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

  论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
龚育之
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精髓,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联系实际,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
为什么要提出“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要求?怎样理解这个要求?
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的要求。提出这个要求,是有它的针对性和导向性的。
    理论形成的标准
头一个针对性,我认为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是不是形成了理论,形成了科学体系?
在历史上,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和著作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江西时期,教条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同志是狭隘经验论,这种批评的实质,就是拒绝承认毛泽东同志的实践和著作已经开始形成理论,就是不赞成毛泽东的理论。延安整风,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经过整风,经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抗战以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取得巨大胜利的回顾,全党取得共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和著作的确形成了理论,而且是创造性的伟大的理论,因为他的实践和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哪些基本问题呢?在毛泽东同志写的唯一的一本带有教科书性质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概括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著作中又从另一角度总结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此外,还有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等基本问题。因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这样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说,中国革命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中国共产党把它称作毛泽东思想。
由此得到一个标准,理论形成的标准:系统地正确回答了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系统地回答而不是零星地回答,是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回答个别问题,就应该承认,这个领域的理论已经形成。这是问题的实质,倒不在于这种回答是以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以小册子的形式或者决议、报告、讲话的形式表达出来。表达形式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和个人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表达形式,就和列宁不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理论表达形式,和执政以后的也不相同。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和在建国以后,也有很大差别。判断理论是否形成,要看实质,而不是看表达的形式。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形成了理论,答案就很清楚。小平同志1987年出版的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文本的书名就叫《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小平同志的实践和著作回答了当代中国的哪些基本问题呢?十四大报告概括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步骤问题,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再加上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一共九个问题。因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把它称作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里的“第一次”,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创造性。“比较系统地”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说的是这个理论的完整性,说的是这个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初步”,则是说这个理论还需要继续丰富和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强调我们现在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对我们的方针、政策、制度的成熟,作了很辩证的说明。对我们的理论的成熟,也应该这样辩证地观察。
至于小平同志表达理论方式的个人特点,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所说:“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理论,很需要朴实的语言。
    理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提出“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二个针对性,我认为就是要引导人们全面理解这个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地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要准确地理解这些基本观点,全面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统一。要注意克服片面性,不能随意地孤立地只强调其全面论述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些观点,而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些观点。比如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因为要强调别的工作重要(的确重要)而搞成多个中心,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性都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把握和实现;两个基本点,就不能忽视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不能把两个基本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必须把它们统一于围绕一个中心、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两手抓,就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只讲坚持,不讲发展和改善,或者只讲发展和改善,不讲坚持;如此等等。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要强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关于某一方面问题的论述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局部。要从这个理论的总体来看它的各个局部。也就是说,首先要强调从总体上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总体上掌握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谈着重学习和研究与我们各自工作领域直接有关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有这个第一第二的问题。第一是从总体上学习和研究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第二才是学习和研究小平同志关于某一方面工作的理论和论述。不能不重视第一,只重视第二。重视第一,又重视第二,这样才能从全局上把握我们所从事的各项工作的局部。
这些,当然都是政治上导向性的要求,而不是着重在理论的科学体系如何逻辑展开的具体形式。
    源于九条又展开九条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它形成于十多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著作中。根据小平同志的原著,根据小平同志解决当代中国基本问题,作出战略决策,进行理论概括的创造活动,把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加以系统的整理和阐述,党中央和理论界做了许多工作。党的十四大报告对此作了一个总结。现在关于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的阐述,我看都是以十四大报告概括的九条为基础和根据的,都是源于九条又展开九条。
