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发扬新旅传统办好《孩子天地》
——纪念新安旅行团建团６０周年
大朋
新安旅行团建团出发已有６０年了。这是个特殊的旅行团。最初它的全名是“淮安新安小学基本学生长途修学旅行团”，很像两千年前孔夫子带领弟子们修学周游列国。不同的是，这一群少年儿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在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思想指导下，把旅行宣传抗日救亡和学习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边走，边学，边做，边教。这是个大胆的创造。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全国２２个省市，７个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行程２．５万多公里；从抗战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１７年，做了大量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支援解放战争、建设人民中国的工作。仅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在江苏盐城阜宁地区，就发动组织抗日儿童团员１８万人。１９３９年，还曾派人到东南亚一带宣传。新旅从最初的１５人，逐步发展壮大，几度达到百人以上，成为大型的工作、学习、宣传的团体。前后参加、经受锻炼的团员有６００多人。１９５２年，才改编为上海歌剧院。
新旅的突出特点是每个团员都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亡和建立人民自己的新中国，离开家庭、学校、父母、亲人，自愿来到新旅，过艰苦的俭朴生活。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新旅从国民党大后方转移到苏北敌后，许多小团员家在千里之外。为了拯救祖国的危亡，大家都甘冒危险，不怕吃苦。当年夏天，敌后反“扫荡”，新旅几位领导人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两位壮烈牺牲，一位被俘，一位奋勇突出重围，都表现了顽强不屈的精神。女团员岳荣烈、白洁先后身患重病，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未能挽救她们的生命。她们面对死亡，想到的依然是尚待完成的工作；是盼望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是思念远方的父母、亲人。
新旅大小团员人人都有崇高远大的理想，有革命的人生观。当社会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画家、工程师、教育家、军人、飞行员……志愿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新旅团歌）１９３６年，１４岁的张杰用文字表达他参加新旅的愿望：１．和全国少年朋友们认识；２．普及国难教育；３．向广阔的世界探求世界和宇宙的真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正是这个远大理想使每个团员做到了“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女团员徐玮离开新旅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被敌人逮捕。她坚贞不屈，被秘密处死。１９３８年，兰州有位国民党大员请几个新旅小团员到家里做客，表示要用公费保送他们读书直到大学毕业，然后送他们去美国留学，都被他们婉言谢绝。
勤俭刻苦是新旅的一贯传统。１９３５年出发时，每人都是一身单衣，一把雨伞，一双胶鞋和一双草鞋。全团１５人只有５０元钱，全靠写稿子、卖书报、讲演、放电影和捐赠所得解决旅费和最低限度的生活费。１９３５年底，因多次受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冷遇而面临挨饿和无棉衣御寒的困境，后经陶行知、邹韬奋帮助，从上海运来一批“国难地图”，按八折赊销。新旅小朋友冒着刺骨严寒，每天以一、二个大饼充饥，一本一本地把它全部销完，度过了难关。新旅每个团员都有勤俭节约的习惯，各种宣传活动和组织演出都因陋就简，尽量节省开支，办事只求实效，不搞铺张浪费，不多花一分钱。日常伙食全是粗菜粗粮，只有逢年过节，才改善一次生活。这时总要拿出钱来买些水果、糖、花生、瓜子，开一次充满幽默风趣、全团尽情欢乐的快活会。以勤俭朴素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已成为新旅的风气。在国民党地区，新旅周围全是灯红酒绿的社会，不时有人以金钱、礼物引诱新旅小团员，却无一人上当。
团员们还学会自己管理自己，事事讲民主。刚出发时，１４名基本学生和校长汪达之都是团员。汪达之的身份稍有不同，叫顾问团员。大家选出团务干事会，负责制订计划，安排工作，研究重要问题。汪达之放手让团员们工作，干事会上常以启发诱导提出问题，同大家商讨，从不包办代替和武断办事，只在一些重要场合，需要交涉的重大问题，他才亲自出马，或同团员一起去办。团员们轮流值日，处理日常工作和生活事务。为了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促进团员们努力向上，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各小单位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全团每月开一次生活会。小团员们在会上都很认真地进行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新旅也有自己的纪律，主要还是靠团员们的自觉性，积极主动地互相帮助和提醒，所以１７年中，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的违犯纪律的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昔日的新旅团员大多成了国家干部、军官、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医生……７０年代后，逐渐进入老年。为了帮助下一代健康成长，也为了继承和发扬新旅的光荣传统，８０年代后期，一批退下来的新旅老团员，响应邓小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在宋庆龄基金会的热情支持下，他们办起了《孩子天地》（月刊）。