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精神文明建设与洋为中用
吴元迈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一次又一次表明，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积极吸收借鉴外国在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动态过程。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传统和巨大生命力、创造力的伟大民族，如果不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土地，从自己人民的需要出发，坚持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在文化艺术领域丧失独立性，最终就会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我们对于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艺术成果，要注意积极学习和借鉴，如果拒绝学习和借鉴，那也是错误的。”这是非常正确的。
积极吸收和借鉴外国一切优秀的、进步的文化艺术成果，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内在需要，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在其漫长的历史行程中，几乎都不是孤立地、平行地发展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即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向前演进。特别是过去和现在那些发展和进步较快的民族文艺，总是历史地开放的，总是处于同其他民族文艺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活跃的相互交往之中，总是勇于和善于吸收借鉴别国别民族的文艺。这也许是人类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的普遍规律之一。灿烂辉煌的我国唐代文艺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文艺是如此，20世纪异军突起的拉美文艺也是如此。反之，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艺，只要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不会有前途的。我国的近代文化艺术就是如此。毛泽东曾说过：“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为此他多次提出：“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他并且针对我国近代文化的状况，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说的，但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其意义。新时期以来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艺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是我国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与欧美、俄罗斯、日本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相比，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动态的过程，并不是纯民族的和恒常不变的东西。拿我国的文化艺术说，它在历史长河中曾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了外国外民族的精粹，把它们融会整合于自身之中，变成自己的血和肉，同时实现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
在文化艺术领域里，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拒绝学习和借鉴外国是错误的。同样，不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不从自己人民的需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出发，盲目引进外国的一切，也是不对的和有害的。过去和现在的外国文化艺术都不是统一的，纯粹的；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应该无批判地继承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曾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都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对待外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只有通过这种历史的、辩证的、具体的分析，才能吸收借鉴其中优秀的、进步的、健康的东西。
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文化艺术，其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丰富、提高和发扬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为中用”。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艺，在对待外来文艺的问题上，总是采取为己所用的态度，并按自己的特点和方式去处理，去吸收。这几乎是一种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走向成熟的标志。
每个民族的优秀文艺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总是同自己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语言、习惯、感情、审美趣味、表达方式及生活特点紧密相连。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它的文艺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过程，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外国文艺毕竟是外国作家艺术家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创造出来的，不可能完全适合此时此地的我们民族文艺的需要。因此，“洋为中用”不仅有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也有一个用什么和怎么用的问题，一个与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需要相结合的问题。