所谓以九条为基础和根据,就是说,遵照构成九条这个体系的思路,即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思路。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央宣传部制定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纲要》的第二部分(主体部分)阐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说主要内容,我理解,就是还有其他内容。主要的内容在这里,还要丰富和发展,其他方面的内容还在延伸和展开。这主要内容,《纲要》把它分为十六章。这十六章,力求全面、准确地体现小平同志原著的思想,也力求全面、准确地体现十四大和党中央对这个理论的概括。十六章,不是改变九条,另行组合十六条。只不过是九条中的某些条,每一条为一章,另外某些条,一条展开为两章或几章。例如,九条中“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这一条,即第一条,在《纲要》中分为第一、第二两章。九条中“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这一条,原来包括“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纲要》中这一条相应地展开为四章。九条中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这一条,在《纲要》中展开为对外开放和外交战略两章。九条中的“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问题上”这一条,原来包括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纲要》中这一条相应地展开为三章。这样,九条就展开为十六章了。可见,《纲要》虽然有所展开,在排列顺序和论点归类上也略有调整,总的说来,是相当严格地以九条为基础和根据的。
头绪是不是多了?其实,十六章,九条,内容都是有逻辑联系的。在我看来,十六章的头三章,是这个理论的精髓和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这个理论的精髓和灵魂,是这个理论在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是这个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基本国情判断方面的基础);随后的两章,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再后面三章,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个基本点的理论;接着的五章,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思想保证这另一个基本点的理论;最后三章,是关于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理论。这样,整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分为五个部分。九条,同样可以作这样的分析。这样的逻辑,同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构,也是吻合的。
十六章的论述,注意各章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整个十六章的逻辑展开,还注意各章内部的逻辑结构。每一章都用小平同志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作标题,而以关于社会主义的什么什么基本问题的理论作副题。每一章都引用了小平同志最重要的有关论述。在几个关键的理论问题上还回顾了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发展的主要进程,分析了小平同志这些理论创造的历史背景,包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作过哪些探索,有哪些贡献,有哪些失误,有的还分析了从马克思起或从苏联起的更长的历史背景。就是说,理论的阐述注意反映理论的历史发展。当然,都是简明扼要的。这样的论述,对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它的主要理论观点的由来和背景、创造和贡献,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概括起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这只要认真钻研《邓小平文选》第二、三两卷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重要文献,只要认真联系历史、联系实际来思索和领会,是不难得到共识的。所谓形成了科学体系,从实质和根本上说,就是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是提出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这一系列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至于如何在论述、教学和宣传中从逻辑上表述这个科学体系,那么,现在在理论界既有基本上取得共识的成果,又有多样的各具特点的探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发展之中,对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的逻辑表述,也在发展之中。在对这个理论的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多方面、多途径的研究和探讨中,对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的逻辑表述,也将不断深入、完备和向前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一大于一百的启示
李仲春
20世纪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任何经验的重复证实都不能带来知识的增长,而对其证伪则是科学前进、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当我们看见100只白天鹅时,我们不能定义“所有的白天鹅都是白的”。相反,当我们见到1只黑天鹅时,却可以命题“并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见了100只白天鹅,还不如看见了1只黑天鹅对问题的认知作用大,因为就是这一次,使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一些,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1”要远远大于那个“100”。这也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熟知非真知。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我们真知的东西,而如果我们误以为熟知的东西是真知,那就难免犯常识性错误。
道理是明摆在那里,可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却没少犯这种常识性错误。例如,在如何对待上级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有些同志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凭着自己的经验、猜测和推断来办事。在他们那里,对上级的文件只是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机械理解。一说建设市场经济,就简单地理解为建几个集贸市场,大棚搭了不少,但摊主寥然,市者无几;一强调加快开放开发步伐,就认为划出几块地皮标上“开发区”就万事大吉,于是好端端的土地在那里风吹日晒,杂草丛生;中央提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桌上的话题,议了千遍,说了万次,但企业照样生产几十年一贯的“老三样”,等着上边给个好机制、好政策;有些企业干脆图省事,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人家干什么他也干什么。这些同志的共同点就是对上级的文件和指示的精神实质不知就里,模模糊糊,凭感觉和老经验办事,就是没有下功夫真正观察自己身边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把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于是,好端端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指示就在这些地方、这些同志那里变成了口号的重复和形式主义。
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说过,搞科学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实际上,干其他事业,也同此理。如果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那是没有希望的。当然,我们不能把遵守规章制度、执行上级政策方针等同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这里的意思在于,要把上级的方针、政策与自己那里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做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真正做到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我们党多少年来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过去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要闲置起来,而有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要尽快熟悉起来。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很有现实针对性。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将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靠我们的老经验,用我们原来所熟悉的那些东西已无法或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了。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国内外的新知识、新观念,更新我们头脑中那些过时的、不合乎实际的旧思想和旧观念。而要获得这些东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多向书本学习,多读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用这一理论指导实际工作;二是努力实践,多做调查研究,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和能力。这对领导干部尤其重要。只有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准确科学的理解,才能在实际工作决策时不是凭感觉和熟知,而是凭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判断,尽可能更好地去发现就在身边的“黑天鹅”,而不为遮天蔽日的“白天鹅”遮住双眼。