６年来，《孩子天地》坚持办刊宗旨：“遵循四项基本原则，贯彻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以适应儿童阅读的新颖内容，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形式，配合学校和家庭的教学，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远大理想和思想品德的教育。”在全国各地小朋友、教师和家长中，取得很好的影响和效果，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现在它已成为继承和发扬新安旅行团好传统的优秀儿童刊物。去年是《孩子天地》创刊５周年，国务院总理李鹏专门为它题词：“启发儿童智力，培养高尚品德”。这已成为《孩子天地》办刊的指导方针。副总理李岚清给予热情鼓励：“进一步办好《孩子天地》，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国家教委主管基础教育的副主任柳斌多次肯定《孩子天地》办得好，鼓励它“生动活泼地走向２１世纪”。
我们深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孩子天地》作为新安旅行团的继续，一定会越办越好！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心中装着的只有人民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建议开放市场报告的产生
刘英
最近中央党史研究室准备将张闻天同志一篇１９６２年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连同有关资料编成专集出版，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闻天同志这篇报告距今已有３３年，而他离开人间也快２０年了。没有想到，这篇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的报告，经历了一番历史曲折之后，其中许多建议的内容如今已成为现实，现在党史部门又将它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出版。此时此刻，我作为他在那个艰难岁月中共度过来的伴侣，怎能不感到心情激动呢？
“要用经济的办法来领导经济”
回想起来，这篇报告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闻天同志一向注重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东北解放前夕，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的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就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那时他在思考新中国建设问题方面就有一个明显的思路，这就是：“要用经济的办法领导经济”。譬如关于合作化问题，他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先供销，后生产”，也就是先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后发展生产合作社。他为何要强调这样的方针？实际也是要通过经济的办法推动合作化的发展，而不同意一味用行政的办法。
众所周知，闻天同志后来因为１９５９年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篇发言而招致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他发言中所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不同意用“政治挂帅”来代替一切，而是认为“经济有经济的规律，它与政治、军事规律不一样。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庐山会议后，闻天同志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名义职务叫特约研究员。但他这时并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丝毫消沉，相反，他对这个职务倒觉得蛮合乎自己的心意。多年的外交领导工作使他很难有个集中的时间坐下来读书思考。现在一切杂务终于排除了，而且研究的对象又是经济科学。他一无怨言二无犹疑地接受了这个工作，从去报到之日起，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读书，做卡片，翻阅资料。
６０年代初，党中央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时候闻天研究经济问题的思绪也紧随着他对困难形势的观察而盘桓，他虽然领导的职务没有了，但是一颗火炽的关切人民痛苦的老共产党人的心，却使我时有所察。１９６１年夏我们在青岛疗养的时候，已逾花甲之年的他，主动劝我一起接养了一个被生活困难的父母弃于道旁的孩子。也就在这一年夏秋之际，他写了一系列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思潮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留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在一篇长的笔记的末尾加写了这样几行字：
“待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大搞群众运动，轰的办法如何？实践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应强调。它是认识的基础，真理的标准。”