即便是非意识形态性的科学、技术、生产设备、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在引进它们的时候，还得考虑我们的国情和需要。如果引进农业机械，还得因地制宜，决不能把一切先进的全都拿来使用。至于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那部分精神产品，情况就更不能同日而语了。外国文化艺术领域中即使是有益和合理的东西，由于社会发展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必须加以充实、改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洋为中用”又必须和“推陈出新”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东西，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文艺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一个伴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扬弃的“自身运动”；不突破传统，不勇于革新，不根据生活的新要求进行创造，那就无所谓文艺及其发展了。
文艺应该不断地求新创新，也应该不断地吸收借鉴外国文艺的新东西，新成就。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外国文艺中，尤其是在西方文艺中，新东西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宛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因此对“新”必须采取具体分析。不是一切“新”的都是好的，美的；也不是一切“新”的都比“旧”的好，都比“旧”的美。不应该把人类文艺的历史进步直线化、简单化。要看到，不仅蒸汽机时代的优秀文艺，甚至连四轮马车时代的优秀文艺，也可以作为我们文艺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永久的接受和欣赏的对象。这如歌德所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这如别林斯基所说：“普希金不是随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如马克思所说：“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抑“旧”扬“新”或厚“今”薄“古”，都未必正确。那些看起来是“新”的，自诩是“新”的，不等于在本质上都是新的，正如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一样。例如，当前西方文艺中那些追求刺激、恐怖和宣扬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那股执著反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主义思潮，那种消解传统主流思想的“少数话语”，等等；虽然有其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在彼时彼地，但在本质上都不是真正的新东西。从整体上看，它们与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大相径庭，基本上是不可取的。即使如此，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艺术中诸如此类的新东西，仍是必要的。这如鲁迅所说：在经过“占有”和“挑选”之后，采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办法。
而且应该看到，就在当今的西方文化界，对这些东西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的。其中不少人对西方“文艺的衰亡”表示了深深的不安和忧虑，认为当代西方的衰落是科技扩张、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反文化的本质。著名的德国西方文学史家、批评家汉斯·迈耶——这位“陪伴了本世纪西方历史出现的重要文化潮流”的历史见证人，也不无感慨地说：“现在西方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一边是艺术家的深深寂寞，绝望和悲剧；另一边是文化企业的堕落，其堕落达到的丑恶程度，连以揭资本主义文化疮疤出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活着时都没有诊断出来。”与此同时，一场西方的文化批评运动正在西方各国广泛地蔓延开来。我想，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倾听这些声音，不能不全面地考察西方文化的这些态势。这对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不无裨益。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值得警惕的浊流
云德
近一个时期，文学创作中涉性题材的作品似乎一下子时髦了起来。其中虽然不乏格调健康、内容优美之作，但也存在着不少剥离社会内涵、无视社会道德、粗俗地展示性本能、性心理和不健康性行为的带有色情内容的东西。这些作品描绘的大多是×个女人或×个男人“五花八门的男欢女爱”，或展览旷男怨女们浅薄无聊的性经历，或炫耀小说人物与其情人们毫无审美价值的偷情秘史，或渲染各种性压抑、性饥渴、性变态、性倒错的畸形性行为，公开宣称要表现那“众多的男男女女，在金钱、肉欲、生存、人类生殖等方面的疯狂和愚相”。在充斥着感官欲念刺激的氛围中，人类圣洁的情爱世界被粗俗、污浊所淹没，人类文明化的性爱活动向着野蛮、生物本能大幅度退化，人被简化成性的符号。这是潜行于文学创作中的一股恶俗的浊流，值得人们加以警惕。
毋庸讳言，性，作为人类“种的繁衍”方式，理应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简单、笼统地反对文学中的性爱描写，肯定不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然而，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现代社会的性爱已不再是单纯的动物本能冲动，不再是简单的传宗接代的需要，而是融会了两性间包括精神倾慕到肉体结合的感情结晶，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统一。一定社会群体两性关系的风习，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生活时尚，体现出一定社会文明发达的程度。如果我们的文学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孜孜于原始蛮荒的男女肉欲中去发掘“人性的深度”，甚至觉得连古人借以蔽体的兽皮、树叶之类也须扯去才感到淋漓尽致，那么，这里的“人性深度”也就仅剩下纯粹的生物交配了。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这种“动物的机能”绝不是人类文明的性爱方式，它不能体现人类“合乎人性的活生生的力量”，因而，它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文学的审美对象。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审美观照，体现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追求。文学中的性爱内容不以自身为目的，它因情写事，超乎其具体的性爱并赋予它以更加深广的社会蕴涵；性描写的多寡深浅应缘于作品主题表达、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传达出性爱双方心灵契合而产生的审美愉悦，给人一种优美的精神享受。如果超出文学自身的需求而一味追求感官的刺激和欲念的挑逗，使文学有肉而无灵，只有生理的快感而没有精神的美感，那么，文学就不再是人学而成为兽学了。