第9版(理论)
专栏: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决定》

  改造世界观——新时期青年干部的当务之重
李树民
16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仅使我国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而且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青年干部。目前,在全国干部队伍中,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已经占到70%,有36万多名青年干部走上县以上领导岗位。青年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按十四大的部署在本世纪末实现改革和建设目标,我们党能不能领导人民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跨入21世纪。
跨世纪的历史使命,对青年干部确立科学世界观提出了严格要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领导干部,是我们不断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深厚基础。必须看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以照搬和借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我们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克服。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一跨世纪的时代任务,必然对担负着这一伟大使命的青年领导干部在政治觉悟、思想水平、业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使青年干部的世界观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我们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进行,而必须将其纳入到整个世界的大体系中,在错综复杂、日趋激烈的国际斗争和竞争中求得发展。国际间的竞争,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尤其是领导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较量,对于我们来说,这将是决定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在进入新世纪后的前途与命运的竞争和较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干部能否顶住各种风浪、稳稳地驾驶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勇往直前,驶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彼岸,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掌握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给青年干部世界观的改造提出严峻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启动运行,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这给青年干部的锻炼和成长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它和伴随着国门的开放而渗透进来的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纠合在一起,冲击着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世界观。青年干部要交出合格的答卷,就必须加强自身的世界观改造。
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是这一代青年干部自身素质和实际情况决定的,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内在要求。从总体上来看,多数青年干部由于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和老一辈革命同志的关怀和影响,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矢志不移,是值得信赖的。但是由于不少青年干部缺乏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锻炼,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不深,有的只注重业务学习,忽视思想政治修养,因而,有一部分青年干部经不起市场负面效应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侵蚀,有的共产主义信念淡薄了,滋长了个人主义,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价值观念趋向实惠,不愿下基层,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生活上追求享乐,陷入“一切向钱看”的泥淖中;有的高高在上,滥用职权,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凡此种种,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总之,青年干部应注重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加强党性修养,这是时代的需要,党的事业的需要,青年干部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


第9版(理论)
专栏:

  职业证书: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新战略
陈宇
人力资源是我国最丰富的资源之一,是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柱。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近几十年来,我国教育培训事业迅速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脱离经济、脱离生产,突出理论、轻视技能的弱点也逐步暴露出来。教育培训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整个民族被一个“升学率”问题所困扰。学生、家长、教师、学校都陷到“升学漩涡”中而不能自拔。造成这些弊病的根源,从思想上看是中国封建教育思想“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的潜在影响;从体制上看,服务于中央计划经济和传统人事干部制度的教育体制必然将教育培训发展成为一种应试教育、分层教育和身份教育;从政策上看,我国长期实行的单一学历文凭制度,与上述教育思想、教育体制相呼应,引导求学者单纯追求大学文凭,引导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文凭和与之相应的干部身份成了教育的最高目的,至于求学者是否真正学到了实际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反而是次要的。这种现象扭曲了教育的真正功能,导致了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大纲都存在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
教育培训必须改革。我国教育培训事业只有在经济改革中,才能找到自己改革的方向;只有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出路。教育培训事业应当坚决转移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上来。从我国经济实力看,能培养的大学生是少数;从我国经济和生产发展看,大学生的需要数量也是少数,目前约占同龄人口的3—5%。大多数劳动者应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得到发展,否则将造成人力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调和社会财富投入的巨大浪费。我们不能再把教育的目标集中于培养少数大学生,而要着眼于多数人,要把教育的重心放到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上。
面对这种情况,党和政府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作出战略调整。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是这一重大调整的产物。1993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在我国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这就从体制建设和政策导向上扭转了我国教育培训事业长期存在的单纯追求学历、追求文凭的偏向,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开辟了道路。其后,劳动部、人事部联合颁布职业资格证书规定,对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出总体部署。1994年6月,李鹏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再次强调要“在全社会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尤为重要的是,经全国人大通过,于今年1月起实施的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这就从国家基本法律的角度明确规定了我国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法律地位,这是我国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便要求对国家职业技能开发体系作出重大调整。我国职业技能开发体系是一个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基本特征,以促进生产性就业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率为直接目标的非学历教育体系。这个体系的两大支柱系统是职业技能培训系统和职业技能鉴定系统。当前,建立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主要工作目标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覆盖全国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及其工作网络;组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队伍和鉴定考评师(员)队伍;建立国家职业分类、职业标准体系;建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及其运行系统;建立职业资格证书颁发、监察系统和鉴定机构评估、监察系统;建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信息通道以及专业技能人才信息库。
当前,这些工作已经逐步启动。经中央编委批准,国家劳动部成立了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同时依据劳动法在各省、市开始组建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近期内推行职业资格证书的重点是: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全面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双证书制度,同时在与技能操作关系密切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劳动服务体系的就业和再就业训练中,全面推行从业和执业证书制度;在非国有经济系统,特别是民营和个体企业中推行从业和执业证书制度;在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部门和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者中,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和特种作业,依法进行强制性职业资格管理,对关键性岗位实行严格的职业许可证制度;各产业、各行业现行的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和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将改造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在军队复转人员和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新工种、新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研究和有选择地引进国外著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体系。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离不开各产业各行业的支持,以及地方劳动部门的配合。职业资格证书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够深深植根于劳动者和企业之中。职业资格证书作为提高劳动者个人就业竞争能力、增加个人就业选择机会、提高工资收入和福利保险待遇的主要手段,应当受到劳动者本身的欢迎;作为提高企业员工素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主要手段,也应当受到企业的欢迎。政府将在就业政策和利益分配上,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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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动态

  动态
为推动我国行政管理科学事业的发展,提高公务员和各类行政人员的行政管理水平,促进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深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将开展九五中国行政管理科学奖征文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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