从这几行字里，我当时就感觉出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两年以前在庐山上的发言，已经在整体上用实践的标准检验群众运动搞经济的办法究竟行与不行，是否需要另寻他路了。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间，中央为贯彻调整方针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闻天因为当时还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也被通知出席了会议。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因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估计给与会同志震动很大，也给闻天以很大鼓舞。他从中央承认错误中看到了希望与转机。开完会回来不久，他就同我商议要外出调查一次，我当时对他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他蛮有信心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于是他把请求写成报告送了上去。时隔不久，办公厅杨尚昆主任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闻天非常高兴。至于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问题，他没有对我多说，只说是他想了解一下市场与物价问题。但是我从他一面翻阅列宁的著作一面思考问题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已经有了一个胸有成竹的计划了。他在出发前一周写下了这样一篇笔记：
“昨夜想到：经济建设与政治革命，与战争的不同点，应该进行研究。从它们的不同点，就可看出解决方法的不同，群众运动方式的不同。”
现在看来，他的这段话不但反映了他一贯思考经济建设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而且也正是他后来形成这篇建议开放市场报告的一个出发点。
戴着“帽子”搞调查
闻天同志一向重视实地调查。他的这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虽说是与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思路有关，然而更直接地来说，则是他１９６２年赴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进行两个多月调查的结果。
说起调查，我过去由于工作的关系跟他下去做过多次基层调查，但是比较起来，１９６２年这次调查处境比较特殊，原因就在于他还是戴着“有问题”的“帽子”下去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言后他被扣上的是两顶“帽子”：一顶“右倾”，一顶“反党”。１９６２年春，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和扩大工作会议精神，正在给一批１９５９年以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可是闻天属于庐山会议上列入“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故不在此之列，这就使得他的这次南行成了一个戴着“帽子”搞调查的奇怪的特例。
其实对闻天来说，“帽子”不“帽子”，倒也是无所谓的，“帽子”既挡不住他搞研究的志趣，也挡不住他搞调查的决心，只要能让他到基层实地看看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然而这种特殊情况却使得地方领导在接待问题上颇费一番踌躇，要说职务吧，闻天同志虽然行政的领导职务是没有了，但党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少名义上还没有撤销；要说问题吧，既然有问题为什么中央还批准出来搞调查？各地领导如何商议这次接待的，我和闻天都不得而知，但是接待的原则却是大体从接触中觉察得出来，这就是：主要领导人一般都不出面，尽量由下面介绍，态度上不冷不热，谈情况要首先肯定成绩，讲问题则要讲已经好转。
上海是闻天的家乡，闻天同志到达市里之后提出约请市委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交谈，到来的却是闻天老家南汇县的一位副县长。闻天知道是市委领导故意冷淡，但与来的同志还是谈得特别热乎，并且留他吃饭，将他带的材料也留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湖南长沙县去参观我的老家的一个公社时，党委书记拿着完全给外宾介绍的一套材料照本宣科。这样一来除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外，自然听不到任何存在的问题了。随后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方才知道，我们去以前那位党委书记就已经得知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地群众一传则传成“右派分子”了。
在这样的接待方针下，为了能打破限制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闻天同志也是有他自己的办法的。少听汇报，多到实地去看，不光是听干部怎么说，而且要听群众是怎么反映的，不论是听汇报也好，还是实地去看也好，总要提问，而且问得非常具体。
为了摸到群众实际的底细，他甚至利用早晚散步的时间到自己所住的招待所附近农村社员家中进行家庭访问。记得在无锡调查时，招待所旁边有个青祁村，村里住的多数是蠡园公社青祁大队的社员。闻天散步时就到过好几户社员家里，看看社员家的猪圈、灶头，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通过几次接触，有的社员熟识之后几乎无所不谈，并且反映说这个首长没有架子。
由于客观上１９５８年冒进带来的后果已经使得许多人看到“左”的错误的严重危害，加之当时各级领导正在为贯彻落实中央的“调整”八字方针，采取许多纠“左”措施，因此，这次调查，虽是一些地方对我们有一定程度的“戒备”，但总的来说多数也还是实事求是谈情况的，有的甚至是敢于大胆说问题的。
这方面比较而言江苏几个地区干部反映问题比较真实，其中尤其是扬州几乎可以说是对我们没有保留。因此，我们这次调查也以江苏收获为最大。在这里，我们首先听到的和看到的，是生产力的破坏。扬州的里下河是苏北有名的产粮区，无锡、苏州更是世称“鱼米之乡”，可是当时农村群众口粮人均每月只有１５斤，每天半斤，甚至还不到半斤粮。群众吃不到粮食，就用胡萝卜缨代替，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可见１９５８年以来生产的滑坡，群众生活的下降，的确是令人吃惊的。苏州是历来手工艺产品出名的地方，可是手工业改造以后，小商品生产几乎一扫而光，以至弄到群众生活必需的日用品煤球炉子都买不到。所以闻天同志在听取汇报听到这种情况时，忍不住插话说：“瞎指挥啊！”