社会主义文学作为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陶冶人民审美情趣、鼓舞人民斗志、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重要使命。某些文学从业者错误地理解文学与市场的关系，企图靠拙劣的性文学达到出“奇”制胜、获得较高经济收益的目的，这是极其有害的。作者、出版者将这些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敢给看的精神垃圾塞给读者，或许暂时可以满足部分审美格调不高的读者们的口味，但想以此来征服广大的文学读者、占领文学市场，那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以往，毁掉的不仅是作者，甚至可能毁掉我们神圣的文学事业。奉劝那些性文学操作者们，为了我们神圣的文学事业，为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文学一点圣洁和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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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努力于宏观与求实之间
——评长篇纪实文学《荡匪大湘西》
吴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报告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纪实文学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种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从通讯衍化而来的报告文学受时效性和新闻性的制约，而一些特殊题材和历史题材则更多的需要以细腻、翔实的纪实形式来表现，所以报告文学的写作必须用更严谨、更规范的方式。因而我们把获得解放军文艺奖的曾凡华、侯健飞的《荡匪大湘西》这样的作品归入纪实文学的范畴，并以不完全同于审视报告文学的角度去评判它，便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了。
历史是事实而不是故事，尽管文学创作常常从这“事实”之中汲取养分并且将其变为“故事”，但两者毕竟不同。事实之于读者是一种信息，而故事之于读者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为了消解人们把“事实”当成“故事”来读的习惯性观念，作者在资料的获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譬如对某个匪群之所以形成并造成危害影响的考究，对各个地区土匪作案不同特点的原因分析，对局部地域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影响的大的时代背景的细致交待，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可以客观地看待与认识匪患，把匪患同中国社会、把剿匪同建立新中国联系起来，而不至于仅仅从感官刺激的角度看看热闹了事。
纪实文学终究要在文学的意义上显现出特点来，抑或说，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题材，作品本身提供给人们的除了应该有思想性、历史观及必要的信息等方面的内容外，毫无疑问还应包括有可读性在内的审美因素。尽管我们就这部作品谈到了“事实”与“故事”的关系及其不同意义，但并没因此否认因了“文学”的需要而必须将“事实”摆在恰当的位置上。纪实文学作品的“事实”对现实或历史而言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存在，它具有稳定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等特点，但对文学而言，这种“事实”便是诸如情节、人物、结构等文学的外在和内在构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例如，作品需要舒缓有致的安排，需要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神秘性以妥贴的方式共同揭示出来，还需要将合理的分析及想象融会于历史已然造成的存在之中。《荡匪大湘西》在这方面也是成功的。
作品虽然网织了大量材料，并且差不多以最大的努力来安排和驾驭这些材料，但并未因此忽略对人物的描写和塑造。譬如，有关大匪首龙云飞在少年时期与一位土家少女一见钟情的描述，就非常具有散文的意味。这一笔不仅体现了文学的魅力，而且为揭示后来的龙云飞之所以走上“为匪”之路做了必要的铺垫。在作者笔下，匪群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世界，它们代表着邪恶与人性的扭曲。但作者也力图说明这样的道理：土匪不是天生的，他们后来之所以丧尽天良是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在笔力的把握上，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作者没有过于渲染有关土匪如何杀人越货、为非作歹的细节，而有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制。如此构篇不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土匪残暴的认识，反而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寻求感官刺激这类不健康阅读心理的产生。就此而言，《荡匪大湘西》就明显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庸俗之作。
作品对解放军围剿、分化、改造土匪的过程所做的交待多以侧面抒写为主，如此写法的确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剿匪情形。对四野的这支野战部队来说，与盘踞深山的土匪作战，其难度不亚于同国民党正规军交手。由于“社情”的异常复杂（例如怎样辨识土匪与老百姓就十分困难），解放军在正面剿匪的同时，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作品向我们表现了一个隐形的却又充满硝烟与危险的战场。我们由此看到了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剿匪战场表现出的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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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年前年后》（中篇小说）
