，县里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他们集中几个村的人力搞工程措施会战，一次“吃”一片，轮流转圈。治理好的地承包或拍卖给群众，５０年不变，发给农民林权证、土地使用证，允许土地转让、继承，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同时也有效地加快了治理荒山的速度。目前，全县有果树９０００多公顷，人均１亩多，５年后其效益将十分可观。
绿色给延长带来了新的希望。延长正在活起来，绿起来，富起来。郝福财心里有更宏大的目标：到１９９７年使全县宜林荒山全部得到绿化，实现人均１０亩林，“九五”末人均林业收入超千元，把延长建成一个山清水秀、民富县强的高原绿洲。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种粮大王韩福焕
江苏省金湖县前锋乡同心村有一个种粮大王叫韩福焕，是全国劳动模范。
一九九一年秋，正值农村“种田不合算”的言论一度盛行的时候，三十六岁的青年农民韩福焕却承包了本村五百三十六亩低洼、贫瘠、水利设施不配套的荒田种粮。有人说他傻，可韩福焕铁了心。他投资八点三万元，筑渠修路，添置机械，科学种田。第一年就首战告捷，粮食总产十二点四四万公斤。
一九九四年，韩福焕种植了四百三十七亩水稻，没料到遇到了罕见的特大干旱。他采用四级翻水的方法引水，确保稻苗不枯死，终于夺得了大丰收，亩产水稻八百八十公斤，总产三十多万公斤，获产值三十多万元。加上大豆、小麦的收入共四十余万元，纯收入十八点七万元。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三年间，韩福焕共向国家售粮四十三点三万多公斤。
今年，韩福焕加大了对土地的投入，改造沟渠配套田二百七十五亩，新开中小渠六百米，修路一千二百米，又添置手扶拖拉机五台，水泵七台，发电机组一台（套），基本实现了种田机械化。他还承包了吕良镇的八十五亩水面。
（闵永军何春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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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有些粮贩子掺杂严重
编辑同志：
由于粮价提高，农村的粮食交易买卖兴隆，但一些地方掺杂使假现象较为严重。据辽宁省阜新县农调队反映，自４月份以来，一批外地粮贩子昼夜不停地开着三轮车、四轮车专门到远离乡镇且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收粮。在这里，他们以稍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较好的粮食，然后在粮食中加开水、掺沙子，转手又卖给其他粮贩子或送到粮食收购单位。据知情者透露，他们在５０公斤粮食中可掺沙拌水５公斤以上，每收购１００公斤粮食可多赚十几元钱。
一些粮贩子钻收购单位验质检斤把关不严的空子，在收高粱的时候，把装９０公斤的标准袋，装上８０公斤好粮，然后掺上１０公斤高粱壳加土。这样，看上去口袋还是满的，分量仍是足的。这种现象着实让人担忧。 辽宁阜新郭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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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防治荒漠化：我们共同的责任
人沙之战
马朝阳
生活在荒漠化地区边缘的人们，从没有放弃过抗争。但是，多少年来，这抗争常常是以悲壮的失败而告终。于是，一代又一代土地的主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远走他乡。
１９７８年，我国决定在风沙危害最严重的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建立“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开始了中国人向沙漠的全面宣战。
石光银被风沙抽打了整整一夜
一位与沙漠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说，在沙漠边缘种苗、栽树，花费的不仅仅是时间、精力、资金，更是毅力，是心血，甚至是生命。
陕西定边县的石光银，１０年前与村里人共同承包了一片叫做狼窝沙的荒沙治理工程。这些汉子们卖掉了牲畜，平生第一次冒险贷了２万元，才算筹集到了买树苗的钱。
狼窝沙像三北地区的许多地方一样贫瘠干旱，风起沙扬。有时，第一天千辛万苦栽下的树苗，第二天一场风就连根拔掉。石光银流着泪除了一棵棵重新栽植，没有别的选择。一次干活时遇到突如其来的狂风，霎时飞沙走石，人群被刮散了，人被风吹着不由自主地乱走，几步之遥就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呼啸的风沙抽打了他们整整一夜。
他们挺过来了，幼嫩的树苗也终于井然有序地扎根在狼窝沙了。１０年前，石光银和承包户们总共树起了１７公里长的绿色防沙林带，面积４万多亩。
这１７公里、４万多亩的林带，对于设计长度为４４８０公里、南北宽５６０—１４６０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是微薄的。但这座偌大的工程却还是靠无数人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凝聚而成的。