市场、物价问题是闻天同志这次下来调查的重点。当时农村中刚刚恢复了集市贸易，有的城市也开放了自由市场。闻天差不多每到一地都要去看看这些市场。当时对这种做法群众普遍的反应是欢迎的。若要说问题，恰恰是群众要求扩大，而我们的政策限制太死。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认为这种市场管理不得人心。苏州市委一位副书记在谈话中提出了中等城市集市贸易究竟如何搞？如何控制投机倒把、小商小贩，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又提出如何看待自由市场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张闻天对这些问题不好表态，因而只好说：这个问题蛮复杂，不只是一个地方有。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其实这位副书记所提的问题，正是闻天胸中已经在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还是要上书中央
南方调查回来，闻天同志感到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亲眼看到了集市贸易和部分城市的自由市场在交流物资中起到的良好作用，而群众反映限制太多、太死，却是反映出我们政策中“左”的框子还没有能够突破。闻天历来是相信经济问题要通过经济办法来解决的，这次又直接看到了群众的要求。于是为了把经济搞活，他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就是：打破统购物资的限制，打破地区的限制，将集市贸易逐步扩大为全国市场。他把这个建议不但对我讲了，而且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同志讲了，孙完全赞成他的观点而且给他送来许多参考资料。
事有巧合，所里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下放在河北，这时他从昌黎写给所里一封信，也是主张“大开自由市场”，并且认为：“只要有利于生产，即使是‘投机贩运’又有何妨；大不了让投机者赚几个钱。”孙冶方接信后也马上将信打印送给闻天一份。
经过对材料的进一步整理研究，闻天终于在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这份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告的中心意思就是建议中央开放市场，其内容是把他从调查过程中就开始酝酿的大胆的设想比较系统地作了阐述。具体说就是：首先在地域上，主张集市贸易“可以超出本地区范围”，“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市场“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贩的合法买卖活动”，“‘投机倒把’的观念，应该限制在违法乱纪的范围内”；报告主张压缩一、二类物资的征派购数量和品种，建议国家明确宣布，“农民在完成其交售任务后，有在集市上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棉油在内）的权利”；除了配给职工的东西，国家包括工业品在内的“所有商品”，都可以按市场价格在城市和集镇出售。在价格问题上，“国家在规定全国各地的物价指标时，应该富有伸缩性。”要给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使其能根据“市场上行情”的变化，调整工农业产品的比价。
闻天同志对他这篇报告非常认真，写成之后先征求经济所专家的意见，为此所里还为他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他在听取意见后又作了修改，在送交中央之前，还郑重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在他提出要写调查报告时，我心里就有点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那样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了，难道还不记取教训？现在报告马上就要送了，我不得不出来劝说，是否就不要送了，因为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但是他却坚持要送上去，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了问题，该建议的还是要建议。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我的预感。报告送上去不出两月，八届十中全会就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闻天这篇报告就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１９６５年，经济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发言。最后，“文化大革命”中的１９６７年６月，科学院学部召开批判闻天的大会时，这篇报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点。尤其不好理解的是，这件事还牵连了一批人，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支持报告的观点本来属于学术问题，非要扯到政治上，说这是经济所内“张孙反党联盟”的证据，甚至闹到对南方调查中接触过的人也都要进行审查，凡是有过与闻天相同观点的人也都受到了牵连。闻天同志有一个外甥，当时在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当副院长，是个眼科医生，正好那次闻天调查去参观了这个疗养院，于是外甥就来见了见舅舅，谈了几句话。事后这位年轻人也受到了追问，由于他不肯说出与舅舅的谈话内容，就被认为划不清界线，不让去听“反修报告”，“文革”中也为此受到批判。
今天我谈这些是让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知道，在那个“左”倾思潮盛行年代，提出一点带突破性的建议是多么的不易。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看来闻天同志当年建议的思路还是正确的。自然，那时闻天同志的思想也还没有能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子，人们今天对于市场问题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了闻天同志当年这篇报告的认识。但是我想他那种一心为着人民而探讨真理的精神还是值得今天人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