作者 何申 载《人民文学》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七家乡是县里比较偏僻而又穷困的一个乡，李德林来七家乡从当副乡长到乡长已经整整三年了，原指望干个一二年就挪回县城，但上边却迟迟没有让李德林调动的意思。不过，老实讲，李德林是一个认真工作，为民谋利益的人，乡里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为李德林的工作增加了不少的难度，但他还是干得很卖力。春节快到了，李德林将乡里的工作安排妥当，便回县城的家里过年。本打算和妻子于小梅好好享受一下城里过节的热闹与欢乐，却没成想家里家外的言言语语，让他对这座县城、这城里的人和事备感陌生和无奈。他去找县组织部的领导解决自己调动返城之事，以维持他那个本来就不稳定的家，但他因缺乏必要的“手段”，而最终却被调到比七家乡更偏僻更穷困的三家乡当书记；他为改变七家乡的面貌，放弃休息奔走于县里的各级领导、部门之间，哪怕请客吃饭，而为小流域治理项目的落实尽着最大的努力。更让李德林无法忍受的是从来就不把自己这个乡镇干部放在眼里的再婚妻子于小梅对自己的不贞；以及那个和自己同过学，考试从没有及过格，可后来发了财的刘大肚子的骄横；那个一年喘上十二个月，连见都难得见上一面的实权人物、县人大主任鲁宝江的十足的官气；甚至于从来看不起自己的岳父、那精于世故的同事……这一切都令李德林感到陌生、无奈和烦恼。年前年后十几天的休假，李德林仿佛对很多事都失望了，但唯独一点他却没有忘掉，那就是为七家乡的乡亲们多做点事，这才是“光耀前人后荫来者的积德的事”。
作品通过描写由乡镇到县城中国农村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主人公复杂的动机、欲望、焦虑、烦恼和希冀，塑造了农村乡镇干部的形象。（木子）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美丽的“黑眼睛”
浦漫汀
正当全国儿童文学界响应党的号召而热烈探讨如何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之时，湖南少儿出版社与海南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由10位著名童话家、诗人和10位画家创作的10卷本《黑眼睛丛书》面世了，这不能不令人振奋。
这套丛书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特色鲜明，富于现实意义、民族性和时代感。该丛书的题材大体上为三类。第一类是倡导家庭和睦、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世界和平的；第二类是歌颂美与不懈的追求精神的；第三类是赞扬友谊与乐于助人、勤劳奋进等高尚品格的。它所表现或折射的现实，均涉及到新一代的幸福生存与成长，并深为小读者所认同。如《红房子红房子红房子》、《小青虫的梦》、《踢拖踢拖小红鞋》、《梅花鹿的角树》、《梦里的小汽车》、《会飞的小青蛙》、《三百个小朋友》等均表现了重友谊或以助人为乐等可贵的思想风貌。这些作品的主题从不同侧面讴歌了真善美，具体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跨世纪的时代精神，对小读者的成长大有裨益。
艺术精美，表现适度，易于为幼儿所理解和领悟，这是《黑眼睛丛书》的另一个鲜明特色。
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的主题本可用于成人文学或少年文学，但用于本丛书之中仍感恰切又能为其特定读者所喜闻乐见，关键是它在审美角度的转移与艺术表现上都有具体的针对性，适合于幼儿的心理和欣赏情趣。这在构思、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很突出。《小懒猪的故事》的细节，写得极为有趣。小懒猪连吃黄豆都“懒得用牙齿去嚼”，囫囵吞咽，使它腹痛难忍，直至吐出许多黄豆芽来，才算安适。看到这类细节，小朋友们在忍俊不禁之余，都会讥笑小懒猪的懒惰和自食恶果。
《黑眼睛》这套文图并茂的文学画库，在文字语言和绘画语言的运用上都是成功的。它们既为幼儿所易懂，又能给成人讲述者以按文、图发挥的余地与启示。其文字语言生动浅近并富于音乐性。作品自然地把叙述的语言与歌唱的语言结合起来，有效地增强了形象性、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绘画语言鲜明而又富于表现力，在揭示作品内在特性的同时，使文字语言的含义得到清楚地显现或补充。正由于文图配合得精当、妥贴，本丛书才充溢着时代气息和我们民族的文艺神韵，成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难得的幼儿文艺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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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寻找驳壳枪》（中篇小说）
作者 涛涛 载《昆仑》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少尉林春和是个孤儿，由中国第一家SOS村抚养成人。高中毕业后考入陆军学校，学业优异，但在结业典礼前因与学友的冲突，而被取消优秀军校生资格，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小说别出心裁地写到了主人公林春和命运历程中的五个层面的错位与反差：一是军人为战争而存在与和平环境下的寂寞失落感的错位反差；二是林春和的尚武追求与编外于农场的错位反差；三是林春和被“出租”给人做保镖与他所保卫对象的错置；四是林春和因逃避被“出租”带来的麻烦而住进医院，其正常人与病人的错置；五是林春和对驳壳枪的痴爱，造成一个战士与盗枪犯的角色错置。作品通过对人物所处的这五种错位与反差中的命运的描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军营生活的律动；同时也通过对金钱万能，游戏人生等所谓社会时尚的深刻反省，对军人职业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开掘，表现了对传统的人格精神和尚武精神的追寻与升华。“驳壳枪”是一种象征，对它的寻找，象征了一种对军人精神的向往，也是对玷污军人荣誉的行为的抗争。 （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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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中国文论话语的探寻
曹顺庆
世纪末，是一个总结的时期，回顾20世纪，人们在沉思着流逝的岁月；世纪末，又是一个翘首的时刻，企盼21世纪的辉煌，人们在思考着将至的未来……
回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应当总结什么？我们能总结出什么？翘首将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应当思考什么？我们能思考出什么？最近出版的《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这部著作，正是我们一些思考的轨迹，是我们迎接21世纪的一点小小探索。