陕西靖边县的张家旺、牛玉琴夫妇至今已绿化了上万亩沙荒地，十几年艰苦的奋斗使他们饱经风霜。丈夫因劳累过度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妻子现在仍坚强地守护着万亩绿色。绿色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保障。风沙小了，天空晴朗了，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生活，他们不再担心流沙会淹没农田和院落。他们无怨无悔。
石庆辉给沙漠穿上方格衣裳
沙漠能接受哪一种生命，如何才能让它变得驯服，不仅仅需要吃苦、流汗的干劲，也需要人们从科学领域进行探索。人与沙漠的战斗是毅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
３０多年前，当包兰铁路从腾格里沙漠南缘急驰而过时，如何固定它两旁的流沙以防铁路被淹没，成了治沙者们的难题。
石庆辉大学毕业就来到沙坡头，从事包兰铁路护路治沙工作。他和同行们经过近千个日日夜夜的反复研究试验，摸索出了１平方米麦草方格沙障固沙的最佳方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沙坡头固沙奇迹——方格草障。
如今，在沙漠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一片片这种整齐的方格草障，像是治沙者精心缝制的格子衣裳，守候着沙漠。许多人为之赞叹，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花费了多少心血。早已两鬓飞霜的石庆辉至今还在从事治沙工作。
防沙治沙不仅仅是种草植树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代表的。它是一项复杂的生态工程，乔、灌、草的合理布局，林种与树种的选择，许多问题是治沙者们面临的新的挑战，每一次成功都浸透了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时甚至要经过无数次残酷的失败。
王江说要建立一个沙漠公园
接近沙漠常常意味着接近贫穷。北方的万里风沙线上，就集中了全国６０％的贫困县。
当人们对于改变贫穷奔向小康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时，与风沙搏斗的人们同样渴望着走出贫困，于是治沙与致富成了人沙之战的新课题。
林业部门提出把单一的生态型防护林体系向生态经济型转化的思路，很快在防治荒漠化工程中得以实施。几年前荒漠化地区的绿色大多是白杨、新疆杨、小叶杨等，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新鲜的面孔：如速生丰产的樟子松林、薪炭林、大大小小的果园，显得色彩缤纷。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沙漠沿线，已形成了黄河蜜瓜、临泽小枣、核桃、桑园、苹果园等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林带。
现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已年产木材８００万立方米，年提供薪柴７００万吨，解决了５００万农牧民的烧柴问题。经济林的比重占２７．０２％，年产干鲜果品６０亿公斤，新增产值６０多亿元。人们在与荒漠化的斗争中，不仅仅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
敦煌市的阳关林场，是在荒漠化地区边缘建立起来的。林场一开始就注重增加经济林的比重，他们不仅依靠高大的防护林阻挡了风沙的侵袭，而且林场的果园、葡萄园早已使他们摆脱了艰难的生活，过上了小康日子。场长王江说，他们正把林场建成一个沙漠公园，让驯服的沙漠同葡萄长廊、大漠中充足的阳光一起，成为游客的一种享受，并直接为降服沙漠的人创造财富。
没有尽头的跑道
风沙已开始在人们面前变弱了，许多地方已经由“沙进人退”变成了“人进沙退”。但是，所有的成绩只能代表一个开始。
每一次放松都只能导致荒漠化的重新猖獗。人与沙的战斗，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在沙区，有许多治沙接力棒的美谈：陕西省榆林地区，建国以来，每一届领导首先就是一个治沙的接力者：杨沛深、姚进贤、杨在清、王彦成、霍世仁、李凤扬……把他们的名字排在一起，就是榆林地区绿色蔓延的历史。
丈夫去世了，妻子就接替了他；父亲年老了，儿子就上阵……这在荒漠化地区屡见不鲜。
接力棒还要继续往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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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松辽平原的女经纪人
辽宁省梨树县团结乡三合村的妇女陆秀芹（中），1991年开始帮助附近农民卖菜，现在与大连、瓦房店、抚顺、丹东、沈阳的客商保持着常年联系，每年经她手卖出的各种蔬菜就有300多吨，成为远近闻名的女经纪人。新华社记者蒋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