21世纪，中国将走向世界；中国古代文论，也终将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汇之中走向世界。作为世界上三大古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中国文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显然没有被世人（包括中国人自己）所认识和承认。当代中外学界，仍然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得出了一些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错误论断。例如，在台湾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也有人一提到中国古代文论，便认为“零碎散乱”。这些都充分说明，要想让中国文论真正走向世界，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首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即让中国人真正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面目。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路径。这种探索，大约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其一是以西方文论为参照，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其二是从总体文学的角度，在整个世界文学、文论发展史中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其三是从文化探源的角度，来深入认识中国文论。这些探索都在我的《中国比较诗学》、《比较文论史》、《生命的光环》等著作中作了较充分的表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探源的研究，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因为中西的比较以及从总体文学角度的研究，都必须以文化探源为根基，否则，中西比较必将导致肤浅的，甚至歪曲的、错误的结论。当然，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地位，承认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并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开掘出古代文论的丰富的宝藏，让它参与现当代文学理论大厦的建造，尤其是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之中达到交汇和融和，从而激活中国文论中许多具有价值，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在古老文化的大树上，绽开理论的新花。然而这种建构的参与，这种对话与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前提，就是首先要认识并承认中国文论的本来面目、历史地位以及理论价值；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当代文论大厦的建构只能是面壁空想，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也只能是一方的一厢情愿和另一方的不屑一顾。因为对话首先要有自己的话语，否则所谓对话只能是一方的独白和另一方的失语。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否则，中国文学就只能充当西方文学的摹仿者、追随者甚至附庸。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万年的枯藤要发芽。”寻回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与东西方文学对话之中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大厦，这既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最迫切、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但愿《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漫漫求索途中的一块铺路石，为我们中国文论走向21世纪架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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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城万里图》研讨会召开
老作家周而复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共六部已全部出版。分别是《南京的沦陷》、《长江还在奔腾》、《逆流与暗流》、《太平洋的拂晓》、《黎明的夜色》和《雾重庆》。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党委等单位举行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认为这部三百七十万字的系列小说，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日双方为主线的亚洲战场，歌颂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有较深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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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研讨会举行
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研究所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文学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抗日战争对中国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一）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赵树理全集》出版
为了全面展示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成就，并给广大研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赵树理全集》最近全部编辑完成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陆续出齐。《赵树理全集》共收入作品四百七十篇，共计二百一十点八万字，将迄今搜集到的赵树理所有作品及讲话记录稿、书信，与他人合作的作品，全部编入，并作了详细的注解与校对。（王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